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研究述评[论文]

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研究述评 摘 要 在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历经了六次较有影响的院校调整。关于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研究成果较多。本文对有关此次调整的背景、基础、阶段、内容等进行了回顾，并重点述评了前人对此次调整利弊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 关键词 建国初期 院系调整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自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发轫，全国共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院校调整，它们分别是：1902-1924年教会大学的联合与重组；民国初年专门学校内部比例的调整及大学设科的调整；国民政府初期大学院与大学区的设立；抗日战争时期各大学间的临时组合；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全国范围内的院校合并。几乎每次高校调整都是在政治变革或经济转型之际，这必然是政治经济的推动才促使高校调整，调整后的一定时期也必然符合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1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背景 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马叙伦曾承认“教育本来就是政治的一环”。中国共产党把旧中国的教育制度从政治上定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是“旧政治旧经济借以持续的一种工具”。沈登苗认为调整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扫清道路。因此，新教育必然是“反映新的政治经济，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李琦从政治角度分析了这次院系调整的实质，把进行院系调整是为了加速中国工业人才的培养视为“表面的理由”，而“意识形态的考虑”才是其“深层理由”。 并且还认为当时大学所设的科系专业不适应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需要。巫春华认为此次院系调整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学习苏联，就必然要对高等教育进行调整。同时也认为此次院系调整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郑璐认为建国初期院系调整是因为高校培养人才的规模不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也需要清除高校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教育大事记中记载中共中央曾指出：“无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或是从国防观点着眼，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都不宜于过分集中。”所以在此次院校调整中，不但有学校建并撤的调整、系科的调整，还涉及了高校布局的调整。 在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研究中，总结其调整的背景有四个方面：一是政治的需要；二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三是社会的需要；四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后来有人说：“这次改革是不必要的”。从研究现状分析，站在高等教育本身的立场无论改革必要与否，改革势在必行。 2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实施基础 在李琦、李国良等的有关文章中谈及了有关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政策法规。如：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第46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1951年5月，政务院批准了《1951年全国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报告，其中增加了培养各种教育人才、充实和调整原有高校院系等内容。《1953年度教育事业计划》确认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总方针。1954年，国务院制定的《教育事业发展计划》提出大力培养工业建设所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要求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工业学校和综合大学理科要依据国家建设需要更加合理地调整系科和设置专业。高等教育部于1955年7月30日颁布了《1955-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对高校区域布局进行调整，限制沿海地区高校的快速发展，减小沿海地区高校规模，支持内地新建和扩建院校。并且在李琦的文章中还说明了在高等教育改革进行前夕，进行了两场思想运动：1950年底开始的对文化界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高校的“三反”运动。高校教师“思想上逐渐认识到国家工业建设之重要性，认识到苏联科学的先进经验超过英美，认识到国家财政之困难等。最初不大愿意调整的变为认为调整是光荣，不被调整者反而懊丧了”。 总结研究现状，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实施基础主要有两点：一是政策法规的保障；二是思想改造的洗礼。这两点对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阶段及内容 对于建国初期院系调整阶段的划分，见仁见智。李国良、赵俊芳把其分为三阶段，具体为：初步调整阶段（1949-1951）、全面调整阶段（1952-1953）和补充调整阶段（1955-1957），并把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内容分为“院校调整”、“系科专业调整”、“学校布局调整”三个部分，就三个部分内容分别作了展开说明。曲铁华，梁清也分为三阶段。王云峰、吴晓蓉把此次调整分为四个阶段，具体为：接管中的小范围调整（1949年底-1951年11月）、全国院系大调整（1951年11月-1952年底）、全国院系专业继续调整（1953年5月-1953年底）和高校布局补充调整（1955年-1957年），并把调整的内容总结为”高校的拆分与合并”、“高校的教育与科研”、“高校的集中与民主”和“高校的模仿与创新”四块。陈冰也赞同四阶段分法。徐东把此次调整分为五个阶段，具体为：局部调整阶段（1949年底-1951年11月）、专门院校调整阶段（1951年11月-1952年7月）、全面调整阶段（1952年7月-1952年9月）、继续调整阶段（1953年10月-1953年底）和战略转移调整（1956年-1957年）。 