成都历史与地名变迁

成都历史与地名变迁

作者简介：谢元鲁，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教授，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成都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成都市地名学会理事。

成都，简称蓉，是四川省省会，四川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国务院规划确定的“西南地区的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及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发现的金沙遗址，将成都的建城历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

一、成都的建城与地理环境

成都平原由岷江与沱江冲积而成，先秦时期，河流纵横，水网密布，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为森林、沼泽与平原相间的地貌。宜于农业发展，尤其适于稻作农业。在成都市中心商业街2000年发现的战国时期古蜀王国船棺葬遗址中，17具船棺均由直径1米以上楠木制成，最大的船棺长18米，直径达1.7米，为千年楠木。可为当时成都平原植被的见证。

远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渐从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迁徙到成都平原，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垦殖，创造了灿烂的“蜀文化”。距今3700-4500年前，即相当于夏代纪年的早期阶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发达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西周时期，一些游牧部落开始从成都平原周边高阜丘陵逐渐向平原水洼地区迁移，当时的社会经济以原始稻作和渔猎业为主。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在成都平原上出现了数量众多且具一定规模的古城，目前已发现的有：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鳬城、崇州双河古城等。各古城均选址在河流之间的较高阶地上，面积在0.1-0.6平方公里之间。而距今4000年-3200年之间，又出现了广汉三星堆古城，面积达3.6平方公里，周边有堆土城墙，古城内出土有大量金、铜、玉、石、陶、象牙等各类器物的祭祀坑，主要有青铜人像、头像、面具，神树以及作为权力象征的金杖和大量玉器。并有许多建筑遗址。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就是成都西郊发现的金沙文化，距今约3200年-2600年，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前期，出土3000余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其中以金箔“太阳神鸟”为其重要标志，还出土100多根象牙，是古蜀国的神权祭祀场所，说明成都在古蜀王国时期的地位日趋重要。

关于秦代以前的成都历史，古史中记载并不清楚，唐诗人李白就已说“蚕丛和鱼鳬，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我们今天所知的成都历史，则主要来自于常璩《华阳国志》和扬雄《蜀王本纪》。指记载，成都地区是由蚕丛、鱼鳬、开明王朝的历史相续而成。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许多刻画鸟头纹，应是鱼凫王朝的象征。开明氏又称鳖灵，来自荆地，浮于江水，后在成都平原治水，“决玉山，民得陆处。”治水成功，因而鱼鳬氏（望帝）让位于开明氏（丛帝）。留下了杜鹃啼血的传说，李商隐《锦瑟》诗说：“望帝春心思杜鹃。”

西周末，蜀王开明九世从郫县迁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来。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桥的“干栏”式房屋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证明古蜀人活动的中心就在成都。自古蜀王国的开明九世迁都于成都后，成都城址二千多年来未发生过变化，名称也未改变，这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是十分少有的。成都城市的这种特点，与先秦时代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与城址的选择有密切关系。

郫江和流江是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的两个分支。既是古代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在都江堰修筑后，也是重要的灌溉渠道。《史记河渠书》说：“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灌，百姓享其利。”成都最早的城址，即在郫、流二江合流处，有水陆交通之便，为成都平原，北上越秦岭到关中的金牛道的起点，又能避免岷江洪水的危害。所以杜甫诗说：“蜀人矜夸一千载，洪水不近张仪楼。”就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这一时期对成都地名的影响，首先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命名，如都江堰，望丛祠、五丁桥，鱼凫城。望丛祠是纪念传说中的望帝与丛帝。望帝是鱼凫王国最后一位君主杜宇，丛帝则是望帝的大臣鳖灵，他因治水有功，被望帝禅让为王，是开明王国的第一位君主。五丁是开明王国负担筑路、修桥、建城等工程的百姓的代表。

