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家利益观 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刘江永
2013-2-22 10:38:38 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12年5期
【英文标题】Japan's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Strategy and
China Policy
【作者简介】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关 键 词】国家利益/对外战略/中日关系/日本对华政策/钓鱼岛
决定一个国家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国家利益，日本语中简称为“国益”。但是，究竟何谓国益，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以及一国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更确切地说，“国家利益观”与对形势的战略判断才是决定国家对外战略的关键。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一个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
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行为却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而发生较大起伏。例如，21世纪初，由于小泉纯一郎在执政期间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2006年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谷底，通过“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等两国高层互访，终于实现了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圜与发展。但遗憾的是，2010年中日关系又因钓鱼岛争端和日本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而急剧恶化，回暖乏力。这说明，除了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外，与国内政治思潮相关的日本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对日本的对外战略及国际关系也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和论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其对外战略的演变
二战后，日本在很长一个时期，谈论国益问题时曾经相当低调。日本驻韩国公使兼原信克指出：外交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整国家之间的利益，“不知本国国益的国家就不能开展外交”。然而，对日本来说，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战略”、“国益”等词汇在日本的语境中有一种军国主义的味道，几乎被视为禁语，“国益这个词的复活是最近的事”。“所谓国益是日本国的最高利益”。如同《论语》中所说的“兵”、“粮”、“信”，即安全、繁荣与伦理价值观。只是拘泥于本国利益的国家，难以得到别国普遍尊敬，反而容易受损。经常考虑使全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同时最大化的国家往往受到信赖，得到尊敬，最终获益最多。①
21世纪初，受过美国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熏陶而强调国益的一代日本人登上执政舞台。他们热衷于追求日本现实的国家利益，日本媒体也经常高谈阔论国益，尽管日本人对国益的理解大相径庭，但“国益”就好像一根魔杖，只要一说就会不知不觉地使人认同。
(一)错误的“国家利益观”曾经导致日本对外侵略扩张
近年来，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1951年外务省根据吉田茂首相指示撰写的调研报告，题为《日本外交的失误》。该报告的结论之一是：外交“不能只拘泥于条约的字句，而忘记政治意义及影响等根本”，“在根本发生错误的情况下，即便在细枝末节上煞费苦心，最终也只能聊以自慰而已”。②
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参赞小原雅博2007年出版了一部力作《国家利益与外交》。他在该书前言中首先引用《论语》所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然后指出“国益乃国之根本、外交之根本”，“误判国益国则亡”。③小原作为外务省官员出版这一重要着作的主要目的是，呼吁日本当政者和公众不要再犯误判国益的根本性错误。这是因为，尽管国家利益是思考、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会对国家利益做出误判，甚至导致近乎亡国的灭顶之灾。
小原雅博意识到，“国益的概念非常重要，但也是危险的”。④他对日本战前、战后和冷战后的国益认知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指出，即便是同一国家也会在不同时期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判断。笔者在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表-1对日本自1931年以来四个时期的政治思潮、国家利益重点、对外战略特点、获取利益的方式及其结果，做出以下归纳说明：
日本明治维新后对朝鲜半岛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便与日本当权者对国家利益的扩大解释直接相关。1889年当上日本首相的山县有朋曾经是日本陆军创始人和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的制定者。1890年3月，山县首相在《外交政略论》中明确提出，国家的任务在于“防御主权线”(指日本列岛)和“保卫利益线”。这里的所谓“利益线”，即“与邻国接壤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相关的地区”。朝鲜是日本“利益线的焦点”。⑥
1890年12月，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会议上所作的“施政方针演说”中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以不失自己之形胜。何为主权线?国疆是也。何为利益线?同我主权之安危有密切关系之区域是也。……要维护一国的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非保护利益线不可。”⑦
山县有朋的这些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老师吉田松阴。吉田松阴曾主张：“要使国家保持强盛，不应仅仅满足于不失去已经得到的，而应当进一步获取目前还未到手的。”因此，日本“必须加紧进行军备”，“趁机开拓虾夷，收复琉球，夺取朝鲜，占领满洲，压制中国，君临印度，以这种扩张进取之势，打下坚实退守之基。这样，即可实现神宫皇后未偿之夙愿，完成丰臣秀吉未竟之遗业”。⑧
山县有朋提出“利益线”的目的就是为称霸亚洲制造借口。他曾宣称：国家“向来均被专以维护主权线为本，惟若不使此次胜利徒劳无功并进而成为东洋盟主，则必须谋求利益线之扩张。”⑨
针对上述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利益观，小原雅博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把当时的满蒙定位为日本的‘特殊利益’、‘生命线’，仰仗军事力量去追求。提出‘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以为是的理念，孤立于国际社会，闯入没有胜算的战争，结果战败。这正是搞错了国家利益这一根本。”⑩因为日本吞并朝鲜后又把朝鲜作为主权线，把“南满”作为利益线、生命线；以武力建立“满洲国”后又把“满洲”作为主权线，而把中国的华北作为利益线，结果不断向外扩大，最终导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战前日本被自己设定的主权线与利益线所束缚”，“结果在超过国力却不断扩大利益线的自我增殖中彻底瓦解”。(11)这一分析切中要害，反映出物极必反的事物发展规律。
(二)日本自卫队部分高官的“国家利益观”充满危险
