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
日本受众媒介接触特征与中国对日传播策略
日本受众媒介接触特征与中国对日传播策略作者：赵新利来源：《对外传播》2013年第10期日本是一个媒介大国，其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介都比较发达。
随着网络的发展，其受众媒介接触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加之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以及两国的紧张关系，日本民众对华心态也发生了微妙变化，我们应在把握这些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对日传播。
一、日本媒体概览日本是一个报业国家，报纸等传统媒体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良好的教育让多数民众喜欢读报成为可能；而日本较有影响力的主流报纸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和积淀，办报风格和策略都趋于成熟，报纸提供的信息质量较高；成熟的报刊发行网络让每天的报纸都能快速准确地送达读者手中。
日本国土约是中国的1/25，人口约为中国的1/10，而报纸发行量巨大，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10份报纸中，有7份在日本。
200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读卖新闻》的发行量达1003万份，位居全球首位。
而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为350万份，与日本主流报纸的发行量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巨大的发行量让报纸一直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介。
日本新闻协会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各类报纸的发行量达4778万份，每个家庭订阅报纸数量为0.88份，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
但是综合近几年的数据就很容易发现，即便是在爱读报的日本，报纸发行量也在逐年下降。
2000年各类报纸发行量为5371万，2005年为5257万，2010年则下降至4932万。
近年来，日本主流报纸虽然依然保持高发行量，但逐渐显露颓势。
日本新闻协会2011年下半年最新统计显示，《读卖新闻》发行量为995.5万份，《朝日新闻》发行量为771.3万份，《每日新闻》发行量为342.2万份，《日本经济新闻》发行量为301.1万份，《产经新闻》发行量为160.8万份。
与上半年相比，上述日本五大报纸的发行量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读卖新闻》下降0.28%，《朝日新闻》下降0.93%，《每日新闻》下降0.97%，《日本经济新闻》下降0.63%，《产经新闻》下降0.24%。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日本对华援助舆情分析
118学术探讨一、研究背景日本言论NPO（Genron NPO，即日本言论非营利组织）在2019年10月发布了第15次关于中日两国的民意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2019年日本受调查人群中对中国的印象为“好”与“一般”的占比，与前几年相比稍有提高。
在2019年的受调查人群中，有45.9%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是积极的［1］，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的年轻群体，其主要原因是去日本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很多中国民众通过接触体验日本的风土人情，改变了以往对日本的印象。
但总体上看，中日民众之间仍处于“好感度低”的状态。
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日本率先向中国捐赠物资支持中国抗击疫情这一举动，使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舆论趋向积极态势，有助于提高中日民众间的好感度，打破中日之间“民冷”局面。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布了许多来自日本官方的一手消息，大多中国民众通过关注该微博掌握日本的疫情动态，且乐于在该微博平台上发表与中日两国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言论及观点，该微博疫情期间的博文评论数、点赞数及转发量较疫情前的博文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本文针对这一现象，以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中国民众在疫情前后对日本的舆情态势变化。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对华援助的舆情概述2020年1月中旬，日本民间出现支持、援助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举动，2020年3月中旬，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日互帮互助共同抗疫。
本文将2020年1月12日至3月12日定为新冠肺炎疫情下日本对华援助的关键时期，研究这两个月的舆情情况。
爬虫数据显示，在此期间日本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共发布27条有关中日两国疫情的博文，共获得18653条评论，11.3万个点赞。
微博评论中倾向正面所占比例最高，为88%，共16447条；其次为中性评论，占比9.7%，共1803条；负面评论占比仅2.3%（本文数据更新情况截至2020年3月中旬，往后相关评论及点赞数据仅有微妙变动，忽略不计）。
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特点分析
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特点分析丁红卫 叶鑫宇【内容提要】日本主要媒体早期顾忌美国态度，对“一带一路”倡议多从中美关系等角度进行报道和评论。
随着对“一带一路”倡议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日本媒体开始积极关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与相关实践，并通过专题节目等形式介绍日本政要的外交实践，针对青少年进行讲解宣传。
虽然部分传统报刊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显示出一定程度的消极、戒备心理，但各媒体对中日基于国际标准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前景给予肯定和期待。
今后，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日传播应挖掘中日间经贸合作的成果，在第三方市场加强合作并加大对成功案例的传播力度，增进互信。
【关键词】“一带一路” 日本媒体 第三方市场合作 传播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早期对“一带一路”倡议持观望态度。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取得进展，日本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经历了由观望转向关注、由消极报道转向积极研究、介绍的过程，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逐渐增加。