至今仍然有若干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文化风俗古迹地名留存。如五块石、天涯石、石笋街等。五块石、天涯石为古代蜀国的大石遗迹，由若干大石垒叠而成，学者大多解读为古代墓葬纪念标志。石笋也是大石遗迹，相传下有海眼，动之则成都平原会发生洪水。

二、秦汉成都的兴盛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在赤里街），作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命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商业繁盛，是经济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张仪所筑城又称为“龟城”，据传说城垣是沿江中爬出神龟足迹而建成。龟即“鳖灵”的象征。秦城的西门城楼高

达百尺（约合今30米），称为张仪楼。唐诗人岑参《登张仪楼》诗说：“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成都秦城的南北轴线并非正对南北，而是偏于东北-西南方向，这种布局是为了顺应成都平原的河道，尤其是郫、流二江的流向，直到现在仍对城市空间布局起很大的影响。秦汉成都的西郊和南郊的郫江、流江上，架设了7座桥梁，形成北斗星的图形，被总称为“星桥”。这是秦汉城市建设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反映。这一格局或显或晦地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

此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移秦民万家实之”，传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冶铁技术，秦孝文王时（约公元前260年），李冰为蜀守，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华阳国志》描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都属蜀郡，辖十二县。

汉承秦制，成都仍为蜀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时，以巴蜀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成都成为益州刺史的治所。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地位从未改变过。汉武帝时改筑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础上筑南小城，与之相对的蜀王城则称为北小城，加上锦官城，三城连接成大城，称为“新城”。东汉时期，成都丝织业盛况空前，其中织锦最为著名，并设置锦官管理，其官署在城南郊，日后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锦城之始。蜀锦织成后，要在城外的江水中漂洗，使其色彩鲜明，因此城南的流江又被称为锦江。唐人刘禹锡诗说：“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撒下鸳鸯锦，欲向中流定晚霞。”

汉代成都文化发达。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成都石室兴学，开我国地方公办学校之先河。此后出现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家和学者，司马相如、扬雄和王褒代表了汉赋的最高成就，严遵（君平）的《老子指归》奠定了道教的理论基础。

《汉书地理志》说，汉代的成都“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 《后汉书公孙述传》又说：“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后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西汉后期，成都人口已增至7.6万户，成为仅次于长安的中国第二大城市。是全国最为富庶的都市之一。汉代的成都是“市廛所会、万商成渊”的商业都会，成为四川最重要的商业交易中心。成都是通往关中的商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古代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

到王莽时，益州改称庸部，蜀郡改为导江郡。公孙述据蜀称帝，以成都为国都（公元25-36年），辖十五县。三国鼎立时，刘备统一巴蜀，建都于成都，刘备即位于武担山之南。

在以今青龙街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这个位置轮廓一直延续到解放前。三国时成都为益州郡制，辖七县。

西晋（公元265——316年）初期，把全国分为十九个州，成都仍属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4年，入蜀避难的秦、雍流民首领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权，辖六县。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消灭“大成”政权，下令拆去成都少城。在公元582——592年间，隋蜀王杨秀沿着旧城，扩大西南面，重筑成都城，周围四十里。这次筑城取土中，成摩诃池（今人民南路展览馆一带。后为五代前后蜀的宫苑）。隋时成都为益州蜀郡治，辖十三县。

这一时期对成都地名的影响，首先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如星桥。

其次是当时著名生产技术及商业发展的反映，如锦官城、锦里、少城。

第三是当时著名历史事件的反映，如张仪楼、石室巷、文庙街。

第四是历史名人的遗迹，如君平街、抚琴台、驷马桥、武侯祠、桓侯巷。

第五是当时地理环境与交通的反映，如万里桥、市桥、笮桥

秦汉时代的若干历史古迹地名留存到今天。如支机石街、君平街、琴台路、驷马桥。

三、唐宋成都的繁荣高峰

进入唐代（公元618——907年），唐先后置成都为益州、蜀郡、成都府。隋末唐初的玄奘法师就曾入蜀，在成都学法两年并在圣寿寺受戒。唐明皇避“安史之乱”来到成都，蜀县改称华阳县，成都也改称“南京”，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难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即天下城市，扬州第一，成都第二。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说：“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丽，罗锦之秀，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诗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能及此间无。”

