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_福柯_知识考古学_的后现代历史观
第6讲 福柯的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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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考察的是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和特定关系中 的话语实践，研究的是人们说出来的话语。 语词、陈述、 话语、档案、文体等是讨论的主要内容。在讨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语言为对象而展开的社会学理论。揭示了语言是 如何构造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以及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 的关系是怎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 下存在、断裂和异变的，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因此， 福柯的语言学研究是由语言触及人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实践 的社会学研究，是在社会学视野里展开的语言学研究。 • 要在话语实践中揭示现在人们面对的 各种理论和知识 形成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就要对蕴含着哲学认识论和科学 发展史的“档案”进行审理。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对现在 各种思想观念和科学知识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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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 权力并不仅仅具有消极否定的作用，还有积极性的一面。它是一 种生产性的实践或者说生产性的网络。作为生产性网络的权力，不断 创造出社会成员关系之间的崭新联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 立新的相互作用线。（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权力） 4) 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话语权） 在现代社会，知识与权力决不是敌对的。知识是在权力的制约中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有脱离权力关系的抽象知识；权力离不开知识， 不仅权力在特定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中形成，而且知识本身就是权 力；权力同知识不可分，只有在权力与知识的联系中才能把握权力的 实质与作用。
• (1) 传统权力理论的两种模式 • 1) 利益-冲突模式：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基本模 式是两个人之间的支配关系。 • 2）权威-合法化模式：权力是通过符号化实现的一般化媒介，并且权 力是合法化的，即通过符号化和合法化两个过程，权力转化为权威， 从而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权力。 • (2) 福柯权力分析的基本思想 • 1) 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是同质的。 •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浸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使用灵 活多样的策略来运行，而并不是在家庭、国家、教育和生产关系中都 采用同样形态的权力。 • 2) 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 • 在权力分析中，策略是一个中心概念。权力既不是财产，也不是 媒介，而首先是策略。权力之所以具有多种形态，正是因为权力在运 作的实际过程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策略。
福柯的档案观
兰台世界２０１２·１０月中旬□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范永康在福柯看来，档案不是指处理完毕的、具有查考价值的文件，而是指支配这些“被说出的东西”的“话语网络”或“陈述系统”。
然而，福柯的档案观又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陈述或话语具有零碎性、偶然性、断裂性、差异性等特质。
福柯档案陈述话语摘要关键词福柯指出，“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出现的系统”［１］１４３。
一言以蔽之，福柯并不将表层的“被说出的东西”，而是将深层的、在“被说出的东西”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陈述系统”视为“档案”。
那么，福柯的档案观具体内涵是什么？他提出这种档案观的意图是什么？具备怎样的时代特质？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了解后现代档案观，推进档案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福柯档案观的理论内涵正如德勒兹所说，“这位新档案员宣布他将只注重陈述，而不去理会那些曾以千百种方式吸引老档案员的东西：命题和句子”［２］５４４。
要想了解福柯的档案观，必须从他的“陈述”概念入手。
