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就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影响中日关系因素、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而论
专题一就当前中日关系发展、影响中日关系因素、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而论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
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国际形势和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中日双方已确立了在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但两国间围绕着“历史认识”等方面的问题也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近期，又加上了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这必将影响新世纪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因此，正确认识中日关系发展的现状、分析影响中日关系的不利因素，对准确判断和预测新世纪中日关系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主义。
一、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中国和日本自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总地说来友好合作是主旋律。
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近两年来，一方面，两国关系发展的成果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两国之间的问题与摩擦也在不断积累。
简而言之，中日关系的现状是“交流不停、摩擦不断”。
从政治上看，两国的高层往来与频繁接触，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的新篇章。
1978年两国缔结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规定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并且成为指导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原则。
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双方共同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为两国在新世纪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确立了行动指南。
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协定贸易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观(1952—1958)
协 定 贸 易时期 日本 经 济界 的 对 华观 （９２ １５ ） １５￣ ９８
孟 凡 礼
（ 曲阜 师 范大 学 历 史 文化 学 院 ，山东 曲阜 ２ ３ ６ ） ７ １５
摘要 ： 入近 代 以来 ， 进 日本 对 中国一 直缺 乏 一种客 日本
一
、
美 苏 冷 战—— 战 后 中 日关 系 发 展 的 大
背景
众所 周 知 ， 战后 中 日关 系的展 开 ， 就是 在美 苏
冷 战 的 国 际 大 环 境 下 展 开并 发 展 的。 １４ ９ ８年 ３ 月 ， 国总统 杜鲁 门正 式 规 定 实 施 了输 出统 制 政 美
策 ， 名义 上针 对 整个 欧洲 ， 其 但从 其 输 出限制 的政
在 这一 时期 ， 日之 间 的 民间层次 的 往来 ， 获得 中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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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 ２卷 第 ２期 南都 学坛 （ 文社 会 科 学学报 ） 人 Ｖ １３ ０２ ｏ． ２Ｎ ． ２０ １ ２年 ３月 Ａ ａ ｅ ｃＦ ｒｍ ｏ Ｎ ｎ ｕ Ｊｕｎｌ ｆ ｈ ｕ ｎｔ ｓａｄＳ ｃ ｌ ｃ ｎ ｅ） Ｍ ｒ ２ ｃｄ ｍｉ ｏｕ ｆ ａ ｄ （ ｏｒａ ｏ ｅＨ ｍａ ｉｅ ｎ ｏｉ ｉ ｃｓ ｔ ｉ ａＳｅ ａ． ０ １ ２
关键 词 ： 济界 ； 经 中国认 知 ； 日关 系 中 中图 分类 号 ： ３ ３ ５ Ｋ １ ． 文献 标识 码 ： Ａ 文章 编 号 ：０ ２—６ ２ （ ０ ２ ０ ０ ３ ０ １０ ３ ０ ２ １ ） ２— ０ ８— ６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波三折一.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1.中日两国的敌对（1949—1971）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占领之下，《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本吉田政府于1952年4月与台湾当局缔结《日台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新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采取民间先行、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52年6月，中日签订了第一个战后民间贸易协定。
1953、1955、1958年又签订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
但1958年的“长崎国旗事件”一度导致中日贸易中断。
由于双方对发展经贸关系又很强的需求，1962年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签署了《中日贸易综合备忘录》，即L—T备忘录。
1963年中日友好协会成立，积极开展中日民间交流。
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中日关系受到严重冲击。
回顾中日邦交正常化前29多年的两国关系，可以清清楚地看到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是冷战这一国际大环境；第二是日美关系；第三是日台关系。
2.中日关系的蜜月时代（1972—1991）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剧变。
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撼，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
1972年9月，田中首相访华，双方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两国邦交实现了正常化。
1978年8月，两国又签署了《中日友好和平条约》。
10月，邓小平访日。
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1周年。
从表面上看，中日早已和解。
但是，这些年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两个国家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和解。
究其根源，是因为中日的和解，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上至下的安排。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为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导了41年前的正常化。
