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周宁

内容摘要：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关键词：中国形象；亚洲国家；“东方化”

作者简介：周宁，男，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世界上不同国家民族的自我想象与自我认同，总是在与特定他者形成的镜像关系中完成的。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是现代中国文化反思与文化自觉的重大问题。但是，现代世界却不仅有西方文化，还有伊斯兰文化圈、东亚儒家文化圈、南亚、东南亚、非洲与拉美不同地区文化，这些地区文化圈中国家的中国形象，同样也成为我们自我认同的镜像，只是我们以前对这个研究领域关注不够。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我们讨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经常不自觉地意指“中国与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意味着外在的西方的压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经成为“非西方”的某种文化无意识。跨文化的中国形象研究，不仅关注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也关注其他国家的中国形象问题。否则，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本身，就是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为什么只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呢？ 开展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圈的中国形象研究，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诸如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日本乃至东南亚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西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在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中，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

一 与中国相邻的印度、日本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上远早于西方或俄罗斯。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中称呼中国的词China、Chine、Cina，可能都来自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支那”。而“在印度方面，最早记载‘支那’这一名称的典籍，是孔雀王朝初期考底利耶写的《政事论》。”①《政事论》后，约公元前四世纪的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及稍后的《罗摩衍那》中，也多次提到“支那”，即中国。遗憾的是，古代印度的中国形象，却很少为现代印度提供想象中国的文化资源，反而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影响着印度现代的中国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泰戈尔，这位以古老的东方为立场多处赞美中国的印度诗圣，想象中国的方式却是西方的，他说他的心目中想象的中国，在幼时便已形成了：“当我读着《一千零一夜》时，我想象它——我心目中的中国，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在“一千零一夜式”的东方情调想象中构筑中国形象，是西方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方式。 当代印度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是模糊含混甚至自相矛盾的。中国崛起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虚构；可能是令人羡慕的成就，它为东方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另类现代性的证明，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威胁，打破了某种世界现代文明的政治秩序与知识秩序。这都与印度的现代性自我认同密切相关。印度媒体塑造了一个让人将信将疑、喜忧参半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得意，美国、俄国、日本、中国等大国纷纷向印度示好，印度从中感到自身的重要，印度从尼赫鲁时代就树立起一种大国意识。当然，相对于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友好，中国的友好毕竟不那么重要，因为不管在国家利益上还是在文化价值上，中国都不如那些发达国家。同时，得意中又不无失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说，连中国，这个印度一直以为与自己类似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经济崛起，也让印度感觉失落。就体验失意这一点来说，中国却非常重要，因为作为印度想象的他者，中国形象更能动摇印度的身份确证。印度与中国领土相邻，同为东方文明古国，都有近代落后屈辱的历史，几乎同时建国并开始现代化建设，都是亚洲大国，共处于一个现代化或“美国化”的发展高峰，如何评价中国，实际上意味着如何评价印度。中国形象让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自我失落。可实际上，真正让印度失去文化自我的是美国代表的西方现代性霸权。

印度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其自我认同的意义，都来自于西方。在此，重要的不是印度的中国形象如何，而是印度塑造中国形象为何、意义与尺度是什么。印度的中国形象，并不指涉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而是印度表达自身的感伤与怨恨、欲望与恐惧的方式；印度关心的不是中国如何，而是在中国这面镜子里映照出的印度如何。印度总是将中国作为他者，完成现代印度身份的自我确证。印度以自我认同为目的塑造中国形象，却以西方为尺度，塑造中国形象。比较印度与中国优劣成败，真正的意义是究竟谁更进步、更接近西方或者美国，因为两方或美国是进步的目标与尺度。经济发展接近西方、政治制度比照西方，只有在被西方价值认可的情况下，印度才能理解他者与自我，感受失落或自信。印度塑造中国他者形象进行印度自我确证的参照体系，都是西方的，在以印度构筑的中国形象中，不论印度还是中国，都变成西方的他者。

