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比较与分析作者：何海兵文章来源：转载点击数：374 更新时间：2007-8-24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通过合作、协商的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单位人”逐渐转变为“社会人”，社会中出现了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一批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应运而生，导致原有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和街居体制相继失效或失灵。
将治理理论应用于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的重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探讨了社区治理的概念、内涵和特征，介绍了我国社区建设中出现的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分析了它们的共同特征、各自特色、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提出了我国社区治理的最终方向和阶段性过程目标。
“治理”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及社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国家和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不足或失效之处。
在最具权威的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
与此巧合的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启动了社区建设的步伐，主要的背景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再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靠行政权力垄断所有的资源，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2]，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了出来，而原有的主要管理“社会闲散人员”的街道和居委会体制在新形势、新问题面前出现了很多不适应症状，与此同时，社区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团体等，居民也越来越重视自己所居住的社区，开始参与一些社区公共事务。
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以及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２０１９．０１
ＬＡＮＺＨＯＵ ＸＵＥＫＡＮ
■ 经济学
美国单边主义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以及 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应对策略
季剑军
摘 要 “美国优先”成为特朗普上台后政府的核心利益价值诉求，而“美国优先”主张 涉及一系列单边主义政策行动，这从根本上打破了全球治理的多边原则和方式，也是美国国 家治理对全球治理的单边渗透，给未来全球治理体系格局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 度上弱化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相应地位，加剧了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长期存 在的竞争和矛盾，并且中美在全球治理理念、目标、方式等方面的分歧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双 方在具体问题方面的摩擦呈长期化常态化发展态势，给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重大挑战，但 美国单边主义在国际社会上面临诸多质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开辟区域治理新 格局创造了空间，并且考虑到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仍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和共同利益，未来 应做好充足的战略储备，坚持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全球性问题，以多边共治的方式推进全球治 理体系改革，同时妥善管控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分歧，增信释疑，促进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 以此带动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为我国继续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 应有的作用减少障碍。
① 熊洁、万容：《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三国协定》，《学习时报》２０１８年 １０月 ２９日第 ２版。
８７
二、美国单边主义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称：“特朗普上台后所采取的反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政策是 造成自由世界秩序日渐衰落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措施从根本上破坏了全球治理 的多边特征，以国内法代替多边贸易框架下的解决机制，以国家治理替代多边治理，更多次单方面退 出国际组织或撕毁国际协议，直接破坏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机制，极大地降低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效 率，是对全球治理“从双边向多边、由区域向全球”的发展路径的逆转和倒退，其对全球性、区域性问 题的治理转向在“一对一”的双边框架下有差别的解决机制，完全违背了现行全球治理多边框架下的 非歧视性、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根本原则，增加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治理主体多元化、责任利益 进一步平衡化变革的难度，不可避免地对全球治理未来演进路径的正常化产生干扰，主要体现以下 几个方面。
“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
全球治理与国际格局Glob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Pattern“全球南方”是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推动力量牛海彬【内容提要】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全球政治的重要新兴力量。
发展中大国群体性崛起极大地改变“全球南方”的面貌，使之较以往更有意愿、能力和渠道参与国际安全与发展事务，促使全球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
“全球南方”在化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文明对话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作用，已经成为国际秩序演变中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积极推动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促进“全球南方”团结和发展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
