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价值管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性价值

（价值管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性价值壹、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全球化时代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壹直存于着现实的困境，影响着国家的文化形象和公民的文化认知。

就国际文化传播而言，虽然汉语教学于国际上大受欢迎，也纷纷设立了孔子学院，但仅仅教会少数外国人说汉语和识汉字，或者再进壹步说，仅仅于浅层次上宣传和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目前的国际文化传播表现出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世界对中国的总体印象仍是停留于“五千年文化、长城、故宫、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中国于国际受众心目中的文化形象成了“智慧而苍老的老人”。

就国内文化塑造而言，近些年来，传统文化的缺失更是令人痛心。

当下孩子们是吃着肯德基、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见着好莱坞大片长大的中国年轻壹代，他们每天挂于嘴边的词是“超女”、“PK”、歌星、影星，但说起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提起孔子和《论语》、老子和《道德经》却无从回答。

难怪很多研究者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的下壹代长大后姓“中”仍是姓“西”？为什么像孝敬父母、友爱互助这样的好传统离青年壹代越来越远？应当见到，国际受众关注中国，其目光首先是集中于当代中国人身上，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人民当前的观念心态、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

而我们的“文化中国”形象难道仍是壹直坚持“厚古薄今”的倾向，永远于世界民族文化舞台上扮演着“智慧而苍老的老人”这样的大国文化角色？此外，我们的国内文化塑造难道壹直视传统文化和下壹代的成长为俩分，延续着这壹断裂的传统？于这样的困境之下，需要我们重新梳理关于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化战略思路。

事实上，对于“文化中国”的发展而言，存于着“传统文化的学术化”和“传统文化的产业化”俩种发展理路的分殊。

于文化发展的后代系谱中，往往倾心于理论研究、文化探讨、艺术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尤其学者们侧重于“传统文化的学术化”研究，最多开展壹些“传统文化的普及化”工作。

而“传统文化产业化”的工作则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层面且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应当见到，学术化的研究工作虽然深化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核心价值判断，但却未能于更广泛的公众中有效传播这壹具有核心价值理念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因而，无论是于国际仍是国内，国家的传统文化发展和传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战略失却使得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壹直未能突破现有的发展状态和认知困境。

我们认为，全球化时代下，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离不开学术化的研究，同时更离不开产业化的发展，产业化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国内文化和价值的整合。

二、以韩国儒家文化产业化发展为例“五四”之后，传统儒家文化于中国的发展受到的很大的限制。

孔子和儒家文化于韩国的影响力似乎要远远大于中国。

如果说儒教也算是壹种宗教的话，那么儒教几乎能够说是韩国的“国教”。

于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于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入韩国人的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生道路的精神能源。

而根植于儒家思想的韩国文化，于产业化上闯出了壹条成功的路子，正日益引起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对于同属壹个文化圈的中国来说，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或许更具借鉴意义。

中华遗产杂志主编夏骏撰文《韩国文化产业凭啥成功？》作了专门的研究。

研究发现，韩剧的基本模式是日本的故事结构+中国的儒家文化底蕴+人造的俊男美女+先进的技术手段。

韩国电视剧以生动细腻地反映现代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见长，于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剧中的情节之所以让人感动、产生共鸣，其灵魂所于便是儒教的八德核心：忠、孝、诚、信、礼、义、廉、耻。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于推行“文化立国”的国策中，韩国最成功的经验之壹是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的背景融入到现代生活中，闯出了壹条具有韩国特色的“韩流”新路。

韩国文化产业的成功更主要的依赖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韩国于国家文化发展中明确提出将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作为重要战略，政府大力支持传统文化的产业化运作。

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战略国策。

国家专门为文化产业制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陆续对《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修改。

2001年，韩国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每年给予5000万美元的资助。

此外，政府仍为文化产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资金支持。

据统计，韩国仅于2002年就向文化产业提供了5000亿韩元（约4.5亿美元）的资金，于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韩国文化产业的预算超过了1%，目前达到这个比例的国家只有俩个，除韩国之外仍有壹个是法国。

因此，于这壹“韩流”的背后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壹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设角度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大力促进和推动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二是要着力于本土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角度，于国际传播的同时，不断加大民族的文化整合和伦理性塑造。

