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合理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合理
赵亮亮
2013-04-09 10:34: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36期
【核心提示】我们看到，各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发展模式、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把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悉数囊括其中，很不合理。
最近一两年，很多人都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认为中国很有可能会陷入这样的陷阱之中。但笔者认为，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这个概念的真实含义，也没有弄清楚到底那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存在哪些问题，从而阻碍了经济继续增长。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分析，给出的解释也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有：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社会冲突加剧，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贸易条件恶化，存在制度缺陷尤其产权保护不力、腐败盛行，金融自由化和宏观不稳定，人口红利消失等。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原因，例如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等等。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难成立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能不能在学术上成立，有学者做了专门探讨，认为能够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成立，需要更多的研究去探讨和解释。理由是，当一国的经济水平达到某个阶段之后，就会出现一些阻碍经济继续增长的力量，这
就好比物理学中的两种力达到了平衡，向上推动的力和向下的拉力同时作用，导致经济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不能自拔。强调的主要因素是，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剩余劳动力耗尽，人口红利消失，社会养老负担加重，从而高储蓄、高投资的增长不能继续维持，这就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停滞。
但是，笔者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首先，“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能否成立，需要从各国发展的经验事实去提炼。如果大多数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确实发生了增长的停滞，那么在经验上，这一概念具备了成立的基础。但是，有很多研究发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一国能否继续实现高增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具体来说，有人在对大量经济突然减速或者突然提速的例子作了研究之后，发现一国突然进入减速或者提速的概率大约各占50%。也就是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并不是都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者减速。至少在经验上，减速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直接联系。
其次，要使一个概念成为规范研究讨论分析的对象，就必须在理论上能给出合乎逻辑的、具有统一框架的解释。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现实，但是造成中等收入国家增长停滞的原因并不具体，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几乎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有可能用来解释增长停滞的现象，例如，分配不公、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政治动乱或者战争、人力资本匮乏等。我们很难把这些因素归结为经济学领域还是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这些因素相互缠绕，无法厘清，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出一个严格的内在机制，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不能解释经济发展缓慢
我们看到，各国的经济差异很大，发展模式、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用一个“中
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把经济增长停滞的现象悉数囊括其中，很不合理。例如，拉美发展缓慢有制度因素、历史背景因素的作用，有发展战略失误的原因。而在东亚，政府干预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这种干预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良好作用，人们很容易同时找到政府干预的优越性和弊病，支持政府干预模式和反对它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在南亚的一些国家，投资率过低、积累不足，是长期停滞的原因，似乎这些国家的缓慢发展用贫困陷阱来解释更合理。
在大量的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中，也有一些学者不支持这种提法，如徐康宁就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目前普遍将中等收入水平界定为人均GDP5000—11000美元，这是十分模糊的，根本无助于分析问题。而胡祖六则告诫，我们不应该自设“中等收入陷阱”。
笔者认为，目前对一些所谓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增长问题，研究还很不充分。由于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数量很多，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较为可行的思路是，分别研究不同增长模式的优缺点，比如对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东亚内部，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成功实现了突破。而亚洲的另外一些国家，马来西亚和韩国大约同时采取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在发展的初始期，收入水平基本相当，后来却出现了明显的分野，这是值得探讨的。
“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立，目前似乎难下定论。我们更不能因为这个提法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停滞。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理解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概念解释及相关时代背景】 (1)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2)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就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迅速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人均GDP约4400美元。然而近年来，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问题不断凸显，加之今年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引发了对中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4)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观点】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不适应新阶段的需要，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外源式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资源消耗性经济发展， (2)【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转向内生性经济发展、协调内需市场与外需市场关系的发展、资源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存在的经济隐患、问题的成因】