本文结合量化数据和文本分析，呈现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现状，从宏观战略和微观路径两方面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的传播策略。
一、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离不开沿线各国与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参与。
围绕“一带一路”海外传播的舆情分析和议题研究也是最近几年学术界的热门领域。
其中，针对德国主流媒体①、美国主流媒体②、澳大利亚主流媒体③、韩国主流媒体④的研究都为“一带一路”的对外传播提供了重要数据与政策建议。
对日本主流媒体报道的文本分析表明，基于惯性思维的部分日本媒体报道曲解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对日本社会各界及安倍政府采取相应措施造成了影响。
⑤本文使用Factiva数据库，结合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以日本媒体自2013年以来提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新闻报道为主要样本，结合同时段日本媒体对“全球化”等西方话语体系的报道情况，就日本放送协会（NHK）网站、《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为代表的日本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态度、报道特征和报道趋势进行分析。
中日关系现状与两国媒体的作用
中日关系现状与两国媒体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两国的关系一直在发展和变化。
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日益紧密，而媒体作为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的重要渠道，在中日关系中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本文将探讨中日关系的现状，并重点关注两国媒体在塑造和影响这种关系中的作用。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有着悠久的交流历史，但也存在着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二战期间，中日之间发生过许多悲惨的冲突，使两国的关系一度陷入低谷。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得到改善，经济合作成为促进两国交流的重要驱动力。
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迅速发展，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然而，尽管经济交流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和互利，中日之间仍存在着一些政治和历史问题，例如有关钓鱼岛和南京大屠杀的争议。
这些问题往往引发两国民众的情绪和争议，也成为两国关系的一大瓶颈。
在这种背景下，两国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
媒体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不仅仅是把信息传递给公众，更是影响公众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和态度。
中日两国的媒体经常报道彼此的动态和事件，通过报道引导公众对双方的认知。
两国媒体在报道中往往有着各自的立场和角度，他们有时会倾向于强调对方的负面行为，从而增加舆论的矛盾性。
这种报道很容易激起两国公众的情绪，并增加两国之间的误解和隔阂。
此外，两国媒体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激发和煽动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民族主义情绪在两国都呈上升趋势。
媒体通过强调民族的荣耀和威望来激发民族自豪感，并强调自己国家的正义和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两国之间的敌对情绪和对立立场。
这种情绪在两国媒体的宣传和报道中被放大和强化，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两国关系的恶化。
然而，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重要角色，也有责任承担起培养和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职责。
中日两国的媒体可以通过深入报道对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加强两国的了解和交流。
日本媒体与中日关系
日本媒体与中日关系作者：刘江永来源：《对外传播》2009年第03期2008年中国民众对日感情明显发生积极的变化，而日本民众对华感情则改善得不明显，甚至还有所倒退，对日中关系的看法也比较严峻。
日本总理府历年外交舆论调查显示：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条约后，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连续两年上升，最高时达到近80%。
从1985年起，日本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开始减少，但仍保持在70%以上。
然而，以1989年为分界，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出现明显下滑，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几乎各占一半。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1年，即小泉执政之初。
从那时起，日本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开始超过有亲近感的人。
2008年日本政府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只有31.8%，而不感到有亲近感的占66.6%。
据《中国日报》与“日本言论NPO”共同组织的对中日两国民间感情的民意调查结果，2008年日本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受访者达75.6%。
日本民众对华好感下降的原因第一，媒体误导民众。
日本有一些反华刊物长期以来专门发表污蔑、攻击中国的文章或访谈。
围绕食品安全等，主流媒体对华负面报道也较多。
这些对日本民众的中国观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
日本报界对受众的影响力比在中国想象的要大得多。
这不仅是由于日本人爱看报，报纸发行量大，而且因为各大报社还有自己的电视台。
例如，日本产经新闻报社，不仅发行《正论》等杂志，而且经营富士电视台。
该报各系统迄今一直与台湾关系密切，对中国大陆则持批评态度，负面报道居多。
该报所属出版社还出版了日本“教科书编撰会”撰写的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
日本媒体商业化盛行，某些报纸为招揽订户和读者，关于中国的报道负面评论较多，甚至歪曲事实。
对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与日本相关的问题，也往往归咎于中国，误导受众。
