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赤壁赋看苏轼人生态度

研究性学习报告

课题：从《赤壁赋》看苏轼的人生态度

第一部分摘要

一，《赤壁赋》原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二，摘要：“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乌台诗案”引发的对社会和人生的反思，使苏轼从以济时致治为主的儒家思想开始向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神世界慢慢转变，而这种思想上的转变也影响了他黄州、惠州、儋州时期的散文创作。这一转变的自然发生有着来自于苏轼自身宏博的学识和洒落的襟怀方面的内驱力，同时也表现为因具体的人事纠葛带来的教训有由自励风节的母教向随缘任往的父教转变的痕迹。苏轼散文中“不择地而出”的心灵感受表达的人生关切，如所谓“闲人”的风致，“平淡”的境界，“得失”的话题，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反映出处于灾难深渊中的心灵借助于人性本能自救的力量走出困境的心灵轨迹。“随物赋形”说与“行云流水”说，作为苏轼散文创作的重要审美经验，也内在体现了受伤的心灵寻求快乐自生的道路的生存意义。

关键词：苏轼；乌台诗案；黄州；散文创作；心灵抚慰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他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欧阳修、梅尧臣等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他一生几经起伏，政治生涯可说是极为坎坷，但仍不懈地从事文学创作。直至苏轼六十六岁去世，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四十余年，为我们留下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4800多篇散文作品，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足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

而在跨度如此之长的创作生涯中，苏轼谪居时期的十多年比任职时期的三十多年，无疑取得了更大的艺术成就。在走向生命旅程终点的时候，他曾自述：“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可见，苏轼本人也意识到了几次贬居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大意义。其中“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是苏轼人生遭遇的一次最惨重的打击，对其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前人在评论“乌台诗案”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时，大多集中在对其诗词的研究上，相比之下，对散文的这种变化进行专门、深入的评述，则略显不够。因而，本文拟通过“乌台诗案”后各时期作品的文本细读和对比，探讨苏轼散文创作的各个方面的变化，补充和深化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苏轼的散文创作在“乌台诗案”后进入了新的层面，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大部分研究都一致认可的。就如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到的：“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这种变化是什么？有论者认为是“旷达”的总体特色，也有论者认为是在主张功利与审美相统一的基础上更注意审美的倾向。但我认为其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变化的同时亦有不变的对人生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丰富的人生感受使苏轼能从不断变化的视点观察和表现对象，形成自由又富于变化的文风。于变迁中受难的生活经历，促进了苏轼散文创作的发展，但他也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渐从外在的束缚中挣脱出来，达到了精神的愉悦，最终造就其独特的审美体验。

贬谪时期的苏轼不可谓不痛苦，因而其散文创作中多表现生活的困顿、个人的内心矛盾与精神苦闷，但在变化的同时也有不变的对自我价值、生存状态的关切，即所谓“得失”的话题，“平淡”的境界，“闲人”的风致。这些人生体验由来已久，在之前的散文作品中也有所涉及，但真正得以深化和巩固则是在“乌台诗案”后。苏轼没有刻意地在作品中表现这种关切，而是“不择地而出”(《自评文》)地，在看似不经意的点染、勾勒中传达出—种情趣或心境。

第二部分正文

1.“得失”的话题

王兰在《论苏轼旷达人生风格的基本内容》一文中认为，苏轼“总是能以‘得丧理本均’的态度看待生活中的得与失”。我认为说“总是”未免太过武断，苏轼虽对于“得失”这一话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但“得丧理本均”(《用韵再和孙志举》)人生态度的形成，则应是常处逆境后自觉的心理自救，化逆境为常境，使生活时时处于主体能接受的状态，具有过程性。年轻的苏轼甫入官场就颇受赏识进而得以重用，但之后长期的外任生涯,与变法派的矛盾对立,不免使其产生一些不满足感和失意情愫,开始对人生的一些问题进行思索。苏轼在《留侯论》中从全新的角度探讨张良受书这一历史事件，同时也是对不计一时之得失、“忍小忿而就大谋”的观念的初探。文章一开头就直接提出论点，即古之豪杰之士必能忍常人所不能忍，而圯上老人赠书则是为了试探张良是否具备这一“就大事”的必备品质，然后再列举郑伯、勾践、项羽的事例加以证明。这时的苏轼已经认识到要有所成就应学会取舍，但在“得失”问题上并未达到之后的思想境界，一时的让步目的是为了就大谋，成大事。但“乌台诗案”罪贬黄州后的沉重打击,让苏轼开始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得中含失，失中有得。宦海生涯的养尊处优，实不如身居山野，采蔬

而食、汲泉而饮的自在悠然。到了惠州、儋州时期，“得失”就已不再是问题。《书上元夜游》：“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厉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此文用精简的语句交代了元宵节夜游的前因、过程和结果，而最后一句“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则顿然感悟，“鱼”自在我心中，欲求“大鱼”，何必远去大海，汲汲求取者未必能得到“大鱼”。如若说初贬黄州的苏轼仍在致力于寻求解脱外在束缚的道路，有过因荣辱问题而陷入内心挣扎倍感苦恼的艰难时刻，但当他真正翻越人生的这道大坎，就有了一种一马平川的感觉，儋州时期他已真正达到了荣辱不惊的平和与冲淡。对苏轼而言，得“大鱼”，未必是幸，不得，亦非不幸。苏轼一生几经起伏，官场上的失意造就其文学成就上的有所得，得失之间本就难以衡量，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经过自我调节之后，他总能以一颗平常心加以面对。