如今日本自卫队的一些高官仍把中国的台湾省视为日本的“利益线”、“生命线”。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五味睦佳在2012年第4期日本《军事研究》月刊撰文称：“对我国的海上防线来说，台湾具有决定生死存亡的重要意义”；“台湾就是我国的生命线，台湾与日本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他所列举的所谓“依据”是：“日本的能源资源基本上是依靠海外进口，保障海上通道的安全对我国的生存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原油进口90％依赖中东，而来自中东的原油基本上都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通道。如果台湾被吞并，我国的安全必将受到重大威胁。此外，如果台湾被中国吞并，那么不仅中国在南海海域的影响力就将骤然提高，而且该海域最终将被变成中国的内海，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还将波及整个印度支那。这样一来，我国多年来在东南亚地区精心构筑的经济基础就将下沉，在当地的经济活动就将受到限制，最终将不得不撤离东南亚。”从军事地缘政治角度看，“如果中国吞并了台湾并把台湾作为潜艇基地，那么潜艇一出海就可以进入深水区，从而可以获得极大的行动自由。……中国的海洋战斗力就将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入太平洋，必将给日本和美国带来重大威胁”。
基于上述立足于“海洋国家”的国家利益判断，他主张，日本要有效地推进海洋战略，就必须有效地遏制中国军力，参与美国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ASBO)，制订“空海一体战”构想。这一构想不仅是承担对日本的防卫，还包括保卫台湾、确保南海的航行自由和保护海上通道等内容，为此需要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国部队的密切配合。因此，日本必须尽快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目前的最佳途径，是通过修改“政府(对宪法的)解释”的方式来实现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变“专守防卫”为战略防守。
其次，要“修复日本人的国家观念”，必须摆脱东京审判的历史观，废除“村山谈话”。日本应根据本国传统宗教，即神道的仪式进行追悼。因此，要让那些为国捐躯的自卫队员进入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应接管靖国神社，并在此举行慰灵仪式。
第三，修改“无核三原则”。随着中国核战力的增强以及美国“核保护伞”可信度的下降，中国对日本发动核攻击的可能性日益增大。日本要实现核武装还面临各种具体问题，当务之急是别让“核保护伞”变成“破伞”。为此需要把“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变成“可以引进”。他还用假设的口吻建议：“如果美军能在有效击毁中国战机和导弹的前提下，把台湾作为前进基地加以经营和部署，就必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造成严重影响。”(12)
上述对台战略考虑，在日本防卫省系统和右翼鹰派势力中颇具代表性。以日本旧军人出身的原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已故)为理事长的“日本战略研究中心”，1994年也曾提出研究报告称：关于台湾问题“最好是固定现状。需要看到统一后将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影响力扩大”。日本的方针应是“以半永久性地维持现状为前提，与环太平洋海上大国论坛各国合作，为维护正义与秩序而支援或请求美国采取行动，在区内各国筑起防波堤，排除对世界体系的恶劣影响”。“若美国根据与台湾关系法介入保卫台湾，作为盟国的日本也将对其予以支援”，“共同确保海上安全”。(13)日本外务省首任情报调查局长、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强调，“台湾的安全就是日本的安全”，“与美国合作保卫台湾的自由与民主是日本的国家利益”。(14)日本这种危险的“国益”论，是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和冷战时期形成的，在一些日本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尽管其未必是所有日本人的共识，但其对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影响不容低估。
日本“观光外交”战略的推行模式、成效和困境
日本“观光外交”战略的推行模式、成效和困境
作者：刘青梅
来源：《日本问题研究》2024年第01期
日本“观光外交”战略的推行模式、成效和困境
刘青梅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江苏南京210039）
摘要：2002年，小泉纯一郎政府首次提出海外游客赴日旅游之于日本经济的重要性；2007年1月，随着《观光立国基本法》的修订，日本政府开始重视海外游客赴日旅游的公共外交效果。在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围绕“观光立国”政策的论述已形成综合性态势，并已得出较为明确的观点，但鲜有研究关注这一政策与公共外交理论的结合。21世纪初至今，日本政府推行“观光外交”战略的模式主要是放宽海外游客赴日旅游签证限制、整合并提升国内旅游资源。就效果而言，直观的经济数据验证了日本推行“观光外交”模式的成功，而在提升国际形象这一公共外交效应方面，日本政府还需在争取摇摆群体方面下更多功夫。政策制定存在矛盾性、区域间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老龄少子化等现状是日本推行“观光外交”面临的巨大困境。
关键词：日本；观光外交；推行模式；效果；困境
中图分类号：D83/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24）01-0011-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401002
公共外交是以政府为行动主体，以国外公众为目标受众的外交行为，旨在提高本国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1］6。二战后，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个人出境游也日益成为愈来愈多的选择；如今，出境游业已突破常規的经济范畴，“成为一种全球现象和难以避免的国际事实”［2］。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塑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并施以外交手段，使“观光外交”成为对本国传统外交的有益补充。截至目前，中日两国研究日本“观光立国”战略的成果较为丰硕，但研究“观光外交”战略的论文却乏善可陈。就日本研究而言，滝知则聚焦日本外交政策与观光立国战略之间的关联［3］，叶山彩兰分析了观光外交在国际经营中的重要作用［4］，长泽彰彦论述了观光立国政策的公共外交特点及引发的系列问题［5］。国内目前将日本观光立国政策与公共外交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文章仅有蔡亮、俞东阳所作的《日本对华“观光外交”的模式、成效及启示》，其亮点在于文中总结的日本政府推行观光外交的三种数据模型［6］。另有国内学者以“旅游外交”为关键词，考察这一概念兴起的背景、公共外交内涵、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起到的作用和具体实践，代表性成果有张瑛、刘建峰的《新时代大国特色外交视野下旅游外交研究》［7］，曹笑笑、马雨欣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旅游外交的理念与实践》［8］，以及王桂玉的《中国与太平洋岛国旅游外交：历史基础、现实动力与路径选择》［9］。可以说，有关“旅游外交”的研究方兴未艾，上述成果为研究日本推行“观光外交”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为深入且持续研究日本“观光外交”的模式展现了可行性。但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日本“观光外交”战略的研究尚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中日学者对日本“观光立国”政策的推行背景、模式和效果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基于研究现状，从公共外交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日本“观光立国”政策与其关联，挖掘“观光立国”战略的公共外交模式、目的及效果，分析其中现存的困境，对于拓展“观光外交”战略的研究视角具有较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份与权力_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3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副教授。(邮编:
100871
)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初晓波
