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儒家与佛教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融通

浅析儒家与佛教生死观念的相互影响和融通摘要：儒家生死观与佛教思想相互影响。

儒家以佛教的生死业报轮回说为补充，充当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既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又为现实社会“义命不符”提供了前世因缘，佛教蕴的注重个人行为责任思想与儒家相契合。

同时儒家又影响佛教，使儒家道德规范成为佛教所接受和倡导的准则。

关键词：儒家生死观；佛教；业报轮回；融通；教化一、以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为补充，充当儒家道德教化的新佐证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能在中国生根发芽，流传千年，与其理论的深刻精致是分不开的。

严格说来，它所探讨的主要是人死后的问题，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吸引了芸芸众生。

佛教的许多观念与儒家倡导是孑然对立的，如佛教宣称人生虚幻，鼓励人出家修行，这在倡导以孝为先，积极面对人生责任义务的儒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

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上一直充斥着佛家和儒教思想的争斗。

但是，佛教的很多经典理论，日渐深入人心，这些理论恰恰又能为儒家的很多主张提供佐证。

因此，在世俗层面，在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上就存在儒佛并存混用的局面。

尤其是佛教的业报轮回观念。

(一)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为个体“行善从德”提供了功利性依据佛教的生死轮回理论认为：人的生命并不是只有一次，而是有新一轮生命的继起。

但是来世并一定为人，要在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六道中轮回。

这种轮回是无休止的。

也没有规律可循，到底在哪一道中重新轮回。

佛教认为，一个生命死后来生要生于何道，不是命定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做人时的行为决定的。

做人时多行善事，死后会生于善道(天、人、阿修罗)，做人时多行恶事，死后会生于恶道(畜生、饿鬼、地狱)。

要看你今生的所作所为，即佛家讲的“业”。

这种由生前行为的善恶决定下世生于何处的理论叫做“因果报应”。

轮回也是因果报应的结果。

从佛教的立场看，生命是为了受报和还愿而存在的。

过去许的愿，一定要实践承诺；过去造的业，必须要受报。

因此，生命是因为因果的事实而存在。

佛教的这一理论，是对儒家学说的补充。

儒家把人的贫富、贵贱、寿天等归结为气秉的不同，与人们在现世的作为无关。

儒家只是让人们按照人的本性去做，不计得失，而佛教从另一个角度则看到了人们造善业的功利性结果：我今天的积德行善是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会在下一阶段的生中落得好的去所。

即一定会有好报。

元代的刘谧在其《三教平心论》中极力阐述了佛教的这种影响。

他说“释氏设教，非与儒相背驰，故释氏化人，亦与儒者无差等。

儒者阐释诗书礼义之教，而辅之以行政威福之劝，不过欲天下迁善而远罪耳。

固然而有赏之而不劝，罚之而不惩，耳提面命，而终不率教者。

及闻佛说为善有福，为恶有罪，则莫不舍恶而趋于善，是释者之教，亦何殊于儒者之教哉?”在他看来，尽管儒佛均劝善止恶，有益于社会的治化，但佛教在某种意义上比儒家更有效。

因为“小人不畏刑，而畏地狱。

若使天下之人，事无大小，以有因果不敢自欺其心，无侵陵争夺之风，则岂不刑措而为极治之世乎?”(《三教平心论》)这种观念已经被许多人接受，可以说是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有益补充。

(二)佛教的业报轮回理论，为现实社会“义命不符”提供了前世因缘儒家高举道德的旗帜，让人行善积德，宣称德福一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但现实生活中，好人不得好报，坏人、作恶之人飞黄腾达的现象随处可见。

儒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回应就非常无力，有的学者就把这种情况归结为某些人天生的命好，秉受的是代表富贵的精而良的气。

而佛教的这一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理论，就给现实生活中的德福不一致以较好的解释。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一定的因，必定带来一定的果，所造的业，必然有果报。

当时没有表现出来，会在下一阶段的轮回中体现出来，人要想未来有好的结果，就要在现世努力造善业，这个善业也是儒家一直倡导的。

佛教的这一理论就给现世中许多德福不一致的现象找到原因，即这些人在前世做了善业，所以在今生得到了好的果报。

这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佛教的一整套关于轮回报应的理论虽然没有办法证明其真实性，但同样，这一理论也是无法被证伪的。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人们的精神安慰剂。

当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觉得不公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在前世找原因，认为可能是自己前世造了什么孽。

当做了好事没有回报的时候，会想到在来生会有好的体现。

(三)佛教的业报轮回理论，注重个人行为责任与儒家相契合佛教的这种因果报应理论，讲究的是什么样的业因必生什么样的果报，而且是自己做业，自己受报，不可替代，且人造业产生的业力是巨大的，是永远不可消除的。

也不能因自己做了许多的善业而消除曾经做下的恶业。

所以，佛教认为，一个人在现世的幸福或灾祸，只是自己以前或宿世所做的业的报应，这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简言之，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和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就和儒家倡导的人在社会中要尽伦尽职，明确自身在社会、家庭中的身份，尽心竭力的定位相吻合。