2.“平淡”的境界

生命离不开遗憾，人生不可能完美，这是为人的必然轨迹。而正是透脱地认识到缺憾的客观性，苏轼在一生中的各个时期都致力于以旷达洒落的态度对待人生缺憾，超脱人生缺憾所带来的痛苦，并最终达到不为外在荣辱所束缚的“平淡”境界。苏轼在写作《超然台记》时便已经认识到要以“游于物之外”的态度看待生活。“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哺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质朴的生活，日常的琐事中也蕴藏无尽的乐趣。“乌台诗案”后两次贬谪所面对的生活的艰难，则让他对这一认识有了更深层次的体验。初贬黄州时，他虽痛自节俭”，但并未为此所困扰，反而劝慰秦少游“度中尚可支一岁有徐，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然后又畅叙平日生活：“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馀，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曹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答秦太虚七首》之四)对黄州的交游、风光、物产、饮馔娓娓道来。寻常繁琐的叙述中，可见其对于生活的迷恋和热爱，亦由此达到心理的平衡和安定。惠州、儋州的生活较之黄州更为艰苦，有着“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的恶劣气候，生活又极为困苦，“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但苏轼不因陋居寒食、穷僻荒蛮而痛苦沮丧，“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书海南风土》)，并以海南人自居：“我本海南民，寄居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观其期间杂记和书简，即能从心之所发、平淡自然的行文中领略其不为外物所缚的“平淡”的生活境界。如《记游松风亭》中关于“解脱”的思考：“吾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两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既然外在的生存环境已不可改变，那么何不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种种困顿与悲苦，“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对于苏轼来说，“鱼钩”已不再是困扰，那么“解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种人生见地在《桄榔庵铭》中表述地尤为具体形象：“九山一区，帝为方舆，孰非吾居。……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馀。生谓之宅，死为之墟。”“正因为苏轼完全舍弃了尘世的桎梏，获得了精神心灵的完全自由，他就能够以天然的桄榔林为家，并与毒蛇猛兽、山妖鬼魅相处同居而不惊疑。在这里，苏轼对其现实生活只作情感的体验，任何具体事物都具有同等的意义，就使苏轼在每一具

体事物的观照中，领悟到了有限中的无限，感受到了现象背后的本体，达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乐’的旷达、乐观境界”。这一境界反映到其散文创作上，便呈现出“平淡质朴”的外貌。他的许多散文多以澄明宁静的心境观照对象，并在平淡中体味着主体的存在。反过来看，苏轼也正是在他创造的诗意盎然的平淡意境中，使灵魂获得了文学的慰藉。

3.“闲人”的风致

“闲人”的风致指的是苏轼审美的态度，即以自由、悠闲、无外在束缚的心境去欣赏自然、生活之美。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越是心境悠闲、自由放松的“闲人”,越能享受大自然造化之美妙。只有摆脱了尘世俗物的纠缠和思想上的一切杂念困扰,拥有了时间上的空闲和精神上的清闲,世间万物才能随时随地成为欣赏品味的对象,才会得到审美的愉悦和快乐。谪居生活虽说是对苏轼的放逐,也可说是对其身心的放归,使其从繁杂尘务中解脱出来,能有大量时间来抒写所思所感，这也未尝不是幸事。而这一审美态度对“乌台诗案”后陷于困境的苏轼而言也是心灵的救赎，他得以从现实的困顿中跳脱出来，将视点转换成山川草木虫鱼之美，而其贬官期间作品也正是这种美的自由绽放。“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美,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一首》)“闲人”看中的不是“世俗之乐”而是“胸中廓然无一物”的心境，那么天地万物之美自然会令其身心愉悦；“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书临皋亭》)“酒醉饭饱”的苏轼，在一种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领略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记承天夜游》)亦是如此，这里所指出“闲”字，是领受清风、明月之美的必要心境，只是相对于仕宦而言，对于审美来说，却并不闲。离开黄州后，苏轼便长期地处于无“闲”的生活，直至惠州、儋州贬居生活的开始，才再一次处于“闲”

中。作为“闲人”，苏轼从贬居之地的山水风情,从真情流露、自然成篇的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安身立命、适己任性的快乐源泉。

第三部分结语

“乌台诗案”后初贬黄州而后再贬惠州，直至终贬儋州，这一过程中，既要面对困顿的外在环境的压力，又要承受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煎熬，但天生旷达的苏轼却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的态度完美地应对生命轨迹中的多次变迁。“乌台诗案”时他经历了不知明日生死的忧患，在他乡又要面对艰苦的生活现实以及壮志未酬便遭贬放的心灵痛苦，但在遭受这一系列深刻的苦难之后，苏轼没有因此而自怨自艾，经过心灵本能地调适和自救之后得以解脱苦难，并最终到达澄明安适的境界。他以宏博的学养和洒落的襟怀为内在驱力，又从佛老思想中汲取滋养，建构成儒、释、道三者合一的精神世界。期间的散文创作也正是寻求快乐自生的心灵脱困道路的外现。作品的思想内容中对人生的关切，如“得失”的问题、“平淡”的境界、“闲人”的风致的思考，在不同时期都有所阐释和深化。而这些丰富的人生感受与不拘一格、自然为文创作实践优化结合，便构成苏轼随物赋形的文风。坎坷的人生经历给予苏轼苦难的同时，也给予他复杂丰富的人生体验，成就了他散文多变的风格，并最终于繁华落尽之后归于内涵深蕴的平淡自然。而文学也让苏轼得以从现实的苦难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快乐自生的人生道路。

整理人：孙洋

班级：高一（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