内容提要 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其海洋战略几经沉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深刻的教训。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国家身份的迷茫,政府积极推动成为海洋国家,确定了“海洋立国”的综合战略,从海洋立法、机构设置、加强军备、强化日美同盟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努力,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日本的海洋战略对日本未来走向、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关键词 日本海洋战略海洋国家海洋立国日美同盟中日关系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东端,是一个四面临海的群岛国家,自东北向西南呈弧状延伸,缺乏战略纵深,但有天然的海洋屏障,与朝鲜、韩国、中国、俄罗斯等国隔海相望。按照日本自己的计算,日本领海加上专属经济区的总面积是日本领土面积的
12倍,居世界第6位。日本民族在认识和开发海洋方面积累了大量独到的经验,有敬畏海洋的自然崇拜,有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也有穷兵黩武的殖民扩张。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经历了从高速增长跌入“泡沫经济”崩溃的痛苦历程,在“十年不振”的彷徨中,日本各界开始审视日本发展之路,而海洋战略则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思考,全面认识冷战后日本海洋战略的变迁和发展趋势,不仅是了解日本未来走向的重要视角,而且也与同属东亚区域内相邻的中国、与整个西太平洋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繁荣息息相关。
一、日本传统海洋战略的发展与冷战后的挑战
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分析,首先要对相关基本概念进行界定和比较。在类似研
09国际政治研究 2007年第4期究中,人们一般把“海权”、“海洋战略”等作为不证自明的概念来使用。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AlfredThayerMahan)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7—1783》中提出的海权论内涵,和冷战后日本基于国际环境和自身利益建构起来的概念肯
定有很大不同。由此,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当下日本学者和政治家心目中的“战略”
浅谈中国对外战略
浅谈中国对外战略
摘要：对外战略是国家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国际活动的总路线、总方针。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的对外战略有几次重大的调整，每个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国家的利益及国际局势的影响。通过分析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对外战略，并且构建心目中的对外战略。
关键词：对外战略 调整 原因 影响
对外战略具有全局性、总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是国家处理国际事务，进行国际活动的总路线、总方针。国家对外战略是指：“一国对较长一个时期整个国际格局、本国国际地位、国家利益和目标，以及相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等总的认识和谋划。”①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是一国对外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一国拥有的国家实力强弱和掌握战略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对外战略的实施效果，而一国所处的国际战略环境则是对外战略演变的重要因素。受上述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调整着对外战略。
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进行了4次比较明显的对外战略大调整：依次是 50年代的“一边倒”对外战略、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对外战略、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战略和80年代至今的“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我主要从战略的提出、背景原因及影响来认识我国各阶段的对外战略。
一．20世纪50 年代的“一边倒”战略
（一）“一边倒”战略的提出
毛泽东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②
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对外战略主要包括“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等三大外交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主张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首先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与残余势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决定与苏联结成同盟，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龙源期刊网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作者：相蕾
来源：《新生代·下半月》2018年第10期
【摘要】：日本海洋战略是日本国家综合性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的一环，而日美同盟作为日本海洋发展战略的焦点，支持着日本不断改进其海洋策略，扩大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朝着海洋大国的目标迈进。日本的海洋战略是具有扩张性的，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对地区安全安全造成挑战。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启示中国应采取相应对策，树立海洋安全意识，积极推动与各国的多边海洋合作。
【关键词】：日本 海洋战略 中国 海洋安全
一、日本海洋战略的演进
（一）冷战初期日本的海洋战略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得日本必须解除军事力量，这无疑会打断日本的发展道路。日本必须重新考虑本国发展战略，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接受美国对其的单独占领，并按照美国的战略方式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日本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现了经济的恢复和增长，开始重整军备，建立自卫队。“因此，吉田茂内阁根据国内外形势，将‘贸易立国’思想作为指导经济发展的理论依据，确立了‘轻军备，重经济’的‘贸易立国’路线，从而奠定了战后日本外交路线的基础，开启了战后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发展的道路。”
“战后，吉田茂推动的‘轻军备、重经济’与‘贸易立国’路线在日本政界占据主流。”吉田茂的这种路线使日本的经济跃进世界经济大国的行列，使日本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吉田茂从“贸易立国”的角度论证了日本海洋发展战略的意义，但是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共识。鸠山一郎时期，日本调整了对苏关系，岸信介内阁时期发展了日本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这可以看成是日本海洋发展战略的一部分。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美国明确声明对日本的防卫义务，删除了一些不平等条款，新修改的条约涉及的领域比旧条约广，使日本的经济加快发展。日本国际政治大家高坂正尧的“海洋国家构想”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他的观点为日本的发展指明方向，他主张日本应该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实现和平发展。在这一时期，日本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实现了国家的演进，日本的这种海洋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尤为明确。