我们见到，韩国的影视剧虽然从壹开始就有着开拓国际市场的趋向，但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依然是其基本立足点，他们的文化产品均不是专门为跨文化传播而制作的。

韩国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经验对于儒家文化发源地的大陆生活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正如夏骏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我们只是强调国家对儒家文化输出的重视和支持，着眼点主要不于经济而于政治上——为国家的高速发展营造和平、稳定和友好的外部环境。

到当下为止，中国的儒文化扩张仍仅仅局限于于世界各国兴办孔子学院，而且中国的儒文化扩张给人感觉（至少外电评论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味要强壹些，而韩国的“文化立国”虽为国策，却彻头彻尾地充斥着商业气息和产业目标。

因此，如何像韩国人那样，以民族文化为根基开发出引起共鸣或至少是能够得到认同的文化产品，于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潜移默化式的渗透，是摆于我们面前的首要课题。

三、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文化价值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且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且不是于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于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对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化发展而言，这壹点显得最恰当不过了。

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因其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紧密联系于壹起，赋予现代生活以传统的背景和意义，因而，它于壹方面能够改变长期以来国外对于中国所谓的“智慧的老人”的见法，重新塑造国家文化形象；另壹方面，因其将传统背景尤其是传统的基本伦理价值融入到现代生活中，能够有效传播国家的基本文化价值，促使现代民众取得基本的价值认同。

这就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重视传统文化产业化的现代价值。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而言，这既影响到“文化中国”的国家文化形象，同时也涉及到“人文中国”的国民文化认同。

我们认为，“文化中国”和“人文中国”是壹对相对应的概念，前者侧重于整体的国家文化形象，后者侧重于国家民众的文化观念。

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不仅有利于“文化中国”的国际文化传播，同时也更有利于“人文中国”的文化认同。

而“文化中国”和“人文中国”的统壹，则最终体现了产业化发展的精神文化导向。

近年，胡锦涛总书记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讲话中提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建设和谐社会的二十字方针，充分体现了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继承、丰富、发展了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说是对“文化中国”和“人文中国”统壹性的精炼概括和集中表达。

中国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是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聚凝力和生命力之所于。

我们知道，就传统文化的型态而言，传统文化除了能够见见的历史文化遗址之外，仍有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的文献形态，有如园林、建筑、服饰、陈设、饰物等的器物形态，有如各类民族民间音乐、歌舞和地方戏曲等的艺术表演形态，也有如刺绣、蜡染、剪纸等工艺和壹些颇具地方特色的烹调技能等的技能技艺形态，更有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之类的节庆活动形态。

中国蕴藏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大有作为。

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钱光培先生曾就此专门研究指出，应当鼓励有实力、有市场运作经验的企业进入传统文化开发领域，通过股份合作等方式，逐步改变传统文化资源拥有者无力开发资源潜能的现状；鼓励有实力、有经验的文化经纪人和文化运营XX 公司进入传统文化市场，打造壹批传统文化品牌，引领消费潮流，逐步使传统文化消费成为新的消费时尚；逐步造就壹批有研发实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传统文化企业。

同时，应当加强市场的管理，加强宏观调控，改变过去那种同壹文化产品全国遍地开花的无序状态，保证原产地文化产品的独特性和它的稀有价值。

文化产业被称为“21世纪的最后壹桶金”。

充分利用现有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经济新支柱。

打好传统文化产业牌更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有效途径。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产业化的双重价值尤其是其本土文化意义。

应该发掘、发挥传统文化于当今社会中的新意义，产业化能够为传统文化再次腾飞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许多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

或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壹产业化带来的文化价值及其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显得更为可贵。

我们甚至能够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最大的增长点。

无论是“文化中国”的形象重塑，仍是“人文中国”的价值整合，传统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均将带来完全区别于“学术化”、“普及化”等工作成果，因而，它理应得到人们的重视。

温家宝总理于《政府工作方案》中指出，必须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且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文化发展纲要，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应当见到，中国传统文化产业化发展任重道远（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从繁荣走向成熟的浙江艺术品市场若干问题研究》部分成果。

作者沈小勇系苏州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