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浅谈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内容摘要：教育学自建立以来其学科性质就一直处于争论中，而今教育学似乎已成为一门为大家所公认的科学，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对其科学性质提出了质疑。本文主要是从教育学的方法入手来阐述教育学不可盲目套用科学方法，并对科学方法在教育领域中被普遍使用的原因做了简单的分析。

关键字：教育学科学科学方法

1632年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的问世标志着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开始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而《大教学论》也被看作是第一本专门系统地论证教育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在此之前的教育家们的教育思想大多是体现在他们的哲学思想当中。然而夸美纽斯并没有明确界定教育学的学科性质或研究对象，只是把教育学当作一门艺术，导致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摸索阶段，并且仍在很大程度上仍带上了哲学的烙印。直到18世纪初赫尔巴特的出现，他企图让教育学成为有其自身研究对象和理论基础的学科，并且引领着教育学向科学的方向发展，教育学已初露科学的端倪。

在教育领域真正掀起科学之风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由于唯科学主义的影响和孔德实证主义的传播，人们更加相信能将教育学置于科学中”①，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尤其是后来梅伊曼和伊拉创立的实验教育学更是推进了教育的科学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为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一种科学的方法，那就是实验的方法。也许之前的教育家们也有过一些教育实践，但那仅仅是一种实践活动，不能称之为实验。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实验是跟自然科学中所说的实验相似，是通过实验后统计出来的数字来说明问题。这种方法的引进给教育学带来了一片新的景象，彻底改变了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及其研究方法，人们对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从哲学思辨真正过渡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教育学的科学性质也逐渐被人们所认可。

在我国，自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学作为一门研究教育问题的科学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已成为一种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深入人心。一提到要做教育研究，首先涌现在教育工作者脑海中的是“科研”这两个字，这似乎已成为大家唯一可行的方法。与此同时，我国的教育实验学校也是层出不穷，到处都设有实验点，作为教育研究者的实验基地。然而正当科学的方法在教育学领域里被普遍使用时，教育界发出了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教育学究竟应不应该属于科学。事实上，这种质疑早在教育学刚露出科学化的苗头时已被提出。只是那时的教育学被一种势不可挡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潮冲昏了头，无法冷静地思考。而如今的教育学迎来了其低迷期，能否对其自身进行深刻的反思将直接关系到其今后的发展状况。

那教育学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科学呢？这要看如何去界定科学了。随着“科学”二字的广泛使用，已使它的定义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早期的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数学和物理了。自然科学是建立在严格的逻辑推理上，注重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来提示事物间的逻辑联系。对于物理这门自然科学而言，实验是其灵魂，它通过实验来解释一个个物理现象。自然科学的这种严谨的可操作性强的方法后来被借用到了人文学科当中，从此，科学的含义便范化了。然而，不管怎样，科学的精髓始终在于求真求实，在于事实胜于雄辩。在科学的世界里有严格的对与错之分，两个矛盾的命题不可能同时成立，不存在不确定因素，而且其提示的因果联系中不存在主观因素，是亘古不变的。这种用客观的、普遍的、永恒的科学精神适不适合教育学呢？教育学究竟是追求人文精神还是追求科学精神呢？早在教育学诞生之际，夸美纽斯就将教育学作为一门艺术，是一门追求把一切事物教给所有人的一门艺术，这就注定教育学的灵魂在于其人文性，而非科学性。

然而纵观教育学近百年来的发展，不难发现教育已成为一门大家公认的科学。科学方法

的引进使教育学失去了其主体性地位，使其成为作为工具的研究方法的奴隶。我们都知道科学方法以其所特有的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而深受研究者的青睐。如今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者企图越过对那些复杂的不确定的因素的思考而直接求助于科学研究的方法，想通过教育实验得出的数字来客观地说明问题，打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号。我们承认科学方法是很有诱惑力的，但是这种客观的、求真的科学方法是否适合于教育学研究仍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体，目的在于提示事实、规律，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客观事物。而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静止的，这旨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而变化的。比如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公平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一直都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思想觉悟水平的提高而出来的，而且将来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对于这些人为的社会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这其中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双方没有对与错、是与非之分，是无法用简单的逻辑思维解释得清楚的。我们只有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综合分析其中的各个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从一定程度上说，教育学追求的是对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并能预测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而科学的方法是不能使教育学达到此目标的。

此外，由于教育学研究的是人的问题，是主观的，教育者在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时难免会带有主观因素，这样容易导致错误的归因。比如在做教育实验时，常会出现“霍桑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约翰．亨利效应”等副效干扰实验的结果，降低实验的外在效度。再加上某种现象的出现往往不是某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是多个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效果的产生不是几个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错综复杂的。即使其中的某个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也可能会出现“木桶原理”的现象，使整个实验难以进行下去。总之，教育中的实验是难以做到严格控制变量的，而实验的精华便在于变量的控制。因此，不可盲目套用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中的问题。

可如今科学的方法为何如此泛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人们都愿意相信通过实验检验出来的结果是最有说服力的。自然科学也许可将其奉为真理。然而，对于教育学却需三思而后行。因为我们在教育领域中所观察到的事实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在事实以外还存在太多的内隐的因子，简单的事实并不能说明问题。其次，人们采纳科学的方法，是因为用科学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确定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满足了教育当前的发展需要。就拿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去教学论来说吧，如今的教学论越来越重视教学模式的研究，因为一个教学模式能够为教师提供一套可直接套用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更加程序化。现今较有成果的教学模式有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模式、魏书生的“大步教学法”、上海育才中学的“八字教学法”等。很难想象如果每个老师都严格按照上述的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教育将会是一个多么枯燥乏味的事业。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系到教育学的生存问题。在这么一个功利色彩浓厚，急功近利的社会里，教育学要想获得生存就得拿出一些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传统的思辨的方法已法说服一颗颗浮燥的心，因此，教育学不得不跟随潮流走向科学化的道路。如今的教育学正在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即是走符合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的道路还是走满足社会需要的道路。

无论将来教育学会如何界定其学科性质，教育学都应该不忘随时对自身的发展进行反思，总结历史经验，及时纠正错误，这是学科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值得高兴的是作为一门元教育学理论的教育哲学于1979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教育规划会议上被提出重新，现今各高校已将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开设了，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我们期待着教育哲学能够充分发挥其批判功能和预测功能给教育学重新带来一片生机。

①摘自《从“科学化”到“消亡”——对教育学的回顾和前瞻》《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

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