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江南三部曲研究综述

格非江南三部曲研究综述
从2004年至2010年，格非相继推出了三部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春尽江南》《山河入梦》，统称“江南三部曲”。

“先锋作家”身份和长达十年的创作沉寂，都让格非这三部小说受到了更多的期待、瞩目和非议，有的人认为这是一次转型、突破，一次向传统的靠近。

这个小说系列，为我们呈现了在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中，在“理想世界”中辗转流离的人们所经历的从满怀激情到理想破灭、衰亡的的过程。

作者有意避开了可以大书特书的作为小说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辛亥革命、文革、改革开放等，也绕过了重大事件的多发地区——北京、上海等，他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只属于他自己的百年史。

关于“江南三部曲”，研究的主要的问题有：
一、“乌托邦三部曲”
《人面桃花》、《山河人梦》、《春尽江南》由于这三部作品中的人物陆侃、陆秀米、谭功达、谭端午是存在血缘关系的四代人，格非用对“乌托邦”这一母题的持续思考贯穿三部作品，因此“江南三部曲”又被外界称为“乌托邦三部曲”。

西方人常常把某些人所拥有的与现实脱节的、不被常人理解的冲动称为“乌托邦冲动”。

人类始终保有这样的冲动、存有以理想状态生存的热望，使得从未缺少素材的乌托邦叙事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与文化史中从未缺席过，传统意义上的“乌托邦叙事”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柳青的《创业史》。

作为与之对立的反乌托邦叙事的代表作品——阎连科的《受活》面世于20世纪末期。

把阎连科和柳青的作品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二者都是绝对主义的思维，而思想本身又是对立的，二者背道而驰。

但是有时面对历史，我们往往无法做出如此鲜明的价值判断。

所以一定还存在着一种更复杂、更理性的表现20世纪中国乌托邦冲动的叙事形态，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叙事形态。

格非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没有固执的专注在论述“乌托邦叙事”或“反乌托邦叙事”的某一方，他不落窠臼使叙述超越了这样的阶段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和角度俯瞰历史，要表达的是对这段奋斗史的悲悯和伤怀。

乌托邦也好反乌托邦也罢，透过“江南三部曲”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感受到的，也是作者用心良苦想要表达的是通过剖析这种精神而领略到真正积极的意义——乌托邦的精神让人更加具有生命力，在探寻自我与追求理想的的路上
不断前进。

乌托邦是在人类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作为有限的人是否可以让有限的乌托邦精神变为现实，是人类每一次梦想、理想是否可以实现的关键，
对于《人面桃花》中的乌托邦，谢有顺1认为：《人面桃花》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很明确的，即辛亥革命。

作者让故事发生在这个在历史中不容忽视的时期中，但却避开了对历史的重复性书写，而是想借助背景的真实来将故事升等到一个具有“以小见大”意义的高度。

他对比了以陆侃为代表的传统的乌托邦革命的实践和以陆秀米为代表的新的乌托邦革命的实践，以及各自的结果。

从表面看来，乌托邦的毁灭是因为它与现实的背离，而现实的巨大力量始终在压制着它。

但并不是每一次乌托邦的奋斗结局都是完全相同的，这也昭示着每一次的消亡也与其本身承载的不同的含义有着莫大的关系。

陆侃与陆秀米的两次革命虽然时间不同，但是本质并没有新与旧的区别。

就像《人面桃花》中表现了两种乌托邦形式——革命乌托邦和古典乌托邦，其乌托邦叙事很明显的向我们展示了：当现代化的革命乌托邦失去了应有的现代的、先进的色彩，就会回到古典的乌托邦的旧路上去，我们可以称它为“新古典主义的乌托邦”，但结局一样是默默地走向灭亡。

作品呈现出了传统乌托邦的破产和现代革命乌托邦的危机。

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山河入梦》的时代背景延续至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主人公经历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等特殊的历史事件，他们有着相同的寻找“乌托邦式”理想生活的追求，但最后一切都化为泡影。

充分展示了中国人在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迷惘和、忧惧和不确定性，并深刻反思使得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的原因。

对于《山河入梦》的创作原因，格非说：“什么是《山河入梦》的比喻呢？我想到了阳光下无边无际的紫云英花地。

假设，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苦楝树；假设，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它。

望着这片阴影，姚佩佩在心中许了一个愿，闭上了眼睛。

不管姚佩佩如何挣扎，那片阴影永远不会移走，因为它镌刻在她的心里。

为什么我的内心一片黑暗，可别人的脸上却阳光灿烂？这是姚佩佩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

