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统战部长李逸三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 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
30名女红军出发长征为何只有28人到延安？本文摘自《世纪桥》2010年第18期作者：刘仕雄1937年9月的一天，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女子流落在重庆街头，不远处一个男人紧紧跟在她身后，在一个拐角处那个男人走到她的跟前悄悄地问：“你到那儿去？”女子回答：“回家。
”“家在那儿？”，女子答：“江西。
”“怎么回去？”女子答：“讨饭回去！”“你身子这么弱，就是讨饭也走不到。
我倒有一个住处，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去。
”女子被这位男人带进了新华日报附近的一个小饭馆。
不久，她与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接上了头。
这个流浪的女子就是红军女战士李桂红。
在参加中央红军长征中的30名女红军中，只有李桂红和阚思颖在中途留了下来，其她28人都安全到达了延安。
在延安，她们思念着这两个失去联系的姐妹，多次电告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要设法找到两人。
罗世文告诉李桂红：“蔡畅同志从延安来了电报，她说你在长征中表现得很好，要我们立刻介绍你到延安去。
”随后，董必武将李桂红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在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面前，26岁的李桂红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红军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
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同志。
宴会间，神色凝重的“周恩来把一位身材苗条、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同志介绍给大家：这就是李桂红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红在红军纵队的艰苦经历，特别是她在长宁梅硐山区留下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隐藏梅硐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中央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活动，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移后，红军川南纵队就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
蒋介石抽调尾追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嫡系部队和云贵川的军阀武装及地方团队10多万人，亲自部署对只有1000余人的红军纵队进行“三省会剿”。
评柯庆施
柯 庆 施
!
邓 伟 志
海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副会 长。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民 进中央副主席，现为全国政协常 委。 在 中 共 八 大 的 #$ 名 政 治 局 委 员 中 ， 至今没有出版传记的，只有柯庆施一位 了，看来对柯庆施的评价还有难度，对 柯庆施一生进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 最近终于出现了两篇专门讲柯庆施的文 章。一篇是冯锡刚的《 “好 学 生 ” 的 最 后十年》 ， 一 篇 是 金 平 的 《关 于 柯 庆 施 几 件 事 的 真 相 —评 —— ) “好 学 生 ” 的 最 后十年 * 》（均见《随笔》杂志） 。前者 全盘否定柯，后者充分肯定柯。这引起
)
!江淮文史
了，以为这一篇也只是个人兴 趣 所 致 …… 从 ! 月 一 直 搞 到 "# 月 ， 断 断 续 续 写 了$个 月 ， 大 约 写 了 "# 稿 …… 他 写 到 第 % 稿 时，主动让我看稿（平时我不 看他的一堆书稿） ，还叫我提 意见。 ”其次，据协助姚查史 料的一位历史教师讲，姚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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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列举的名单中无“柯庆施”三个字。是的，只要能“一目”这 些至今都应该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会议记录，则能“了然”与柯 无关了。
当 代 写 真
柯庆施“左”吗？
!!!!!!!!!
不少文章讲到柯庆施“左” ，“整人” 。我认为这没有冤枉柯 庆施同志。柯庆施确实“左” 。不“左” ，!"#$ 年怎么会在上海整 ， %"&" 年以后怎么会反出 出 % 万 & 千多 “右派分子”来？不 “左” 那么一批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来？关于柯的 “左” ，我手头还 有不少冯锡刚的文章所没有写到的材料。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首 先访问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 “大右派” ，他对柯有意见，他讲了 许多柯的“左”的表现。 不过，要衡量 “左”的程度，总要有点 量 化 ， 总 要 作 些 比 较。就拿反右派斗争来说，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运动 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绪激发了出来。柯呢？柯在反右 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 《劳动报》总编马达， 总工会领导认为他是十足的右派。 