日本的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体制事实上也给了右翼反华言论以自由，而广大日本读者则受到这方面负面信息的影响和心理暗示，逐步形成比较消极的中国观。
论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及其对中日经济的影响分析
论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及其对中日经济的影响分析引言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将探讨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的背景、原因和影响，并分析其对中日经济的影响。
一、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的背景1.因历史原因，中日关系长期受到争议和矛盾的影响，但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逐渐改善。
2.日本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促进两国的合作，决定提供无偿经济援助，并参与中国的经济建设。
二、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的原因1.维护日本自身的经济利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开展合作可以为日本企业提供新的市场和投资机会。
2.促进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无偿经济援助，日本可以提升中日关系的友好程度，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
3.改善国际形象：提供援助给中国可以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树立日本作为国际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的影响1.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日本的无偿经济援助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2.加强中日经济合作：日本的无偿援助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为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提升中日关系的友好程度：日本的无偿经济援助改善了中日关系的状态，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互信和友好感情。
4.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不仅造福两国人民，也有助于地区的经济稳定和繁荣，促进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四、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前景1.继续扩大经贸往来：中日两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有助于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
2.加强创新合作：中日两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具有互补优势，加强创新合作有望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3.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日两国可以在地区一体化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地区的和平、繁荣与发展。
结论日本对华无偿经济援助对于中日经济合作和地区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抗战时期的国际舆论走势如何
抗战时期的国际舆论走势如何在抗日战争时期，国际舆论的走势经历了复杂而多变的过程。
这一时期的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
战争伊始，日本的侵略行径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谴责。
许多国家的媒体和舆论纷纷对日本的野蛮侵略表示震惊和愤怒。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
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姑息甚至纵容的态度。
在欧美国家，主流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逐渐增多。
他们开始关注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以及顽强抵抗的精神。
一些有识之士通过发表文章、演讲等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援助和支持。
这些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美国家政府的决策，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对中日战争的立场。
苏联作为中国的重要盟友，其国内舆论坚定地支持中国抗战。
苏联媒体大力宣传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强调中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共同利益。
苏联不仅在舆论上给予支持，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物资支持，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其罪行，在国际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和欺骗活动。
他们试图将侵略战争描绘成“解放亚洲”的正义行动，企图蒙蔽国际舆论。
但随着战争的推进，日本的谎言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揭穿。
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逐渐传遍世界。
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例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抗日根据地，撰写了大量真实反映中国抗战情况的报道和著作，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付出的巨大牺牲。
同时，中国政府也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通过与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沟通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舆论发生了重大转变。
美国等国家正式对日宣战，国际社会形成了广泛的反法西斯同盟。
此时，支持中国抗战成为了国际舆论的主流。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改变了两国关系的走向，也对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