但是，从上至下的和解往往是脆弱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没有对过去战争历史的起码认识和反省，没有民间社会真正的对话和沟通，没有国民教育的反思，历史的旧恨随时可以被重新激活。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对当代中日关系的影响【摘要】：当代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众所熟知的”台湾问题”和日益高涨的”中国威胁论”，究其根源，”大陆政策”的遗毒未彻底肃清是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大陆政策；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引言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的界定，我国史学界认为它是”日本国力向亚洲大陆发展的一个变名”，[1]是”对外掠夺、抢占殖民地、占有原料来源和国际市场、划分势力范围，以及对邻近国家进行殖民统治等等”，[2]是”近代日本对亚洲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与行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形式与军国主义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3]日本”大陆政策”可追溯至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发动的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1592年的”文禄之役”和1597年的”庆长之役”。
由于近代日本历史是从1853年培理舰队闯破幕府锁国之门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因此，近代日本”大陆政策”是指自幕府统治末期开始，日本为了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满足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本性，对亚洲大陆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及其指导思想的总和。
近代日本”大陆政策”以其在物质与精神上给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极大创伤而为世人所知，其中对中国的伤害无疑是最深重的。
二战后，经过中日双方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两国关系在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后最终于1972年实现了正常化。
然而，”大陆政策”所留下的各种后遗症却依然清晰可见，直至今日还在一些方面影响着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一、近代日本在”大陆政策”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由此引发的中日”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自出现以来始终是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
台湾重要的地理位置使日本对它的觊觎由来已久。
早在吉田松阴的”海外雄飞论”中便提出”收台湾”的主张。
不过当时的日本羽毛尚未丰满，还没有能力将其对于台湾的野心付诸实施。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强国之路，台湾即成为日本在中国实行”大陆政策”的第一站。
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日本对华ＯＤＡ政策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日本对华ODA是指日本政府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种官方援助行为。
1979年底以来日本开始的对华ODA，不光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推动了两国间的关系，成为中日友好的主要象征。
不过，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走入困局，日本对华ODA开始趋于政治化。
近年来，日本对华ODA“毕业论”一度甚嚣尘上。
关乎中日两国总体关系走向的日本对华ODA政策正在步入另外一个阶段。
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世纪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日本对华ODA的新支柱。
这将有助于中国握住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主动权。
一、中日关系困局下日本对华ODA政策变化的原因日本对华ODA由有偿资金合作（也称日元贷款）、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部分组成。
其中，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ODA的主要部分，约占80%，它凭着0.75%～1.5%的低息以及30年～40年的还款期限等宽松的贷款条件，支持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大规模资金项目。
日元贷款与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三管齐下，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建设资金不足、技术管理落后的情况下，作用极为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成为对我国提供ODA数额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各国对华ODA总额的三分之二。
截止到2004年，中国已经接受日本对华ODA3·1万亿日元（合1651多亿人民币）。
日本对华的0DA，帮助中国不断完善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环境保护、教育、医疗设施以及人才培养等项目，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小泉上任以来，完全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声，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其强硬和偏执的行径事实上导致了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的急速滑坡，两国民众互信的根基不断发生龟裂。
在中国民众眼里，日本在中日关系陷入谷底的时候不断削减对华援助的数额，甚至提出有关的对华ODA“毕业论”，玩弄对华援助牌，居心叵测。
论中日关系
论中日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一度处于冻结的状态。
这主要是两个阵营的划分的影响和中日民族感情的结果。
中国在这一时期，为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先后采取了一边倒和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
在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关系。
而中国对日本的外交在国内热火朝天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中冷却。
直到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最终实现了破冰之旅。
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走向了战后的新起点。
1、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与中国对日政策的发展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刻，在这一时期作出了改革开放和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与进行现代化改革开放相适应，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日本的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日本是经济大国，资源小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性和依赖程度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大，加上国际局势动荡，对日本影响很大。
因此，日本需要分散原料，燃料的供应，就近取材来满足其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
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仍十分有限，它既无法同美，俄那种政治影响力遍及全球的超级大国相比，也无法与英法相比，因此，它力图在最有前途的亚太地区扩大政治影响，亚太地区既是日本的主要资源供应地，又是日本重要的商品市场。
日本企图从政治上“担负起稳定亚太地区的使命”。
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日本加强了亚太外交，积极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施加影响。
