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球财富不平等报告
当前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成因及未来走向
当前西方的反全球化浪潮：成因及未来走向作者：储昭根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03期【摘要】全球化进程在2016年出现了明显转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波全球化已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浪潮；直接导致了各国内部矛盾尖锐且难以调和，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及对不平等、不公正全球化的强力反弹，国家领导人的领导力面临空前挑战，全球局势动荡加剧。
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或自我修复阶段，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开始复兴，世界在寻找新的方向。
【关键词】反全球化政治极化贫富分化特朗普现象文化多元主义【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DOI】10.16619/ki.rmltxsqy.2017.03.0022016年是全球化逆转的元年吗？对此，学者已有广泛的讨论，但伴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及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全球贸易已连续5年低于各国GDP增速等一系列标志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全球化进程在2016年无疑已明显出现了转折。
通常认为，全球化经历了三个波次或四个阶段。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全球化空前曲折及调整时期，一战爆发和1930年代国际金本位制崩溃，全球化开始了第一次逆转过程；二战后是分裂及平行推进的第二波全球化时期；冷战后则是全球化深入、全球拓展的第三波，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总体上看，近500年以来，全球化尽管有重大挫折，但依然不断深化向前。
问题在于，2016年是不是这一波全球化的顶点，未来走势及影响如何，我们需要一个更清晰的判断。
应该说，这一波全球化已导致全球层面严重的经济与贫富分化，政治极化与社会多元化，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全球化潮流。
全球化负面效应一：发展的不平衡与贫富分化全球化是全球市场形成过程，是商品和资本市场不断融合的过程。
全球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形成，又进一步加快了资本、商品、资源、生产、技术及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国家间联系和相互作用加强，从而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是哪个？现今世界发展速度迅猛，人口众多，社会资源分配不平，导致有些国家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大!今天，由店铺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和城市排名top10!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竟是它!近日，位于都柏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改善基金会”对英国人的工资收入水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英国在欧盟中，基尼系数最大，也就是贫富差距最大。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布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是指在全部的居民收入当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的比例。
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是绝对不平均，也就是说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
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是绝对平均的，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
但是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
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值只能介于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说明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则是越不平均。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英国的基尼系数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在上升，目前为0.404。
这一数字也远远超过了欧盟的平均水平0.346，这说明英国人的收入水平在欧盟中分配最为不平等，葡萄牙仅次于英国，成了欧洲中第二个收入分配不均的国家。
此外，基尼系数有不断升高趋势的国家还有希腊、奥地利和匈牙利。
早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曾经发布研究报告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状况在英国就不断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这一事态越发显著。
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最富有的群体在社会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上升。
从工资收入来看，英国各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对于工资收入较低者而言，尽管他们能够获得较高的所得税津贴，但是由于税收抵免和社会福利被削减，导致他们的直接利益遭受到较大的损失，从而使得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之间的鸿沟愈加凸显。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hours, and domestic working hours and motherhood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women’ s wage rates. Women work 17 hours housework per week on average, which
的部分全归于性别歧视也只是无奈之举, 这一方法会导致性别歧视的解释力被高估。
“婚姻” 可能在性别工资差距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来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 NBER)
的报告发现女性在选择职业时会受到母亲这一身份及其家庭的影响, 母亲这一身份对女性而
言是 “ 经济惩罚” [7] 。 婚姻、 子女、 家务劳动等家庭要素减少了女性可分配于工作的时间和
济上成功的男性会被选中结婚, 或者有前途的男性更有可能结婚, 在这种情形下, 已婚人群
和未婚人群在与收入相关的特征中会存在差异。 贝克尔 ( Becker) 率先从精力分配和人力资
本的角度构建了家庭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性别工资差异的理论模型 [15] 。 随后也有理论模型证
实了家庭的专业化分工会导致男女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 而劳动市场上的差异又强化了家庭
threshold is about 10. 5 hours.