显然，在福柯那里，“陈述”与提供一个明确意义或知识判断的“命题”和“句子”是有区别的，“陈述与句子、命题或语言行为并不具有相同的单位”［１］９３。
第一，“陈述”为“命题”和“句子”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性的参照系统。
“陈述的参照系构成了地点、条件、出现的范围，构成了个体或对象分化的要求，事物的状态和被陈述本身涉及的关系。
它确定着赋予句子以意义，赋予命题以真实性价值的东西显现和规限的可能性。
”［１］９９此即是说，陈述具有一种建构功能，它能够界划出言说的领域，制定出言说的规则，确定下言说的对象，等等，而这些正是命题和句子得以言谈的前提条件。
第二，“陈述”不像“命题”和“句子”那样有一个“表述的作者”。
陈述的主体不是确定某一句子是口头的或者笔头的这一现象的原因、根源或者起点，“陈述主体是一个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１］１０３。
用“主体的位置”来替代“表述的作者”，这确实是福柯的惊人之举。
自主话语的幻想与反主体的考古学_读福柯的_知识考古学_
・青年论坛・自主话语的幻想与反主体的考古学———读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张 梅《知识考古学》是福柯阐述其研究方法的重要著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放弃了其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关注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制度的依赖关系,转而关注于自主话语领域的形成。
福柯采用严格的考古学分析,试图通过对于话语事实的纯粹描述,揭示主体对一套深层话语规则(discursive regularities )的依赖———正是这套深层规则决定了主体可能想什么、说什么和经验到什么。
这一揭示延续其先前著作中对于至高无上理性主体的批判。
在福柯看来,传统思想史学家所主张的作为所有意义之起源的统一主体观念只是一种产生于控制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 mati ons )的结构规则(structur 2al rules )的幻想,而对这种结构规则的揭示表明:在话语形成中意义之统一和在先的主体观念完全是一种多余,主体实际上是由话语形成的分散系统所决定的一个位置。
客观地说,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由自主话语出发质疑自笛卡尔建立“我思”主体以来的统一的主体范畴,开启了另一类思考主体的思维空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由于福柯排除了话语形成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实践背景,将考古学局限于对话语形成的纯粹形式分析,因而他在解释个人如何能够占据某些在话语层次上被构造出来的主体位置的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本文试图对福柯由自主话语出发拒斥任何主体的正当性提出质疑。
一、主体、知识与考古学的方法主体是福柯研究工作关注的焦点,正如福柯在接受访谈时所言:“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
我的工作是研究将人转变为主体的三种客体化方式:第一种是力图给予自身以科学地位的探讨方式。
例如,在普通语法、语文学和语言学中对讲话主体的客体化。
……在我的工作的第二部分,我研究对我所称的‘分离实践’中的主体的客体化。
……举的例子有疯子和精神健全的人,病人和身体健康者,罪犯和‘好孩子’。
阅读福柯
阅读福柯阅读福柯──记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知识考古学》读书会作者：茅于轼等文章来源：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知识是无界限的。
在各个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情况下，不同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98年12月18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邀请了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杜小真、汪良忠、李佗、陈燕谷、汪丁丁等学者，在三联书店举办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读书讨论会。
与会学者围绕书中提出的问题，表达的思想倾向，及对学术界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从社会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分别发表评论，进行剖析，提出了一系列有创意的观点。
一、“知识考古学”的涵义与福柯写作的初衷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继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之后发表的一部纯理论著作，是对前三本书的理论方法的归纳。
它一面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反思。
结构主义者、反传统的年轻学者对《知识考古学》热烈赞扬，说它摧毁了可以说出世界、生命、伦理、上帝和历史等等哲学可以描述其本质的东西，是“历史反思的丧钟”，是对“旧观念历史传统的颠覆”，取而代之的是考古学“对往日细致的阅读”，并把历史和语言学联系起来。
但是，注重“介入”，注重政治活动的阿尔杜塞学派对知识考古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比如，萨特批评福柯带给人们的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种“怀疑的综合”，为的是指出“历史反思是不可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资产阶级可能用于反对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萨伏瓦赫所指的那种包含了“能力”的知识为例，说明如何用考古学进行研究。
