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思想所见梁启超中西文化融和之道
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
梁启超的思想与贡献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名流，生于19世纪末的中国时代，与时代同步，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兼具思想深邃与务实的学者，他的思想主张以新学学派为基础，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融合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一、梁启超的思想1. “封建既死，则孔孟其肝胆。
”梁启超认为孔子与孟子都是中国文化的优秀篇章，但他同时认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需要摒弃孔孟思想中的某些非现代化的因素，比如等级观念与个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冲突等。
而且，在他看来孔孟之道应该被重新审视和研究，因为在这种全新文化格局下，它的局限性和重要性都在逐渐显现。
2. “吾日三省吾身”梁启超崇尚“自由思想”，提倡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反省自己的错误，以便更好的改正错误、提高自己的人格。
他在其《新民说》中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自我检验法，以此教育人们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提高，使自己更加成熟，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3. “古今中外，孔子与耶稣最为人类所共尊”梁启超认为孔子和耶稣是两位东方和西方文化的代表，二者不谋而合，在道德思想和人性价值上，二人有许多相同之处。
他们都强调爱、善、道德等多个方面，并对其强调“近人情”、“和平”，在为人处世和道德价值观方面对人类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梁启超的贡献1. 德先生与学掌门作为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梁启超非常关注青年的成长和教育。
他足迹遍及全国，担任了不少学校的重要教职，如北京大学、南洋大学等。
他在教育行业的最大贡献是他提倡“德先生、学掌门”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主张把德育和知识传授并重起来，将校园培养的学子作为德行优秀、知识丰富、具备个性特点的优秀人才和领袖。
2. 提出“改革创新”的口号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革家，他曾在1903年在《民报》上发表了《变法通议》，强调要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改革。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是中国现代国家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倡导者。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倡导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新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变革，受益于世界文明的发展。
梁启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他主张要充分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将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需要不断地进行变革和升华，从而使中国社会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进行现代化的转化。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文化迎来了一次转型的历史时刻。
他提出了“让传统名教在新时代重新焕发生机”的思想，主张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他尤其重视思想文化的转化，认为只有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才能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中绽放出新的光彩。
梁启超在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化的过程中，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他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解读和分析，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思想。
他将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各种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梳理，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他指出，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华之处可以与现代思想相融合，从而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注入新的活力。
梁启超还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积极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发展。
他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多次发表了关于传统文化的文章，呼吁人们应当珍视和传承传统文化，同时也应当注重其与现代社会的结合。
他还多次提倡孔子学院等机构的成立，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研究。
在政治上，梁启超也积极支持了传统文化的发展，他主张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传统文化回归为己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与实践
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与实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家和改良主义者，作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不仅是“新学派”的核心人物，还致力于推进儒学现代化，提倡国家学派，同时也为推动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梁启超的思想文化贡献和实践。
一、对儒学现代化的推进梁启超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早期，梁启超就提出了儒学应该现代化的思想，他认为“今之儒者，其业不亦宏哉，乃自宋元以后东渡诸臣，钜学无所表扬，虽昔之仁、礼、义、智，有无不精，主要目的是备品行之自用，毫不考虑科学政治之问题”。
他认为推动儒学现代化，需要重新审视传统，发掘儒学中的现代价值，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梁启超还尝试将儒学与科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儒学归正理论”，认为儒学应该贯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使其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现代化发展要求。
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兴义务教育，撤销废奴学堂”的主张，提出要引进西方教育体系，推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
梁启超也成为了新式文化运动的先驱，推动国学复兴，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二、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梁启超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做出了贡献，也致力于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
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和主张，如“党化政治”，“西式宪政”，“中央集权”等。
他早年时曾提出“反对少数民族伐款”、“反对资本主义”，提出“欧化与本化”相结合的国家方针，推动了中华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进程。
梁启超也积极推动社会的进步。
他发起了“会典派”，旨在通过普及知识，推进社会改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
他还主张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改进社会福利制度，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张，促进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
