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家族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

第27卷第1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 27 No. 1 2007年1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University 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Sciences) Jan. 2007 ⒇ 张爱玲家族小说的女性成长主题 白 薇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100081) 摘 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作家。其女性意识的基础是对二元对立的两性观的突破。她既透彻地揭开了女性在家族制度与父权文化压迫中的绝望经验,戳穿了女性独立追寻生命自由的虚妄,以写实与象征的手法证实了她们无法拥有一间绝对属于“自己的房间”的现实;女性在痛苦阅历中或疯狂复仇,或沉淀经验历练生活智慧,使苦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神成长的资源,但最终却无法以胜利者的强悍姿态宣告自己的未来;她们对人生价值的最终确定是在两性建构的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经验话语中完成的,而这正是张爱玲小说中女性获得精神成长的体现。张爱玲是将“性别政治复杂化”与她的历史观、写作观达成统一,我们也从中看到了女性主义政治的悖论。 关键词:张爱玲家族小说;痛苦经验;生活智慧;女性成长 中图分类号: I207.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07)01-0152-008 张爱玲是“五四”以后文学史上,特别是中国女性作家群中最重要也是极特殊的一位。她不是通过思想和文化精神的主观吸收形成自己新的观念、意识,而是从文化的具体载体——生活现象本身接受自身精神成长的文化因素,从生活本身感受着历史的特征,形成了特有的历史观与时代观。她感受中的历史与时代总是处在“没有完成”的状态,人也往往都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因为生活现象中所传递的信息并不是简单的“善与恶”的较量、美与丑的冲突,而是“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东西在滋长”(《流言》)的中间状态、过渡性特征。这种时代观使张爱玲笔下的世界具有了最基本的特征:几乎所有人都站在时代的门槛上,只是性质与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对历史的理解上升到历史哲学和文化态度层面上看,是“现代观”问题,具体化为一种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 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般`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为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1]张爱玲的智慧与叙事想象力来自她生活体验的透彻。这个“透彻”主要体现为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突破。这正是我们探讨张爱玲小说性别话语时获得的一个提示,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既没有女妖,也没有天使。于是人物关系——主要是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在社会存在中处于对抗但无法对立的关系中,他(她)们的立场与利益经常是尖锐冲突的,但存在方式与最终目的中又总是无法排他(她)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张爱玲笔下的两性世界是一个充满荆棘的草原,让人感到处处可能扎脚,但又充满诱人深入的开阔感与神秘感。对张爱玲的创作来说,文学永恒的主题不是爱情,而是两性世界的深层关系。这个关系也正如“老中国”与“现代”的关系一样,新旧间杂,绞缠在一起。张爱玲的“现代观”、也是“时间观”影响下的女性观和两性观,使她笔下的人物形象不是处于单纯的表现对象位置上,而是处于表现与自我表现、叙述与被叙述的位置上。她的创作从处女作开始,毕生关注的对象是女性群体的命运,作者源于生活与生命体验的经验,通过写实与细雕的文笔,形成了这些人物自我表现的活力与张力。