具体地说，这本书考古的对象是“话语实践”(Language practice)。
所以，有人说它是“研究话语方法的新话语”。
至于为什么把这本书叫“知识考古学”，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出版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找一个不完全是历史的又不完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种科学结构的内在分析。
福柯的权力观
福柯的权力观福柯（Michel Foucaul, 1926-1984），法国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深刻，分析方法独特，研究对象多变，研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其创建的权力观对近代的两种主要权力模式——维护生产关系工具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模式和以契约为基础的法理模式——作了必要补充，理论范式适用于权力微观运行场域。
福柯的权力观抛弃了传统思维认为的历史连续性或同一性，打破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本主义假设，采用了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的研究方法，从片断性、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义视角，建立了关系论、网络论、无主体论的权力观大厦。
一、福柯权力观运用的方法：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知识考古学是福柯1970年前思考“我们怎样被建构为我们自己的知识主体”这一问题时引入的研究方法。
它的理论特征是强调研究对象的非连续性。
传统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强调研究对象的连续性，保证研究主体的中心地位，福柯对此提出异议，他借助尼采来对抗存在现象学的主体中心论，转向对认知意志的关注，否定客观真理，反对理性主体。
福柯还提出要改变文献的处理方式。
传统历史研究的学者们认为文献是一种沉默但仍有迹可循的语言，具有表述的功能，记录了文献记录者要反映的实在。
福柯却要求将“文献”变成“文物”、“遗物”，只考虑文献的自身价值，述说故事的话语本身，不能推论周边的现实和形成事件发展的脉络。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过去对文献的处理不是曲解原意就是穿凿附会，要求对待文献只考虑自身价值，摈弃工具价值，揭示复杂的内部关系，不针对时间、过去做连续性的探测，研究那些被中断的偶然性、非连续性，反对同一性、体系性、总体性、中心化的智慧。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像一枚锋利的钉子一样锲进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地质构造层”，动摇了形而上学传统的主体地位，对愈来愈深陷入困境的西方现代性社会和文化的进行了清醒的反思。
1970年前后，福柯拓展了他的分析范围，思考在方法论上超越人文科学中主体与客体、经验与先验、我思与非思、起源的隐退与返回之间的二元对立，引入把握事物“差异”的权力谱系学，它标志着福柯从对理论和知识的考古学研究转向对社会制度和话语权力的系谱学研究，从知识轴线转到了权力轴线。
疯癫与文明_详细读书报告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米歇尔·福柯（Paul-Michel Foucault）著一、福柯简介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二十世纪后现代主义大师，被誉为“继萨特之后法国最为深刻的思想巨人”[1]。
他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学校哲学系，后攻读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学位。
曾任教于克莱蒙—菲兰特文学院、巴黎大学文森学院，1970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思想系统史（History of Systems of Thought）教授，直至逝世。
他涉猎甚广，大多数研究致力于考察具体的历史，发掘被遗忘的边缘领域如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等。
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1963），《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 1966），《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1969），《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性史》三卷（History of Sexuality，3 volumes：Introduction，The Uses of Pleasure，and Care of the Self 1976-1984）。
其中，博士论文《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也是他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的开山之作。