三、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做出的贡献梁启超也为国家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发表了大量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为中国现代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提出了很多对中国现代化思考的观点和建议。
其中，他对科学精神和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
梁启超认为，科学精神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探索真理和追求知识，其所涵盖的知识领域和问题类型也非常广泛，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
科学精神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方法论和实践活动，需要借助于实验、观察、归纳、演绎等手段来推动研究的进展。
在梁启超看来，东西方文化在科学精神方面存在一些明显差异。
东方文化重视传统和稳定，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而西方文化则更加强调理性和进步，追求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
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也包括人们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上。
西方文化更加注重实证主义和实验探究，而东方文化则更强调哲学性和思辨精神。
但是，在梁启超看来，科学精神并不是可以简单地分东西两个方向。
相反，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可以与科学精神相融合的元素。
例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观察和感悟，也倡导辩证思维和直觉推理，这都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思维方式。
因此，梁启超主张将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借鉴和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思想和方法，来推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这样一来，在推动科学精神的同时，也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保护。
总的来说，梁启超认为科学精神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项力量，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则为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
通过将科学精神与中西文化相结合，我们可以更好地开拓新的科学领域，推动科学发展，同时也保留和传承各种文化的优秀传统。
梁启超开放的中西文化交流观
梁启超开放的中西文化交流观章继光(五邑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江门 529020)摘要:梁启超融通古今,学贯中西,对西学持开放吸纳的态度。
他揭露、抨击顽固派对西方文化的拒斥,主张借鉴西方文明之长以发展本国文化学术,提出民族文化整合的构想,这些在当时非常先进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借鉴;会通;整合中图分类号:K 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513(2008)02-0019-03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启蒙思想家、文化学术大师、教育家为一身的重要人物。
他既具有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渊博学养,又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罕有其匹的现代眼光。
梁启超的中西文化交流观同样体现出这一鲜明的特色。
一、揭露抨击顽固派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是封建社会后期中国士大夫与知识分子阶层面临的重要问题。
早在16世纪的明朝末年,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思潮开始发生新的演变。
就在这个时候,西方科学技术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国门洞开,西方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以前所未有之势涌入中国,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西方文化与代表传统农业文明的东方文化,形成了激烈的碰撞与冲突。
晚清士大夫阶层对西方文化,开展“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的中西、古今文化论辩。
19世纪60年代,统治阶级内部更出现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前者一味拒斥西方先进文化;后者反对闭关锁国政策,主张借鉴、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实业,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
19世纪末,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西古今文化之争更加尖锐、激烈。
在这场斗争中,以保存国粹、固有文化为旗号的顽固派有较大的市场,这是因为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在中国深入人心;同时,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遭受空前创伤,顽固派利用民族主义与爱国旗号,对民众有较大的吸引力与鼓动性。
作为一位从旧学向新学转变的新型知识分子,梁启超对于这场斗争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革命家。
他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探讨了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关系。
他认为，东西文化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科学精神可以跨越文化差异而存在，并且对于现代
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首先分析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他认为，东方文化更重视道德伦理和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
这种差异导致了东方文化更加注重集体
的利益，而西方文化更加注重个人的追求。
梁启超也指出，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东方文化
与科学精神相悖，而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互补和平衡。
然后，梁启超探讨了科学精神与文化的关系。
他认为，科学精神是人类追求真理、探
索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思维方式。
科学精神不仅可以存在于西方文化中，也可以存在于东方
文化中。
无论哪种文化，只要秉持着科学精神，就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他认为，科学精神是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动力。
科学精神不仅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推动社会的政治制度改革和文化的现代转型。
只有抱有科学精神，人们才能够摆脱迷信和权威主义的束缚，实现个人的自由和社会
的进步。
梁启超提出了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主张。
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但也需要借鉴西方文化的现代理念和科学精神。
只有将中西文化相结合，才能够实现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国家的发展。
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
梁启超晚期文化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东西文化冲突问题再一次成为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
退出政坛、归宗学术之后的梁启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提出了“化合中西”的文化观,以西方反省现代性的新视野,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置于平等的位置。
他一方面坚持继续输入西方的科学文化:另一方面又强调“尊重爱护本国文化”,发展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其主旨是要国人自觉地借助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来重新估价和整理中国固有文化,从而发展本民族的新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
梁启超晚期“化合中西”文化观的形成源于其晚期思想的转变。