Keywords: family; gender wage gap; punishing effect; marriage premium
一、 引言
性别工资差异是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基本形式, 一直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
2020 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 《 性别红利有多大? ———衡量性别不平等的部分影响与成本》 指
characteristics may cause greater gender wage difference in low income class. The analysis
美国贫富差距有多大
美国贫富差距有多大作者：东艳刘杜若来源：《人民论坛》2019年第04期美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像其他地方一样，美国也有富人与穷人。
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却十分严重。
国内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是美国民粹主义兴起以及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内在动因之一。
据统计，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于全球发达国家贫困率的平均水平。
同时，美国收入前1%的群体占有的财富持续增加，远远高于最底端10%群体的总体收入。
更为严峻的是，美国国内贫困群体和富人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正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阿尔斯顿指出的，“极端贫困和极端不平等的结合造成了对美国社会弱势群体甚至普通大众人权的践踏，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提出的政策将导致美国存在的根深蒂固的贫困问题变得更严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平均收入的增速缓慢。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7年，美国家庭年均收入为86220美元，较2016年上涨2%，与1967年的51409美元相比，上涨了68%。
从增速来看，1967—2017年共50年间，美国家庭年均收入的年增长率仅为1%;2017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61372美元，较2016年上涨2%，与1967年的45965美元相比，上涨了34%。
从增速来看，1967—2017年的50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年增长率仅为0.58%。
同时，美国家庭在各收入阶层上的分布呈现不均衡状态。
从总体来看，58.3%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位于全美平均水平以下，仅41.7%的家庭年收入超过全美平均水平。
在后者中，家庭分布又呈现出向收入顶端右偏的特征。
可以说，在过去50年里，美国最富裕的家庭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呈现出显著扩大态势，而包括最贫困家庭在内的绝大多数家庭收入持续下滑。
事实上，美国贫富差距的严峻程度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
全球竞争力报告
全球竞争力报告
全球竞争力报告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项全球性研究报告，旨在评估各国的竞争力水平。
该报告涵盖了多个指标和维度，包括经济环境、创新能力、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等，以综合评估各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全球竞争力排名前列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地区，其中瑞士连续多年排名第一，其经济环境、创新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等层面表现优秀。
其他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包括新加坡、美国、德国等。
此外，报告还显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竞争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例如，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在竞争力排名上升的态势。
中国在经济规模、市场规模等方面具备优势，同时在技术创新和教育水平等关键指标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度、巴西等也在竞争力上有所提升。
然而，全球竞争力报告也显示了一些挑战和问题。
报告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教育质量、政府效率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此外，全球竞争力报告还提到了不平等的问题，指出一些国家在财富分配和社会包容性方面面临挑战，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全球竞争力报告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工具，可以帮助各国了解自己在全球竞争中的位置，并提供指导和建议。
报告显示了全球竞争力排名前列的国家在经济、创新、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提醒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社
会包容性等方面需要加强。
这对于各国制定竞争战略、推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贫富分化状况及其对策
世界贫富分化状况及其对策•一、世界贫富分化状况及原因。
•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24国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分别为10750美元和320美元，相差为33.6比1。
1988年前者增至17470美元，而后者还是320美元，相差到54.6比1，24个发达国家同41个最不发达国家相比竟达85比1。