该书是福柯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批判的开端，对于理解福柯的后现代思想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二、《疯癫与文明》概述福柯的理想是要在“‘伟大的尼采式求索的光辉照耀下’，展开一系列‘文化边界’研究，以被拒斥的历史体验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 [2]273-274；在这本书中他将被常人当作自然现象或疾病的疯癫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论述了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关系：转向还是深化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关系：转向还是深化作者：肖安琪来源：《青年时代》2020年第25期摘要：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福柯提出“考古学”，作为对欧陆思想界存在的线性连续“总体历史观”挑战的回应。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柯又提出了系谱学方法。
二者表面上看似是两种不同的方法，知识考古学偏重深层结构分析，强调知识;系谱学偏重细节，强调权利。
本文试图通过对福柯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的理论梳理，分析二者的辩证关系，以此回答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是研究方法的转向，还是思想的深化。
关键词：福柯;知识考古学;系谱学;深化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被称为是当代法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与柏格森、萨特并列。
有人将他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是也有指出他的早期著作《词与物》还是属于结构主义的。
福柯本人并不赞赏这样的界定，他对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存在质疑的。
西方思想家曾评价福柯是一位非历史的历史学家，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福柯思想的庞大性与复杂性，我们是很难将其进行归类的，至于福柯到底是什么主义的，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思想进行研究与分析。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的研究方法在知识领域与历史领域的创造性，是极具有研究价值的。
由于是不同时期提出的不同研究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另一些学者认为系谱学研究方法是对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的深化与补充。
下面我们通过这两种方法的理论梳理来探讨二者的关系。
一、知识考古学与系谱学“知识考古学”一词根源于希腊文“arkhaiologia”，是指对古物、古迹研究的一种理论。
传统的考古学是属于历史范畴的，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反历史的。
传统考古学是研究人类的历史遗迹，是对物质性的纪念物的研究，在历史观上持连续性观点。
而知识考古学是研究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力图通过精神病、疯癫、诊所、知识型等这些非物质性的思想纪念物来进行研究，强调知识彼此之间的差异与断裂。
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叶秀山【作者简介】作者叶秀山，193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内容提要】本文侧重从西方哲学传统、特别是欧洲大陆近代和现代的哲学思潮出发，分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在反对欧洲近、现代传统中的作用和地位，指出福柯对西方近代“逻辑主体性原则”和现代“历史主体性原则”的批判，使他的考古学意义下的人及其思想产品最终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成为一种关系的总和，从而使知识考古学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打击了西方哲学中人类中心论传统。
人的思想、知识、科学失去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而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关系和制度之中。
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在知识考古学意义下“话语”的陈述性特征，使它与语言学的句子、逻辑学的命题区别开来。
作为“推理式的实践”，“话语”不仅仅是语义学、符号学的对象，而且是知识考古学的档案。
知识的档案与其它一切考古文物一样，被理解为各个时代思想产品的例证，而不是只存在于时间中而自身相连续的思想、意识、精神、意义的封闭系统。
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对当今法国哲学、甚至对整个欧美哲学的影响似乎正在加强，但他的书却很难读。
一方面，他似乎可以被看作所谓后现代思潮的主要代表和创始人之一，要弄懂他的意思，首先要对这种后现代思潮有一个精神上的总的把握，这样，就不仅要读他的书，还要读在他前后的一些与这种思潮有关的书，如德里达的书，而这些书也都不是好读的；另一方面，福柯书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大半都是正统的哲学工作者所不太注意或不太熟悉的部门，如医学、犯罪学、性问题等，要深入弄懂他书中意思，还得对这些具体学科有相当的知识才行。
