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权重构_评张云鹏_文化权_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_

作者简介:邓正来(1956-),男,上海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社会科学和知识社会学。 ①参见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权重构———评张云鹏《文化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邓正来

众所周知,自19世纪以降,与自然科学相对照,文化研究以及对文化研究的研究便成为推进人类思想进程最为紧要的论题之一。它的紧要性不仅表现为西方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向,亦即由“理性的批判”转向“文化的批判”,①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人们进行思想、理解各种其他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智识根据,尤其是它在与作为当下历史性条件之一的全球化问题或我所谓的“世界结构”勾连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将文化与权力、文化与政治、文化与话语等问题空前凸显了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张云鹏的《文化权: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以下简称为《文化权》)一书视为是一种推进当代文化研究的智性努力。而对这种研究给出严肃的学术评论,在我看来,也是将这种研究在知识脉络中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路径。即便如此,囿于篇幅,本文的评论也只针对《文化权》对推进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做一番简要的讨论,即这种文化研究较之以往的研究在增进对当下重大理论问题的理解方面究竟有什么知识增量?据此,本文的论述构架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将扼要地梳理出《文化权》中几个颇为重要的问题并辨析它可能涵盖的理论意义;第二部分则试图经由初步的反思和追问,开放出几个隐含在《文化权》这个问题背后有待进一步追究的理论问题;第三部分则经由对《文化权》进一步的反思而对这种文化研究在知识增量上的意义和限度进行检讨。一、《文化权》问题之分梳与辨析 1.“作为文化研究不在场的在”的文化权毋庸置疑,文化与权力之间颇为繁复又甚为紧密的关系,经由卡尔・马克思、安东尼奥・葛兰西、米歇尔・福柯和皮埃尔・布迪厄等人的深刻论述已然成为文化研究乃至整个精神科学最为重要的论题之一。这种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这一论题的讨论业已成为能否将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的一个共识性前提;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无论论者意识或不意识这一前提的理论意义,它都已然并将继续“作为文化研究不在场的在”对论者们进行的文化研究构成了某种限制与支配,亦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各种文化研究的意义与限度。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提出支配权力/权利规则的文化及其相关权力/权利的“文化权”这一范畴,便有可能使得文化与权力这个论题更加明晰并揭示出它所具有的更多向度。2.文化权、文化霸权和文化认同显而易见,经由对布迪厄“习性———场域———资本”理论模式的文化—权力分析,《文化权》认为这一理论模式为文化权研究提供了一种典范,而“习性”、“场域”和“资本”这三个“关键词”则是在同一个系统内实现了自身的同一性和有效性。再者,《文化权》认为,将上述对布迪厄理论模式的分析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人们洞见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当下世界关系场域中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国家正是通过其文化资本的输出而对处于边缘地位的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权进行宰制的,而后者则往往诉诸多元文化认同来抵抗或摆脱前者文化霸权的支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于这两者之间支配与反支配的斗争均在同一个世界关系场域结构中展开,因此它为人们对文化霸权与文化认同进行文化权解释提供了某种可能性。3.全球化时代对中国文化权的重塑《文化权》的一个前提性认识是当下展开的极其复杂的全球化进程对中国文化权的重塑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总体性要求。显而易见,这个前提的理论预设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无法满足中国现代化转向的要求,也无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因此,在全球化这个历史性条件下,中国文化权重塑的一个前提性要求便是尽快实现向一种更具现代性的文化转变。正是在这个认识的

082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7期・书评基础上,《文化权》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防止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化的掩饰下对中国文化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则应当在现代性的视域下重塑中国的文化权。这在《文化权》中便意味着要努力处理好全球文化普世化与地方文化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努力发展儒学并使之沿着现代化的轨道向前发展。二、文化权背后所隐含或有待进一步追究的问题 1.对文化研究理论脉络问题的追问《文化权》从学术史的角度为我们勾画出了一条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马修・阿诺德———伯明翰文化主义———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伯明翰的晚期转向。这显然是一条以英式文化研究为主的理论脉络。应当承认,对这一脉络的勾画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隐含在这一脉络背后的一个基本的问题,即西方思想史上的某种转向以及支撑这种转向发生的根据和意义。在我看来,这种转向至少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首先,它意味着西方论者已经自觉完成了某种范式的转换,亦即由“理性的批判”转向了“文化的批判”,从而试图将思想上的反思和批判追究到先于理性的前提和根据这一层面;其次,与《文化权》勾连更为紧密的是,它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意味着转向“文化的批判”的文化研究自身内部的一个转向,亦即由“精英—大众”二元对立模式转向了“文化———权力”分析模式,从而将反思和批判追究到文化背后的前提和根据这一层面。因此,这种对文化脉络之转向的追问至少为我们开放出了以下问题:是什么支配了这种转向?这种转向在何种意义上对当下的文化研究构成了限制?又在何种意义上为当下的文化研究保有了动力机制和开放向度?2.文化霸权和文化认同背后的问题与意义诚如前文所述,在对中国文化权理论问题的建构中,《文化权》颇为敏锐地把握住了一对重大的政治论题:文化霸权与文化融合、多元文化与文化认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明确意识到了这对问题在逻辑上的限定作用,却未能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这对问题背后的理论意义不仅在于它们限定了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结构中的权力———文化场域关系,而且还在于它们标示出了那种源自黑格尔普遍性—特殊性问题的文化与公共性之间极为繁复的辩证关系。这对问题中的辩证关系不仅体现在那个引发了自由主义原理正当性危机的核心论题:论证权利平等何以可能;而且该问题自身所具有的困难之处也使得同样立基于主体间对话关系和个体主义权利与集体认同悖论的查尔斯・泰勒和尤根・哈贝马斯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分析理路。前者的诉求由认同政治(politicsofidentity)转向了“承认的政治”(politicsofrecognition),而后者的诉求则更强调那种使得私人自主性与公共自主性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主体间性。再者,同样面对这个问题,约翰・罗尔斯则经由《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再到《万民法》,努力寻求一种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以使得秩序良好的自由民主社会与秩序良好的体面社会和谐相处。①凡此种种,