•1971年联合国确定了最不发达国家标准：①人均GDP在100美元以下；②制造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低于10%；③扫盲率在20%以下。
当时联合国把25个国家列为最不发达国家，即世界上最穷国家。
•1981年联合国把第1条标准改为人均GDP250美元以下。
当年有39个最不发达国家。
按照这个标准，迄今最不发达国家已增加到41个。
•联合国《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数，从1970年和1980年时的6.5亿、7.3亿增加到80年代末的11亿多，其中约一亿人无家可归，约八亿人经常挨饿。
5岁以下的儿童每3人中有一人营养不良，100人中有12人夭折，每年有1400万儿童死亡。
•据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6年发表的报告指出，有89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比10年前恶化，16亿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15年前下降；19个国家的居民平均收入甚至低于1960年。
•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以及能源总量的58%，而世界最穷的20%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
•其中,最贫穷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仅有100美元。
最富有的国家是瑞士，人均年收入高达3.84万美元。
据美国《商业周刊》公布，世界上3名巨富（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和保尔艾伦）的财产超过48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近一二十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逐步加剧，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原因有：经济全球化刺激了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增殖增加了经理层和高技术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溢价，加大了与低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剧的美国国内的低技能工人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削弱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中低技能工人的议价能力。
世界银行报告
世界银行报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近日，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重要报告，探讨了国际社会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和挑战。
这份报告深入剖析了全球经济、环境和社会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和行动框架，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
首先，报告指出了全球贫困问题的严峻性。
尽管国际社会在减贫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数亿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报告呼吁各国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
同时，报告还建议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帮助他们摆脱贫困陷阱。
其次，报告回应了气候变化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威胁。
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频发，已经给全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报告指出，各国需要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报告还呼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促进能源结构的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此外，报告指出了全球不平等问题的严峻性。
当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加强税收调节，实施更加公平的分配制度，以及提升教育和技能培训的质量，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经济发展。
同时，报告还强调了可持续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和可持续性。
报告呼吁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交通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并促进城市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此外，报告还深入探讨了数字化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许多机遇，也给传统产业和就业形势带来了巨大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变革，报告建议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物联网等领域的创新发展。
最后，报告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当前，各国面临的问题日益相互关联，需要加强全球治理机制，推动多边合作。
报告建议在国际机构的框架下，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提供更加公平和包容的全球经济环境。