在国际重大问题上，积极参与，尤其在经济上大大增加对亚太“热点”地区的投资。
加强经济合作。
2、中日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双边关系的发展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注入了新活力，中日官方和民间的互访增多，中日经济贸易迅速增长，经济合作的加强。
文化的交流等都促进了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
新的历史条件下潜在不利于中日友好的倾向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显著发展，总体来看，主流是好的，正常的，发展是顺利的，都给双方带来了好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摩擦，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
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结束，日本虽取得军事上的一些胜利，但是，这些胜利并未给日本带来胜利结束战争的结果，相反，战争的全局却呈现出与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初衷完全背离的状况。
经过15个月全面战争，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而动摇，对苏战争准备受到削弱，日苏之间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动荡，日本急欲从中国战场上腾出手来，去应付即将到来的"大转折"。
这些内外因策，尤其是侵华战略的破产，迫使日本在1938年10月以后对其侵华方针作出重大修订。
战争初期，日本盲目迷信自身武力的强大，采取了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速战速决的方针。
1937年12月攻占南京后，日本狂妄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企望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
武汉会战前，日本战略进攻的能力已经衰减，中国战场的持久态势渐趋明朗。
面对这种状况，日本军政上层围绕军事打击为主的方针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产生了激烈争论。
日本军部也从实际的战争过程中感到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强烈要求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负责经济动员的一些部门则从经济困境的角度提议另谋解决事变的途径。
于是，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将原有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新方针。
1938年10月21日，内阁会议在《关于时局的处理方案》中表示，"国民中只管依靠武力工作解决事变，希望迅速完成武力工作，并以此作为事变结束的倾向是令人担忧的"，提出"今后，不仅要用武力，更要倾注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的总力，向建设新中国迈进。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
声明一改以往"惩膺暴支"、"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狂妄姿态，在"合作"、"提携"、"互助"等道义招牌下对中国发出政治诱降。
两面下注：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
① 刘江永：《中日关系：波澜叠起应对之道》，载《世界知识》2011 年第 2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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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下注：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 □
然无存，“对立”成为了中日关系“不惑之年”的主基调。 2012 年 12 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安倍晋三再度当选
日本首相，也由此开启了日本推进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的进程。同时，此 时期正是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关键时期，美国需要借助日 本的力量完成战略转移。对于日本而言，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也有助 于 日 本 达 成 “ 借 船 出 海 ”、“ 谋 日 崛 起 ” 之 目 的 ， 进 而 实 施 “ 与 华 对 抗 ” 政策。因此从 2012 年至 2016 年，安倍政府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出台新安 保法案，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 国。而这一时期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组建亚投行等议题上， 日本表现的则是轻视和抵触的态度。②
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海南大学毕研韬摘要：日本舆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其外交政策，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所以，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笔者认为，要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
关键词：舆论；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意象；国际政治传播一、日本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在回顾美国1935年至1979年间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1发现：在2/3的情况下（包括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公众舆论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政策的变动方向与舆论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政府更愿意按照公众舆论好恶的方向变动，而不是公众倾向沿着政府政策的方向变动。
笔者在分析近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一：日本政府在东海油气资源上的对华政策受到了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公共舆论的深刻影响。
覃里雯在“中日海域专属经济区分歧亟需解决”2中写到：此次矛盾于今年6月初浮出水面，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忽然对中日两国的东海分界线问题以及在其中的油气资源开发进行炒作，……。
6月9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顾虑太多，因而对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发东海海底资源的举动反应迟钝”，“有损国家利益”。
甚至要求政府彻底修改海洋战略，“毅然决然地向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的当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对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中国在东海开发“春晓油气田”很可能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并要求中国方面尽快提供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相关数据。
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那么，日本政府对媒体批评的回应是否是日本政府事先策划的呢？覃里雯随后写到：“日本方面对中国油气田的反应更像是迫于媒体压力做出的反应，因为春晓油田开采之前，中国在东海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矿藏开采。