足以见得这对问题背后的“文化”与“公共性”问题在当下的深刻的理论意义及其所牵涉到问题的繁复性。3.对文化权与现代性关系的初步反思和追问不可否认,《文化权》将现代性和文化权统一在文化发展这个脉络之中的洞见极为重要,但是与此同时,

它却将现代性作为一个不可质疑的当然前提予以接受,

从而遮蔽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大讨论中“面对现代社会两面作战的疑虑和不安”这个大问题。②这种疑虑和不安一方面源自对中国被裹挟去破除“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承认,而另一方面则源自对西方透过对自身现代性的批判而产生的现代性负面价值的承认。这种“双重承认”为我们的思考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上或者以何为根据来看待现代性?我们能否摆脱现代性对我们的支配来反思现代性?

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必然要求我们对现代性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做出我们这个特定时空的历史决断。

三、对《文化权》文化研究的反思和再检讨 1.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视角之检讨众所周知,视角问题既构成了一种研究的意义与限度,也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判提供了某种可能。在我看来,《文化权》所选取的自我认同与他者认同的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理论意义除了上文所述的可以把诸多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勾连起来以外,还在于它把我们进行文化权重构的立场问题凸显了出来。它不仅关涉到了康德的自主性概念、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概念与建构“主体性”中国的关系,还关涉到了在当下的世界结构中受到双重强制的中国如何建构自身的话语以及重塑自身文化权的问题。③但是不无遗憾的是,《文化权》所缺失的恰恰是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视角或进路,这不仅使得《文化权》整个理论的建构

182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权重构

①②③

参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共性〉导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甘阳:《古今中西之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页。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的当下使命———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略显零散,也使得其研究颇难往纵深推进。当然,致使这种情况发生的实是一个在我看来虽说隐而不显但却最为根本的原因,即作者在《文化权》的研究中虽说把握住了若干极重要的核心理念,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通观全局的理论问题意识。而我们知道,正是这样的理论问题意识及其背后的前设和相关的理据,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决定一个论者建构理论的视角和进路。因此,这个理论问题意识的缺失,便构成了《文化权》可能达致研究层面的最大的限制。2.再论《文化权》文化研究的理论限度前文我已经论及理论问题意识之缺失所导致的《文化权》研究限度问题,这里我还将在知识增量的意义上对它的研究加以审视和考量。我以为,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权》所做的智性努力在上述若干方面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开放出了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在对中国文化权进行重塑的理论建构方面,《文化权》却转换成了此前论者批判的对象。比如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权的反思中,《文化权》提出“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重塑中国民族文化权,就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必然。”①显而易见,这一论断背后的一个理论预设乃是文化必然要被经济和政治所规定,必然要被“现代”这个“时”所规定。而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众多论者所批判的为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社会功用”观。这种文化的“社会功用”观所具有的一个最大的缺陷乃在于它遮蔽了马克思・韦伯所言的文化超然于经济社会之外并对之保持批判的学术肖像,即文化(有别于其他)将其价值关怀寄予精神科学、“以学术为天职”的独特气质,②从而使文化流于一种纯然的被动的工具。3.对全球化下中国文化权重塑问题的再认识③《文化权》认为,中国文化权的重塑乃是为了应对全球化。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在全球化的掩盖下给中国文化权安全带来了威胁;另一方面,中国应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事业。诚如前文所示,这种全球化意识确实为我们进一步展开中国文化权重构的研究开放出了几个颇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文化权》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逻辑前设却是将全球化视作是一个客观必然的展开过程,以致当下全球化的方向、过程、价值和意义不仅是超乎于人之意志的,而且也是中国的努力所无法企及的,这即是说中国在这样一种客观且必然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和命运都是被预先规定的,除了顺应或拒绝以外不可能积极参与重构或重塑当下全球化的进程及其方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乃是一种将中国及其文化权重构视作全球化事实之附产品的“宿命论”。在我看来,这里首要的问题乃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进行问题化的处理,而非将之视为一个当然的事实与前设。因为唯有对“全球化问题”本身进行问题化的处理,才能使得我们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及其背后的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以及视角转换等问题,才能使得我们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应当承担的使命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和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我们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我所谓的“关系性视角”和“共时性视角”,进而洞见到“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性强制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重塑中国的文化权。当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求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有一种批判性反思,更要求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由此可见,以此为据的中国文化权重塑努力所呈现的正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学术从自我认同———他者认同向度出发为建构中国自身的主体性而秉持的一种“中国观”和“世界观”。至此,对全球化进程中建构“主体性中国”的勾画,已经使得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中国的理想图景问题,亦即中国人应当选择何种社会秩序的理想图景问题。对这个根本问题的追问,在我看来,有可能在理论上使我们对中国文化权重塑问题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更深的程度,因为它“命令”我们必须对什么是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当然,我必须承认,本文所有的思考都是张云鹏所撰写的《文化权》这本论著激励而成的,因而我窃窃地以为,这也许就是《文化权》这本理论著作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