从处女作《不幸的她》①到代表作《金锁记》及被作为女性主义宣言的象征的 152⒇收稿日期:2006-07-21作者简介:白薇(1955-),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歌、女性文学。 ①学界在较长时间里,将张爱玲1940年发表《天才梦》作为其处女作。1995年,陈子善在台北《联合报》副刊(9月10日版)上撰文指出, 1932年张爱玲刊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12期的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才是其处女作。《姬别霸王》,都表述了女性因压抑而疯狂、进而颠覆现实“存在”的精神话语。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胜利者,她们在自己人生历程中无法作为独行者,因为她们所对抗的又总是她们无法摆脱的。张爱玲通过她们的表现描绘了文化意义上的两性世界必须颠覆又无法颠覆的处境,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人类历史上的沉默阶层,在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可能利用什么资源得以成长?张爱玲的小说为我们展开了很有意思的描述。 一、无法成长的苦闷:女性双重身份叙述 女性在现代中国的觉醒,首先的标志是具有了精神痛感,她们感觉到她们是痛苦的一群。但感觉到痛苦并不意味着能够认识痛苦,不一定都能在痛苦的体验中获得精神上的成长,《金锁记》中疯狂的曹七巧,《红鸾禧》中处于家庭边缘的娄太太等形象,虽不能称之为完全的觉醒者,但却是具有痛苦经验并具有挣扎与反击行为者。在她们最终的结局里,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反抗者的精神成长难度,环境与心理压力的限度和后果。我们从这些因畸形且有些“鬼气”的女性的心理历程中,看到是一个性别群体的悲剧现实。张爱玲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通常被称作“畸情”形象,人物性格怪异、心理病态、人性变异是其主要特征。以《金锁记》为代表,这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是随着张爱玲的再度“浮出”而首先被关注到的作品。学界对小说主人公曹七巧的心理畸形、行为怪异的原因做了足够充分的讨论,特别是对其反母性、逆伦理的诡异心理进行了道德评价或女权主义写作策略方面的阐释。但是,对这篇小说中足够复杂的人物关系的深入探究仍嫌不足。张爱玲在出版《传奇》的同年(1944年),有《自己的文章》一文诠释了她对小说人物的理解,认为自己笔下“极端病态和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除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2]就是说,曹七巧是张爱玲笔下的少有的极端性人物。这个人物有自己成长的特殊经历——麻油店的卑微出身和缺乏教养,与踏进大宅院后欲望生长又必受限制的处境的矛盾,在她的心理与精神上纠集成神经质的蛮野和疯狂,使得曹七巧比其它小说中女性人物性格更加鲜透,即所谓“彻底”。究其终,曹七巧与其他有机会落入高门大户、伺机抓取人生靠山的薇龙(《沉香屑——第一炉香》)、许小寒(《心经》)、娄太太(《红鸾禧》)们并无本质上的两样,只是那些女性在表面蒙着温和面纱的环境中,感受着内心的失落,到最后潜在的心理失常,而曹七巧是在阴森森的旧宅中承受压抑时,自身欲望与环境冲突形式更加外化和尖锐化,表现为由内到外的失常状态。无论娄太太们的潜在失常,还是曹七巧由内到外的疯狂,她们述说的是同一个故事:在充满限定性话语权的环境 里,女性生命与精神无法“成长”的怨愤以至愤极。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及命运,都隐含着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女性成长主题。这里所说的“成长”是指她们对人生——婚姻——生活三者构成一体的女性生存话语的重新审度与感悟,即女性能否获得自由、合理的生存愿望与精神意志的实现,从而获得健全的心智的过程。曹七巧们在人生——婚姻——生活三位一体的女性生存处境(即家庭处境)中,没有获得“成长”空间,在环境的高压下产生心理畸变。正如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写作的诠释,“疯狂”是“沉默”与“匮乏”的另一种话语,那些“疯狂”、变形的女性形象本身就构成了文本。曹七巧在阴冷逼人的没落大家庭中求生存,并且是充满欲望的生存,期待通过婚姻关系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然而她获得大家族成员身份的代价是守候一个常年瘫痪在床的废人,忍受寂寞的煎熬。在现代作家笔下,类似曹七巧命运的女人们,在旧时代里大都甘于认命,寂寞一生。