当然，对于福柯的这种“博学”和“冷僻”，人们未必可以用“故弄玄虚”和“钻牛角尖”来加以贬斥，因为他注意研究这些部门的问题，有思潮上的背景，也与他自己的整个思想态度有关。
甚至可以说，他把这些学科引入哲学的视野是对哲学的一种贡献。
一、还是从康德说起福柯的思想固然新奇独特，但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后现代视野下的医学与医患关系———疏论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
后现代视野下的医学与医患关系———疏论福柯枟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枠庞宝鑫（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福柯运用考古学对传统的解构可谓穿透了两千年的思想史，对临床医学的考古学探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硕果。
福柯把临床医学的诞生作了在凝视之下的有关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解释，呈现出一番别样的思想景致。
关键词：知识考古学；临床医学；空间化；凝视；死亡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畅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８４４４（２０１２）０３－０３１７－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１５ 作者简介：庞宝鑫（１９８６－），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对传统价值进行彻底消解的文化思潮。
正如利奥塔在作为宣言的枟后现代状况枠这部后现代经典文本中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就是对‘后设论’的质疑”，“后设论”便是宏大的叙事话语。
随着这种质疑的发生，“典章制度随之崩解，变成各种碎片———导致局部决定论的生成”［１］２９。
可以说，后现代思潮看到的是破碎的世界，是零散的片段和不可通约的叙事话语；而作为传统思想基点的主体被后现代主义肢解得体无完肤。
作为这股思潮领军人物的福柯，对传统的解构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福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比很多后现代思想家更为严厉，正是福柯声嘶力竭地喊出“人死了”！那么，福柯的解构具体是怎样的呢？怀着对这位处在云端张牙舞爪的“主体屠夫”的惊惧与好奇，笔者将在本文做一点探讨，主要线索将围绕医患关系展开。
与以往的解读不同，透过福柯眼中的医患关系，本文再次审视后现代这一大的文化思潮背景以及福柯有着方法论意义的独树一帜的知识考古学。
一、知识考古学：福柯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 笔者依据的文本主要是枟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枠。
在这部著作中，福柯论述了临床医学的发生，即临床医学的史前史。
这是对临床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史前形态或古态、也即可能性条件和历史性条件的探索。
福柯的作者考古学
主体被建构的时候 ， 作者功能是和理性主体的产生是同一的 ， 而理性主体的产生是和权力话语密不可分的。 作者功能的第三个特征是 ，作者功能起 自两个 自我 的分 裂、 起 自两者之间的分隔和距离 。福柯认为 ， 文本 总是会带有 许多与作者有关的许多符号 ， 这些符号包括人称代词 ， 时间状 语和地点状语 ， 动词的种种变化形式。在没有作者的文本中 ， 这些符号指的就是一个实际的作者 ，一个 实际存在 的指示背 景。 在有作者的文本中 ， 这些符号 的功能就复杂了。在以第一 人称展开叙事的小说里 ，无论第一人称代词 ，一般现在直陈 式， 还是就此定位 的符号都不 直接指 向作者 、 他写作 的时间或 写作 的具体行为。 这些符号都 并不 出 自实际作者 ， 不能够把第 人称与实际作者等同 ，第一人称是实际作者或者说创作个 体 的 自我 的分裂 。 从福柯 的作者考古学看来 ，文本的意义主要是 由权 力话 语操纵创作个体来决定 的 ，作者只是作为一个功能而存 在着 的。 并不是浪漫主义所谓 的作品来 自于作者 的创造 ， 而应该说 作 品是话语 的创造 ， 作 品的意义应该 由话语来决定。 福柯借用 了贝克特 的一句话 ， “ 谁说的无关紧要。 有一个人在说 ， 谁说的 无关 紧要 。” ⑤ 从创作 的个体或者说实际作者去探讨作者是不 可能的 ，只有从创作个体在话语 中的位置才能把作者这个问 题 弄明白。福柯对作者的功能概括如下 ， “ 作者功能关系到限 制、 规定和表达话语领域的法律和制度 方面的系统 ； 它并不会 以完全相 同的运作方式 ， 体现在各种话语 、 所有时间 以及任一 给定的文化 中；它的确定不在于将一篇文本简单地归之于其 创作者 ， 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确的步骤 ； 它并不单纯指 向一个实际个人 ， 因为它同时引发出许多种 自 我， 引发 出任一 阶级中的个人都有可能 占据的一 系列主体位置 。” ⑥ 福柯通过 对作者考古学 的研究 ，打破了浪漫 主义所谓作 品来源于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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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2期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 o.22001 (总第146期) JOURNA L OF XI AME N UNI VERSITY(Arts&S ocial Sciences) G eneral N o.146传统历史话语的颠覆Ξ———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后现代历史观余章宝(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摘 要: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代表。