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摘要：新世纪的到来，在祈祷和平的钟声敲响之际，冷静地观察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审慎地预期周边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段内维护地区和平，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新世纪、中国、周边形势、安全
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态。亚洲国家出现了军备竞赛的苗头；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一些国家正在构成严重挑战；还有近期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南海纠纷等等。在意识到这些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观察周边国际力量关系的分布情况，观察各国对国家利益的确认与实现方式是否发生变化，以此对未来周边环境作出判断。我国的邻国有14个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隔海相望的有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
中国作为邻国最多的国家，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等权益上，存在巨大问题，而影响我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因素有：恐怖主义、宗教权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领土纠纷、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就像一条“V形热点线”，呈放射状特点，在北部、西部、南部、东部和东南部都存在着不安全因素。V形线的左端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陆线，有中亚五国问题，阿富汗冲突、印巴冲突、印中争端等问题；V形线右端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海洋线，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的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之争、中朝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东海大陆架和钓鱼岛之争以及南中国海之争等。
中亚五国独立后，由于中亚显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世界各国势力在中亚的角逐使中亚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环境复杂化。中亚国家还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中国的邻居，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日趋增加，进入21世纪，中国同中亚国家加强了经济合作，扩大了在中亚国家影响力，间接损害了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而美国、俄罗斯在中亚角逐加剧，以获得经济利益。
浅谈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中美国因素存在的原因
Legalsystem助 dSociety浅谈后冷战时代中幻关系中美国因素存在钓原因周健摘要冷战结束后,尽管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美日三国战略利益也在不断调整和相互妥协,但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因素比冷战期间更具隐蔽性和目标性,并时常主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本文拟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特点来阐述美国因素存在的原因,借以展望21世纪中日美关系的未来.关键词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美国因素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9.0592(2009)04.175一02后冷战时代,世界朝着多极化的趋势发展明显,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面对着国际环境突如其来的变化,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调整本国的对外战略,以其在后冷战时代斗争激烈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领域中底得最大利益作为东亚地区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也在因世界形势的变化主动的或被动的调整各自的对外政策从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情况看,无论两国关系在某段时期是多么亲密,仍存在一系列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因素,如安全问题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油田问题等,但这些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内部因素,其实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这就是美国因素.本文拟从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特点来阐述美国因素存在的原因,借以展望21世纪中日美三角关系的未来一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形成于冷战初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得到重新调整.调整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地区安全形势的演变:二是美国决策者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目标的看法的变化总体而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美国安全战略,或曰大战略,它界定了美国对外事务的基本思路,包括目标手段对威胁的认知和介入的程度;二是美国的亚太地区秩序观,它决定了美国地区战略的基本态势:三是美国对华战略,它决定了美国政策的主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界更关注的是如何设计符合后冷战时代特征的亚太安全战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美国加世纪90年代亚太安全政策的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保持美国作为亚太地区首要大国的地位;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抑制地区热点问题;鼓励军备控制,建立信任措施机制,发展危机预防机制: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从 遏制+威慑!到 均势十威慑!,如果说美国冷战时期在亚太的 遏制!战略主要是针对苏联的话,那么冷战结束之初的 均势!战略则主要考虑到日本因素小布什政府的亚太安全战略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传统的地缘政治观;二是,∀9#!!事件在 9.11!事件之前,布什政府的战略谋划者根据其在冷战时代形成的思维态势,公开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首要任务确定为因应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局势缓和与危机并存是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特有的现状也就是说虽然冷战结束后世界大的战争威胁己经减少,但在东亚地区这种威胁并未完全消除特别是具有不同地理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背景的东亚各国很难完全一起融入到国际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维持与超级大国美国双边信赖关系是东亚地区安全保障的重要现实换言之,如美国著名学者彼得#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所言, 亚洲仍继续是一个在美国帝国体系中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渗透性地区,中日之间日益强化的竞争状态为美国的帝国体系提供了政治基础!.