首先，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事变发生后的初期，中日两国新闻媒体都积极报道了事变的经过和背后的原因。
然而，随着战争的深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逐渐发生了转变。
日本媒体开始大肆宣传侵华战争的正义性，将中国描绘成侵略者，试图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护。
而中国媒体则致力于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抗战努力。
其次，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也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和干预。
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通过控制媒体来宣传侵略战争的需要和正当性，试图塑造民众的意识形态。
而在中国，国民政府也对媒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以加强国内的抗战宣传和动员。
这种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和干预，使得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受到了限制，无法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三，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影响。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本媒体不得不对侵华战争进行一定程度的掩盖和美化，以维护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
而中国媒体则积极报道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援助。
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影响使得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更加重要，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机遇。
最后，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也对两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媒体的宣传和控制使得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受到了干扰，导致了日本社会的极端化和军国主义的蔓延。
而在中国，媒体的报道和宣传则起到了鼓舞士气、动员抗战的作用，为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支持和道义支撑。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新闻媒体的角色活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战争的背景下，两国新闻媒体不仅承担起了宣传和报道的责任，也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和干预，同时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影响。
九一八事变中的新闻报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中的新闻报道对国际舆论的影响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这一事件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耻辱，也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而在当时，新闻报道在塑造国际舆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方面试图通过新闻宣传来为其侵略行为进行辩解和美化。
他们声称中国军队“挑衅”，日本的行动是出于“自卫”。
日本的新闻媒体在国内大肆宣扬这种歪曲事实的言论，试图蒙蔽日本民众，为其侵略扩张政策争取支持。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界则以坚定的立场和真实的报道，向世界揭示了日本侵略的真相。
中国的报纸、电台纷纷报道了日军的暴行、中国民众的苦难以及中国军队的抵抗。
这些报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关注，让世界开始了解到日本侵略的本质。
在国际新闻界，许多有良知的记者和媒体也对九一八事变进行了客观的报道。
他们深入中国东北地区，采访了战争的受害者和目击者，将真实的情况传递给了世界。
这些报道打破了日本的谎言，让国际舆论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产生了质疑和谴责。
九一八事变的新闻报道对国际舆论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它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关注和谴责。
真实的新闻报道让世界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和野心，许多国家纷纷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在国际上的行动，使其面临着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
其次，这些报道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国际舆论的同情为中国争取到了一定的国际援助，包括物资和道义上的支持。
一些国际组织和友好人士开始向中国提供帮助，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
再者，九一八事变的新闻报道也改变了一些国家对日本的看法。
原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在了解到真相后，重新审视了与日本的关系，对日本的信任度降低。
然而，尽管新闻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舆论，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影响仍然存在着局限性。
两面下注：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
① 刘江永：《中日关系：波澜叠起应对之道》，载《世界知识》2011 年第 2 期，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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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下注：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 □
然无存，“对立”成为了中日关系“不惑之年”的主基调。 2012 年 12 月，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胜利，安倍晋三再度当选