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30年），南诏入侵蜀中，进攻成都，掳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公元879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骈为加强防卫，又筑“罗城”。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用砖石建造。罗城周长25里，开有十门，城上有门楼房舍5000多间。为加强防御，高骈把原在成都城南的郫江（又称内江、清远江）改道从城北流过，再绕城东而南，与流江（又称外江、锦江）在罗城外东南方会合。二江之间，又在城西开挖护城河相连，使环城出现完整的水道防御体系。罗城的修筑，奠定了唐以后直到清代成都城垣的格局。城内有大街坊一百二十个，商业繁荣，手工业发达。

五代时期，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和后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在成都建国，前后长达六十年之久，后被北宋所灭。其间公元927年，后蜀主孟知祥在罗城之外，“发民丁十二万修成

都城”，增筑羊马城，城周达四十二里。其子孟昶命人在城墙上遍种芙蓉树，一到秋天，四十里花开如锦，绚丽动人，称之为芙蓉城，即今成都简称“蓉城”的来由。同时成都又是一个各类名花竞放的园林城市，杜甫诗说：“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陆游诗说：“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又说“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宋代成都彭州的牡丹盛绝一时。其次为海棠。陆游诗说：“成都海棠天下绝，枝枝似染猩猩血”，又赞美说：“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起，闻名全国。宋人任正一说：“成都之俗，以游乐相尚”。苏轼诗说：“蜀人衣食常苦艰，蜀人游乐不知还。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宋人田况曾作《成都遨乐诗》二十一首，描绘一年之中成都的游乐风气。《宋史地理志》说，四川“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四川地区被划分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简称川峡四路。益州路治所一直在成都。成都还是叫成都府，管辖成都、华阳两县。后李顺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失败后，成都府被降为益州。

唐宋成都纺织、造纸、印刷业居于全国前列，如蜀锦的织造工场出现，益州麻纸及薛涛彩笺的产生，雕版印刷书籍进入市场等均为显例。唐代宫廷及官府用纸，指定为“益州麻纸”。唐代后期成都印刷的年历和书籍，即已销行全国。五代后蜀时，宰相毋昭裔在成都雕版印刷大型文集与儒家经典，为中国古代大规模出版之始。同时，成都商品经济十分繁荣，尤其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成都诞生，由十六家富商首先发行，显示成都的金融业在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

唐宋时代的成都风景优美，文化发达，陆游诗赞美说：“剑南山水尽清晖，濯锦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阁断，风花时傍马头飞。”唐代成都城中有摩诃池，五代前后蜀时，扩大开凿湖面，沿湖修筑宣华苑，成为君主的宫殿禁地。商业不断发展，宋代成都产生了自由的集市，如锦市、蚕市、花市、药市最为有名。

唐宋时期也是成都文学艺术发展的顶峰。唐宋著名文人，如陈子昂、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白居易、元稹、薛涛、刘禹锡、张籍、杜牧、李商隐、韦庄、李德裕，以及陆游等多来成都。等人都在成都留下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名篇佳作。成都在唐末五代是全国诗歌的中心，文学史上第一部著名的词集《花间集》即产生在成都。同时音乐、歌舞、戏剧、绘画已非常繁盛。唐宋成都音乐发达，杜甫诗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陆游说成都“锦机玉工不知数，深夜穷巷闻笙。”戏剧又有“蜀戏冠天下”之称。成都大慈寺规模宏大，有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多间殿房，在殿房厅堂的墙壁上，从唐代后期到北宋前期，由当时本地或流寓蜀中的许

