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史革命

浅谈中国近代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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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丹丹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36周年。对于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鲁迅曾说，“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鲁迅写这段话，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孙中山先生1925年逝世后，就有一些人“说些风凉话”，对他和其他先烈们进行“讥笑糟蹋”。鲁迅对此十分愤慨，专门写了《战士和苍蝇》一文，悲愤地指出：“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当然，这是70年前的一桩公案了。

时光流逝到现在，仅仅用历史事实来证明孙中山确实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似乎已不足以成为肯定孙中山的理由和根据了，因为有些论者已经“发现”，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罪过。他们认为，“如果要对20世纪中国进行反省”，头一个应该进行的“根本性的反省”，就是革命革糟了，“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抽象地、脱离具体历史环境去讨论革命是好还是糟，是对还是错，容易陷入概念的争论。平心静气地来研究问题，倒不如看看当时的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选择了革命？是好乱成性，“发疯发狂”？是出于“狂热与幼稚”？还是回答时代的呼唤，顺应历史的潮流？

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

谴责革命的人，往往以为革命是由少数人倡导或煽动起来的，革命家制造了一种“革命崇拜”，于是很多人也就把革命当圣物，以革命为时尚。其实，古今中外任何一次革命，都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只有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人民群众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会发生。这是就社会而言。就个人来说，选择革命或接受革命，也往往是别的路都走不通之后，才“逼上梁山”的。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叙述过他怎样“不得不”选择非和平的、暴力革命道路的缘由和经过。他在《伦敦被难记》中承认，他早期曾投身于“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运动，只是在多次碰壁之后，“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1904年，他在题为《支那问题真解》的英文稿中又一次指出：“我辈虽有种种不平，而犹欲勉与周旋，乃终不可得。是以支那人翻然欲改前失，建设东亚之平和，以为世界之平和，必当思适宜之方法以达其目的。所谓‘欲得平和不可不以决裂者，亦时机拶逼之而出’者也。”联系到孙中山在发起组织兴中会之前不到半年时间，还上书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建议，希望李鸿章“采择施行”，而李鸿章未予采纳这一事实，孙中山上面所讲的心路历程，确实是符合实际的。其实，在孙中山的同志和战友中，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也都是因为“时机拶逼”而成的。黄兴“在校经堂读书时，尚无革命思想”，只是在自立军起义惨遭残酷镇压后，“益知专制恶毒，决非革命不可。”章太炎在投身革命之前，也是一个活跃的改良主义者。他在《时务报》

上发表许多文章，希望“以革政挽革命”。他上书李鸿章，入幕张之洞，希望他们“转旋逆流”，实行改良，变法图强。一直到戊戌维新运动失败，他才认识到“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逐步下定了革命的决心。这样一种思想变化的过程，在当时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志士仁人中间，有着一定的普遍意义。

上面的事实足可说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一伙迷恋暴力的好事之徒。他们眼见自己的祖国在帝国主义侵凌荼毒之下，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国将不国。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他们曾寄希望于封建统治者的和平改良，直到无数事实证明这种希望不过是虚妄的幻想，才不得不改弦更张，走上以暴力推翻腐朽的封建政权的道路，以便驱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关于这一点，当时的革命者曾反复作过说明。例如，有一篇文章就直截了当地说：“革命流血，原非人生所乐为，激则生变，亦万不得已之苦衷耳！”革命者对于亡国灭种的忧虑既不是杞人忧天，他们投身于革命自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没有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所付出的代价要大过千百倍

非难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说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太沉重，“革命方式”有很多弊病，产生很多后遗症，“包括它给社会带来的各种破坏”；“老是革命，整个民族的生命能量就在革命中耗尽了。”破坏和建设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讨论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讨论过。现在再来重复这个问题和答案，实在有点像“炒冷饭”，没有多少味道。所以，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就是：革命固然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但没有革命对旧制度的扫荡，人们以及社会付出的代价要大过千百倍，要沉重千百倍。

辛亥革命的直接锋芒所向，是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这个制度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呢？我们可以引孙中山起草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里的一段话：“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类似这样的话，当时的革命报刊上可以说是连篇累牍，俯拾皆是。或许有人会说：这不过是革命派为制造“紧张状态”而有意作出的“渲染”和“煽动”，是危言耸听。那么，我们来看看主张和平改良的梁启超是怎么说的。他在1902年著文说：“呜呼，国事不可问矣，其现象之混浊，其前途之黑暗，无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绝。”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真有点“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派头。他与革命派的不同，只在于他认为专制政体是可以通过和平手段来推翻的，历史对他的看法作出了确切的回答。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要么服从和承认现存的统治秩序，听凭专制统治者对他们宰割欺凌，予取予求；要么作专制统治的叛逆，用革命暴力打破这种统治秩序，别无其它选择。当然，对我们现在一些人来说，没有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生活过的切身体验，如果再缺乏一点起码的历史感，要深刻理解当时人们对专制统治深恶痛绝的心情，确也不那么容易。不过，自诩为长于读书和思考并正式作为“理性的”学术见解提出，却完全无视如此丰富生动、如此触目惊心的历史实际，硬把革命派对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斗争，说成是“非理性的情绪”，甚至“畸形心态”的反映，未免有点厚诬古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