浅析中日关系
040史海钩沉浅析中日关系中日关系历史变化新中国成立前中日关系历史变化中国与日本地理位置相近，隔日本海相望，并且在两汉时期中国已经和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日本遣派使者同中国进行友好往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的优秀儒家文化思想传入日本，再到隋唐时期中国与日本官方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在科技与文化方面同当时政府进行了交流与借鉴。
后至明朝时期，日本镰仓政府经济凋敝，许多日本倭寇开始了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抢掠，在嘉靖年间日倭基本上被戚继光与胡宗宪等抗倭将领荡平。
随后日本国内逐步统一，日本在丰臣秀吉领导下日本开始了侵略朝鲜，进而进犯明朝的战略，但由于日本实力同明朝相差太远以失败告终。
随后在清政府时期，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改革，日本的实力开始不断成长，日本地区匮乏的自然资源难以维继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日本又开始了侵略中国的计划。
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失败让日本野心日益膨胀，随后就是一战二战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资源的抢夺。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们不难看出，中日关系的变化是随着双方实力的变化发生转变的。
当日本的实力不足以对周边国家地区进行侵略行为时，日本往往选择臣服或者友好往来，一旦日本的实力开始强大，日本政府就会选择进攻性的侵略行为。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变化二战后由于美军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实际上日本背后站着的是美国，作为美国的外交附庸，追随着美国对新中国进行封锁。
但随着中美关系出现转变，中日关系也产生了突破性进展。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标志着近代以来中日对抗关系首次得到了转变。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变化主要是随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化。
下一个转折点就是2008~2010年期间，中国在经济危机中幸存并开始飞速发展，直至GDP超过了日本。
日本开始产生对中国发展的担忧以及焦虑，所以中日钓鱼岛事件爆发，此时中日之间关系紧张，不仅政治方面甚至经济与民间往来也受到了影响。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逐渐走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国际格局已经很难像从前一样由一国主导，因此西方国家开始宣扬中国威胁论，在钓鱼岛问题上、南海问题上制造争端企图遏制中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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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政策（1952-1972）转变期间民间因素的影响评析 【摘要】：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1972年才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尽管学术界对中日复交时期两国关系史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但迄今为止未见系统总结这一阶段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文章问世,为此,本文试图做一尝试。本文提出,虽然“民间外交理论应用于中日关系”的提法出自中国,但是日本方面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类来自民间的群体,为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不懈地努力。他们不代表官方,人数由少到多,力量由弱到强,是日本方面中日复交的动力来源和社会基础,在影响政府对华决策的方面发挥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民间因素的影响下,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改变既定的对华方针,但逐渐增加了政府对中日民间交往的干预程度。随着对华友好的民间因素的力量不断壮大,中日复交的社会舆论压力不断增加。当中美接近的催化剂一旦出现,日本政府便迅速做出了早于美国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大选择。因此,不论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期,还是在全球化的影响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都不能忽视来自日本民间的,追求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的这股非官方力量的存在。另外,本文的研究视角之所以定位在民间因素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上,是因为民间交往在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现在和将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这一历史阶段民间因素发挥的独特作用尤其值得重视。通过对这一时期影响日本政府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考察,不仅有助于理清两国关系发展 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把握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前景,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之间未来的交流与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和市民社会作用的不断增大,民间外交的地位和作用也将越益突出。通过加强民间交流,提升合作水平,将成为改善周边国家间关系或区域关系的主要途径。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宗旨、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研究目标和方法、相关概念解析和论文研究的新意所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是论文的理论演绎和背景分析部分,为下文展开作铺垫。第一章是基本理论演绎部分。先从日本外交决策模式的分析入手,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考察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对华决策、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因。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亚洲地区冷战格局的形成对中日关系发展造成的影响。首先,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断绝了中日官方交往的渠道,但日本在承认台湾为合法中国政府的同时,仍希望保持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于是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民间人士和民间团体成为维持与中国联系的渠道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主要力量。第三章至第五章,论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阐述各个历史时期民间因素对形成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第三章首先分析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四任内阁的对华政策以及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往来的实践情况。