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学要点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对立，是从西汉哀 帝时开始的。成帝时，刘歆发现古文《春秋左氏 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 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 《谷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 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又在今文诸经立 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作《移让太常博士 书》，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因为在西汉朝廷 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连 那些达官显宦也都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得官的，因 此，刘歆的要求遭到诸儒博士的反对，未能成功。 也因为此，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 而“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 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 是古文经师加给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
三、陆九渊
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提 出的“六经注我 ，我注六 经”这一命题，后世学者普遍把它看作是两种相 对立的阐释方法和治学门径,这种解释在以前和当 下 ，还是比较普遍的。 人们认为，“六经注我”，就是把六经作为我的 注脚，也就是以主体自我为中心，借助文本来阐 发 自我的思想，文本可以根据主体阐发个人观点 和思想 的需要进行演绎和发挥； “我注六经”，就是我来为六经做传注，即以文 本客体为中心，主体对文本进行忠实的还原工作。
施莱尔马赫： 解释学作为一门理论来研究，起始于19世纪德国 哲学家 施莱尔马赫。 他致力于圣经释义学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问题的 研究，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性 理论，使神学的解释成为普遍解释理论的一种具 体运用，建立了以方法论为中心的古典解释学， 使其成为一门有哲学理论基础、有系统的理论法 则、适用于诠释各人文学科的学问。 把研究的重心从被理解的文本转到理解本身。
笺注之学成了儒家文化解释理论的代名词，它分 为两大解释学派： 注重阐释义理的“义理之学” ；注重训诂名物的 “考据之学” 。前者由今文经学开启，后者由古 文经学肇端。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是西汉末年形成的经学研 究中的两个派别。所谓“今文”和“古文”，最 初只是指两种字体。“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 隶书，“古文”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 传授经典的学者，所持底本是用战国时古字写的 即为“古文家”，用隶书写的便是“今文家”。
第二节 中国阐释学理论
西方解释学是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出现 的，它新见迭出，学派林立，表现出理论 的宏观性、明晰性。 中国解释学并不是理论化、系统化的，它 深邃的思想藏于妙语精言、玄言警句中。 而不同时代的哲学家的这些言论大都是通 过对经典，特别是六经的注经方式上来抒 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的。
据传《易传》中《文言》、《系辞》《序 卦》等十篇文字为孔子对《易经》（《周 易》）的注释，被称为“十翼”。“翼” 即辅助之意，喻为解经是经的羽翼，与经 学相辅而行。 孔子后学继承先师遗风，对六经加以系统 注解，这些注解被称为“传”。 如《春秋》是经即《公羊传》、《谷(榖)梁 传》、《左传》 ，是注解《春秋》的，称 为 “春秋三传”；《仪礼》是经，《周 礼》、《礼记》则是传。（后来这些传也 成为经）
第二章 语文文本解读理论溯源
第一节 西方解释学理论
一、西方传统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cs) 赫尔墨斯(Hermes)
西方解释学的初级状态：文献学解释
古希腊：修辞学和诗学 中世纪：释义学(神学释义学） 文艺复兴时期：古典释义学
古典解释学: 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
与传统解释学相比，不是把解释学视为单 一的方法论，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把解释 学推到更高的层次，不仅文本，整个世界 与人生、存在与世界的关系都成为解释学 的对象。
伽达默尔，德国哲学家，其著作《真理与方法》 闻名于世。 他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思想出发，把解释学作为 哲学本身对待，创立了现代解释学哲学。 他认为，作者创建文本而存在的历史构成了“作 者的视界”，读者理解文本而自身存在的“现今 时代气氛”构成了阐释得以启动的“现今视界”， 理解正是从现今视界达至初始视界，从而营造了 释义过程中的“视界融合”。这一融合使理解者 和理解都超越了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 界。这又给新的经验、新的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 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 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 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强调“经世致用”； 古文经学近于史学，讲究考据。在东汉， 两者之间还有有神论与无神论、政治与学 术的区别。但从纯学术的观点来看，今文 经说有异说，古文经学中也有异说，谁也 不能算解释五经的权威，更不能说谁得了 孔子的真传。
哈贝马斯 批判解释学主要代表，他重视实践问题， 认为解释学应对社会改进有所影响。哈贝 马斯反对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认为行 为的意义并不能由行为者的主观意识来确 定，决定其意义的根本因素是社会中的劳 动与支配系统，这二者加上语言系统构成 了人的客观环境。人对意图的理解与意图 实现的程度均由这种客观环境所决定。
五、考据之学解释方法论：戴震
清代朴学是以“经世致用”和“取证经书”为使 命，讲究“朴实考据”的考据之学。戴震创立的 “离词——辨言——以心相遇——闻道”解释方 法论是其典型代表。 “离词”就是考释文本语词的组合关系和语境意 义。 “辨言”就是分析文本的表达方式和逻辑结构； “以心相遇”即心理解释，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读读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之心与作者之心相融合； “闻道”，如果解释者能够完成前三个阶段，那 么必得圣人之道。
西方现代解释学
海德格尔 （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 构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 心理学及神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作为开创者，他把传统解释学从方法论和 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 究，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 变为一种哲学，并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 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 "存在"的理解，并把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 的活动。