中日美∃在亚太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拥有不可忽视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即使为非对称的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影响着中日关系1995年完成的日美军事同盟再定义以及19%年的%日美联合安全保障宣言&,让美日同盟的功能和战略目标也从冷战时期的日本本土防御转向了同盟区域安全 责任人!的定位在日本和美国 共管!东亚安全新态势下,日本在外交和战略上放弃了在中美关系中有可能采取的独立和自主立场,转向了赤裸裸的 联美制华!战略这在小泉时代表现的最为明显小泉执政的6年,日本不但完成了日美基地使用上的新条约谈判,决定在 必要时!向美国开放所有的日本军事基地和承担必要的军事任务,而且,美日同盟针对台湾海峡问题时的联合军事干预政策己经昭然若揭2005年2月,美日外交与防务∋,2十2"磋商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将确保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列为两国的 共同战略关注!但由于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渐强大,中美利益的范围不断扩展,决定了美国在中日之间所采取的均势战略冷战后美国所采取的这种新的均势战略可称为 合作式均势战略!.这种新均势思想,就是建立一种有利于美国主导地位并由美国控制的国防力量的均势布局二中国的对外战略及国家利益国际政治中只有利益是永恒的国家间的法律义务从属于国家利益乃是国际政治的铁律,或对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普遍适用的客观范畴.中国的国家利益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特别强调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基础;维护本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维护本国利益与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统一的:对中国来说,国家利益的有效实现离不开美国的支持.经济上,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这除了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国内体制改革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在华的投资中国企业从美国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2008年,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达3337.4亿美元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分工与合作日益加深全球化使美国的科技优势受到无情的挑战.军事和技术先进的社会向较后进的社会性扩散,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新的大国兴起的主要原因.中国能否将在21世纪中叶实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并成为世界多极格局和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名符其实的力量中心之一,作为独立自主的一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更强有力的和平与进步作用与美国的亚太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中美经济贸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安全关系政治上,鉴于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都需要美国.军事上,中国的统一大业更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01年4月,布什政府宣布了一笔价值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12艘P3一 猎户座!反潜巡逻艇和8艘柴油动力潜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潜艇的出售.1979年,卡特总统签署的所谓的%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有向台湾出售军火时,也都以防御性武器的义务,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军火时,也都以防御性武器为限.布什政府决定对台出售潜艇这一进攻性武器的举动,打破了过去20年同美国对台军售的惯例,甚至超越了%与台湾关系法&的要求,是对台军售政策的一大变化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旨是 预防性防务!,对华战略是 接触性防范!的话,那么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则呈现 预防性遏制!的态势,(下转第181页)作者简介:周健,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6级研究生.175Le口 alSYStemAndSociety平等的心态与执政党相处.(二)以政治录用的民主性,开发政治民主化功能扩大政治录用的民主性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关键,也是开发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政治民主化功能的关节点温家宝同志说: 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同样折射在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上,这就影响到政治民主化功能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提升和开发政治民主化功能,开发竞争的录用机制显得比较重要首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民主党派的根木组织原则,我们应该坚持但是在实际运转过程中,不少领导者把 集中!转换为 集权!反映在政治录用上,民意表达的渠道狭窄,授权方式民主性的缺失直接制约了政党制度的民主化功能发挥干部录用要创设竞争机制.在中共党内,授权方式要进一步下移,从机制上健全民主推荐方式,使民主推荐民主考察民主测评民主选举的机制更为完善,并在录用中体现评议的代表性和权威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党内规则要有封闭性,任何人在规则的辐射范围内都必须遵守,不能超越规则或者绕过规则,这就是民主的要旨.其次,从民主党派组织建设方面分析,民主党派要探索更加有效的培养方式机制和载体,改变目前存在的从科技梢英中 嫁接!领导干部的模式要从民主党派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 内生!出自己的领导者(三)建设现代政治文化,开发政治民主化功能建设现代政治文化是提升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政治民主化功能的重要一环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政治心理和主观维度集合形式的展示,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信念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观等客观政治关系相当程度上支配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也能对客观政治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现代政治文化能够引导公民在政治输入和政治输出之间保持平衡和理性,从而使我国政党制度能够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建设现代政治文化,在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上,我们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二是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优秀成果,三是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在政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土,我们要突出公民文化的建设,倡导民主法制责任公平的理念,培育公民意识.