【关键词】全球南方 国际秩序 全球治理 发展中国家21世纪以来，国际秩序的全球性特征日益鲜明，其典型表现就是“全球南方”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到全球事务之中，对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阵营政治形成了强有力的制约。
“全球南方”国家追求更加公正、合理、平等和更具代表性的国际秩序，以便为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谋求更加和平、稳定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为此，“全球南方”国家逐步凝聚成团结互助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共同建设平等、繁荣、可持续的世界。
全球政治中的新兴力量“全球南方”的兴起缘于世界进入全球政治时代。
“批判性是全球学的重要特征和支柱，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质疑种族中心主义，也是国内外全球学研究的基本共识。
”[1]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南北视角，当今“全球南方”更像是一种新的跨国身份和世界观建构，奉行全球思考与全球行动的逻辑，强调只有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努力才能解决面临的挑战。
“全球南方”的崛起增强了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全球性、多元性和平等性。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后续产物，“全球南方”延续了反殖反帝反霸运动的传统，逐渐演变为当今全球政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国际力量。
二十国集团的定位与机制建设
Ｌ ｕ ｄ ｓ ａ ｄ ｚ ｕ ｙ“ ｅＲｏ ｅ ｏ ｅ ｉｏ ｉ ｅＧ２ ” ｏ ｒ ｅ ｎ ａＢｅ ａ ｒ ，Ｔｈ ｌ ｆ ｘ ｃ ｔ ０ ． Ａｒ Ｍ ｎｈ
ｈｔ：ｇ Ｏ ｘｃ ． ｇｅ ｔｅｇ ０ｊｕｎ ｌ ｔ ／ ２ ｍｅｉｏｏ ／ｒ ｈ－２ － ｒａ ． ｐ／ ｒ ｇ ｏ ｓ ② 周小川：“ 关于 改革 国际货 币体系 的思考 ” ，参见 中国人 民银行 门户 网站：
新机 制 ，旨在 为发 达 国家和 新兴 市场 国家 提 供建 设性对 话 的平 台 ” 这 一机制 的 ， 性质 和 宗 旨就决 定 了 Ｇ ０机制 化 建设 必须 坚持 如 下特征 ：没 有常 设秘 书处等 庞 ２ 大 官僚机 构 、没 有 固定 的议题 设 置 、不采 取投 票 的决策 程序 、不 达成 有法律 约
术研 究课 题 。 理论 意义 是 国际制 度研 究正 经历从 “ 为什 么 国际制度 重要 ” “ 到 国 际制度 如 何设计 ”的研 究议程 转换 ，通过 Ｇ２ ０这个 经验 和案例 研 究 ，能进 一步 丰 富相关 的理 论研 究 ；现 实 意义是 Ｇ２ 中 国具有特 别重 要意义 ，中 国已成长 ０对
三个 程序 ：一是 签订 有法 律约 束力 的国 际条约 作 为 Ｇ ０ 制运 作 的法律 基础 ２机 ；
① 朱杰进 ：《 非正式性与 Ｇ２ 机制 未来 发展 》 ０ ，载 《 现代 国际关系 》２ １ 年第 ２期 。 ０１ ② Ｊｈ ｒ ｎ＂ ｈ ２ ，ｅＧ ｎ ｅＧ５ ｎ ｅＲ ｌ ｏ Ａｓｅ ｄ ｇＰ ｗ￣ｓ ， ｏｎＫｉｏ ， ｅＧ ０ ｈ ８ａ ｄ ｄ ｈ ｏｅ ｆ ｃｎ ｉ ｏ ｔ Ｔ ｔ ｈ ｔ ａ ｔ ｎ ”
ｈ ｔ ： ｗｗｗ．ｂ ．ｏ ．ｎ ｐ ｂ ｉｈ ｈ ｎ ｌ ｇ ａ ／ ６ ２ １ ／ ０ ０ ９ ４ ９ ９ ０ ９ ３ ５ ４ ／ ０ ０ ９ ４１ ３ ０ ｔ ／ ｐ ／ ｐ ｃｇ ｖｃ ／ ｕ ｌ ／ ａ ｇ ｉ ｄ ｏ ３ ／ ０ ０ ２ １ ０ １ １ ３ ０ ４ ７ １ ０ ８ ２ １ ０ １ ９ ９ ｓ ｎ
二十国集团(g20)
二十国集团（g20）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9月25日由八国集团（G8）的财长在德国柏林成立，于华盛顿举办了第一届G20峰会，属于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
宗旨是为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以往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1]20国集团成员涵盖面广，代表性强，该集团的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因此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G20的成立为国际社会齐心协力应对经济危机，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带来了新动力和新契机全球治理开始从“西方治理”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治理”转变。
2016年9月4日至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举办首脑峰会。
20国集团（G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成立背景20国集团是由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工业化国家的财政部长于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首次提出的。
其目的是防止亚洲金融风暴重演，并允许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和货币政策进行非正式对话，这有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
当时G20会议只有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参加。
自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20国集团峰会取代了之前的8国集团峰会或20国集团财长会议，扩大了每个国家的发言权。
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20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90%，人口约为40亿。
2009年9月举行的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
形象标识2016年G20峰会会标图案，用20根线条，描绘出一个桥形轮廓，同时辅以G20 2016 CHINA和篆刻隶书“中国”印章。
桥梁寓意着G20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之桥、国际社会合作之桥、面向未来的共赢之桥。
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适用性分析治理理论的提出有其特有的现实理由，它是西方国家政府失败、多元主体管理能量激活和全球合作共治的产物。
中国学者对于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存有分歧，有的学者否定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认为治理理论针对的病症在中国缺乏典型性，而它所开出的处方在中国也缺乏相应的药材，它还有可能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
1.1反对派：1.治理理论针对的是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双重困境，而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市场不完善和政府能力不足。