多著名画师，绘下了上万幅以佛教题材为主的壁画，并有无数的雕塑，成为唐宋时期全国佛教绘画雕塑的艺术圣地，大慈寺的壁画被称颂为“天下第一”。

唐宋时期是历史上成都城市发展的又一高峰，宋代宋祁诗说，成都“此时全盛超西汉，还有渊云抒颂无。”

这一时期对成都地名的影响，首先是佛教与道教兴盛的反映，如大慈寺街、文殊院街、青羊宫、青羊正街。

第二是当时对成都城市建设改造与官府公共建筑的反映，如罗城、九里堤、合江亭、散花楼、筹边楼、上池街。

第三为当时城市景观特色与历史文化传说的反映。如芙蓉城，浣花溪、百花潭、碧鸡坊、石笋街。

四、元明清时代成都的衰落与复兴

宋元之际，蒙古军队把四川作为对南宋的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成都在战争受到极大破坏，开始衰落。元朝初年，设四川行中书省，简称四川省，治所先在重庆，不久移到成都。从此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治所。当时四川共辖九路，成都居路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为四道，成都划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设四川布政司，下辖八个府，成都是首府，管辖两州十三县。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在城中建蜀王宫城，内城周长五里，即今俗称“皇城”的遗址。今天还留下“顺城大街”和“后子（宰）门”的地名。朱元璋曾先后两次命大将李文忠和蓝玉以土筑成都城，后来都指挥使赵清用砖石重修成都大部城墙。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部队进入成都，改国号为“大西”，成都也改称“西京”，蜀王府的宫殿一度成为张献忠的皇宫。随后清军攻入四川，清顺治三年（1646年），张献忠的大西军撤出成都时，对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成都全城焚毁，一座繁华似锦的名都会五六年间竟断绝人烟。十多年后蜀人余榀的《蜀都行》记载说，当时的成都“生民百万同时尽，眼前耆旧存无几。访问难禁泣泪流，故宫荒废连禾黍。万里桥边阳气微，锦官城中野雉飞。经商半是秦人语，四郊寥落农人稀。” 顺治十六年（1659）时成都城中“草木蔽寒，麇鹿豺虎，纵横民舍，官署不可复识，各官栖于城楼，兵则射猎于城内。蜀王府野兽聚集，二三年间捕获未尽。”（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卷1），成为麋鹿纵横、虎豹出没之地。清初四川人口仅一万八千多丁口，约五十万人左右。整个四川成为茂林丰草的荒野，虎豹遍地。

从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进入四川，经济开始回升，成都也随之逐渐恢复生气。清代由于大量移民源源不断涌入四川，使四川人口急剧增长，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川人口已

达948万，为了明代万历年间四川人口的3倍多。到嘉庆年间四川人口超过2千万，为明代的6倍多，到了道光十年（1830），四川人口超过3千万，约为明代的10倍。

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等开始修复成都城垣。成都城内西南部并筑满城，成为城中之城，驻扎八旗官兵。乾隆时，四川总督福康安又再次重修成都城垣，“其楼观壮丽，城堑完固，冠于西南。”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两次重建和扩建，一座宏伟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两江环抱的旧城址之上。同时，城内街道、桥梁逐渐重建，河道也得以疏浚。成都的名胜古迹也陆续重建，乾隆时重建杜甫草堂，嘉庆时重建武侯祠，光绪时建造望江楼。同时学校也陆续重修，如道光时建墨池书院，乾隆时为纪念明代文人宋濂建潜溪书院，同治时张之洞建尊经书院等。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重庆的门户开放和川江航运的开辟，成都在四川和西南的地位逐渐被重庆所取代而渐趋衰落。

这一时期对成都地名的影响，首先是承袭了历史地名并反映当时的行政机构分布，如东御街、西御街，正府街（成都府与华阳县府）、督院街、提督街、盐道街、学道街，爵版街（脚板街），藩署街（布政司），将军衙门。