《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 还有唐海，《文汇报》领导认为他俩够上右派。《解放日报》副 总编冯岗，《解放日报》认为他够上右派。报批时，市委宣传部 长石西民替他们几位解释了几句。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 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 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这些人还 是可以用的。 ”当时在场的 《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回忆这段往 事时，说：“柯老的这些话都是最关键的一些话。在当时的形势 下，如果不是柯老讲了这样的话，石西民一个人是保不下来的。 ”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市第二商 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统战工作及历史贡献
抗 日战争爆发后 ， 随着全国许多大城市的相继沦 陷， 桂林便成了大批进步人士聚集的中心 ， 因而我党在 广西的统 战工作就变为更加重要 。１ ９ ３ ８ 年１ ０ 月， 周恩 来在从武汉撤往长沙的途 中， 曾推心置腹地开导 白崇 禧， 鼓励他做 民族英雄 ， 使得 白崇禧深为感慨。他 回到 桂林后 ， 聘请 了不少全 国著名 的专家学者到 以李宗仁 为会长 、 白崇禧 和黄旭初 为副会长 的“ 广西建设研究 所” 来 当研究员 。１ ９ ３ ８ 年１ ２ 月初 ， 周 恩来和郭沫若来 到桂林时 ， 又亲 自去拜见李宗仁和 白崇禧 ， 请他们支持 《 救亡 日报》 在桂林复刊 。李宗仁 、 白崇禧当即表示“ 欢 迎” ， 还答应补 助 ２ ０ ０ 元作为开 办费用 。 《 救亡 日报 》 因 而在广西顺利取得了合法出版发行权。［ ３ １ 由于周恩来 、 李克农等人 的努力 ， 桂系 当局不但接
学习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 。４ 月底 ， 周恩来从皖南回
到桂林 ， 他会见 了当时在桂林 的国内外知名人士李任 仁、 陈劭先 、 马君武 、 陶行知 、 千家驹等人以及一些 国民 党的高级军政人员 ， 对他们分析了抗 日战争的形势 ， 阐 述 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接见记者和文
６ 月１ ２日， 我党派遣张云逸经香港人梧州抵达桂林 ， 首 次 同李 、 白会谈 。经过张云逸的开导 ， 李、 白表示 同意 我方 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 并愿意 同我方 团结抗
题，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的阴谋活动， 并号
召大家做好工作 ， 巩固和扩大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 恩来还主动与广西各界人士交换意见 ， 商讨国事 ， 还广 交各阶层爱 国人 士， 尽量争取他们的合作。
亲历者说_十九路军入闽_五_
答：按理说，他应该先办“为陈 国辉说情”这件没公开的事。 因为， 这是他这次回乡最主要也最急迫 的事。 但是，他自知在“双十节”期 间回乡“为陈国辉说情”，并不是一 件得体的事。 况且，“为陈国辉说 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光鼐 的“抓”与方声涛的“放”都非常坚 决，这“裁判员”还真不好当。 他就 先办公开的事，再多用几天时间来 构思出让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 法。
偏师接防兴化”的要求。 接着，省政府又考虑改编“省
四旅”，用以充实“省三旅”。 “省四旅”也是一支“官匪”部
队，其第一团、第二团正在闽北“剿 共”前线，一时还用得上。
省 政 府 改 组 前 夕 ， 方 声 涛 在 11 月 29 日 最 后 一 次 主 持 召 开 的 第 220 次委员会议上，提议撤销“省四旅” 番号， 所部两个团缩编成一个团， 并入“省三旅”为第三团，改委钱玉 光为“省三旅”副旅长(注：聂进龙 任第三团团长)。 虽然会议马上“议 决 照 办 ”， 实 际 上 拖 到 1933 年 1 月 中 旬部队才缩编完毕， 钱玉光于1月 14日在建瓯宣誓就职。 他们仍驻扎 闽北，且仍暂归第五十六师指挥。
7日上午，省政府的方声涛、林 知渊、刘通，“绥靖”公署的蒋光鼐， 省党指委会的詹调元、 陈乐三、王 怀晋、陈联芬、甘坛，应招来到林森 居住的“啸余庐”二楼，围绕“陈国 辉的事”进行商讨。
方声涛以蒋光鼐老长官的身 份自居，兼有林森做后盾，气焰甚 嚣。 他仍然极力赞扬陈国辉功大于 过的，所谓罪状绝大多数都是刁民 诬告。 并强调“省一旅”是省政府管 辖的地方部队，陈国辉是省政府任 命的旅长，即使有什么差错，也应 该交由省政府处理。
国共两党争夺名人大战
国共两党争夺名人大战作者：孙士东来源：《决策与信息》2006年第10期胡适，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第一人1948年1月13日，蒋介石派人飞抵北平劝说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
第二天，蒋介石又两次亲自打电话催胡适飞南京，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
“抢救”对象首先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
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胡适小儿子胡思杜表示留在亲戚家。
当时胡适想小飞机也带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第二天中午，蒋介石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是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
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
所谓知遇与感恩，这也是胡适晚年在政治上始终不能与蒋氏分手的重要原因。