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间不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所需要的各项保障机制也还不健全。
就政府来说，因为机构臃肿和体制不顺，且在处理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又欠缺经验，所以也常有效率低下、干预不当和调控不力的弊病。
2.以自组织作为第三种协调机制的治理理论能够在西方赢得普遍认同，有赖于特殊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
在治理理论的质疑者中，这一点是被强调最多的。
例如有的学者说过，“‘治理’离不开两个前提：一是成熟的多元管理主体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二是民主、协作和妥协的精神”，而这两个前提在中国都不存在。
还有的学者谈到，治理理论“所要求的治理的基础是完善的民主制度、健全的法治以及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我国的国情与现状是“法治不够完善，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的缺失以及民主制度的匮乏”，因此“把本身就不成熟的治理理论引进中国，无异于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3.治理理论倡导没有政府的治理，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支撑和依据。
对这种危险的倾向，反对适用治理理论的学者已经列举出了一系列的论据：由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行为体数量很少，因而国际公民社会运动常常由总部设在西方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主导或受西方国家资助；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虽然需要经过充分协商和沟通，但最终总难以摆脱强国把持发言权的宿命；国际组织将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治理改革相挂钩，这种做法其实是逼迫受援国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治理初看上去以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为宗旨，但其实质是要弱化国家主权和输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行的‘良行治理’，实际上成了以经济刺激为手段、而将西方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的另一种委婉而隐蔽的做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根本来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根本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显著的优势，这些优势涉及各个方面，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文化教育和外交关系等。
这些优势的根本来源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中国本土特点，并融合了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建设优势源自中国的发展阶段。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很大的人口红利和市场潜力。
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同时，也坚持创新、协同、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径，不断推进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开放，从而实现了高速稳健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源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中国历来重视稳定和秩序，并强调集中和统一的权力，这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把保持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强调领导机构的集中和垂直管理，推崇选贤任能、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治理理念。
这种治理模式在处理重大事项和矛盾纠纷时，效率更高，具有更高的实际执行力度。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优势源自丰富的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在人伦、礼仪、道德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传统和思想。
中国社会管理制度着力弘扬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重视和谐稳定的社会建设，强化家庭和社区自治的功能，注重维护公共利益和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对待聚集性矛盾和重大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会采取非正式的调解方式，以减少矛盾的缩小和社会干预的发生。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源自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
中国是一个文化名族，因此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随处可见，具有很高的认同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传承创新的文化理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在面对西方文化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冲击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保持文化多元性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文化强国”战略。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关系优势源自开放创新。
治理理论与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研究述评
治理理论与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研究述评多中心合作的网络状治理形式现已为政治形态研究、公共行政以及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研究的新思维模式。
在经济转型发展期，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都在经历深刻而不同以往的变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据此也发展出更为适应新形势的应用模式与多样化研究思路，此种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的研究与尝试应用，是为了在传统的国家管理“超级利维坦”与极端私有化之间寻找平衡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模式。
纵观多中心合作治理的研究脉络与成果，为现代化转型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模式探究与应用试验提供新的可选择途径。