第二是当时社会与行政情况的反映，如龙泉驿，锦官驿，科甲巷

第三是明清时期，城市手工业发展的反映，如打铜街、打金街、金丝街、银丝街、染房街、酱园公所街、锣锅巷、纱帽街、署袜街、棉花街等。

第四反映了城市商业贸易的变化，如骡马市街、羊市街、珠市街等。还有因商业会馆得名者，如陕西街

第五是当时对成都城市建设与历史事件的新变化，如满城、皇城坝、红照壁街、后子门街、顺城街、东城根街、大福建营巷等。

第六为当时历史文化名人的反映。如骆公祠街（纪念清代状元骆成骧）、状元街（纪念明代状元杨慎），岳府街（清代名将岳钟琪）。

五、近现代成都的复兴与发展

1911年源起成都的四川保路运动和武装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导，为武昌起义的成功立下大功。民国初年，裁废道制，后废府，成都仍为四川省治所在地。成都市的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当时建立成都市政府，把成都、华阳两县的城区部分合并为成都市，成、华两县只辖乡区。这一大变革，改变了1000多年来两县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向近代化迈进的开始。

近现代时期，成都经济文化继续发展，逐步走向现代化。1874年，成都创办四川机器局；1886年，创办电报局和邮政局；1898年，宋育仁创办第一份报纸《蜀学报》；1902年，创办现代大中小学堂，同年尊经书院改建为四川高等学堂，后改为四川大学。1903年，创办警察局；1905

年，出现四川第一家银行濬川源银行；1906年，出现自来水公司。1908年，创办电灯公司；到1909年，成都的近代工厂有22家，主要有造币厂、火柴厂、肥皂厂和电灯公司等。在清末民初，同时与外界的交流日益增多。外国人在成都总共创办了20多所学校，其中美英基督教会在1910年创办华西协合大学。到外国留学已成风气，清末民初成都留日学生达2千人之多，留法学生亦有上百人，其中如宋育仁、吴虞、王光祈、李劼人等为代表人物。

但是，近现代时期的成都，仍然是传统的休闲和商业城市。清末的统计，城市人口约30余万人。酒楼、茶馆、戏园、祠堂、庙宇等遍布城中。全城有酒楼558家，戏园25家，茶馆518家，成为突出的城市特色。被1870年前来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为“中国最秀丽雅致的城市之一。”20世纪初的美国旅游家夏柏林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赞美成都街道整齐干净的石板路，市中心横架在溪流上的的精美石桥，更欣赏房屋后面美丽的庭院。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从抗日战争时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成都的城垣被逐步拆除，城内的古老建筑和街区被成片改建，成都的城市历史风貌，除文殊院、大慈寺、宽窄巷子等个别街区外，已基本上荡然无存。这又是城市现代化过程对历史文化传统的巨大破坏。

抗战爆发后，四川成为抗日的大后方，成都人民为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整个战争期间，全川出征和补充兵员总数达三百四十万人，阵亡、负伤、失踪者达六十四万余人，约占全国总伤亡官兵数的20%，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许多都是成都人民的子弟。

建国后，1950年成都为川西行署驻地，1952年起成为四川省省会，并列为中国重点建设城市之一。1983年5月，温江地区（除广汉、什邡两县外）并入成都市，实行市辖县的体制。1990年以后先后实行了区划调整和撤县建市、建区。成都市现面积12390平方公里，2005年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082万人，其中市区人口（包括流动人口）约450万人。现辖9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4市（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6县（金堂、双流、郫县、大邑、蒲江、新津）。

这一时期对成都地名的影响，首先是新型的工商业产生，如商业场、春熙路等。

再次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江汉路（1937年中央军校在此建分校）、致民路（抗战疏散人口），光华村（抗战期间上海光华大学内迁），华西坝（1910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创立）等。

第三是当时对成都城市建设的新变化，如人民路，一环路，二环路。

第四为当时居民分布情况的反映。如文家巷、李家巷、曹家巷，马家花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