日本首相，也由此开启了日本推进正常国家化战略目标的进程。同时，此 时期正是奥巴马政府实施“重返亚太”战略的关键时期，美国需要借助日 本的力量完成战略转移。对于日本而言，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也有助 于 日 本 达 成 “ 借 船 出 海 ”、“ 谋 日 崛 起 ” 之 目 的 ， 进 而 实 施 “ 与 华 对 抗 ” 政策。因此从 2012 年至 2016 年，安倍政府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出台新安 保法案，修改宪法第九条，解禁集体自卫权，使日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 国。而这一时期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组建亚投行等议题上， 日本表现的则是轻视和抵触的态度。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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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媒体、舆论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海南大学毕研韬摘要：日本舆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其外交政策，并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
所以，改造舆论环境是从根本上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笔者认为，要全面提升我国的国际舆论影响力，就必须大力推进国际政治传播学的建构。
关键词：舆论；外交政策；全球治理；意象；国际政治传播一、日本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其对华政策的走向在回顾美国1935年至1979年间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的变化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1发现：在2/3的情况下（包括对外经济政策问题），公众舆论的变化导致了外交政策的变化；政策的变动方向与舆论的变动方向是一致的。
此外，政府更愿意按照公众舆论好恶的方向变动，而不是公众倾向沿着政府政策的方向变动。
笔者在分析近期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一：日本政府在东海油气资源上的对华政策受到了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公共舆论的深刻影响。
覃里雯在“中日海域专属经济区分歧亟需解决”2中写到：此次矛盾于今年6月初浮出水面，日本的几家主要媒体忽然对中日两国的东海分界线问题以及在其中的油气资源开发进行炒作，……。
6月9日，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读卖新闻》发表社论，强烈批评日本政府“对中国顾虑太多，因而对中国紧锣密鼓地开发东海海底资源的举动反应迟钝”，“有损国家利益”。
甚至要求政府彻底修改海洋战略，“毅然决然地向中国表明自己的态度”。
就在《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的当天，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和中日韩能源部长会议”上对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说，中国在东海开发“春晓油气田”很可能侵犯了日本的海洋权益，并要求中国方面尽快提供东海专属经济区调查和开采石油天然气的相关数据。
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
那么，日本政府对媒体批评的回应是否是日本政府事先策划的呢？覃里雯随后写到：“日本方面对中国油气田的反应更像是迫于媒体压力做出的反应，因为春晓油田开采之前，中国在东海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矿藏开采。
”而笔者对来自其他渠道的消息的分析也证实，正是由1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012《经济观察报》2004年7月12日于日本《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的鼓动，“日本政府最终转变了原先不将这个问题作为向中国交涉的正式议题的态度3。
”例二：在日本舆论的操纵下，日本政府决定把“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问题作为外交议题与中国政府交涉。
据凤凰卫视3月23日消息，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日前在参议院表示，将向中国提出改善历史教育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町村的言论显示他与偏右的日本舆论见解一致。
早在亚洲杯足球赛事件发生后，日本偏右为主的传媒就反复强调，中国球迷反日情绪失控是中国这十几年来积极推行“反日教育”造成的。
在日本传媒中举足轻重、偏右的“读卖新闻”就曾于社论中以爱国教育产生反日民族主义为题，批判中国政府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
濱本良一、天兒慧在评论中都认为，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这次世界杯事件的主要诱因之一，古田博司甚至把矛头直指“東亞傳統思想的構造”，认为日本和东亚之间的不諧和音是“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Basso Ostinato）4”。
例三：日本政府把民意作为“修宪”的借口。
2004年9月21日，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特约记者陈言采访时强调，“现在日本的媒体认为修改宪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各种民意测验的数据都表明国民希望修改宪法。
”在其他诸如“历史问题”、靖国神社问题、“闯北者”事件等影响中日关系的问题上，笔者也注意到日本的媒体态度、公众舆论对其政府的对华政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诱（引）导作用。
二、公共舆论何以能主导外交政策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认为，公众舆论是通过对政府决策者的影响而影响外交政策的。
政府内的人们都有其自身利益：保住或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以及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理想。
这些和其它利益导致政治领导人寻求社会的支持——也就是说，公共舆论的支持——以便获得对政府的控制权，继续留任，然后实施自己的政策5。
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政治合法性的考量：合法性来自选举或/和舆论；为了确保目前施政的合法性和增加未来选举的胜算，政客、政党和政府只能“顺应”民意。
况且，政府决策是建立在对信息（准确地说，是情报）的采集和分析基础上的，而这些由组织或个人建立的信息网事实上不过是信息过滤网，它们常常有意地传递只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而不是可能与局势有关的所有信息。
一般认为，不同组织的成员，对某一形势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完全取决于局势如何影响（也许威胁）他们的组织6。
凡是从经济根源解释政策的种种观点都认为，个人、群体和阶级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观念、态度和好恶是大不相同的。
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各自的客观利益以及他们对这些利益的看法。