标签：多中心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多中心合作；研究述评一、治理理论与多中心合作治理之国外研究（一）研究现状从多中心合作治理的发展最初源头来看，“治理”（governance）一词与“政府统治”（government）英文词汇均派生自“govern”（统治、支配），政府的传统统治管理作为其最早的理论研究与现实实践形态显著于“治理”之前，因此“治理”概念的派生與治理行为主体的早期研究对象以及理论构架也常以国家政府为多见。
作为现代法治社会中社会领域自主多元治理的核心理论，治理相关理论的研究也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治理运动而逐步升温。
在治理理论基础、治理范式规范研究方面，1989年世界银行以“治理危机”一词的提出将治理带入非国家正式制度解决机制的观察视角以来，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与《21世纪的治理》明确将治理与政府统治区分开来，将治理视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未得到正式授权仍发挥效用的管理机制，其包含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内涵较政府的统治管理更为丰富。
治理行为的权力责任边界视角的概念研究体现于英国学者加里·斯托克（Gerry Stocker）对治理行为从政府权力、行为、责任边界确定与治理行为最终目的为研究导向提出了有关治理的五个方面的阐释思路。
高中历史-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史料探究
材料: 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访华使团时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 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 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阅读材料，邓小平对当今国际形势作出了怎样的重要论断？如何理解这段话？
第23课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
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1．原因
(1)和平：二战后，二战结束后没有 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局部冲突也得 到政治解决。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发挥 了有效作用。 (2)发展：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世 界各方面都获得发展，极大改变各国 和整个世界的面貌。 二战后亚非地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独立和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 政治生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
1.发展方面 （1）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发达经济体需求萎缩、经济 复苏乏力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影响巨大。 （2）南北差距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2.和平方面 （1）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 （2）核扩散、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跨国 刑事犯罪、生态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3）海洋权益和极地资源争夺等日趋激烈。 （4）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依然存在。
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建立的依据 ①基于中国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 ②源自中华文明“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与和谐理念。 ③中国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给出的一个可供选择的、理性 可行的行动方案。 ④为了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2） 行动（措施） ①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 的合作倡议。 ②2014年11月，中国设立丝路基金， 对“一带一路”建设给予资金支持。 ③2015年12月，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 成立。
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与全球治理改革
策程序, 一般决策需要 50% 以上的投票权通过, 重要提 案需要获得 85% 的投票权才能通过。换言之, 无论是
场原教旨主义 的 华盛顿共识 视作发展中国家经济 发展的金科玉律, 在接受国大力推行私有化、金融、投
美国还是欧盟, 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 要决议拥 有实质性的否决权。而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 新兴大国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性不足, 无法有 效捍卫发
鉴于新兴大国内部在贸易汇率乃至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和不同看法其中一些问题与中国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必须加强与新兴大国的沟通与协调加大对新兴大国外交力度求同存异共同推进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改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张和利益防止新兴大国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被他方所利用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使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均衡有效的方向发展
当管理和干预, 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 以及某 理的广度和深度。
种程度上的印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 通过 摸着石头过 河 的渐进式经 济改革和 发展, 在强调市 场作用的 同 时, 也注重 政府在经 济发展 中的推动、管理 和调控 作
二、全球治理体系: 问题与挑战
用, 走出了一条 国家与市场相结合 的中国式发展道
举行首脑峰会, 也是新兴大国首次以平等身份参与全 球经济治理。在次年的匹兹堡 20 国集团峰会上, 20 国
2009 年底, 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位居世界 集团替代七国集 团被确 认为全球 经济合作 的首要机
排名的第 1、第 3、第 6 和第 9, 墨西哥和南非位居第 18 和 41; 而西方七国除了日本位居第 2 外, 其他六国皆排 在 10 名以外。其中中国以 2. 4 万亿美元的 外汇和黄