《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的阐述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他拒绝传统实在论的历史客观性,认为历史客观性只是话语建构而成的,不存在跨知识型的客观性,只能在特定的知识型或认识阈中谈论它才有意义;历史主体只是一个变项,或者说是一个陈述变项的整体派生出来的功能和可能的位置的游戏而已。
传统线性连续的和进步的历史观是在现代知识型这种特定的框架中,将充满断裂、歧义、分岔的历史重新装配成的神话。
关键词:福柯;后现代;历史观;《知识考古学》中图分类号:B56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2-0111-08米歇尔・福柯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的现代性作了深刻的批评。
现代历史哲学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对现代历史观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拒绝和批判。
《知识考古学》既是他前期“考古学”理论的归纳和总结,也是他开始转向谱系学方法的导言性论著。
虽然他所关心的主题一直在变化着,但是,在这本著作中所阐发的许多历史观念是他一以贯之的。
可以说,《知识考古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后现代历史观。
一、话语形成传统编年史是典型的现代历史观。
福柯首先对构成传统编年史的基本话语单位采取了质疑的态度。
诸如精神病理学、经济学和医学等话语单位是我们最为熟知和确定的,可是,它们是如何有效聚合起来的呢?传统编年史的回答建立在以下相互联系的、垂直分布的空间中的四个基本预设基础上。
福柯正是围绕这四个方面的批判来揭示话语形成的规律性。
第一,话语单位形成是由于陈述群参照的是同一话语对象,或者说由于存在着同一的话语对象(这个物)才可能形成话语单位(这个词)。
如精神病的话语单位,它之所以被称为精神病,是由于存在着可以被归结为以不同方式在某个体或社会经验中显现出来的叫“精神病”的对Ξ收稿日期:2000-11-14作者简介:余章宝(1967-),男,安徽芜湖人,厦门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
象。
这些陈述群围绕这个同一对象建立起来的整体,就构成了精神病话语单位。
但是,这个被叫做精神病的对象,在“17或18世纪医学陈述作为它们的对应物提出来的对象与出现在法庭判决或者治安措施中的对象不是同一的;同样,精神病理学话语的所有对象从皮耐尔或是埃斯齐罗尔到布勒雷都已更改了;此处和彼处所提到的疾病已不是同一种疾病,所提到的精神病患者也不是同样的”[1](P39)。
不仅如此,精神病这个对象还关涉到忧郁症或神经官能症的话语,它们又构成了各自的对象,并且对它进行了改造,甚至将它彻底改观。
如果我们采用编年史方法对对象作起源考察,“当我们要更久远地追踪这种时间的线索时,却一下子失去了足迹”[1] (P49)。
可见,对象本身是在多样性、异质性不断转换的空间中形成的。
话语对象不是先于话语而存在的,而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1](P54)。
因此,在分析话语对象形成的过程中,编年史所认为的词与物如此紧密的结合就被拆散了。
因为话语不仅是使用符号以确指事物,更为重要的是创造对象本身。
第二,陈述形式的连贯。
编年史认为陈述形式的连贯性可以确保话语单位的有效性,不同的陈述类型起着分割不同话语单位的作用,或者是由于存在超验的主体或者由于心理主观性这类统一的、连续的主体来保证陈述类型个体化。
首先,作为主体的承担者的个体是如何确定的?即“谁在说话?在所有说话个体的总体中,谁有充分理由使用这种类型的语言?谁是这种语言的拥有者?谁从这个拥有者那里接受他的特殊性及其特权地位?”[1](P62)如在医学话语中,医生这个话语主体的位置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建制确定的。
医生身份包含着能力和知识的标准、机制、系统、教育规范,确保知识实践和试验的合法条件;包含与其他一些个体或群体的区分和关系的系统,以及其他一些特征。
然而,这些社会建制本身是历史的、处在不断游戏变换中。
其次,话语发挥陈述功能还需要话语“场所”。
如医生需要医院、化验室、图书馆等,这些“场所”的重要性也是不断变化的,有的增加了其重要性,有的则降低了其重要性,并与其他学科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话语融为一体。
最后,主体的位置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的范围或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
还是以医生为例,他在临床话语中,依次成为提问、听、观察、感知、记录和教育的主体。
每一种主体身份陈述的类型各不相同,有描述、归纳、推理、因果性等陈述方式,所以,“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
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
”[1](P67-68)这样传统编年史把话语单位寄托在某种陈述类型统一的期望也落空了。
不存在某种统一的、连贯的陈述类型作为话语单位的标准或规范,只有“分散的和异质的陈述的并存;支配它们分布的体系,它们相互依靠的支点,它们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方式,它们承受的转换,它们的换位,安排和替代游戏”[1](P42)。
第三,概念的一致性。
编年史的另一个前提就是由于存在着持久的一致性概念,围绕这些概念建立起来的陈述群构成了同一个话语单位。
福柯通过对概念形成的考察解构了这个神话。