什么是民族利益，3毕研韬.“中日‘新冷战’”.[香港]《二十一世纪》，2005年第2期，第160页4[日]内藤康.日本传媒视野中的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4年12月号5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第5版）(王玉珍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96同上，229这些行为主体自然也看法各异7。
另外，行为主体的心理环境也会影响其选择范围。
有关研究8发现，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反应将取决于他或她对刺激因素的看法，而不必取决于刺激因素本身的客观性质。
换言之，个人对刺激因素的分析和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头脑中既有的意象。
无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意象都是过滤器。
美英当局在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前相信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是经典的例证。
从更为复杂的系统层面上看，社会的资源给决策者提供了行动的机会，社会的支持则给他们提供了行动的意愿。
人力、资源、经济、军事潜力等，如果不能为政府所调动，都是毫无价值的。
政府不只是被动地对社会需要和要求做出反映，他们也试图左右并控制社会的需要和要求。
所以，从本质上看，公共舆论往往是一种“复合共鸣”，它反映的是政府决策者、不同利益集团和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精英人物们大致相同的认识和态度。
也就是说，在多数情况下，舆论操纵政府和政府操纵舆论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话说，舆论环境是媒体和政要联合制造的。
三、在信息时代，控制信息是全球治理的首要任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强调：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施拉姆也曾指出：“信息在社会控制和社会变革方面的重要性比军队和炸药还要大9。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在信息控制方面制订了极其严格的措施。
据美国总审计署估计，从1989年10月1日至1990年3月31日，联邦机构对联邦雇员的10，500篇文章、发言稿等各种文章进行了审查，以便确定这些文章是否“适合”发表。
在这六个月的研究过程中，总审计署发现一共有143，531位政府雇员和98，093位合同雇员签了保密协定10。
那么，政府严格控制信息生产和流动的深层机制是什么？符号学的奠基人罗兰•巴尔特提出过一条原理：必须超越一个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在层次之内，我们只能看到组分的关系，而看不出意义；体系本身无法提供解释自己的语言，必须在垂直方向运动才能理解水平延伸层次的“庐山真面目”11。
索绪尔在讨论语言演变历史时提出了共时性和历时性这两个范畴：历时性就是一个系统发展的历史的情况，而共时性就是在某一个时刻该系统的情况。
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
索绪尔用下棋做例子：系统在某瞬间的情况是由棋子的相互位置关系所决定的，这是共时性；每一步棋都改变这个共时性，使棋局发生历时性的变化12。
这意味着，只有考察动态的系统变化才能真正理解眼下“静态”的时局。
换句话说，特定的“符码”必须置于具体的“语篇”背景下才会产生一定的意义。
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是通过控制信息的生产和流通来控制公众对时局或“语篇”的把握，进而决定了公众对特定新闻或事态的意义解读。
由于拥有无可匹敌的传播优势，美国政府对世界局势的解读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际社会的认知。
对此，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尔批评说：“美国最大的垄断，乃是它垄断了一切7同上，1788同上，2409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7410转引自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刘利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27611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812赵毅衡.前言：符号学的一个世纪. 符号学文学论文集[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22理由。
”对于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试图从信息传播的角度自我“反省”。
日本驻华公使井出敬二在接受《外滩世界》记者刘小彪访问时分析说：“中国民众通过中国媒体获得的对日本的认知，与日本民众通过日本媒体获得的对中国的认知，存在着很大差异。
我希望中国媒体能更多地介绍日本在战后对军国主义的反省，以及在此基础上选择的和平与民主的道路。
”2004年9月，日本驻华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原田亲仁也提到了中日之间这种信息交流的“不平等性”，他进一步指出：“基于一些片段信息的极端意见在互联网上尤其多，为了应付这种倾向，需要通过媒体培养基于客观事实的综合理解13。
”2004年12月，井出敬二在接受共同社采访时这样评价两国关系：“为了能使彼此持有好感，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进行更自由的交流和信息、意见的交换，在此基础上增进相互理解。
只在网络上各说各的理没有太大的作用，应该面对面进行交流，听取对方意见，理解对方心情。
还有就是应该相互深入理解对方的文化、社会、制度、历史，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的交流，期待着民间的群众性交流向上发展。
”四、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有升级为军事对抗的危险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行为的特点和影响产生类似的特点和影响。
当他国被视为充满敌意时，在观察者眼里，被视为敌人的国家就以敌意的方式行事（不论他们是否这么做），然后，观察者以敌视还敌视。
这就是国际政治学上的“冲突螺旋”（conflict spiral），它能使小事件升级为战争。
当冲突的双方都持有这种意象时，就出现了“镜子意象的局面”：双方都视对方为恶魔，而认为自己是正确的14。
目前，中日关系就陷入了这种危险的胶着状态。
亚洲杯事件发生后，日本学者上村幸治发现“出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互在心中扮演著“受害者”的角色，競相招致對方反感的奇異景觀15”。
同时，我国学者冯昭奎也发现了这种恶性循环16：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中国人民的情绪在特殊事件中爆发出来，比如亚洲杯→日本右翼借此宣传中国人反日，引起日本国民情绪反弹→得到国民支持的右翼政府又做出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中国公众的情绪再次被刺激，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亚洲杯那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