四、义理之学解释方法论：朱熹
宋代朱熹的解经方法主要有四个方面： 解释方法与解释目的的统一。解释者面对文本会有不同的 解释方法，解释主体要“循序渐进”，遵循“因圣人之意 以达天地之理”的解读目的。 经典解释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解经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在 解释中悟出“天人之理”，然后将之运用到“修己治人” 的实践层面。 解释结果的个人“兴起感发”与理学体系的建立统一。应 该依据“四书”的核心地位和逻辑层次来解释，即“《大 学》定规模——《论语》立根本——《孟子》观发越—— 《中庸》求精微”，最终达成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学 体系建构。 语言解释与心理解释的统一。“先释字义，次释文义”， “字求其训，句索其旨”的语言解释，与“以意逆志”、 “推本求源”的心理解释相结合。
今古经学之争虽始于西汉末年，但其争斗 的高峰却在东汉。而在这场斗争中，却是 古文经学日益抬头，在民间流传甚广，并 逐渐占据优势。直至东汉（古文经学派） 郑玄，经今古文才，趋近混于一同。 到清末，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 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 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时起时伏的今文古文经学之争，影响到了 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学术领域，在中国历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随着读者意识的成熟，文本解释问 题日益由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读者是难 以接近文本的原始之本的，总会带着自己 特定的文化语境创造性地破坏文本的呈现 的世界，从而显示出意义理解的多面性。 这不只是知识的获取，更是意义的寻求， 展示了自我本质的场域。这一思想为语文 解读的进行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
解释学之父：狄尔泰
主张解释学的根本任务在于从作为历史 文化内容的文献、作品文本出发，通过 体验和理解，复原它们所表现的原初体 验和所象征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使解释 者像理解自己一样去理解他人。 生命哲学：生命指人类共同的生命，是 社会历史赋予每个个体共有的人生体验， 折射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文本物 化了人类的这种生命之流。 狄尔泰以前的各种解释学研究，在西方 往往统称为古典解释学。
章句：“章句”是离章析句的意思，这种注解体式除训释字词之外， 还串讲文章大义。如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
集解：汇集诸家注释于一书就是集解。如曹魏时何晏的《论语集 解》。另有一种集解是把经传合在一起注释，如晋代杜预的《春秋 经传集解》，和汇集诸家之注的集解是不同的。
二、笺注之学之“义理”与“考 据”
一、经学与笺注之学
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 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藉，曰：《诗 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 秋》。（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 经”）（《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 《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 这六部古藉有些（春秋一书为孔子所作）并 非孔子所做，而是在孔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本 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 述而》）的 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做了整理得工作。这六 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为王室 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
疏：是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它既解释古书的正文，又 解释前人的注释，如《诗经》是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庄 子》是郭象注、成玄英疏。 正义：“正义”的意思是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正义”是官方 修撰的，如孔颖达等人所撰的《五经正义》；“疏”则是私人自撰 的，后来“正义”和“疏”逐渐混同起来，合称“义疏”。
德里达 其解构哲学对伽达默尔解释学进行了颠覆性挑战， 认为作品永远开放，读者的阅读也是创造过程， 因此读者对本文的解读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 他通过对“结构主义”的分析，反对西方形而上 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对具有中心的结构加以指 责，消解中心和本质，颠覆形而上学的二元论， 对统一性、确定性加以结构，以实现差异性和不 确定性。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对抗任何向心式辐射，意义 的理解，反对文本的清晰、单一意义的把握，是 一种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释学。
汉代，儒家被钦定为官方哲学，儒家经典 受到推崇。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博士的 职责就是讲授经典，于是注经成为专门之 学，即经学。 自此以后，注经的形式成了治经的最主要 的方法。或传、或注、或笺、或解、或正 义、或义疏等，都具有注疏之意。这种对 古籍的注解叫做笺注之学。
训诂：“诂” 指以当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共同语解释方 言。如《三家诗》的《鲁故》。“训”指用通俗的此语解释难懂的 词语。如《尔雅》的《释训》篇。“训”、“诂”常合言为“训 诂”。
东汉时期，经今古文学的争论，其实质问题是谁 是经学的正统和如何统一经学的思想。今文经学 既已立于学官，士子也依赖学习今文经入仕，朝 臣又通过学习今文经而获位，因此古文经学很难 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术一旦跟政治利益结合起来， 学术问题也就成为政治问题了。正因为此，今文 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由单纯的对书籍本身的不 同看法，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 念和社会地位等诸方面，几乎贯穿了整个漫长的 封建社会，不仅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传：汉初，儒家的六种著作诗、书、礼、易、乐、春秋被尊称为 “六经”，把解释“经”著述成为“传”，如“毛传”就是姓毛的 学者（毛亨、毛苌）解释《诗经》的。《左传》《谷梁传》《公羊 传》是《春秋》的说解，合称为“春秋三传”。
笺：东汉时郑玄在“毛传”的基础上，对《诗经》又作了进一步的 解释。他的注解称为“笺”。“笺”的意思本来是对“毛传”的阐 发和补充，但后来的“笺注”、“笺证”只是注解的意思，并不限 于对别人注解的阐发和补充。 注：大约从东汉开始，对古书注解一般不称为“传”，而称为 “注”。“注”又是对古书注解的通称，如《十三经注疏》的“注” 就包括毛（毛亨）传、郑（郑玄）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