”2在我看来，《山河入梦》中比喻或者中心意象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具有双重性的，“阳光下苦楝树的阴影遮蔽了一片紫云英花
1谢有顺：男，一九七二年生于福建长汀。

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一级作家。

著有《我们内心的冲突》、《活在真实中》、《话语的德性》、《身体修辞》、《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于坚谢有顺对话录》、《先锋就是自由》等论著多种。

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等奖项。

2格非：《山河入梦》，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封底文字。

地，简言之，阳光与阴影，各自象征着一种乌托邦冲动，构成了这部长篇小说中乌托邦叙事的分裂、冲突与背反。

”3同样这一次作者依旧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盛行的红色乌托邦叙事，而是以客观的态度和眼光回顾这段历史，揭示了作为社会主流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冲动和被它压制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冲动的区别与联系，并把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冲动”在主人公的身上反映出来。

作为“江南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背景时间的设定是从改革开放时期直至当下，但真正的叙述时间却仅仅只有一年。

对于这部作品，洪治纲4认为它“试图一次次逼近现实的荒诞本质，并进而追问人的存在真相及其异化的特点。

它揭示了这样一种真相：在文明与进步的掩饰下，维系人类发展的传统伦理正在崩溃，爱正在丧失，理性也在大面积地缺席，历经了百年的艰辛启蒙，中国人却再度开始自觉地异化为一群非理性的动物”5。

这部作品与前两部相比虽人物故事不同，但是在精神层面却与前两部紧密相连，谭端午等人相较于陆秀米、姚佩佩只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新的乌托邦的冲动而已。

对于“春”的意义，李敏的理解是从书中对于景物的描写性质的文字可以看出，文中的“春”象征着改革开放，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让人开始有新的憧憬，即现代神话。

而可以把它称为“神话”的年代仅仅是80年代，90年代以来的开发开放，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让昔日的乌托邦变成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失去了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冲动、理想和反抗性，成为一种常态，也就沦为了新的乌托邦的反抗对象。

谭端午和王元庆作为存在于主流意义形态相左的乌托邦思想与冲动的少数人，更多的是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反抗和对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反思、排斥，可以称之为新保守主义或新传统主义乌托邦。

二、对景物和感觉的描写
在“江南三部曲”中，人物的出场、故事的发展很多都伴有“雨”，梅雨季节总是能给人一种压抑、昏暗的感觉，总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在雨水的浸泡中慢慢霉变、腐烂着，这种气息与格非笔下阴郁的的人物、晦涩的故事很契合。

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对于景物的描写并不是必须出现的，传统写作中大多数景物描写的出现时为了烘
3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第38页。

4洪治纲：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5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第79页。

托气氛、增加感染力、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等等。

而在格非的小说中，景物描写多是一种不可少的工具，为了将人物的内心用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更多是是一种附属关系。

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

格非作品中的这一系列的人物不在少数，他们被赋予了复杂的内心活动而舍弃更多的外在表现形式。

雨季是格非对于世界的想象，也是他始终都在赋予“格非系列”主人公的气质，梅雨深深浸润到了人物性格中，梅雨带来的潮湿腐蚀着事物，直至腐烂。

但这仅仅始终猜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像《红楼梦》中的大雪一样，掩盖、冲刷大地的肮脏。

“江南三部曲”中作者巧妙地用一些景物来表达时间，“睡莲”就是一个贯穿三部曲始终的重要景物描写，《人面桃花》中陆秀米和喜鹊种出的莲花；《山河入梦》中小韶的芙蓉浦；《春尽江南》中招隐寺外池塘里紫色的睡莲，“荼靡花事”门前的睡莲，附录中名为《睡莲》的诗。

其他的景物比如《人面桃花》里的金蝉、瓦釜。

这些景物构成“江南三部曲”独特的美学空间。

也正是因为这个景物，才让故事能在时间与空间中穿梭，而不显得突兀。

但是也有人认为，格非作品中的景物描写更像是一种“避重就轻”的手段，认为他总是会在情节关键的地方突然转去描写无关紧要的景物或感觉。

三部作品基本都采用了相同的叙述手法——放弃对大环境大背景的描绘，单单把把主人公所处的那一片小小的空间抛掷到放大镜下，迅速将读者带入一个具体的情境中，各种生活景象没有任何遮挡和掩盖的扑入我们的视野中。

