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变革之道：从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未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室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透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19世纪后期迅速强大的德国与日本在社会上却充斥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养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风气习惯。
自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
（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势：排满思潮与民族国家
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著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到了1 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有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推翻满清后，口号也迅速地从「打倒鞑虏」改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
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
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同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和其他起义
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安庆起义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河口起义马炮营起义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港澳和海外革命活动
香港和澳门的革命活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
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有关辛亥革命的
活动。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故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从国家关系上来看，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清朝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访问，而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样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这些官员到来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对清政府效忠，也有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
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
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保皇党。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和《天南新报》。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馀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谘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的相互响应起义的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贵州辛亥革命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介石、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谘议局议长陈絅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谘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清朝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
在广东谘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十八豪杰”立即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新军第五镇统制部分贾宾卿等中下级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前来上任代理四川总督的端方。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革命的后续发展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影响及意义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
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
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国民党。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便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作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而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的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对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的影响对，美国华人的影响，对日本华人的影响，对欧洲华人的影响，对世界其他地区华人的影响。
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