政治文化是政治民主化功能的土壤,只有民主元素丰饶的土壤,才能使政治民主化功能不断得以开发.沙特施纳德说:∀毫无疑问,政党的产生是现代政府的显著标志之一政党创造出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体不容置疑地与政党制度互栖共生.!政党制度的政治民主化功能的提升和开发将推动中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和科学化发展.,专文献:(月萧超然,晓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哈尔滨:照龙江人民出版杜.2%口).21王长江.世界政党比较概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13∗罗伯特#米歇尔斯.政党.美国多佛尔公司.1,59.(41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杜.1986.(5]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以巧.16∗胡铂涛.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偏.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71王长江.现代执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8]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zjd.~.cn.(91迈克尔#罗斯金等.林震等译.政治科学.北京:华里出版杜.2001.(上接第175页)对华战略具有强烈的 遏制!成分.目前,东亚地区存在着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如中日关系台湾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与中国需要寻求战略平衡,构建以亚太地区为重心的全球均衡体系,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与这个地区有着重要利益的美国三冷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有两个显著的发展趋向:第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第二,经济竞争愈益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两个趋向都有利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冷战后日本的外交目标:要做到蔽得亚太国家的好感,扩大在亚太地区中的政治作用,运用经济力量把亚太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要取得与美国平等的地位,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外交目标是在开展 大国外交! 积极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下,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而全力以赴冷战后,日本依靠美国军事保护的需求下降,但日美同盟仍将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这是因为日本认为:首先,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仍将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对日本来说,美国是最重要国家,维护日本安全的现实手段非日美安全体制莫属日本由于受到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制约,不可能只靠本国单独的能力去万无一失地应付包括核战争及常规战争等各种威胁,保卫国家安全,所以必须同基本价值观相同并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美国结盟其次,日美同盟对维持日本周边安全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冷战虽己结束,但亚太地区形势复杂,朝鲜半岛问趣台海问题北方领土等问题悬而未决日本为维持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地位,加强同周边各国的关系,也需要以日美同盟关系为后盾.再次,%日美安全条约&不仅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还是日美政治经济社会等广泛领域友好关系的基础对中国来说,三角关系朝均衡方向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能否通过正确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实现三角关系朝均衡方向发展,是中国外交的一大任务客观地讲,冷战后经折冲演变而形成的中美日三角格局虽然充满变数,但基本结构却是相对稳定的.在安全方面,尽管中国与美日之间存在着安全上的不信任感,而且美日同盟有针对中国的倾向,但三国之间不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和武装对峙,而是相互间处于依存与矛盾协调与制约合作与竞争对抗与对话等多种样态并存的结构框架之中随着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变化,在包括中美日三国在内的各个大国之间,己经没有确定的敌国和为对付敌对势力或第三国而结成安全同盟的客观必要性.美日同盟虽然有针对中国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的,这与冷战时期美日同盟针对着苏联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经济全球化在为全球范困内的各种三角关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基础条件和有利的大环境的同时,也为中美日三角关系提供了新的基础和环境中美日三国都承认与另两方有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都不愿意使另两方的关系走向对抗,也不愿意另两方之间走向对抗日本虽然在对华政策上有追随美国的一面,但它也不愿意看到中美走向对抗只有积极地加入到国际体系之中去,身在其中,才能在改变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上充分地发挥作用.通过改造旧秩序,争取形成有利于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也符合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行为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风范和威望.也只有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缓解和抵制西方国家的压力,从而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崛起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才能改善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不利处境.今考文献:[一 ]u.5oepartmonrofoe几nse.^s湘t叼cF口me钊0比for山e^51朋PaeifieRim:Look#ingTOWard一he21stCenruryP.6;Don目dS.Z.gon二 Th.Chan砂ngU.SR川einA公一nsecur# ityinthel990.s3.(2+被得#卡赞斯坦.美国帝国体系中的中国和日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3+ 非对称.则是指这些大国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如日本的经济优势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总体优势.[月+L.Be丙aminEderin小 onandMichaedJ.Mieh 一J,M~.ed*二几mi呀P∋n卜TheGuIfWatandU.SmiliraryStrate8y.SanFrancisco:westviewpress.1994.闷呜.[5]Konne:hwThompson,Morersof一n吻atin回仆囚沙r.切ui幻叨as括 teUnive iry斤 ess198088.[6+HansJ.MO飞enrhau.Revi喇byKen肚小w.仆amp扣.pdi∋es^mon吕Na它ion卜TheS加目 eforPowerandPeace,伴目ngUniv的ityP悦55.2加5.皿0.,7+罗伯特#吉尔平.武军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杜.1994年版.181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日本国际安全战略的新动向及其影响