梁启超一生,是以政治家始以学者终,而由政治家到学者转变的标志是1917年11月他发表的退出政界宣言。
此后,他告别政坛,由政治转入学术,由政治家转向学者,这种转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首先,政治失败的打击是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到国内,然后便投身于政治活动之中,他先后与袁世凯和段祺瑞合作,希望借助军政强人的力量以实现其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理想,但是,残酷的政治现实,一次次地将梁启超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迷梦,”打破,使之对政治由希望走向失望,乃至绝望,从而促使他下决心从政坛中抽身,转入学界。
其次,国际局势的影响是梁启超后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出政坛之后的梁启超与研究系的同仁们决定游历欧洲,游欧的主要目的是考察欧洲社会,想求一点学问,看看一战这场空前的历史剧如何收场,另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的外交出力。
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使梁启超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旅欧见闻又使梁启超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质疑,这些都促进了梁启超晚期思想的转变。
经过一年多的欧洲之行后,梁启超的文化观发生了变化。
他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反思,一扫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重新拾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逐渐产生了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平等交流的观念。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创立了“国学”，推崇“中西结合”的思想，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提出了孔子学说的“大成至美”思想，认为文化传承需要不断地开拓、不断地进取，传承中要一边崇尚传统，一边借鉴外来文化，吸纳优秀的思想和技术，从而使传统文化获得生机与活力。
他说：“我们必须注重发扬我国的文化精华，不能只是把都城中的文化遗物收集保存而已。
”他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必要步骤。
他呼吁中国民众“要向外学习，学习世界民族之所长，使我们的精神文化活动保有联络”，“是中西理论相互促进，中西文化相互影响的一种表现。
”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尊孔为正统，认为儒家思想可以教化人民，塑造人格。
他提出“新学与旧学相结合”的思想，强调传统文化的艺术性和生命力，其传承必须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他还将中国传统文化理论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提出了“新式家庭教育”、“国家教育”等概念，强调人的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
除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还十分注重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他认为，科学技术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
他强调科学应该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强调实践性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实践解决问题”的思想，反对空谈和书本式的知识教育。
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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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对 待 传统 文化 在 梁启 超所 处 的 时代 显然 是 一 个 至 关 重 要 的现 实 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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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醉 心 欧 化 的倾 向 完全 不 同 梁 启超 十 分 重 视 发扬 中 国 文 化 固 有 的 优 良 传 统
戌 维新 时 期 梁 启 超一 方 面 大 力宣 传 西 学 一 方 面 坚 决 反 对 否 定 传 统 文 化 的 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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岖 山 谷 中之 犷 族 生息 弹 丸 上 之 岛 夷 所 能 梦 见 者 % 故 合 世 界 史 通 观 之 上 世 史 时 代 之 学 术 思 想 我 中华 第 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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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世史 时 代 之 学 术 思 想 我 中华 第 一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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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近世 史 时代 则 相 形之 下 吾 汗 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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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社会 科学 广
年第 ! 期
梁 启 超 对 中 西 文 化 的 思 考
郭 汉 民
梁 启超 是 中 国近 代 向西 方 国 家 寻 找 救 国 真 理 并 长 期 致 力 于 社 会 改 革 的 思 想 先 驱 又 是 领
袖 群 伦 的 杰 出学 者 在 思 想 启 蒙 文 化 革新 方 面 对 中国 近 代 社 会 转 型 所 做 出 的 贡 献 尤 为 突 出
虽 然 近 世 史 之 前 途未 有艾 也 又 安 见此 伟 大 国 民 不 能复 乃 祖 乃 宗 所处 最 高 尚 最 荣 誉 之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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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而 更执 牛 耳 于 全世 界 之 学 术 思 想 界 者% 吾 欲草 此 论 吾 之 热 血 如 火 如 焰 & 吾 之 希 望 如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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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之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观点。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进行一定的变革和发展，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梁启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和侵略时显得僵化和保守。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和西方文明相结合，吸取其优点，摒弃其缺点，使之变得更加现代化和国际化。
他主张兼容并蓄，对西方文化进行吸收和创新，将其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体系。
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方案。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关注实用性和现实问题，注重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他提出要加强科学教育，推动技术创新，培养人才，推动社会进步。
他也强调传统文化的宗教、伦理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要加强宗教伦理的修养和精神自律。
梁启超对传统文化的变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改革。
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封建专制的思想和体制，需要进行改革。
他倡导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推动法治建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他还呼吁加强社会教育，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培养公民意识和责任感。