长。2 2001 2009 年间,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继续保持高 速发展势头, 分别达 10% 和 7. 1% , 巴西、墨西哥、南非 与俄罗斯也分别取得了 3. 1% 、1. 3% 、3. 4% 、4. 9% 的 经济增长。3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 2009 年, 中国和印度 依然取得了 9. 1% 和 5. 7% 的高速经济增长, 令世界侧 目。4 以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为例, 2000 年时, 西方七 国在全球 GP D 中的比重约占 66. 75% , 到 2009 年时, 其份额已经下降到 53. 22% ; 而同期中国、印度、巴西、 俄罗斯、墨西哥、南非新兴六国所占的比重则由 9. 79% 上升到 17. 49% 。5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中国与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作者：陈迎春
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17年第14期
摘要：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兴起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对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公正有着积极的意义。
目前，中国活跃在G20、APEC等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之中，为自己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中国也需要在重大议题设置、人才培育与储备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关键词：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G20APEC中国
一、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兴起
（一）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突出特征
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是指国家或者经济体之间就贸易、投资、金融等国际经济合作达成的非正式安排，一般具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征。
一是非正式性。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目前全球治理体系中有三种类型的治理机构：国际组织、政府网络和非国家行为体。
其中，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民社会团体和商务协会，而国际组织和政府网络均为政府间组织。
三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正式性程度的高低。
国际组织由两个以上的国家通过签署政府间协定组成，通常具有秘书处。
相反，政府网络尽管也有国家构成，但通常不签署政府间协定，也不建立秘书处来负责日常运作。
与联合国、世界银行这类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不同的是，G20、APEC等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一般不设立秘书处等常设机构，而是采用轮流举办的方式就当前共同关注的国际经济问题进行平等协商、出台政策建议。
二是小集团的治理模式。
与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联合国等巨型国际机制相比，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成员相对较少。
比如，G20由20个经济体成员组成，APEC有21个经济体成员，而G7只有7个成员。
成员数量相对有限具有明显地好处，比如能够有效地进行决策。
（二）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积极效应
一是弥补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的缺陷。
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角色类似于“全球代议机构”，它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弥补了正式国际治理机制有效性不足而带来的“治理赤字”。
正式的国际经济治理机制
安排比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无一不是以国家政府为治理主体，无法适应全球治理模式多元化的新要求。
相比之下，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能够以市场推动为导向，充分发挥企业机构、公民社会等力量的积极作用，因而更能够及时有效反映全球供应链、资本流动等因素的需求。
二是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现有的国际经济规则基本上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基本内容为投资自由化、投资保护、投资争端解决等，其理论基础上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的国际投资规则逐步形成。
尽管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但是传统工业强国仍然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在新一轮的国际规则竞争中仍然享有很大的发言权，发展中国家的诉求难以得到体现。
自金融危机爆发后，以G7或者G8为代表的传统大国俱乐部治理方式，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时出现了能力以及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而新的治理规则与秩序的确立，迫切需要体现出公正性，需要包容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
而目前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由于吸纳了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成员较多，改变了冷战后延续至今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首次出现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联合治理的局面。
这也许反映出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即国际秩序正在由“威斯特法利亚时代”（Westphalia Era）向“伊斯特法利亚时代”（Eastphalia Era）过渡。
二、中国参与APEC的基本路径
APEC是亚太地区多边机制的“孵化器”。
自加入APEC以来，中国的发言权和主导权不断扩大，对中国全面深入参与亚太和全球生产链、价值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为利用好这一机制，中国目前从以下几个努力方向扎实推进。
第一，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
建立多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是中国当前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亚太自由贸易区将会覆盖全球半数商业以及五分之二的交易，是全球贸易格局的稳定锚。
亚太区域经济深度融合和一体化进程是APEC会议面临的首要目标，因此APEC也是中国推进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协定（FTAAP）的一个良好机制。
