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汇总

“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

“划一”与“创新”的制度困境及其消解 ——以组织理论的视角审视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变革 陆江兵

【专题名称】公共行政 【论文网络来源】http://www.csscipaper.com/D01 【论文期刊期数】2008年08期 【论文期刊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8年3期第80～85页 【英文标题】Dilemma Faced by "Stereotyped" and "Innovative" Systems and Solutions ——Viewing modern social systems of the West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theory LU Jiang-b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8)03-0080-06 众所周知，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技术理性充斥的世界。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使整个社会陷于标准化的技术理性控制之下，社会的政治制度当然也不例外。技术理性的标准化、可计算性、可还原性以及向社会普遍蔓延的特点，使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二难困境，表现为制度创新与技术理性标准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 一、西方社会组织技术标准化趋势与制度创新的二律背反 笔者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制度发展所出现的这一尴尬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片面化统治形式与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它导致了制度体系的标准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间二律背反。 其一，按照技术理性发展的逻辑，标准化、可计算性是技术发展的理性目标。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的高度发展，客观上为技术理性片面化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使技术标准化的模式不仅普遍存在于社会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发展的领域，而且也广泛涉及社会的政治制度领域，因而技术理性的模式成为政治制度发展的蓝本；技术理性标准化的模式向社会政治领域的渗透，要求制度体系以技术理性标准化为根据，从而也使制度体系呈现出标准化的倾向，其主要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是政治领域的标准化统治模式——科层制（或称官僚制）的形成和发展。 其二，按照制度发展自身的逻辑和组织发展的必然性逻辑，制度创新是制度在物质技术成就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必然逻辑，是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更新，作为生产关系范畴及其体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当然也必须随着生产力技术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而不断改变自身，以获得其继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种旧的制度，当它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的时候，它的变革就显得越来越具有迫切性，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体现。在现代西方社会，私有制的社会性质竭力鼓励和怂恿技术理性片面性的增长，“资产阶级要求一种绝对的自由，他们决定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只要利润自由地涌现，一切便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1](P416)这就使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与社会生产力自身发展本性之间产生严重的价值背离，它越来越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否定。如果制度形式仍然竭力维护和放任这种技术理性的片面化发展，那么，这种制度形式也就成为实质上的落后制度，制度的创新也就成为当务之急。 二、资本主义制度二难困境的现实——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批评 事实上，当代西方社会中一些理论家早已发现了西方社会制度中“划一”与“创新”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存在，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标准化技术理性的存在对制度创新的消极作用作出了分析和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家H.马尔库塞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有两个特点：一是走向工艺技术合理化，使之达到极其完备的状态和趋势；二是努力把这种趋势遏制在现有制度的范围内。马尔库塞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之为“合理的不合理性”。他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优势的不自由，是一种舒适的、温和的、民主的因而也是“合理的”不自由，因此，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如果表现在劳动机械化、个体企业集中为大公司、自由竞争等等方面的对个性的压抑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这种“合理性”之中包含着不合理性：社会一方面似乎日益能够满足个人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人的自由中那些独立思考、自治和政治上反对极权等等批判性职能也逐渐被剥夺。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在它对机器生产程序的操纵和对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机器成为最有效的政治统治工具，这就限制了技术进步的合理性。 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哈贝马斯也指出，资本主义标准化技术理性的发展是造成现有社会制度结构的政治化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非政治化的根本原因。在《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一书中，他认为，在国家干预主要用来解决技术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即主要用来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前提下，必然要求对人民群众实行非政治化，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普遍的技术理性彻底浸润，“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2](P44)。因此，他们丧失了对现实制度的批判功能，早已成为“无批判”的非政治性个体。因此，他指出，要想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现有制度的创新，就必须恢复人民群众的政治批判功能，重新成为政治化的个人，其转变的关键是使交往具有合理性。

总之，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制度创新方面遇到了二难困境：一方面是技术标准化的现实对制度创新意图的压抑和限制，另一方面是制度的创新的必然要求对技术标准化的摒弃和反抗，两者的矛盾和冲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标准化与制度创新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冲突与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的焦点在于所有制层面，因而标准化技术理性与制度创新方式矛盾的最后解决、制度真正能够获得创新与完善，有待于对西方社会所有制方式的彻底变革。 三、制度创新与标准化角色行为的冲突——从制度反叛到制度介入 社会制度的创新，与社会中所有组织形式制度的创新是一致的。在现有组织的“划一”制度下，组织制度的标准化模式——官僚制的超稳定结构，使组织成员的创新意识在这种结构面前力不从心：组织中的个人一旦加入某一组织，他就必须以组织的目标为目标，让渡出自己作为个人的一部分本质给组织，以表明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心，从而使自己成为“组织的个人”；组织成员只是为了达成组织目标而设定的具体角色，其行为方式要受到组织制度的限制。因此，人的本质的实现，在特定的正式组织中只能兑现与组织目标相一致的那些部分；而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则有待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完全一致——这是人的本质的理想化的状态，与正式组织中的人性部分缺失的前提是相冲突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面发展，在正式组织中是不能完全实现的；与此同时，由于作为组织角色的个人可以是正式组织中的人，也可以是非正式组织中的人，而非正式组织就成为组织成员实现自己本质的补充环节和有效手段，只有在非正式组织中，人性的缺失部分才有可能得到一定的弥补。这就意味着，组织目标与组织个人（成员）的目标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对正式组织而言，组织制度的创新不一定符合组织成员的愿望，组织（正式组织）制度与组织成员的角色行为——制度“划一”的结果——之间就存在着不完全一致性，从而形成组织冲突。 根据现代组织行为学理论，所谓组织冲突是指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成员与组织之间、组织中各不同部门或单位之间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或利益上的矛盾状况等等，其中的一方或彼此之间产生相互抵触、争执、攻击或阻碍组织实现其目标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组织来说，组织的制度必须随着组织物质基础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尽管组织制度的创新是必然的，然而组织冲突的存在和作用，使组织创新的目标不能如期或如愿实现。笔者认为，这一局面的出现，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目标的不一致性，组织创新的必然性没有得到组织成员的充分认同，而根本的原因则是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组织所有制方式的普遍作用。如果说，一种所有制方式是组织存在的基础，同时也是组织中所有成员理想的所有制方式，那么，组织的成员就会把组织的目标看做是自己个人的目标，组织制度的创新也就成为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望，组织制度的创新就会顺利开展并最终实现。由此可见，组织制度的创新与组织成员在组织所有制基础上对创新认同程度的深浅，是组织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同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制度创新也必然是社会目标与社会成员的个人目标相互耦合的过程。 西方组织理论的人道主义学派即古典行为主义学派对组织制度创新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总的说来，从本世纪初梅奥等等为代表的霍桑实验对组织成员的行为研究开始，到人际关系学派的最后形成，对组织制度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他们学术研究的焦点，目的是寻求“人与组织的和谐”，“使人的需要和向往恰当地适应于组织的要求和目标”[3](P473)。他们认为，制度对人而言是外在于人的并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对抗力量；而人又是在制度面前无能为力的，只能消极被动地认同它和无可奈何地接受它，组织中的个人对制度的发展变化是无足轻重的。这就意味着，制度的变革与人的发展在本质上说是相互分离的。 随着古典行为主义向现代行为主义的发展，以巴纳德、西蒙为代表的组织理论把组织成员的行为角色与组织制度的变化发展联系起来，创立了现代行为主义理论，使行为主义学派进入到科学主义时代，标志着行为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现代行为主义不再把制度变革与人的发展看做是两张皮，而是把组织成员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