梁启超还强调了文化的自由和多元性。
他认为，传统文化的转化需要保持开放的态度，鼓励多样性和创新性的发展。
他主张文化的自由表达和交流，尊重个体的差异和特点。
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压制和妨碍，主张发展一种开放的文化生态，让不同的思想和观点在相互对话中相互促进。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他认为传统文化必须与时俱进，保持开放的态度，吸取其他文化的优点，推动自身的发展和更新。
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方案和政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的思想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路径，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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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思想所见梁启超中西文化融和之道
作者：谢伟铭
来源：《商情》2015年第37期
近代中国，不仅于领土上遭遇了西方的重创，于文化上，也遭遇了西学的全面冲击。
在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和于科技、观念等落后于西方的残酷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西学有着既排斥又推崇的矛盾心理。
在救亡图存的使命面前，开始了推动文化近代化的努力。
作为“以现代生活眼光重估传统价值基础的先驱者”的梁启超，更是一生致力于对中西文化的思考，为推动中国文化近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梁启超一直坚持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原则，认为中学与西学不是对立的两部分，两者是统一的。
这一思想在其“新民”观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新民”思想不仅融入了梁启超积极吸取的西方文化，更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与精神；既不割裂传统，全盘西化；亦不盲目排外，墨守故纸。
在这一份开放与包容的情怀中，体现着中西思想融和的精神。
下面以“自由思想”为例，以期对其中西思想融合之道得窥一斑。
一、自由思想
梁启超对自由思想的提倡多处可见。
他不仅在《新民说》中专门写就《论自由》一节，还写作了《国民十大元气论》、《自由书》、《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等文章讨论自由思想，成为其塑造新民的重要观念。
1、重群体。
“不自由毋宁死”，这是梁启超所提炼出的欧美诸国所以立国之本原。
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阅读了大量的日本学者所译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著作，包括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培根、笛卡尔、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同时，梁启超还接触到了中江兆民的自由观和加藤弘之的国家主义思想。
这都成为他的自由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提倡自由观念的时候，他也是首先在西方群体观念的意义下探讨的。
“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
”每个人的自由是要以他人的自由为界，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毫无限制的自由最终将导致没有自由。
“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他团焉自外而侵之、压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所以，处于团体中的个人要谋求团体共同的幸福，以一群的公益为目的。
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相悖时，我们需要割舍自身一部分的自由亦或一部分的独立来确保群体的自由、群体的独立，因为如果群体失去了自由、独立，个人也便没有自由独立可言了。
因此，讲自由就要时刻心怀群体观念，心怀公益心，这样才能真正享受自由。
梁启超从西学思想中汲取的自由观念，强调服从公理，服从法律，服从多数人之决议。
他告诉人们，人无法脱离群体而存在，真正的自由是离不开服从的。
因此，争取自由，要摆脱强权的束缚和专制的压制，以他人的自由为界，更好地维护个人的权利，从而使个人的自由得到真正的保障，也才能够促进群体更好地发展。
2、除心奴。
在积极倡导西方“自由”思想的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心灵自由的阐释已多有发明，只是几千年来的专制体制压制了人们追求自由心性。
于是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思想，从中寻求“除心奴”之法。
从传统思想探讨的身心关系入手，梁启超借孟子所说：“我者何？心之官是已。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惟我为大，而两界之物皆小也。
小不夺大，则自由之极轨焉矣”，来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并以庄子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来强调心对于一己之身的重要。
梁启超的这一认识也有着佛学思想的渊源，他认为境是由心所造，“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并且“人间世一切所造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
”由此看来，梁启超将人的心理看成是产生万物的根本。
人的精神亦复如是：“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
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
”既然精神如此重要，人心如此重要，那么，心一旦被蒙蔽，被束缚，整个人不也就被蒙蔽、被牵绊了吗。
所以，人最怕的就是迷失了心，如果他们摆脱精神的颓靡状态，将心的创造力、自由意志发挥出来，那就会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人。
所以，梁启超倡导除心奴，就是要使国民建立起自由自主的精神，进而获得思想文化的自由发展，使国家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利，挽救国家的命运。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自由思想是“对西方自由思想与儒家道德理想进行了某种程度的会通”，是融合中西文化的典范。
二、文化融合之道
梁启超对自由思想的阐发和提倡，无不体现出他对融合中西文化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
其实，在其全部的新民内容中，始终贯穿着他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思考和主张。
这一思考和主张也来自于他对文化的认知。
他认为文化具有独立性和整体性。
因为文化的独立性，所以无所谓“西学中源”说；因为文化的整体性，所以不能进行“中体西用”式的割裂。
因此，文化的发展创新，重在“化合”，重在“融会而贯通”。
就具体落实而言，他指出：“目前预备工夫，自然是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
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
”但是，对西学的研究和吸收绝不是一味地和盲目地，他强调对于西学“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
有道是：“于祖国国粹，故所尊重也，而不适于当世之务者束阁之；于泰西文明固所崇拜也，而不应于中国之程度者缓置之。
”
因此，相较于胡适、陈独秀的全盘西化观点，梁启超对中西文化有一种更为理性的认识，他没有把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而是意识到新的思想观念的引入和发展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根基。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入地领会，因为“西方的思想文化纵然同西方的富强有关，这些思想文化却无法简单地移植，更不能将它视为一成不变的教义或教条。
原因在于西方近代文化离不开西方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是西方近代以前的文化的演化。
”所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
我们也惟有在此根基的基础上采纳新的养料，进行创新，才能使其吐露新芽。
在20世纪这个新旧碰撞、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时代。
梁启超在以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整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后人在研究中西文化方面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
[2]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谢伟铭（1983—），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北京社会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