作者：孟晓旭
来源：《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04期
〔提 要〕 菅义伟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沿袭并发展了“安倍路线”，其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升级日美印澳“指导性安全联盟”，深化多边多层安保体系，强调经济安全保障议题，强化供应链安全，并经历了从反对构建“亚洲版北约”到利用多边围堵制华的路线转变。国际形势和印太权力格局新变化、美国对盟国的政策调整，以及推动战后日本安全战略转型和迎合国内政治需求等是菅政府调整和深化国际安全战略的主要动因。菅政府的国际安全战略在能力和框架上均存在缺陷，背后的安全理念也不符合时代潮流，难以获得地区国家的广泛支持，但其产生的复杂影响需要重视。
〔关 键 词〕日本国际安全战略、日本外交、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1）4期0087-16
2020年9月16日，菅义伟接替安倍出任日本新一届政府首相。由于长期担任安倍政府内阁官房长官一职而无外交安保的履历和经验，菅义伟执政被认为存在外交和安保短板。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侧重应对国内议题的背景下，“菅随安规”似乎是其现实选择，但事实上菅政府上台后在国际安全议题上更为积极，不断调整和深化日本国际安全战略，形成一定特色，其复杂影响正逐渐显现，需要予以关注。
一、国际安全战略新动向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仅凭一己之力不能确保安全，应多层次地开展国际安全合作，战略和系统地推进安全保障政策。菅政府成立以來，对外积极开展国际安全合作，聚焦战略重点地区，升级核心战略合作框架，扩大安保合作体系，并转向加大对华安全围堵。
（一）战略重心放在印太地区，强化与地区多国的安全合作
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中国(zhōnɡ ɡuó)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摘要]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fāhuī)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lìshǐ)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shènglì)。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zhèngzhì)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邦交正常化 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战后日本“亲华”保守政治家的对华政策观——以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众议员为例
【历史学】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１．３２ １，２０１０
战后日本“亲华＂保守政治家的对华政策观
——以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众议员为例
翟 新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松村谦三是中日复交前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为两国关系正常化身体力行而
建功甚巨的日本保守政治家，然构成其对外行为的精神基础的则为中国对于日本国家利益的
增进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认识，也正是这个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对外观，从根本上制约了松村
对华政策构想的性质和射程。
关键词：松村谦三；日本政治家；对华政策观；中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Ｄ８２９．３１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４４（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６４－０５
１９７２年中Ｅｔ两国之所以能一举恢复邦交， 从日本方面来说，与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有一
批长期致力于发展对华友好关系的保守政治家
的努力难以分开。在这些人士之中，最引人注目 的则是一直受到我国领导人赞誉而长期任国会
议员及自民党顾问的松村谦三。中日关系正常
化之前，松村团聚一批保守政治家和实业家，根
据先贸易后复交的目标，长期以渐进及积累的 方式推进对华交流事业，为最终实现两国关系
正常化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其贡献和影响
可谓巨大。那么，身为保守政治家的松村为何在 东西方冷战格局下如此执着于发展对华关系？
本文试通过将松村的对华政策观置于国际政治
和他的对华活动过程中予以分析，期有助于我
们弄清中Ｅｔ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
一、主要的中国经历和为政生涯
松村１８８３年生于日本富山县西砺波郡福
光町，１９０３年９月考入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就
读。期间，他因幼时受喜欢汉诗的父亲和祖父的 影响选修过中文，并经常参加与东亚地域有关 的学生社团活动，大学二年级时还随早稻田大 学师生至中国修学旅行。不过，约一个多月的大
陆之行，对当时陷于半殖民地深渊的中国的所 见所闻，几乎彻底摧毁了松村原先持有的由古
改善日本对华民意基础任重道远_黄大慧
改善日本对华民意基础任重道远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安倍晋三再度执政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日益呈现强硬姿态。安倍在延续前任政府对华防范、牵制政策的同时，其对华政策“对抗”色彩越发浓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因领土争端降至冰点的情况下，安倍竟然不顾各方反对选择在执政一周年的象征性日子参拜靖国神社。安倍如此胆大妄为，固然是日本国内外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各种民调显示，近年来日本社会“厌华”或“嫌华”情绪浓重，多数日本人“不喜欢”或“不信任”中国。这种情况恰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日本对华友好感情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更体现在两国民意基础上。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已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的恶化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演化过程。1972年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特别是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友好与合作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日本人的对华认识不断朝良性方向发展，对华感情渐入佳境。在上世纪80年代，七成以上日本人对中国抱有“亲近感”，认为中日关系“良好”。不仅如此，日本还视中国为“可以信赖”的国家。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过渡到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新阶段。与此同时，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和感情也随之发生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国抱“亲近感”的人与不抱“亲近感”者的比例发生逆转之后，日本民众的对华友好感情持续下滑。当然，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价和对中国的信任感也在不断降低。造成这种情况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使日本“联华御苏”的战略需求不复存在，从而导致“中国威胁论”取代“苏联威胁论”。二是国际冷战体制瓦解导致日本“国内冷战”格局终结的影响。1993年，延续38年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与社会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体制崩溃，意味着日本政治生态的“总体保守化”。