(1)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在收获“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之后，如果不能尽快积累形成内生增长能力，亦即资本积累形成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体制和管理的创新能力，就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处于不利的局面，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现象的一个侧面。 (2)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的是社会风险，比如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不同的是经济风险，比如，经济增长的传统比较优势在退化，面临产业空心化、产业结构升级困难、经济增长的内驱动力不足等问题。 (3)拉美国家之所以落入“陷阱”，是因为他们步入中等收入阶段的驱动力量不是内生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借助经济全球化、引进大量外资与外部技术、依托外部市场等途径，进入到了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因为是外生的驱动力量，所以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滞不前，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会不断加剧，以至于继续努力创造的积极性下降。 【外国的经验】 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过“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只是它们提前解决了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发展问题，才成功跨过了“陷阱”。 (1)英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为减缓收入不平等的状况，采取税前收入政策和财产性再分配政策等措施，大大降低了人均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2)日本在中等收入阶段，非常注重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首先，日本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其次，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日本政府一方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韩国也是如此：首先，降低了工薪收入者的税率，实行了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并对储蓄与投资所得单独设计税率;其次，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增长第一，分配第二”的政策 (3)与发达国家相反，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因为忽视了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分化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陷阱 我们常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会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7400美元。而2015年7月1日世界银行的归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4126-12735美元之间，很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中国只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在今后的十年内进入高收入国家，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这里我要说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对此西方学者是故意不说的，这陷阱的问题我以前也讨论过，在教育层面是非常关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财富外流，而教育的外流影响是最大的。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以后，这些国家就有可能出现留学的数量激增的趋势。 在以前收入低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基本是需要奖学金的，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有奖学金，要能够自费的，也是社会当中最少数的人群，而且这些人在本国教育环境相对落后，他们出去以后再回国还有教育落差，这个教育领先和他们原有的地位，就足以吸引他们回国，他们留学的收益是正的，就如我们民国时期和留学，现在印度的留学一样。 而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本国的教育也大发展了，外国教育的领先落差缩小，最尖端的有奖学金的这些人回国的动力降低，他们的外流是国家的损失。更进一步的是大批的富裕中产也能够留学了。就如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在国内不得了了，百万元的简直是神话，面对上百万的留学费用，就算是当年国内的顶级富豪，也是难以承受的。而到现在200万左右的留学费用，不足北上广深的半套房子，随便把房子卖了，就够留学了。因此在核心城市的人群都有自费留学的财力。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一代，爷爷家和外公家各留下至少一套房，爸爸妈妈也有房子，祖辈离世房子本来就有富裕，这个留学的费用就更容易支付了，这可是巨大的群体啊！北上广深是有大约一亿人以上的！还有这些核心城市的北漂沪漂等等，他们落户不下，但当孩子上大学时刻，也是有了一套房，卖了房举家移民，对难以落户的他们是非常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的教育问题，教育体系带来的大量人员以留学为第一目标的外流，是足以给中国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带来巨大社会压力的，这就是我要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当中的教育陷阱。 2015年，我国的GDP达到67.7万亿元人民币，近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已经超过10000美元，甚至超过15000美元，中高收入消费人群正在聚集。人均在15000美元，那么对高端的TOP5%人群，就是有与美国人同样的收入的，如此高的收入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都有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能力，而且中国人为了孩子的教育，可以倾囊而出的投入的，把多年的积蓄用于孩子的留学，支付能力是超强的。微观上个人的消费能力没有问题，但在宏观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顶不住的，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难以平衡的，而且在现有的外汇报表统计当中，这些留学的刚需和未来增长的预期，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计算，这些必将成为中国崛起的巨大压力。留学刚需的支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摘要：二战后至今，世界经济发展迅速。然而，有不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高收入行列。拉美地区是典型代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加大，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因此，中国要积极吸取拉美国家的教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金融脆弱经济改革社会问题 一、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纵观世界历史，二战后许多国家顺利摆脱贫困，却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2011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姚洋在《南风窗》的一篇文章中给出这样一组统计数据，在数据齐全的87个发展中国家中，1980年有71个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国家)，到2009年仍有61个，即86%仍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按照世界银行2012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中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60美元，首次超过其当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国家3976美元分界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我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有7省市破万。那么中国是否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拉美的实践中中，中国有可以获得哪些教训呢？本文将着重探讨。 二、分析与论述 大多数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截至2008年，如果按照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和当前美元价格计算，拉美国家人均GDP分别为4864美元和7403美元，时隔40载拉美国家仍徘徊在中等收入国家之列。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的拉美，一直被各种危机和挑战困扰，比如60-70年代的社会—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巴西货币危机(1999年)以及阿根廷经济危机(2001年)。尽管进行了社会政治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金融自由化改革，但
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与策略分析