对于概念形成,人们通常的解释模式有两种:一种叫“理想性范围”,认为概念形成是一个不断向着前定的、先在的目标不断完善的过程;另一种就是历史实在论所特有的,把概念看成是有着某种神秘的经验起源,即“观念的经验性发展”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是利用连续性工具在机械认识论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一个同一演绎结构。
而考古学则“设法对这些概念出现和扩散的作用进行分析”[1](P43),支配概念出现、循环、分解、重组、替代和位移的是陈述的总体布局。
在陈述群构成的网络中概念才得以形成,如一些旧概念消失、新概念出现,从旧概念中派生但与原来概念不相容的概念,旧概念循环中的异质性成分。
概念形成一方面是一个充满错觉、偏见、谬误、想象、隐喻化过程;另一方面那种恒久、一致性的概念系统并不存在。
第四,同一主题。
编年史还认为话语单位整体性还可以通过统一、连续、稳定的主题加以保证。
如经济学、精神病学、生物学等话语单位的存在是由于它们各自拥有主题而形成的分割。
这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合情理的,但是只要进一步分析,也是站不住脚的。
以生物学为例,从布封到达尔文所谓构成进化论主题的东西却不是同一类别,我们根本不能够把它们作为一个单位。
因为“这个主题与科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哲学,与生物学相比,它更接近于宇宙学;……这个主题所假设的总比人们所知的更多”[1](P44)。
实际上,主题是一些话语策略选择的结果。
话语策略确定了话语的可能的衍射点。
这种衍射点造成了不同的陈述类型、概念可以进入同一陈述系统,互不相容的成分按同一方面和相同的规律组合,以及在这两者基础上,派生出对象、陈述形式、概念的一致性系统。
主题不仅受到与它所属的话语群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周围话语的影响。
话语策略的选择还要满足非话语实践要求。
如普通语法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财产分析在政府的政治、经济决策及日常实践中的作用等等。
二、陈述形成正如句子是语法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文本,命题是逻辑学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演绎整体一样,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它从属于话语形成规则。
话语就是陈述的整体,或者说,“陈述是话语的原子”[1](P98)。
要揭示话语形成,还必须进一步探讨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把对陈述的描述放到十分突出的地位①。
第一,陈述与命题、句子和言语行为之间的关系。
陈述与命题不是同一个单位。
这是因为同一命题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陈述。
如,地球是圆的或者物种是进化的这样的命题,在哥白尼前后和达尔文前后,都不构成相同的陈述。
反之,一个简单自律的陈述却可能是不完整或未完成的命题。
像罗素所说的集合悖论或自我指涉的语句,在自我指涉时,会产生悖论,它只有在次一级命题中才能被确定为真实的。
对命题而言,陈述是一种“滞留”的东西。
句子也不同于陈述。
“相同的句子,但不一定是相同的陈述”[1](P110)。
如果它出自不同人之口,则不是一个陈述。
况且,不是句子却可能是陈述。
一幅画、一张图表、一个数学公式、一条曲线、某人的面部表情、云层分布等等,它们既不是句子,也不是通过语法规律连接起来的,但它们是陈述。
对于语法来说,陈述是一个语言成分的体系,这种体系是我们或者能够、或者不能够识别某一句子的形式。
陈述也不同于英国语言分析学派所说的“言语行为”。
一方面,言语行为不是用来确定陈述,而是反过来被陈述确定;另一方面,言语行为只有在多个陈述被连接起来,而每个陈述各在其位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因为“要完成一个‘言语行为’诸如:誓言、请求、合同、允诺、论证,通常需要不止一个陈述。
这些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一些不同的格式或者相互独立的①德勒兹(G illes Deleuze)指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似乎给予陈述以绝对至上的地位”。
[2](P563)句子”[1](P102)。
对于言语行为来说,陈述是作为可见物出现的。
我们在句子、命题和言语行为中都没有找到陈述的单位,这是因为,陈述以其说是一个单位,不如说是一种功能。
第二,陈述的功能。
陈述功能的实施包括陈述对象、主体、共存范围和物质性领域四个方面。
它们又是和上述话语形成的四个方面即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形成和策略选择一致的。
福柯喜欢提及“键盘”例子。
打字机上的键盘不是陈述,但是列在教科书上的键盘就是陈述。
这种转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符号体系与一个“它物”即陈述对象存在着某种关联。
因为陈述的对象是一种对应空间,是由陈述本身派生出来的。
“正是这个派生的对象被作为原始功能明确地限定在陈述变化线路的界限上”[2](P551)。
从陈述的主体方面来看,由于陈述的主体不在语言的语义段中,所以陈述主体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句子中主语的语法成分。
如“我很快乐”这个句子,它由我说出,或他人说出,或在小说中写出,其陈述主体显然是不同的。
那么,陈述主体是否就是说出或写出那个表述的作者呢?我们只要想一下演员在背诵台词、小说中主人翁和小说作者,就会发现陈述主体与说出的或写出的作者,无论是在实体上还是在功能上都不相同。
陈述主体实际上就是某些条件下可以由匿名的个体填补的位置,是这种可能的位置的游戏。
正如命题真假由它的参照体系(或理论整体)来确定,句子的意义由语境来确定一样,陈述发挥其功能必须有一个陈述共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