这使得以往那种基于意识形态而亲近中国、支持中国的人士明显减少。尤其是，曾活跃于学界和论坛的长期从事中日友好活动的“进步文化人”，被那些对华持消极立场的所谓“有识之士”所取代，致使日本对华舆论导向发生变化，从而对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产生负面影响。三是日本政界“世代交替”带来的影响。冷战后日本的中日关系承担主体由“战前世代”过渡到“战后世代”。“战后世代”由于生活体验和所受熏陶不同，对中国的赎罪意识淡薄，要求用现实国家利益重新定位中日关系，在中日发生摩擦时不轻易让步和妥协。“战后世代”的立场和主张，逐步得到日本多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四是冷战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本人焦虑不安，危机感上升，自信心受挫，民族主义抬头并指向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民意进一步朝着不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发展。小泉执政时期，顽固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局面。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华感情也进一步下滑。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处于分裂状态。而且，随着小泉执意破坏中日关系大局，日本国内对其批判之声高涨。但同时也应注意到，许多日本人并非在历史问题上进行深刻反思和自我批评，而是将中日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日本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反日教育，正是这种教育导致中国出现反日情绪和反日行动，进而破坏中日关系。这种观点在日本很有市场。持有该观点的人面对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批评，往往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叫嚷“日本患上道歉疲劳症”，并指责中国“打历史牌”，抓住历史问题不放。91《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2006年，首届安倍政权诞生后，强调与中国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逐步实现转圜。尤其是，2009年执政的民主党政权明确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并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主张，中日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好景不长。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和紧随其后发生的钓鱼岛撞船事件，不仅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也对日本人的对华认识和心理产生较大影响。日本对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它变成现实时还是在日本形成了冲击波。日本甚至有人惊呼“经济战败”。日本认为中日经济结构自此将从“日本优势时代”过渡到“中国优势时代”，中日关系格局也将从近代以来的“日强中弱”转向“中强日弱”。中日国力的逆转，令日本颇为不适，难以接受，并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疑惧和戒备心理。在这种心理驱使之下，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消极因素必然进一步凸显出来。事实上，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了钓鱼岛撞船事件。事件发生后，日本不仅非法抓扣中国渔船和船员，还试图用日本国内法处置该事件，并背弃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搁置共识。更有甚者，日本还将该事件起因归咎于中国，妄称是中国放弃“韬光养晦”政策的产物。与历史问题不同，在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民众对本国政府的立场高度认同，并给予积极支持。而日本民众的对华感情则急剧恶化，对华好感度甚至不足两成，对中国更无信任感可言。撞船事件之后，领土海洋权益之争超越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最主要因素。日本民众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政府的积极支持姿态，被右翼势力和保守派政治家所利用。正是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石原慎太郎上演了“购岛闹剧”，野田政府悍然实施了“国有化”钓鱼岛政策。然而，当中国针锋相对采取强有力反制措施，以及中国国内出现反日示威游行之后，日本舆论从过去主要针对中国政府进行批评，开始转向包括一般民众在内的对整个中国的批评。在日本媒体的片面报道和大肆渲染之下，仿佛整个中国都在“反日”、“仇日”，日本对华民意受此影响进一步恶化。展望未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将继续采取对华强硬政策，防范、牵制将成为对华政策的一种常态，甚至会不时呈现“对抗”色彩。安倍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有其明显的政治意图。首先，通过对华示强，塑造强势领导人形象，赢得更多支持，稳固政权基础。其次，通过对华示强，制造来自中国的“外压”，增强民族凝聚力，为振兴经济提供动力。第三，通过对华示强，营造中日关系紧张和日本安全环境严峻气氛，为突破国内政治“禁区”，修宪扩军和行使集体自卫权铺路。第四，从国际上看，日本试图通过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转移国际社会视线，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服务。当然，安倍不断对华示强，胆敢顶风冒险参拜靖国神社，还有激怒中国民众、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叵测居心。时下日本的对华舆论环境，有利于日本政府做出非理性的对华政策选择。反过来，日本政府非理性的对华政策选择，又加剧了日本对华舆论的恶化。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对华民意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之中。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日本政府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更需要日本形成良好的对华舆论氛围。两者相比较，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并不十分困难，而要改善已相当恶化的对华民意基础绝非易事。实践证明，越是在中日关系困难时期，越需保持清醒头脑，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挑衅，我们绝不能随之起舞，自乱阵脚，造成自伤。我们要练好“内功”，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并在外交上积极开展对日斗争。当然，还要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改善日本对华民意基础。紧密的经济联系是中日关系“斗而不破”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则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石。日本是多元社会，并非铁板一块。既有右翼势力，也有左翼势力，还有中间势力；有反华派，也有亲华派，还有中间派。而且这些势力和派别，因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彼此之间还会发生分化和转化。因此，做好日本人民的工作，要注重讲究方式、方法，要注意区分不同群体，切忌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在新形势下，我们依然要团结大多数日本人，争取中间派，打击和孤立右翼反华势力。“关系亲不02《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亲，关键在民心。”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做好争取日本民心的工作。改善日本对华民意，要知难而进。这不仅是改善中日关系的现实需要，更是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长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