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 1.1中等收入的涵 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1.2“中等收入陷阱”的涵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其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1.3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 “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因为影响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问题等等，而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只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共性的问题。因此，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不是用来判断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比如在美国，虽然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差距也较大，但美国人均GDP比重较大，是高收入国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
应对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策略 摘要：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看，很多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就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要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必须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本文首先阐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及中等收入的界定标准；之后以韩国和巴西为例，分析了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最后结合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论述，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验教训；策略；十九大 1 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时代规划。他指出，既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对大众来说并不陌生，之前笔者也在不同场合多次接触过这一说法，近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这门课上，较为全面的了解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概念和深刻含义，课下也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将自己的一些收获简述如下。 2“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及界定 2.1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在2007年发表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首次提出的[1]。《报告》指出，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工资上涨而无法与低收入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相竞争，又因创新能力不足无法与处于技术前沿的高收入国家竞争，丧失了比较优势，加之又面临着城市拥堵、收入不平等、腐败等问题，难以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 2.2 中等收入的界定 “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前提是对中等收入的准确界定。确定中等收入概念，对于分析该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判定“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绝对收入标准是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分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中等收入陷阱”理论述评 高杰何平张锐 2012-09-04 10:30:13 来源：《经济学动态》2012年3期 【内容提要】目前，中国特别是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时期。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认同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规避“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需要应对一系列复杂的技术、社会、政治和经济挑战，这对于人均 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以警惕那些人均GDP突破低收入陷阱以后，长期不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这对于人均GDP刚刚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Klaus Schwab，2010)。自2007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于正处于发展陷阱的拉美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消费与投资需求不振以及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上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如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明确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其实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的问题，或者说是中等收入国家应当“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经济)较高速的增长”(马岩，2009)。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伟(2011)。他认为，一个国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时，所面临的发展难题和增长难题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能够突破“贫困陷阱”的发展战略则完全不适宜于用于实现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迈进。意味着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遭遇内需不强、效率提高赶不上成本提高、创新不足等问题困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负效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出现的“发展悖论”。虽然胡鞍钢使用了“发展”一词，但他实际上是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投入边际报酬递减、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减少等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失去新的动力来看，可以认为他的观点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关于经济增长问题。吴敬琏(2008)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在某个阶段的增长驱动因素问题。他把经济增长划分为“起飞”前阶段、早期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或知识经济时代。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不同，分别为要素驱动、资本或投资驱动、效率驱动或创新驱动以及服务驱动。“中等收入陷阱”则是早期经济增长向现代经济增长发展时会遇到的问题。如果在这
_中等收入陷阱_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2010年经济：可以预期的 上述已知的，对于2010年经济走势意味着什么?分析其涵义或曰后续进程及其效应，当是预期2010年经济的出发点。在笔者看来，上述已知约束条件至少有三个层次的涵义： 其一，2010年经济走势，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全球最大的几个经济实体刺激政策的成本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此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不说其隐含成本，单是显性成本就很大，最大的显性成本在于耗费的财力巨大。许多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已将未来若干年的财政预期收入搭了进去。 其二，2010年各国宏观政策的最大话题，将是干预政策的“撤出”问题。撤出政策实施的好坏尤其是全球大国的协调性，将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势。 其三，2010年中国经济走势，也将与政府刺激政策的撤出效应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经济此前的政策带有“非沉疴下了猛药”的特征，撤出政策的负效应当更大。同样，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宏观政策的政策撤出当更为紧迫，早点撤出比晚点撤出成本要小。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迹象是，岁末年初的经济增速已经达到超高速水平，通涨预期正在“变现”。 