第二，以亚太创新合作推动中国经济升级版。
APEC创新经济有两大目标，即：以创新促进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加强产学研之间的交流促进创新。
APEC与中国在以下领域开展了创新合作，即：增强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合作，应对共同挑战；分享政策信息，为研究成果创造有利的环境，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支持国际性的科技网络，提升人力资源的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创新政策和创新活动的分享。
第三，促进亚太经济全方位的互联互通。
互联互通广义上讲，不仅包括物理上的综合交通网的建设，也包括不同经济体的制度的融合，产业行业链的对接，以及各经济体民众之间人文
交流合作等领域的互联互通。
中国提出的“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成为中国在APEC框架内促进亚太区域互联互通的基本诉求之一。
三、中国参与G20的基本诉求
（一）保护和促进中国越来越广泛的海外利益
中国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广泛，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区域，其中欧洲和北美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较为集中的地区。
比如，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1456.7亿美元，实现连续13年快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投资国。
如何保护好、发展好自己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财富资源？这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许多G20成员国家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
实践证明，依托G20框架构建各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机制），能够有效保护和促进中国的全球利益。
比如，G20很多成员都与其他经济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双边投资协定。
截止到2015年5月15日，G20签订的互惠贸易协定近1900份。
这些协定其实囊括了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贸易与投资安排。
如果中国与G20成员能够在自由贸易和投资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不但会便利中国在G20成员国的利益，还会吸引非G20成员对中国资本与中国市场的信心，从而为中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打开了绿色通道。
今后，中国需要在G20框架内部继续构建若干命运共同体，保护中国日益增多的全球利益。
（二）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世界发展治理
G20的最初目标是为了解决金融稳定问题，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发展治理中的投入和创新都在不断增加，发展议题地位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制度化，并已进入G20“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
从目标上看，G20的发展治理目标既包括了传统的发展问题——发展援助，也开拓了发展问题的新领域——贸易、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甚至囊括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金融监管议题。
中国明确支持G20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持久的核心议题。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提出了“绿色金融”倡议，得到了与会成员国的热烈回应。
同时，中国也大力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与合作理念，也积累了巨大的能量比如领先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利于推动全球发展治理向可持续和包容性方向发展，为公平发展包容注入持久动力。
（三）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制度性权力
制度性权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软实力。
所谓制度性权力，是一个行为体通过设定各种形式的制度或者规则，来限定、影响或者改变其他行为体的能力。
在国际关系领域，相对于经济总量、武装部队等显性力量，制度性权力是一种特殊的软实力，它更多地反映在一个国家对国际
合作议程的设定、引导，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动员组织能力。
比如，美国的霸权并非仅仅是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相反，美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才是深入理解美国霸权的“钥匙”。
中国是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后来者”。
与传统的西方大国相比，尽管多年来中国以空前的热情参与各类机制，但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中国清醒地意识到，以G20为代表的新一代国际多边合作机制在全球治理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因此，中国依托G20框架，以务实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方式逐步走向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心舞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四、结论
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APEC、G20等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逐步把这些机制内化为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平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程，并为中国的总体经济外交和全球利益布局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需要在重大议题设计、专业人才储备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不断提升自身在非正式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陈迎春. G20与中国[A].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际经济分析与展望[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李明月.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J]. 国际展望，2015（5）.
[3]约翰·柯顿. G20与全球发展治理[J].国际观察，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