瑞士信贷：2015年全球财富报告(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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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球财富不平等报告 ——26名富豪占有38亿贫困人口财富之和 瑞士度假小镇达沃斯在过去的三四天里因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备受瞩目。全球政商领袖和各界名流济济一堂，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框架”的构造方案。在达沃斯论坛开幕的前一天，乐施会（Oxfam）发布了一份年度全球财富不平等报告，吸引了和达沃斯几乎等量的媒体关注。在这份名为《公共服务：普惠全民，还是偏待私利？》的88页报告中，大量数据和调研结果勾勒出一个惊人的、严重失衡的全球经济格局：仅去年一年，全球亿万富豪们的财富就增加了9000亿美元，平均每天增长25亿美元；26 位世界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几乎相当于全球最贫困的38 亿人（全球一半人口）的财富之和。另一方面，很多国家的政府对巨富和他们的公司都存在征税不足的现象，更未能解决逃税避税等问题。报告还发现，性别不平等与日益严重的经济不平互相交织，导致当代女性承受了更为沉重的打击。
“不平等”的两种理解路径 在达沃斯论坛举办的前一天抛出关于世界不平等议题的报告——这从2013年起已成为乐施会的一个“传统”项目。每年的不平等报告都会以最直观的数字方式体现全球首富和最底层人群之间的财富差异。今年的报告显示（2018年）有26位富豪占有全球38亿人口财富总量，而2017年这个数字是43——进一步说明过去一年财富集中的程度更高。这份参考了500多条最新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报告还包括如下结论：全球34亿贫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5.5美元；男性拥有的财富比女性拥有的财富多50%；对最富有的1％人群加征0.5％的财富税，筹措的资金可以为全球2.62 亿失学儿童提供一年的教育费用，同时还能提供可拯救330万人生命的的医疗服务。
在公共辩论中，“不平等”议题往往会由于其概念和内涵的多义性而陷入相互混淆的境地；即便在专业领域，不同学派对不平等的认识框架也不尽相同，而这又会进一步影响解决相关解决思路和政策制定。总得来讲，绝大多数“不平等”可分为结果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前者主要针对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程度进行考查，强调财富从顶端向下的流动，从而增进人类整体福利。这也是经济学用于财富再分配领域的传统分析框架。而后者进一步演化为对人类发展过程中生存环境的考查，强调种族、家庭背景、性别这类个人不能决定、无法控制的因素不应成为生活结果的决定变量。这类不平等也会常常被表述为（某领域）的权利不平等。因此，政策层面需要对个人的不利生存环境进行补偿，令人类（或特定群体）有均等的获得医疗、教育等基本保障条件的权利。
乐施会的报告兼顾了这两类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呈现的趋势和程度。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自十年前的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加大。和十年前相比，亿万富豪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其中全球首富、亚马逊老板杰夫·贝索斯的个人财富已经增长到1120 亿美元，他的财富总额分出1％，就相当于埃塞俄比亚（1.05亿人）全国一年的医疗开支。而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新的衡量标准，全球还有近半数人口（约34 亿人），每日的生活费不足5.5 美元，处于极端贫困线之下。
财富源源不断向顶端聚集，相比之下贫困人口却损失惨重。另一份在去年初由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人主持的2018 年《世界不平均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由World Wealth and Income Database，WID发布）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在1980 年至2016 年期间，全球收入每增长1 美元，最贫困的50% 人口只获得了12 美分；相比之下，最富有的1%人口却获得了27美分。
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进一步转化为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平等。贫困人群接受教育的机会甚至预期寿命值都远低于富人。同时社会的流动性也进一步降低——乐施会关于越南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显示，近些年来代际流动已经放慢。而在拉丁美洲，由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别巨大，导致代际流动性非常微弱。不仅穷人受困，富裕国家的中产阶级也难逃一劫。研究数字显示，西欧经济体中产阶级的收入停滞不前。乐施会报告指出，这种停滞背后的原因正是经济上的不平等。 女性无偿劳动：不平等的隐形冰山 持续发酵的经济不平等危机加大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鸿沟。全球来看，女性收入平均比男性约低23%。而财富在向顶层极少数富人手中聚集的过程中，绝大部分涌入白人男性手中。与此同时，这种不平等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女性群体之间还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乐施会报告显示，在非洲、印度、孟加拉等国女性仅拥有20%-30%的财富；美国白人单身男性拥有的财富是西班牙裔单身女性的100多倍；而很多国家女性对土地的所有权更是少之又少。女性获得及控制生产性资产——例如土地、信贷、保险和技能等的机会也总是少于男性。
过去的一两年间，随着“Me Too”大潮而不断浮现出要求男女同工同酬的呼声，已经令人们多少了解到世界各个国家都存在着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的局面。但事实远不止于此。除了看得见的薪酬，全球女性（包括妇女和儿童）每日还要花费无数时间和精力用于照顾家人、病患，以及做饭、打扫、汲水拾柴，而这些劳动往往是没有报酬的——这类被乐施会报告统称为“无偿家务和看护（unpaid care work）”，填补了国家公共服务的缺口，是一种巨量的隐形补贴，但在标准的经济分析中却常常被忽略。乐施会这份报告给出的全球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全球女性所做的无偿劳动都交由一家公司来完成，那么其年营业额应达到10万亿美元，是苹果公司年营业额的43倍。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关于分城乡、分性别的居民无酬劳动时间情况。来源：国家统计局