经济政策：须直面刺激政策“后遗症” 如果将2009年的大力度干预政策比作一剂“猛药”的话，那么它所引出的隐含成本，就犹如猛药“后遗症”了。笔者以为，这种猛药“后遗症”，当是未来一两年乃至数年内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一组重要约束条件。客观地来分析，在所有刺激政策“后遗症”中，最为突出，同时构成2010年政策选择重要约束条件者，大约可归入三个大的层面： 宏观经济层面，表现为通货膨胀威胁的提前到来。无论按照经济学常识判断，还是就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状态来看，都不难得出结论：大力度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增速提升，多半属于数量型的，而非效率型的。 产业层次，表现为两个过度依赖的强化。一个是对那些原本调整压缩产业的过度依赖的强化。这方面最典型的要数钢铁业了。2006年起各方就一致认为中国钢铁产能已经过剩，2008年10月之前原本属于宏观政策打压的行业，然而随着年底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在2009年再次得以扩张。另一个是对房地产等“泡沫易生型”产业的过度依赖。房地产也曾是2008年10月份之前宏观调控政策针对的主要行业，调控的主要目标曾定义位于抑制过高的房价，防止泡沫发生。然而，随着大力度刺激政策的推出，这个目标不仅未能兑现，反而发生了新一轮的涨价潮。 在对外贸易上，是对出口退税等刺激政策的过度依赖症。2009年，在全球市场极其疲软的环境下，中国外贸之所以能稳住阵脚，降幅远小于全球几个贸易大国，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政策发挥了作用。在国家商务部那里，这种政策目标被明确地定位于“保市场、保份额”。为此，所使用的最为频繁的政策工具，则要首推提高出口退税了。不容置疑，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及涵盖商品种类的增加，对于遏制2009年外贸下滑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必须看到此种政策的负面效应，除了贸易福利流失而外，出口退税还导致了一个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形成如下“怪圈”：出口退税→贸易增长→国外反倾销反补贴→出口退税。这样的政策显然是难以持续的。 上述“猛药后遗症”或曰刺激政策的隐含成本，无疑将是未来一年乃至若干年经济政策必须考虑的重要约束条件。 （汤摘自《浙江经济》2010年第5期赵伟/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式特征及规避 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也不断提高，中国从一个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在中国的表现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各社会群体收入的绝对增加。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扩大的趋势，但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全社会各群体的收入水平都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种绝对收入的增长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风险有所下降。 其次，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相对缓慢减轻了城市问题突出的程度。受到户籍等制度的限制，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拉美等国家存在的城市贫民窟问题。虽然这种滞后的城市化进程使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些机会，但也使城市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了可持续性。而且，我国还存在因城市化不平衡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跟进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化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被大大消减了。 再次，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困难孕育着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但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和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最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扩展和加深使我国频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在GDP拜物教迷雾笼罩下，那些把发展等同于发财的人们，忽视了生产方式变革前后增长基数和内涵的差别，很容易产生这种观念误区。其实，能够推动全社会整体收入水平冲上一个新台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度变迁、技术革命，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集聚能量。任何国家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都必然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这不是什么陷阱，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 现代化陷阱还是中等收入陷阱 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人们如果发现被严重破坏的生态环境开始危及生存，政府“维稳”成本不堪重负，送礼性出口已经成为拐杖，用脚投票的移民潮愈演愈烈，毫无疑问，这个国家早就陷入了现代化陷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病根在原始积累起步阶段就存在了，不是什么即将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本来就在现代化陷阱之中，不过是现在脚下的水更深了，可以摸得着的石头越来越少了而已。 所谓现代化陷阱，就是对生产方式转化存而不论，把增长当作发展，以破坏自然环境和摧残劳动力为代价，开展现代化的达标运动。设计这个陷阱的人们，有意回避时代的性质，更不讲所谓现代化要把什么化成什么，用人均占有量指标体系的招魂幡，把发展中国家引入了八卦阵。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无一幸免陷入了这种对外送礼性出口、对内超经济剥削，用少数人的利益冒充全民族的利益，让少数低素质的人在短期内暴富的现代化陷阱。这些国家经济总量或平均占有量短期内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片面依赖国际市场甚至成为不挂牌的经济殖民地，难以避免发生社会动乱，不断延长原始积累的阵痛。 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国家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周期都可以划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只不过不同国家中等收入阶段长短有所不同。没有特殊机缘，一个国家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阶段性的收入增长缓慢状态。这就像“五十肩”一样，人在50岁左右大多都会患肩周炎，治或不治都迟早会痊愈。而人们所描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成因与发展阶段、收入水平没有必然联系，恰恰都是现代化陷阱的症状。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收入陷阱，只有道路陷阱。走错了路，不能怪坐骑，是人们的脑袋有问题，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不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本国的国情，如不改弦更张，只会愈陷愈深。把现代化陷阱误诊为中等收入陷阱，必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社会庸医常常把分配不公的结构性问题当作收入水平的总量问题，把民权问题当作民生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止痛片、麻醉剂之类治标不治本的措施。 中等收入阶段是必然还是偶然 一个国家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在新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生产方式的过程中，社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各种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迅速提高，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都会以过去时代不可想象的速度剧烈地增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绩正是如此，人们的月收入从几十元上升到几千元，总共用了不到30年。其实，认真分析这种速度的成因，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原来的基数太低，翻着番的速度前进所达到的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的1/2，如果扣除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人们就高兴不起来了。