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一)

浅论钱钟书文学创作与《周易》研究之关系(一) 论文摘要：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先生博通经史，深谙《易》理。从《周易·渐》卦与《围城》结构、构思的互渗互证，到重视修辞的文艺批评，再到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阐释，总体来看，钱钟书的文学创作与他对《周易》这部中华原典的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钱钟书以自己一系列新颖的创作和研究成果，推进着易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为确立《周易》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周易；围城；修辞观；文化阐释 钱钟书先生学通古今，自幼熟读经史，深得《易》理之精髓。无论他创作小说《围城》时的文心独运，还是他有关语言修辞和理论阐释的文艺批评，以及他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文化解读，都与他对《周易》这部古老经典的深刻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周易·渐》卦与《围城》之关系 钱钟书的《围城》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书中主人公方鸿渐的名字出自《周易·渐》卦，这是大有深意的安排，当有某种文心与义理潜存于中。小说里有方逐翁用《周易》为即将出世的长孙占卜吉凶的情节。以此推测，其长子鸿渐出生时，方逐翁想必也少不了一番这样的思量，不然他就不会用“鸿渐”为儿子命名了。《周易·渐》卦云：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衍衍，吉。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此卦六爻的位象，生动展示出一只鸿雁不断寻找栖处所的动态过程。所以有研究者将此种爻象与《围城》的结构联系起来思考，寻求两者的对应关系。如认为“鸿渐于干”(鸿雁飞向岸边)，对应小说的第一章，指方鸿渐由欧洲坐船回国，并在香港短暂停靠；“鸿渐于磐”(鸿雁栖息于磐石之上)，对应小说的第二章，指方鸿渐在上海的生活；“鸿渐于陆”(鸿雁飞到了山丘或山顶)，对应小说三、四两章，言方鸿渐在老家和上海之间的往来；“鸿渐于木”(鸿雁落在树枝间)，对应小说第五章，指方鸿渐穿越闵赣林区进入湘西的旅途；“鸿渐于陵”(鸿雁飞到丘陵地带)，对应小说六、七两章，谓方鸿渐终于到达湘西背山小镇的情节；“鸿渐于陆”(鸿雁飞到了山顶)，对应小说的八、九两章，指方鸿渐与孙柔嘉二人离开三闾经桂林到香港再回到上海的旅途，因从桂林到香港乘的是飞机，意味着道路更广阔高远。 不仅如此，研究者还进一步把《渐》卦每一爻的所有爻辞都与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完全对应起来。比如，称九五“妇三岁不孕”“似可寓意汪太太和刘、范小姐等或遇人不淑或耽误了青春”等。由于这种对应研究过于机械、琐碎，难免有画地为牢之嫌，故有学者不以为然，甚至否定《周易》与《围城》之间有思想上的联系，认为《围城》围绕一个中心人物、以地点的变换来结构全篇的构思模式，应归结为作者对十六世纪中期以后流行于欧洲的“流浪汉小说”创作手法的借鉴。但是，如果不过分的执着于《渐》卦爻辞与小说情节的机械对应，我们就会发现，《渐》卦的义理与《围城》主题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确实反映出作者文心的独特和寓意的深远。 关于《围城》主题的探索，不论是夏志清所谓“人生孤立与隔膜”，还是陈平原的“梦想局限”说，抑或是解志熙的“人生困境与存在勇气”论，均根源于对《围城》里几处具有解题性质的台词的解读。 一是储慎明曾言：“关于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局。”再则是苏小姐的发挥：“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是说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总之，如杨绛给电视剧《围城》题写的片头词所言：“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而关于《渐》卦，最早的易传《彖》日：“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以女子出嫁循礼渐行可获吉祥，来象征渐进方为君子处世之道的义理。根据这种传统的解说，方逐翁对儿子方鸿渐寄予的是“有功”、“正邦”的愿境；但方鸿渐留学归国后工作、爱情、婚姻上的一次次失败，无疑是对这种愿境的一种绝妙的讽刺。 依照解经家把“渐进”作为《渐》卦主旨的解说，可以发现，从“干”到“‘磐”、到“陆”、到“木”、到“陵”再到更高的“陆”，《渐》卦六爻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鸿雁由低到高的“渐进”过程，更是人不断发现新的目标和希望，不断追逐而又永不满足的生存境况的真实写照。这与《围城》里人与城堡的比喻何其相近，正所谓一山望着一山高，每一个山头都是人自我建造的一座城堡，出城进城的困惑反映的是人无处可栖的焦虑和痛苦。这种人生的困惑来自于梦想和现实的差距。爱情的向往是美好的，而婚姻的现实却是残酷的。方鸿渐婚后曾经感慨：“现在想想结婚以前把恋爱看得那样郑重，真是幼稚。老实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不论是人还是事，梦想中的“这一个”绝非是现实中的那一个。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钱钟书对《红楼梦》中宝黛爱情的一段著名评论：“当知木石因缘，徼幸成就，喜将变忧，佳耦始者或以怨耦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月满不得连宵，好事徒成虚话，含饴还同嚼蜡。”宝黛之一往情深尚且如此，梦想和现实的乖违实在难以避免。人无法于现实之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超凡脱俗乃是人类不可抗拒的希望和梦想。所以储慎明说：“不管他鸟笼罢，围城罢，象我这样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超脱的人才不怕围困，可作者“从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多数人无法超脱于围城之外，于是得不到的欲望与得到后的失望之间没有间隙的交替轮回，遂成为芸芸众生的永恒之痛。 二、源于《周易·文言》的文学修辞观 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之作，《围城》的独特魅力不仅仅表现在它构思的精妙、意蕴的深邃，还得力于钱钟书匠心独运的遣词造句和奇巧新颖的精辟妙喻。