格非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将整体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拼图，这一小块一小块的拼图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逻辑关系，读者只能按照自己的阅读想象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于是这些片段之间似有似无的联系形成了奇异的迷宫，最终每一位哈姆雷特手中的图都不同。

三、梦境
《人面桃花》中，在陆秀米的意识里梦与现实之间没有很明确的界限，当你可以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那么自己经历的只是一个梦，但当你醒在梦中的时候，那么世上的一切便是梦。

梦和现实的置换，使得梦境中的冲动有得以实现的可能，而现实中的粗糙和不堪也是可以如梦一般抹去。

“这样一种把梦拉近现实从而拓开现实的层次和深度或者把现实梦幻化从而彻底地驱逐掉现实的坚实性的努力，使得晚清人们的生命葆有哲学甚至玄学的弹性。

正是因为有了梦的维度现实才是粗鄙的、不值一提
的”。

7张季元、秀米他们才能葆有一种混沌未明却因为未明而张力无穷的革命冲动。

格非在处理这三部作品中的“梦”时，都在有意的要打破梦境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试图营造一种梦与现实交叠的效果，这样的效果只是集中表现在了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

余中华8认为：梦境的神秘导致它总有诱发神秘事件的功能，格非很好的利用“梦境”的这一特点给小说制造了一种梦幻气息。

我们在描述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梦境时，通常使用的句子是‘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是无条理的、纷乱的、非逻辑的，它超出了我们崇尚理性清晰秩序的思维。

格非喜欢在用梦境制造神秘气氛的是时候，选取那些现代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托梦、预兆等。

这样的“梦”也预示了主人公追“梦”的失败。

花家舍的几经衰败，人类梦想的几度幻灭，包括文本中所有关于乌托邦的实践，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

向我们无情的昭示了脱离实际的乌托邦是不真实的、虚幻的，它一旦进入到现实世界暴露在刺眼的阳光下，便会原形毕露、荒谬尽现。

主人公挣脱束缚，历经风风雨雨，只是为了追寻自己心中始终坚信的理想。

江南梦尽一切便都消失了，当作为现实的衍生物的梦变成生活的主旋律时，梦的丰满与灵动就会变成主体的全部动力，梦破灭时始终让自己完全置身于梦的世界中的人，只能随着梦的破灭一起消亡，无眠的人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比清醒的目睹这些令人唏嘘的惨剧。

7袁陶陶：《梦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名作欣赏》，2013年第15期，第79页。

8余中华：武汉大学长沙学院任教。

研究资料索引
[1]格非 : 《人面桃花》，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2]格非：《山河入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3]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4]李遇春:《乌托邦叙事中的背反与轮回——评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5]慕宜君:《论格非“江南三部曲”人物内心的乌托邦世界及其他》，《大众文艺》，2013年第17期。

[6]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格非<人面桃花>的一种读解方式》，《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7]张柠：《格非与当代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2期。

[8]洪治纲：《乌托邦的凭吊——论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南方文坛》，2012年第2期。

[9]余中华：《雨季·梦境·女性——格非小说的三个关键词》，《小说评论》，2008年第6期。

[10]李敏：《<山河入梦>与格非的创作转型》，《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

[11]南帆:《纸上的王国》，《读书》，1990年第2期。

[12]袁陶陶:《梦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名作欣赏》，2013年第15期。

[13]翟业军:《家园消失在家园的消失中——论格非“江南三部曲”》，《创作研究》，2013年第4期。

[14]刘晓飞：《大梦无边——从<山河入梦>看格非的现代国家构想》，《大众文艺》，2008年第11期。

[15]谢有顺：《革命乌托邦与个人生活史》，《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6] 黄惟群：《神神乎乎的悬念和突变——格非的<人面桃花>解读》，《小说作家作品研究》，2007年第9期。

[17]熊延柳：《从模糊到具象——论格非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嬗变》，《名作欣赏》，2011年第18期。

[18]王清辉：《超越故事与发明传统——格非<江南三部曲>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5期。

[19]许丹成：《〈春尽江南〉的“空白”与“张力”》，《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9期。

[20]许道军：《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解读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的几个关键词》，《当代文坛》，2008年第1期。

[21]胡伟：《失败的人，人生的失败——读格非<春尽江南>》，《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

[22]张霞：《迷失在时间中的“缺席者”——论格非小说的时间与人物设置》，《东岳论丛》，2011年6月第32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