现在收入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但是增长的质量和绝对额与前一个阶段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应该懂得，在原始积累完成之后，爆发式增长的时期也就历史性地结束了，经济社会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经济的发展和增长，主要不是靠解放旧制度压抑的潜能，而是靠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创新，经济增长逐步从外延型扩大再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贫富悬殊的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 李尚勇 2012-02-20 22:54:06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几天前，中国改革论坛网发表了一篇题为《收入分配与“中等收入陷阱”辨析》（以下简称《辨析》）的文章。 该文谬误不少，罗列的资料也很多。本文也使用《辨析》一文的那些资料，但得出与其完全相反的结论。 该文认为，“只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论并不可取”；“在具备‘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国家中，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问题、人力资本问题、技术创新问题都是影响一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障碍，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因此，“不能夸大收入分配不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并认为“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冲击，都会因减少储蓄、投资而令经济增长中断”。 一、贫富悬殊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此后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表现为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发展经济学将人均GDP1000美元以下称为“贫困陷阱”，1000～3000美元称为“起飞阶段”，3000～5000美元称为“中等收入陷阱”，1万美元被看成高收入的门槛。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拉美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与之相对的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它们分别花了12年和8年时间，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下表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GDP徘徊情况”：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国家的人均 GDP徘徊情况
蔡昉：中等收入陷阱
换句话说，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比起较富或较穷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这也说明为什么20世纪的世界经济没能缩小贫富差距。它指出，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的、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 特别是对比拉美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后令人失望的表现，东亚5个经济体（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罕见地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同时，东亚另五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大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都也已经赶上了拉美8国。 这个说法是依据截至2000年的数据得出的，而如果从2011年来看，拉美8国中已有3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门槛，而中国和亚洲四小虎仍有相当差距。因此，报告提出：“上述东亚5个经济体的领导人采取了什么措施，使它们成功地转移到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拉美8国做错了什么？现在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获得与它们成功邻居相似的、而不同于太平洋对岸国家的未来？” 在世界银行同时发表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报告：危机10年后的状况》中，这个问题进而被表述为：“历史表明，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迅速到达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但只有很少的国家能够跨越这个阶段，因为实现这一跨越所必需的那些政策和制度变化，在技术、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复杂、更具挑战性。”“一个国家可以遵循最初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却难以再依靠这套战略和机制继续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显然，这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行列的命题，对于尚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然有着强烈的共鸣和吸引力。 讲中等收入陷阱，前提自然是要有不同收入阶段的划分。故这也是和世界银行自1987年以来按收入高低把各国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4类相衔接的。世界银行对这4个阶段的分类阈值一直进行动态调整。到2012年按当年价格计算，大体是1000美元以下为低收入阶段，1000～4000美元为中低收入阶段，4000～12500美元为中高收入阶段，之后则为高收入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假说成立的基础，如前所述，是相对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更慢些。但世界银行援引的Garret报告使用的只是1980—2000年这20年的数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的案例分析 Document serial number【NL89WT-NY98YT-NC8CB-NNUUT-NUT108】
P1：国际上公认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就比较大规模的经济体而言，仅有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换。如图所示，日本人均GDP在1972年接近3000美元，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韩国1987年超过3000美元，1995年达到了11469美元。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日本花了大约 12年时间，韩国则用了8年。 P2：以日本为例： （1）战后五十年代，日本先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但随着汽车制造业的崛起，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通过“技术立国”的方针，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成功地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 （2）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推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10年内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日本还进行了农地改革，建立工会组织，很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日本还十分注重社保，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的建设，对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3）日本还十分注重反腐，推行了财产公示制度，制定了完备的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有效的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P3：以韩国为例： （1）破除经济垄断强力打压财阀 韩国在1950之后的30多年间，政府曾重点扶持三星、乐喜、东洋、金星等较大的垄断集团。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财阀逐渐形成了与政府、银行之间的三角关系，大多举债经营。进入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财阀经济模式”不利于市场化竞争、容易催生腐败等弊端，开始减少对财阀支持。1998年初，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上台伊始，强力打压财阀，整改财团财务结构，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等措施。 （2）重视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保 进入70年代，韩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村运动”，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进行家乡建设。 日本和韩国的上述改革，增加了农民和工人的收入，避免了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度的贫富差距。 （3）重视反腐推行财产公示制度 在处理腐败问题上，韩国由总统带头进行财产公示，铁腕反腐。 期间，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韩国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 汉江奇迹：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宣告成立。韩国位于亚洲东部朝鲜半岛南端，面积小、人口多，自然资源贫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长期处在日本统治下，国民经济带有严重的殖民地性质，国家贫困，市场狭小，资本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风险在哪里