接下来以经济界为对象,考察民间因素在这一历史时期以何种形式影响了日本的对华决策,起到怎样的作用。第四章主要阐述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发展和濒临失效过程。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认识到完全抛开政治关系而发展中日贸易的局限,进一步加强了对中日贸易的政府 参与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自民党内的松村谦三集团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主要以非官方或民间人身份开展对华活动,以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影响政府的对华决策。20世纪60年代后期“政经不可分”与“政经分离”的论战加剧,消极的对华政策不断受到挑战,日本国内逐渐形成了恢复中日邦交的社会基础。第五章主要分析1970年-1972年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及其中日复交过程。这一时期两国面临的国际背景与战后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改变,中美接近等国际缓和的总体背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起到巨大影响。在日本国内,经济界团体、大众舆论、在野党和松村谦三集团形成了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民间力量的联合行动,也对政府转变消极对华政策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29日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从第六章和第七章打破了前文历史分期的界限,转为进行专题研究。第六章主要分析日本的各类民间因素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特点。中日之间恢复外交关系,不同于他国由两国政府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决,而是通过民间或半官半民的方式首先提升两国交往层次,待时机成熟再由民间外交转为官方外交,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这一章节里,首先考察了民间因素的主体特点,其次对各民间主体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和效果进行评估,从整体上把握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第七章对民间因素发挥作用的模式进行分析。主要分为间接影响方式和直接影响方式两种,间接影响方式又称为体制外方式,通过与中国签订经济协定、访华、在媒体发表社论等形式不断壮大中日复交的社会基础,给政府的对华决策造成一定压力,这是这一历史时期民间因 素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其次还有直接影响方式,主要松村谦三集团等自民党政治家和在野党在决策层内部通过对决策主体谏言、批判错误的对华行动等方式,对转变对华政策施加直接的影响,但这一方式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结语,分析民间因素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民间因素影响政府外交的发展趋势。【关键词】：民间因素日本对华政策中日关系影响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0 【分类号】：D829.313 【目录】：内容提要6-9Abstract9-16导论16-34第一节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17-21第二节论文写作的宗旨及意义21-24第三节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24-30一、基本概念的界定与解析24-29二、研究方法29-30第四节论文结构及创新之处30-34一、论文的内容与框架结构31-32二、论文的创新与不足32-34第一章基本理论演绎:外交决策中的民间因素34-51第一节外交决策的理论与模式34-40一、外交决策的概念界定34-35二、外交决策理论及模式35-40第二节日本对华决策模式的特征40-51一、日本外交决策的总体特征40-42二、1952-1972年日本对华决策模式的特点:民间因素作用凸显42-51第二章中日邦交 正常化的历史背景51-62第一节战后亚洲地区国际格局的特殊性51-57一、冷战时期亚洲地区国际格局的形成51-53二、中日官方交往渠道的中断53-57第二节冷战格局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57-62一、战后日本外交的两大支柱57-59二、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59-60三、民间因素在维系对华接触渠道方面的作用60-62第三章1952-1960年政经分离政策的形成与民间因素的影响62-76第一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62-68一、旧金山对日和谈之后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62-64二、鸠山一郎内阁的对华政策64-66三、石桥湛山内阁的对华政策66-67四、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67-68第二节民间因素的影响:经济界推动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案例68-76一、20世纪50年代日本民间因素的形成背景69二、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实现69-73三、20世纪50年代民间因素在日本对华决策中的作用73-76第四章1960-1969年政经分离政策的发展与民间因素的影响76-88第一节池田勇人内阁时期的对华政策77-79一、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77-78二、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的局限性78-79第二节佐藤荣作内阁早期的对华政策79-82一、佐藤荣作内阁早期的对华政策79-81二、池田勇人内阁与佐藤荣作内阁早期对华政策的比较81-82第三节民间因素的影响:松村谦三集团促进LT贸易达成案例82-88一、20世纪60年代民间因素的形成背景82-83二、LT贸易的发展过程83-85三、20世纪60年代民间因素在日本对华决策中的作用85-88第五章1970-1972年政经分离政策的失效与民间因素的影响88-103第一节国际形势的变化及佐藤荣作内阁的政策调整 88-92一、国际形势的变化88-90二、佐藤荣作内阁的对华政策调整90-92第二节田中角荣内阁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日复交的实现92-96一、田中角荣内阁的对华复交行动92-94二、《中日联合声明》的发表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94-96第三节民间因素的影响:在野党在中日复交过程中充当沟通渠道案例96-103一、20世纪70年代民间因素的形成背景96-97二、作为沟通渠道的在野党97-100三、20世纪70年代民间因素对日本对华决策的影响100-103第六章日本对华决策中民间因素的主体分析103-121第一节积极促进对华交流的经济界103-108一、经济界的成员构成103-105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105-106三、效果评估:开拓对华交流渠道,提升中日交往层次106-108第二节发挥补充外交作用的在野党108-112一、四大在野党的对华政策主张108-109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109-111三、效果评估:批判消极对华政策,搭建中日谈判桥梁111-112第三节作为政府对华联系管道的松村谦三集团112-116一、松村谦三集团的性质分析112-114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114三、效果评估:建立政府对华联系的管道114-116第四节制约消极对华政策的公众舆论116-119一、公众舆论的包含对象116-117二、发挥作用的阶段特征117-118三、效果评估:形成转变消极对华政策的强大压力118-119第五节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民间因素的主体特征119-121第七章日本对华决策中民间因素的作用模式分析121-138第一节民间因素的作用模式121-124一、民间因素作用模式的划分依据121-123二、各类民间因素影响日本对华决策的具体方式123-124第二节间接影响方式124-131一、经济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