而最近刚刚公布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也显示，中国女性用于无酬劳动上的时间也超过了男性：前者每日平均3小时48分，后者则为1小时32分。这种日常存在的严重的性别不公正却往往不为人们所见——恐怕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我们的经济体繁荣是建立在无数女性的无酬劳动基础上的。拥有较少的财富，意味着女性可用于应对危机的资源比男性更少，议价能力能低，年老后更有可能陷入困顿。而花费大量时间在无偿家务和看护上，也意味着女性受教育、提高工作技能、获得体面薪酬的能力被削弱。在很多国家，女性参政议政的能力随之降低，进而导致她们的需求不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
“水涨船高”的迷思 多年来主流经济学界秉持一种观念，即富人愈富，将有助于整体社会变得更好。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代开启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以期通过各种方式刺激私人/企业财富增长来带领西方社会走出滞胀。但如今这种关于财富“涓滴效应”的话术却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乐施会报告中呈现的一系列现实，包括贫富鸿沟拉大、女性陷入困境、代迹流动减缓、减贫效应减弱……离学者们设想的由顶级财富带动全体发展的经济形态显然相去甚远。而根据《世界不平均报告》显示，全球最富有的1% 的人群占有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28%上升至2016年的33%，于此同时底部75% 的人群所占有的财富份额则一直停留在10%左右。40多年的时间里，私人财富持续增长的同时，世界各个国家的公共财富在国家财富中所占比例，几乎都呈下降趋势。这无疑削弱了一国政府进行经济调节、遏制不平等水平的能力。
图片来源：《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与此同时，很多国家还存在着对最富裕人群和大公司结构性、系统性的征税不足现象。理论上讲，累进税制（根据课税对象数额来分级制定税率）已被证明是控制收入与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有效政策工具。但在现实中的执行却往往流于无效。乐施会报告发现，发达国家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以及企业所得税税率。1945 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94%，1980 年降为70%，到了今天则几乎减半，仅有37%。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最高税率更低，仅为28%，企业所得税率为25%。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类新自由主义政策“重镇”都开始修正自家的观点，认为世界各国针对最富裕人群仍有足够的征税空间。
最富有人群的财富往往体现为流动性极强的金融资产（比如股份），这使得他们是较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税的主要受益者。在拉丁美洲，收入最顶端的10%人群的税率仅为4.8%。同时这些人也拥有更复杂和系统性的逃避税方案——财富金字塔顶层人群去年至少向税务机关瞒报了7.6 万亿美元资产，逃避年度纳税额约达2000 亿美元。而避税天堂的存在使得对财富与资本收入进行准确地测度与征税愈发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税收净增长全部来自工资税和消费税（如增值税）。这类税通常为累退制（不论课税对象数额，税率一律相同），和富人相比穷人要将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用于缴税，因此这类税的征收在事实上加剧了不平等。 资料来源:Scheve 和Stasavage (2016)，400 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税基。401 注:选取20 个富国为样本。
图片来源：《世界不平均报告2018》 解决方案：公有还是私营？ “不平等”是蚕食经济体的危险因素。在过去几年间，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在被不断重塑：反全球化叙事的兴起助长了威权主义，从美国到巴西，从欧洲到菲律宾，右翼排外势力抬头，民粹政客粉墨登场，各国债务危机浮现，一直到最近的法国“黄背心”抗议，可以说背后无不体现着丧失了福利增长机会的所谓“失意人群”对不平等现状的不满。
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上，传统经济学家（不论政治光谱如何）的关注点都在于如何将财富从富人向穷人转移。这最早基于功利主义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原则进行的精明算计：为穷人增长财富可获得的效应大于减少富人财富产生的损失。经由罗尔斯等自由主义代表学派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系列理论深刻影响了现代西方社会福利尤其是再分配领域的政策制定，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用。然而仅对不平等结果（尤其是收入不平等）进行再分配的思路最多只是出于控制风险，却消弭不了更大的结构上的不平等。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框架为考量人类福祉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他认为纯粹的财富分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普惠的公共服务或许是提高人类整体生活质量的最佳途径。政府与公共政策在关注个人物质受益的同时，应转向于提高能力或自由，为人们在“选择”和“行动”上充权。
这一思路也体现在乐施会报告提出的解决方案里。乐施会呼吁提供面向全民的普惠式公共服务（包括医疗、教育等）以及养老等社会保障措施，并藉由向最富有的人群和公司更合理及严格地征税来筹资。同时，公共服务的设计应满足女性的需求，尤其是政府应致力将妇女们从每日（累计）数百万小时的无偿家务和看护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她们中的更多人能够接受教育、提高工作技能，参与公共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