只有曹禺剧作《雷雨》中蘩漪不甘寂寞,顶风逆水,在封建大家庭中上演了一出乱伦悲剧,以求生命原欲的释放。而张爱玲笔下充满欲望的曹七巧,其内心世界比蘩漪要复杂得多。她不具有蘩漪形象的精神价值感,欲望本身充满矛盾, 既追求物欲的实现,又期待情欲的满足。在父母指命的婚姻带给她生活有靠的居所后,姜家也就用钱买了她的生命。曹七巧在过去“麻油店”的生活“教育”中虽然极其看中钱的价值,但这不足以成为安然信守精神陪葬命运的心理支撑点。一个活着的女性,每时每刻被现实提示着她的终极命运的可悲性,必然使她无法拥有品尝生活中各种滋味的心境,包括作为母亲的感受。而且,她的心里寂寞及欲望的压抑感,在她所生活的家庭背景里,她没有最基本的心理 交流空间,包括与自己的亲人——儿子和女儿之间也无法交流。曹七巧所受到的压力越是没有释放渠道,就越可能增加压迫感的张力,并向内延伸、膨胀,最终突破一切疆界而肆意倾泄。倾泄的肆意程度与空间的绝对匮乏是相成关系。如果说这是精神成长与客观空间(包括人际)的关系,曹七巧的自身还有其异化生长的内在推进因素,这就是代价的补偿意识。曹七巧用爱情、婚姻作为代价,获得在姜家的生活保障,但长期处于情感匮乏的生命焦虑状态毕竟是过于沉重的代价。曹七巧处于双重心理张力的矛盾中,一方面,作为代价,生命中的缺失部分始终是一种焦虑状态,并且会不断积淀,在难以释放中形成扭曲;另一方面,付出代价而获得的战利品,必将成为继续奋争和守护的东西,否则代价成为无意义。这种心理紧张感又会增加她的恐惧、猜测和疑虑,最后干脆无须分辨的让所有可被自己驾御的人(包括儿子、儿媳、女儿)都成为自己代价的共同承担者,以缓释自己的心理焦虑。曹七巧以母亲的权利剥夺儿子、女儿正常生活权利的畸形行为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也是这一形象最令阅读者指责之处。这其实是我们如何理解长白与母亲、与姜家的深层关系问题。曹七巧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具有非正常性,曹七巧的婚姻状况及生活环境是处于宗法家族制度的最后时期,人不仅仍不具有人生自主权,而且还成为家族苟延残喘的工具。加上瘫痪丈夫,在人人自危的非常态的没落家族中,她(包括她的儿女们)的生长空间究竟有多少?在现代作家巴金的家族小说中,我们对没落的家族生活景象并不陌生,但是巴金家族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较鲜明的审美指向性,以美丑对立的不同形象群体来表现专制制度的残酷和腐朽,因此人物性格与命运少有曹七巧这样的畸性特征。张爱玲显然更关注一个制度下的社会文化语境对人的生存观念的影响,更注重表现人与环境的关系。曹七巧的人性畸变是人与环境冲突对抗的一种结果。在曹七巧以病态方式“守卫”自己的时候,读者最不能接受的是她对亲情的非人性态度。但我们站在家族乃至时代的背景去看这种亲情关系的本质时,可以说,长白、长安的命运对于曹七巧,曹七巧的命运对于家族,曹七巧、长白、长安两代人的命运共同对于家族,都处在一个链条上,必定共同负荷着家族权利、义务及生存的压力。曹七巧最终的疯狂报复意识,是她的欲望被压制、被封闭而生成的一种体验的表现,甚至是不完全受理性控制的一种生命体验,它是内外压力产生的心理冲击力的扩张。曹七巧毫无顾及的畸情释放,毁灭自己也就毁灭了整个家族施予她的意志,这种状态中的曹七巧即意识不到、也不可能做到对长安、长白的悉心体贴,更没有可能相信长安、长白可以而且应该生活在“阳光”里。相反,曹七巧借助了一切可能来把这个家中短暂的一线“阳光”、一丝暖意(如儿子、儿媳的新婚之夜)破坏掉。确实,我们从感情上难以接受曹七巧报复的疯狂与畸形的同时,也在疑问,假如长安、长白没有曹七巧的破坏,在这个家族里会经历怎样的人生?从女性主义的批判立场看,曹七巧的异态人生,与女儿、儿子本应还算常态的生存,可 能有本质的差别吗?有阅读者从单纯的客观视角去看曹七巧,对这一形象特征描写感到一定的失真[3],这与阅读中保持了单一的道德价值判断,而未及人物心理过程和人物关系的本质认识有关。在我们对《金锁记》进行现实主义解读的同时,也仍然不排除对其作象征意义上的领会。张爱玲小说描绘了女性这个亚文化群体,在传统文化语境中的角色定位,在从属性位置上,必定找不到自己的身份,便以各自不同的特征和方式,构成女性压抑、匮乏、焦虑以至“丑怪”的精神话语文本。在这一文本中,曹七巧类畸形形象特征是被压抑和复仇的两重性表现,也是作家对女性的压迫困境的颠覆性话语策略。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个著名的“疯女”形象蘩漪,其性格中的反理性因素——疯狂复仇的动力来自生命原欲的被压制和精神受控,其非妻非母特征由于在外在表现上没有曹七巧畸形的刺激性强,而较少受到道德指责。其实,曹七巧和蘩漪是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可以共同阅读与理解的、女性焦虑、匮乏的经验文本,它揭示的是女性无法成长与成熟的事实。张爱玲在《金锁记》的背景里,制造了曹七巧心理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