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实风险在 哪里？ （据某日报采访记录稿整理） 中国确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报：最近关于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有不少讨论。您一直关注收入分配问题，也就国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算过很多细账。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到底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有多大？ 王小鲁：基于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国内消费不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悬殊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无效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导致这种危险的原因，无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经验来看，主要都不是所谓的过度福利化。首先我们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不断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改变有效减少了收入差距，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衔接造成的经济危机。 所有发达国家都随着蛋糕做大，在切蛋糕上做了巨大的制度改进。正因为这些改进，它们保持了增长，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没有成功地解决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它们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再来看失败的例子。拉美许多国家在上世纪70-90年代经历了长期停滞，甚至负增长，现在仍停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还没有爬出来。它
们经济停滞时期也都是收入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特别严重的时期，基尼系数大多超过0.5，有些时候超过0.6。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府时期，搞权贵资本主义，权力与资本勾结掠夺社会，扩大了收入差距，造成社会激烈冲突、政权更迭。有些时候左派政府上台，又过度搞平均主义，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对贫富两极分化的反弹。这种左右摇摆、社会动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与拉美国家相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二战以后实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保持市场主导经济的政策，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基尼系数从0.5左右降到0.3~0.4之间，同时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人均GDP从拉美国家一半上升到拉美国家的3倍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多年，成绩巨大。但同时发生的是，较长时期以来收入差距在扩大，社会冲突在加剧，出现了两极分化，出现了权贵集团和严重腐败现象。这当然会加剧社会不安定，也会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包括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失衡，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乏力。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危险就在这里。 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吗？ 日报：说到收入分配，最近还有一个争论，是关于工资收入增长幅度的。有人认为我国工资收入快于GDP增幅，这样就导致企业的用工成本上升，不利于经济发展。还有人认为现在总的工资水平还不高，不应该限制工资的增长。您是什么观点？ 王小鲁：我注意到了这个争论。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其跨越之道 田国强 陈旭东? 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其跨越之道。本文的研究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本质是制度转型困境，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使之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社会失范的同时存在和相互牵绊，以致滞留在转型途中，不能完成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的进程。进而，文章给出了避免及跨越“陷阱”的治理之道在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重构，即通过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来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 关 键 词：中等收入陷阱 制度转型 国家公共治理模式 一、引 言 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人均GDP也达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恰此当口，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新一轮世界经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开来并逐步影响到中国，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一次大调整1，使得经济体质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伴随着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震荡调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国际间贸易竞争、货币竞争性贬值等也愈加激烈，中国长期受益其中的全球化红利受到极大压制。当然，更加严峻的还是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挑战，包括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因素都使得“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凸显。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国内外学术界（厉以宁，2012；蔡昉，2011；Harpaul Alberto Kohli and Natasha Mukherjee，2011；Kenichi Ohno，2009）从不同的视角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探讨，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同时也有许多分歧。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当然，还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仅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刘福垣，2011）。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不一定成其为一种经济规律，但是只要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我们认为就不能忽视它。对中国而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既非必然如此，也非绝无可能。为了避免陷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仔细考察那些曾经和依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往往 ?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gtian@https://www.360docs.net/doc/d39996747.html,；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chen.xudong@https://www.360docs.net/doc/d39996747.html,。本研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项目及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和谐社会构建、现代市场制度完善与政府治理模式创新”（项目号：2011BJL002）资助。 1关于2008年宏观经济治理的讨论，详见田国强、黄晓东：《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08年度政策建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