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

苏轼思想中的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体现

长春街小学徐惠

一

苏轼对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基本态度，是广泛吸取，兼容并包。因而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复杂而丰富的面貌，既充满矛盾，但经他消融调和之后，又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这是苏轼思想的独特之处。之所以能做到这样，是因为他对三家都有吸收，又都有扬弃，他是融会贯通，为我所用。三家思想中，从人生处世态度看，儒家是积极用世的，而释、道则归于虚无，是消极出世的。这两方面是矛盾对立的，在一般人的思想中很难兼容，但苏轼却能加以消融和调和，找到他们之间的共通点，从而融为一体。

但三家思想在苏轼生活的不同时期和不同领域中，表现并不完全相同。从总体上看，苏轼在政治上表现出一种积极用世、经世济民的精神，以儒家思想为主；但在生活上，在处世和人生态度上，特别在政治上遭受打击、处于逆境时，就更多地表现出佛、老思想的影响，常常以“静”和“达”来对待并排解人生的种种不幸和苦闷。从时间发展上看，则贬官黄州以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占主导地位。他关心现实政治，推崇和学习贾谊、陆贽那样的政治热情，反对空言，积极从政，重视对现实政治的考察和分析，对现实政治提出许多改革的建议和实际的措施。而贬官黄州以后，释、道思想的影响则愈来愈明显，愈来愈重要。

不过，虽然苏轼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和侧重面，但三家思想又都是纵贯他的一生的。他年轻时就喜欢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他对老庄思想是一拍即合，很自然地在内心引起共鸣。不仅对老庄，就是对道教的道术，他从年轻时起也深有爱好，至晚年也没有改变。谪居惠州时，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求刘尽发道术之秘，并希望对方惠赠给他炼成的外丹。在信中说，他“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对佛家他也很早就有接触，年轻时即与蜀中的文雅大师惟度、宝月大师惟简交往。通判杭州时，喜听海月大师惠辨说法，颇有感悟。他回忆当时情况说：“每往见师，清坐相对，时一闻言，则百忧冰解，形神俱泰。”到贬居黄州时，他在很长时期中“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唯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不仅研习佛理，而且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他在反省往日的“举意动作”，求“自新之方”时，便“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在近五年的时间里，到城南精舍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而愈到晚年，愈是遭遇不幸，在生活上便愈多地吸收佛、老思想，作为处逆为顺、安以自适的一种手段。他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善处穷，随缘自适，超然物外，更加努力追求“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境界。如他在给子由书中所说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所谓“但尽凡心”，就是他所追求的“以时自娱”，而“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可作乐事也。”而这种人生态度的基础，便是道家和佛家的

思想。但在另一方面，他至死也没有放弃“致君尧舜”、“尊主”、“泽民”的政治理想。因此，儒、佛、道三家的思想，在苏轼一生的不同时期，尽管有主次的不同，有消长的变化，却是始终并存的。

二

苏轼的儒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忠君、报国、利民的从政原则；第二是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第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态度。这三方面是互为联系，不能分割的。下面着重谈谈第二个方面。

德治仁政的政治思想，在苏轼考试礼部进士的论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文中热烈赞颂儒家一贯标榜并引以为典范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成康之际”，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的仁政德治的样板，其特点是“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进而说明统治者赏善罚恶是为了勉励和惩戒，故“赏”能使人“乐其始而勉其终”，而“罚”则能使人“弃其旧而开其新”。然后提出“广恩”、“谨刑”的原则。他引《传》（《尚书》孔安国传）云：“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又引《书》（《尚书·大禹谟》）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指违背常规）。”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挥，提出坚持实行仁政的基本原则：“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最后概括出“天下归仁”的理想（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规律）：“以君子长者之道得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这虽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但确实反映了苏轼的政治思想，而且这种思想成了他后来一生从政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思想论》也是表现他政治思想的重要文章。此文作于嘉祐八年（1063），在从政不久的凤翔任上。这篇文章表现了苏轼在政治上的务实精神。文中要求统治者在政治上要有坚定明确的目标，同时经过实际的考察，提出周详而又可行的计划，然后按照计划坚持下去。这篇文章本身就体现了他提出的这一原则和精神。文章中的论点，就是他对当时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情况进行了实际深入的考察以后提出的。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立”指施政以前提出的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切实可行的计划）；其卒不成（指结果不能获得成功）；唯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然后明确地提出当今之世的“三患”：“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进而提出“丰财”、“强兵”、“择吏”三方面的改革目标和措施，指出这是宋王朝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问题：“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他又提出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也就是要事先定好计划，不可盲目行动，这是“贵于立”的首要问题。二是：反对“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对政策、用人等用舍、兴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确定，也不能以口头上赞同者的多寡来确定，而是要以绝大多数人（指老百姓）内心是否拥护来决定。他指出：“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众多之口非果众也，特闻于吾耳，而接于吾前，未有非其私说者也（意思是说，那些直接传到自己耳中的意见都是不敢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