而佛教的这一理论相比之下更有说服力。

而且佛教的因果报应在民间常常是以具体的故事和活生生的事例形式表现出来，更贴近大众。

所以，儒家生死观在这一层面是对佛教的理论采取一种默认的态度。

二、儒家影响佛教，使儒家道德规范成为佛教所接受和倡导的准则儒家生死观中的理性精神对中国宗教的发展方向具有重大影响。

中国传统宗教中影响最大的是佛道二教。

中国佛教来源于印度，印度佛教有两大核心观念：一是苦观，即认定人生本质是苦，生为众苦之聚，对生命的价值持否定态度；二是空观，即否定世间事物的真实性，以出世间的涅境界为真实。

这两大观念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印度佛教出世主义的生命观。

佛教传人中国后，其出世倾向与儒道的人世哲学发生了严重冲突，受到了儒道两方面的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不得不进行自我改造，这就是吸收儒道的珍生思想、人世观念和现实意识，来改造自己的苦行传统、轻生观念和出世意识。

(一)佛教的戒律打上儒家教化要求的痕迹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教学者将五戒比附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正是看到它们内涵中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他们有意将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的伦理会通和融合，这有利于佛教向社会各阶层传播，扩大佛教对民众的影响。

印光大师对十善作了细致的分析。

“十善者：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绮语，六不两舌，七不恶口，八不悭贪，九不嗔恚，十不邪见。

此中前三名身业，中四名口业，后三名意业。

业者，事也。

若持而不犯，则为十善，然此十善，总该一切，若能遵行，无恶不断，无善不修，恐汝等不能体察，今略举其一二。

当孝顺父母，无违无逆，委曲宛转，劝令人道，断荤吃素，持戒念佛，求生西方，了脱生死。

父母若信，善莫大焉，如决不依从，亦勿强逼，以失孝道，但于佛前，代父母忏悔罪过，斯可矣。

……凡见亲识，遇父言慈，遇子言孝。

若做生意，当以本求利，不可以假货哄骗于人。

若以此风，化其一乡一邑，便能消祸乱于未萌，致刑罚于无用，可谓在野尽忠，居家为政矣。

”(《印光大师全集》)从印光大师的表述中不难看出，佛教试图以儒家的伦理纲常来解释佛教的戒律，从而得到大多数民众的认可。

(二)佛教不敢公然排斥忠孝佛教传入我国较早，时间大约在两汉之际。

但由于其观点主张与正统思想的巨大差异，初期并未被人们广泛接受。

东汉末年出现的《牟子理惑论》中，已经记录了大量反佛的观点和言论，而沙门“不孝”问题最容易受到儒家的攻击。

在这种辩解的过程中，佛教自身也在不断适应着中国的国情，变成了一种与纲常伦理完全协调的宗教。

在出家的选择上，也要尊重父母的意愿。

“父母不听，不得出家”。

(《弟子品》)在佛经中也有大量关于孝道的言论记载。

“右肩负父，左肩负母，从生至长，周行天下，经百千劫，亦不能报父母一日之恩。

”(《出曜经》卷二十七)“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坛经·疑问品》)，“孝顺于父母，敬奉于师长，不起骄慢心，往生阿弥陀佛国。

”“譬如有人，于自父母，及以师僧，外观孝顺，内怀不孝，外现精进，内怀不安，如是恶人，三涂不远，无有正念，不得解脱。

”(《安乐集》卷下)“平直正求，给事父母妻子，给施亲友眷属，知识然后施法。

”到了宋代以后，中国的佛教徒几乎已经把佛教改造成了一种弘扬孝道的宗教。

(三)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中的儒家生死观的体现到隋唐时期，随着佛教中国化改造过程的完成，儒道生命观中的理性精神渗透到了佛教各宗各派之中，尤以禅宗为甚。

中国的禅宗虽也不否认在人生中有“生、老、病、死”等之苦，但是，只要自己不以这些“苦”为苦，那就超越了“苦”，而“苦海”也就变成了“极乐世界”，这全在自己觉悟与否。

超生死得佛道，并不要求在平常生活之外有什么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觉悟，内在的平常心即成为超生死的道心。

所以照禅宗看，人的痛苦是在于他的不觉悟，苦在于无明之未能除，只要人克服其迷雾，就无所谓“苦”了。

这和儒家对苦乐的理解，也有相似之处。

只要内心觉得符合道义，即便身处困厄之境，也会感到快乐。

对生死的事实体认与儒家也是相同的，“生之与死，如昼与夜，无足怪者。

若以道论，安得生死?若作生死会，则去道远矣。

”(《五灯》卷20)在禅宗那里，人的生命价值不再被轻视，而是得到应有的珍重；成佛并非死后事，而是生前事，因为佛就在现实生命之中，成佛就是生命精神的升华；涅境界并非死的境界，而是生的境界，是生命的元烦恼境界；极乐净土也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就在此岸，就是每个人脚下的土地。

出世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居然走上了世俗化道路，这不能不归因于以儒家理性生命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取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