关于建国初期院系调整的阶段，有不同的划分，但是关于调整起始和结束的时间意见大致相同，为1949年到1957年。有关调整的内容，各学者看法基本无异，只是总结的角度不同。 4建国初期院系调整评论 朱九思先生说过：“从回顾1953年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角度来看，笔者认为1952年院系调整一部分对、一部分错。此次院系调整评价的声音不断，有如朱先生的辩证看法，也有全盘否定。 4.1调整的成就 丘雁、苏渭昌等认为此次调整改革了旧的大学结构，建立起了全新的高等教育制度，使大学和学院适应了国家建设的需要。王璞、宋恩荣、吕达主等认为此次调整是学习苏联模式、减少综合大学、增加单科的专门学院，极大增强了工科院校的培养能力，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王久长、胡建华等从分布结构、专业结构、水平结构、管理体制结构来分析，认为此次院系调整奠定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虽然50年代以后又有几次改革，但是在50年代初大学改革基础上形成的大学制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李江源等认为此次调整对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进行统一配置，使全国有限的办学条件得以充分利用，因此提高了办学效益。王久长、李琦等还认为1955 -1957年的院系调整，有效地改善了高等院校集中在沿海和大城市并由此而导致的地区分布不均的局面，促进了内地的教育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巫春华、董美英等也认为调整得利的地方在于规模效应显著、地理分布合理、利与高校管理、便于人才管理、端正学习目的。其次，高校布局的调整，加强了内地高等院校的建设，从而有力地支援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除此之外，顾明远还认为调整后高等师范院校独立设置，保证了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李涛等认为调整后全部接收处理教会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有利于肃清思想文化领域内的殖民奴化思想，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曲铁华还认为，此次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为方针的院系调整动摇了中国文化重人伦事理、轻实用技艺这一传统的根基，从制度上为实用技艺在教育中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概括各学者对此次院系调整的肯定方面大致为三点：一是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看，此次调整提高了整体办学效益，一定历史时期下促进了高等教育发展，并奠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二是从当时政治经济需要看，总体上适应了政治、经济建设的需要，为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三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加强了内地高等院校的建设，有力地支援了中西部的经济建设。 由此可以看出，上述讨论是基于高等教育的“政治论”而发，即从改革是否使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达到新的相互适应这一角度出发的。然而，从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出发，许多学者认为50年代院系调整亦存在不少问题。有人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科学（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大学的内在逻辑”；甚至有人认为，“这次改革是不必要的”。总之，在充分肯定这场改革价值的同时，应该意识到已经或正在暴露的弊端所在。 4.2调整的弊端 顾明远认为此次调整是仿效苏联模式，批判“通才教育”，强调“专才教育”，在专业设置上一味追求专而细，使得高等学校毕业生知识面过于狭窄，不能适应新科技的发展需要。李赐平、郑璐等同时认为，这种突出技术教育的极端做法加剧了人文教育的衰落。因此王璞说，院系调整后“培养出的具有‘大家’水平、‘大家’风范的人才确属凤毛麟角，寥若晨星”。王久长、顾明远还认为调整后，文理分割，理工分家，综合大学名存实亡，不利于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发展。《大百科全书》也对此做了评价：“当时对文科一些专业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不适当地把这些专业砍掉，致使财经、管理、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多数学科受到严重削弱。这是错误的”。人文社会学科被严重肢解，所谓的大学几乎成为技术培训场所：由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等构成的现代学术建制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则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李刚称之为“大学的终结” ，李赐平称之为“高等教育的蜕变”。院系调整之后，国家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统一领导，全国高校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统一化。顾明远认为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人才培养模式禁锢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发展，限制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王久长也认为过分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影响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胡建华、王红岩认为调整后拆散了一些著名教授相对集中、办学颇有特色、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的一流大学的部分系科和专业，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降低了我国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将私立院校全部改为公办是个错误的决策；独立研究机构的建立——作为院系调整的副产品之一——取代了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致使大学研究功能弱化，教学和科研相分离。 概括各学者对建国初期院系调整弊端的论述，可以总结为：全盘苏化，教育专业化，形式单一化，管理集中化，名校弱化，破坏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 5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