对文学表达和比喻修辞的重视是钱先生散文、小说等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修辞立其诚”是《周易·文言》里的一个传统文学理论命题，钱钟书对此命题进行了极富新意的阐发，以表达他的文学表达论和修辞观。他说：文艺取材有虚实之分，而无真妄之别，此一事也。所谓‘真妄’，果取决于世眼乎?抑取决于文艺之自身乎?使取决于世眼，则文艺所言，什九皆世眼所谓虚妄，无文艺可也……所谓‘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其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盖必精于修词，方足立诚；非谓立诚以后，修词遂精。舍修词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 钱钟书于传统文论强调作者心性修养和创作态度之外别开生面，转而强调修辞本身的价值，充分肯定文学语言表达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他所讲的“修词”，并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的修辞格，而是泛指一般的文学表达。当然，能达到某种特定效果的文学表达方式逐渐固定下来之后，它也就变成了一种修辞格。如“比喻”就是钱先生十分重视的文学修辞格之一，他反复强调“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点”，“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擅长”。 钱钟书在对《周易正义》的研究中，生发出了他关于“比喻”修辞的两个核心观念。 第一，关于“比喻”的产生机制，他认为喻体与本体之间是非一非异、撮合相成。在释《周易·睽》卦时，联系《周易·睽》卦的《彖》辞“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周易·革》卦的《彖》辞“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和《周易·咸》卦的《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钱钟书指出：“同类相感；然二女同居则同中之同，故反致睽乖。”接着他又引《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论“和”与“同”之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由此他得出结论：“盖全同而至于‘一’，绝异而至于‘睽’，则不能‘感’，必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始可”。钱先生这段有关《周易正义》的研究文字，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比喻修辞而发，却与他对比喻修辞产生机制的有关论述不谋而合。他在《读(拉奥孔)》中说：“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09比喻的生成在于两者间既相似而实不同。 在阐释了比喻的产生机制之后，钱钟书还就本体、喻体的异同程度与比喻效果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他在《落日颂》里说：“我常想，每一种修词的技巧都有逻辑的根据……一个比喻就是割截的类比推理。所比较的两桩事物中间，至少要有一点相合；否则，修词学上的比喻牵强，便是逻辑上的不伦不类。”他在《管锥编·全汉文卷二十二》中又云：“取譬有行媒之称，杂物成文，撮合语言眷属。释书常言‘不即不离’，‘非一非异’，窃谓可以通于比喻之理”。论及的不仅仅是如何打比方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打精彩的比方。他说：“当然，比喻的好坏不尽是逻辑上的问题。比喻不仅要有伦类并且要能贴切，一个有伦类而不贴切的比喻我们唤作散漫比喻……诗人心思锐敏，能见到‘貌异心同’的地方，抓住常人所看不到而想得懂的类似之点，创造新的比喻。”他又说：“所以佛经里讲‘分喻’，相比的东西只有‘多分’或‘少分’相类。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落实到文学创作中，他指出“夸饰以不可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诗之情味每与敷藻立喻之合乎事理成反比例”，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关于比喻的两柄与多边，他认为两者正起到了相反相辅以成的功能。在对《周易正义·归妹》的解读中，钱钟书比较了《归妹》卦初九爻辞与《履》卦六三爻辞，他指出：“二卦拟象全同，而旨归适反。《归妹》之于跛、眇，取之之意也，尚有憾尔；《履》之于跛、眇，弃之之意也，不无惜尔。一抑而终扬，一扬而仍抑……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词之学，亟宜拈示。”他说：“比喻有两柄而复具多边。盖事物一而已，然非止一性一能，遂不限于一功一效。取譬者用心或别，着眼因殊，指(denotatum)同而旨(signiifca-tum)则异；故一事物之象可以孑立应多，守常处变。”这一命题在此提出后，复散见于《管锥编》的其他篇章中，成为钱先生论比喻修辞的核心观念。 立象以尽意，即用比喻来说明义理，是《周易》的一个显著特色。《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又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钱先生清楚的看到了“《易》之象”与“《诗》之象”的区别，认为前者是“义理寄宿之蘧庐也，乐饵以止过客之旅亭也”；后者才是“文情归宿之菟裘也，哭斯歌斯，聚骨肉之家室也”。但是这种区分并没有导致他对《易》象爻辞的忽视和贬低；相反，他认为：“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他从文学修辞的角度出发，对《周易》比喻修辞的一些特殊取象规律进行探索。他认为《周易》里存在着“反象以征”的手法。如《革》卦“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其《象》日：“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钱先生认为：“盖以牛革象事物之牢固不易变更，以见积重难返，习俗难移，革故鼎新，其事殊艰也。夫以‘难变之物’，为‘变改之名’，象之与意，大似凿枘。此固屡见不鲜者，姑命之日‘反象以征’(Reversesymbolism)。”他又说：“宗教家言常以空无一物之虚堂、净无点墨之白纸，象示所谓至大极本之真质，即反象以征之充类至尽。”这种分析展示了文学形象性语言的多义性，为理解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的有无相生、虚实相生命题提供了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