印度使中国作为印度的他者的同时，也使印度自身与中国一并成为西方的他者。这是典型的自我东方化或东方的西方中心主义表现。德里克在批判赛义德的《东方学》时指出，赛义德只注意到东方主义是西方人的创造，忽略了东方主义也是东方人自我构建的产物，“需要亚洲人的合作才有实行的可能”，德里克提出“东方人的自我东方化”概念。“„„这一概念的用法应被推及亚洲人对亚洲社会的看法，用以解释自我东方化这个可望成为东方学史一个固有内容的倾向。我们常将欧美对亚洲社会的影响看作是‘西方’观点及制度对亚洲的影响。就东方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已是‘西方’观点的一部分这一点来说，‘西方’的影响亦包括了欧洲对东方的态度对亚洲社会的影响。欧美眼中的亚洲形象是如何逐渐成为亚洲人自己眼中的亚洲形象的一部分的，这个问题与‘西方’观点的影响是不可分而论之的。认识到这一可能性之后的一个重要结果便是对所谓亚洲‘传统’提出质疑，因为如果我们细察之，这些亚洲‘传统’也许不过是些‘臆造的传统’，是欧亚人接触时的产物而非前提，并且它们也许更多是生自东方学学者对亚洲的看法而非亚洲人自己对自己的审视。”②

二 东方是否可能以自身或者以东方为尺度想象他者确认自我？是否还真正存在着所谓东方价值或亚洲价值？中国、印度、日本是亚洲东方的三巨头，彼此的交往与理解，都不能以自身为尺度，或者说不能“以亚洲为方法”？③ 难道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经将不同国家的文化关系最终归结为“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关系？是否存在着东方的中国形象，还是东方的中国形象只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复制或再生产？这个问题在沟口雄三先生反思日本的中国观问题时也提出来过。沟口雄三从分析日本战后中国形象的转型入手，指出不管日本如何评价中国反思日本，日本构筑的中国形象的尺度，始终是西方的：“迄今为止，特别是近代以来，以欧洲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乃至亚洲，已是很一般的事。因此，在亚洲找到欧洲式的或是模拟欧洲式的东西，即认为是发现了亚洲的近代；另一方面，像竹内好那样根据‘非欧洲’的主张逆转评判的结果，但是他的‘非欧洲’依然是以欧洲为基准，只不过变成与欧洲相反的‘非’而已。这样一来，欧洲式的东西如何以亚洲式的、即非欧洲的形式存在，就成了其所发现的亚洲的‘近代’，结果，我们亚洲的近代只是被片面地作为非‘欧洲’的近代得到提倡。”④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始终在一种独特的“自我东方化”的东方主义话语中表述中国。首先是所谓“脱亚入欧”论。在“脱亚入欧”论背景下，日本构筑的中国形象显示出种种半开化文明的停滞衰败、专制残酷、愚昧野蛮的特征。“脱亚入欧”论直接导致“大东亚共荣”的战争意识形态。现代日本与印度一样，想象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或者说自我东方化的。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形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战前基本上是否定的、批判的、蔑视的，在低劣的中国形象中，日本现代文化获得自我确认与自我满足，当然，这种文明优越感或自信心并不来自日本本身，而是来自于现代西方。战后日本的中国形象一度发生转变，日本知识界开始反思日本的中国形象，典型的代表是竹内好，开始将革命后的中国当作东方“超克”西方现代文明的可选择的模式。⑤ 值得注意的是，沟口雄三在批判性著作《作为方法的中国》⑥ 中反思竹内好代表战后日本的中国观，竹内好等人依旧在东洋与西洋二元对立的结构上讨论问题，那个东方的东方主义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现代东方的中国形象，只是东方的一种自我东方化叙事，不仅视野与立场是西方，想象的主体也是西方的。表面上看“东方”国家在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形象中获得现代性文化的自我确证，实际上同时将自我变成西方现代性的他者。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中自我东方化就是自我他者化。日本与印度都无法不在自我东方化的东方主义视野里想象中国。战后日本的文化反思与批判很快就过去了，中国革命成功后的国家建设历程却充满动荡与混乱，相反，失败的日本却迅速复兴，经济的飞速发展恢复了国家自信也恢复了日本近代以来被轻蔑否定的中国形象，传统的“脱亚入欧”论也复活了。

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最明显地表现在现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全球化传播上。印度、日本均为亚洲古国，与中国有悠久的交往历史。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曾有“唐风一边倒”的时代，但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日本的现代化运动主张“脱亚入欧”，告别中国这个“亚细亚之恶友”。在西方发动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非西方国家总是一方面将西方当作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强势他者，另一方面在非西方国家中建构所谓弱势他者。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详细分析了他人构成自我存在的意识过程。东方的中国形象生产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自我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在逐渐全球化的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中，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非两方国家在确认自我想象他者的时候，都不自觉并自愿地将自身置于现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念秩序。东方的中国形象概念本身，都是自我东方化构成的。

域外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多棱镜，但遗憾的是，这个多棱镜总是折射着“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