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周宁2012-3-20 11:23:28 来源：《东南学术》(福州)2011年5期内容摘要：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

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

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

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

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

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

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

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

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形象；类型；原型；意识形态；乌托邦作者简介：周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5－0004－17笔者的《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曾在西方现代性观念的纵深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分析中国形象的思想结构，在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中分析中国形象的文化功能。

反思这项研究的意义，最值得深思并有待明确的，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什么是这项研究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与领域、理论前提、重要概念与学科范型？这是跨文化形象学难以回避的奠基性问题。

一、基本问题与知识立场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组问题”：①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三、域外的中国形象，主要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影响或塑造现代中国的自我形象或自我想象，中国自我形象认同的“自我东方化”与“自我西方化”，如何影响中国现代性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的问题。

三组问题相互关联，在理论上指向中国现代性自我认同与文化自觉问题；在实践上关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地缘政治战略的文化背景问题。

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是跨文化形象学中国问题的起点，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渗透到各个领域，其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也随着西方现代性思想扩张，或多或少地控制着世界不同国家或文化区的中国叙事。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跨文化形象学研究的起点性问题。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又具体化为三个层面上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

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

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

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类型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

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西方现代性及其文化霸权。

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规定的研究对象，既包括个别文本表述的中国形象，又包括不同文本相互参照、相互引证构建的作为一般社会文化想象物的“集体表象”。

因此，我们可以分析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不管这个文本是虚幻的文学作品，还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我们还发现，这些思维与表述方式完全不同的文本，经常重复表述同一种中国形象，构成某种形象类型；而这种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一旦形成，又可能为个别文本的表述提供想象素材、思考框架，确立主题及其意义。

根据中国形象本身的特征，《天朝遥远》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形象、类型、原型，关注话语的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即中国形象在知识层面上是如何构成的，在实践层面上是如何发挥的。

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

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

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②，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

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其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其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又如何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

这里有关“形象”的理解是结构的，非本质主义的，它并不否认“真实”，只是不将建立在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上的“真实”的意义当做研究的问题，因为对话语结构的反思并不否定也不取代对真实性的反思。

跨文化形象学不同于汉学研究，也不同于比较文学，在研究对象、前提、观念与方法上，均有所不同。

数年之后检讨这项研究，更感觉到清理其理论前提、学科意义与研究范型的必要性。

③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学界研究西方汉学者，也频繁使用“中国形象”。

实际上这种有意无意地混淆概念，在研究中是有危险的。

西方汉学的意义在于假设它是一门学科或知识体系。

如果使用中国形象研究取代汉学，那就假设汉学的意识形态化，其知识包含着虚构与想象，协调着权力，因此也无法假设其真理性。

笔者曾写过《汉学或“汉学主义”》④一文，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角度质疑汉学学科的合法性并尝试进行解构性批判，希望学界警惕学科无意识中的“汉学主义”与“学术殖民”的危险，基本用意也正在于此。

西方汉学研究关注的是知识问题，而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关注的是知识与想象的关系以及渗透知识与想象的权力运作方式。

跨文化形象学不同于比较文学，而更多与文化研究相关，揭示形象隐含的文化政治意义。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在一般社会观念意义上研究中国形象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文本，从一般社会科学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专业的汉学研究、诸如新闻报道、游记、传教报告、日志等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有关中国的外交等官方文件，一直到虚构的文学艺术作品，诸如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在研究对象上已经超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范围。

比较文学形象学只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异国想象，而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关注一般社会观念或一般社会想象与无意识中的异国形象，该异国形象是由不同类型的文本相互参照、相互渗透、共同编织成的形象“织品”。

比较文学形象学大多只满足于描述某部作品或某一时期某些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征，意识到研究什么，没有反思为什么研究，缺乏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形象学是没有问题的学科，而跨文化研究形象学是没有学科的问题。

比较文学形象学仍然是文学研究，而跨文化形象学则首先是文化研究。

二、形象、类型、原型：三个研究层面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

首先是形象，包括形象的概念与方法。

“中国形象”是流行于社会的一整套关于“中国”的“表现”或“表述”系统，其中同时包含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内容，具有话语的知识与权力两方面的功能。

从知识与想象方面看，中国形象包含着三层意义：一是西方对现实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认知与想象，二是西方对中西关系的自我体认、焦虑与期望，三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

中国形象作为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他者”，与其说是表现中国，不如说是表述西方；与其说是认识中国，不如说是认同西方。

它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的变化以及中西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决定于中国的现实。

从话语实践方面看，中国形象作为一种表述体系或话语，一旦形成，就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和文化中的某种权力结构，并开始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现代历史的不同时期，成为西方自我批判与自我扩张的象征，参与构建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与实践。

“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若有若无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混杂着认识的与情感的、意识的与无意识的、客观的与主观的、个人的与社会的经验内容。

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则。

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其中包含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是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它将概念、思想、神话或幻象融合在一起，构成西方文化自身投射的“他者”空间。

其次是类型。

在七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中，西方文化将无数连续性的个体经验，包括探险、传教、商贸与军事活动中零星地积淀下来的有关信息，创造转化为具有某种特定特征与意义的中国形象，而特定形象在特定历史时期重复表述，便出现某种类型化趋势，最后形成类型，为表述中国形象提供观念、意象和词汇体系。

⑤《天朝遥远》对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研究重点，不是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而是超越个别文本的、作为话语出现、拥有规训力量的形象类型。

文学研究关注形象的创新意义，文化研究则关注形象的仪式性或套语性，也就是看不同文本是如何重复表述同一形象的并建构形象类型的。

中国形象不再是关于中国的知识，而变成一种西方现代性想象中的象征物，一个可讨论发挥的主题、一个观念群或特征群，一种虚构性叙事，而决定该叙事的并不是作为话语对象的中国，而是某种西方关于中国主题叙事的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

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中国形象史就表现为一系列形象类型的形成、更迭、演变的历史。

我们可以研究单一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也可以研究历史中某一断代的中国形象，而单一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往往是特定断代的中国形象的表现。

因为从根本上讲，所谓异域形象多是一种“集体表象”，是社会文化心理无意识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