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国民党政府立即授予梅贻琦教育部长之职，可几天后他便辞职，自称是未能将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运出来，他感到惭愧，实际上，却是相当一部分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飞离北平。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
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中国共产党广播电台，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
劝得急时，他留下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后来有朋友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给胡适的一个口信，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适听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1952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了一段对胡适盖棺定论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恢复名誉吧。
红岩纪实—来自歌乐山的报告
挺进报里边还附有一张警告信：蒋家王朝的末日就要来临，任何追随蒋 介石的人如不及早停止作恶，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一下惊得朱绍良目瞪口 呆，也气得他火冒三丈。徐远举来了。《红岩》小说中对他的外貌描写还是 很准确的：身材粗大，脸色黝黑，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眉浓眼大，肥肥 的下巴。黄呢军便服领口上，嵌着一颗金色梅花，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徐远举的军衔是少将，这在军统中是最高的军衔。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带 着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在他之后的军统人员不管干得多么出色，也不能超过 戴笠的级别。“啪！”朱绍良把那张《挺进报》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
除了朱绍良要到会外还有重庆市警备司令肖毅肃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龙文治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重庆市警察局长施觉民社会局局长赵冠先中统西南督导兼重庆实验区区长徐政宪兵24团团长沙吉夫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情报处处长徐远举
红岩纪实
第一章 浓雾笼山城
①国民党陆军上将朱绍良大发雷霆，共产党办的秘密报纸竟然摆到他的 办公桌上。
徐远举点燃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沉思起来。 朱长官已经拍下“令牌”，可谓急如星火，自己也拿到了双锋宝剑，不 怕军警宪特不听话。可是，重庆是个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地分三处，横 跨两江，各阶层居民五方杂处，到哪里去找中共地下组织，到何处去找那个 油印的小小的《挺进报》？ 他的心里一片茫然。 徐远举是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生。１８ 岁时就加入军统，１９３５ 年就当上了军统西昌站站长，以后又任保密局川康区副区长，后来又任军统 局本部行动处少将处长。仕途上可谓一路顺风，对付共产党也有一些“成绩”。 在军统内部，他一直被上司视为很有本事的人才。可是如今，他却犯难他胡 乱翻着桌上的公文，忽然，他发现了一份过时的丙种会报记录摘要，眼前不 觉一亮。 丙种会报本来是属于宪兵、警察、中统、军统四个特务机关的联合会报， 是秉承南京党政会报（又称特种会报）之命，破坏革命、镇压学潮与工潮的 联合行动机构。该会报由宪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设有会报秘书处，作为领 导各地丙种会报的总机构，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任秘书处长。按南京丙种 会报指定，由徐远举和施觉民、沙吉夫、徐政四个人组成重庆丙种会报。为 了便于对付重庆工潮学潮，他们另邀了三青团特务头子罗才荣和重庆警备司 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参加。以后徐远举又把丙种会报改为一个常设机构， 配属于重庆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丙种会报已经好久没有召开了，徐远举在无计可施之际，把它想起来了， 就想利用它来作作文章。一来是人多办法多，也许真能扯出什么高见；二来 是如果不能如期破案，也好让大家帮着分摊责任。 事不宜迟，徐远举马上吩咐人往外送请帖。他要在自己的住宅——曾家 岩戴笠公馆作一回东道主。 接到请帖的人全都如朔而至。谈什么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虽然摆了
将军书法家夏协六
12岁那年转读新舟小学，首任校长李碧书。
协六公一生酷爱书法，尝用灰斗装灰，用木棍在灰斗中书写，孜孜以求，乐此不倦，传一时佳话。
1905年遵义知府袁玉锡饬遵义知县戴永清在城北火神庙（今遵义四中）开设遵义师范讲习所，次年清政府废止了从隋朝开始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
1907年，袁玉锡又呈准巡抚林昭年筹办遵义府初级师范学堂，是为遵义有现代教育的开始。
1908年遵义师范停止招生，遵义初级师范学堂易名为遵义中学堂。
首任堂长为四川人邓玉昆，在此执行教的有贵州第一批赴日留学生牟贡三，与严寅亮同为光绪十七年的举人王乐生、余沅芬、杨灿英，清光绪二十九年举人李道堃、陈文裕，光绪三十年（1904）恩贡赵乃康等饱学之士在此执教。
诸先生敦品励行，深受乡人敬重。
是年农历2月27日新生入学，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省里也派一督学参加，据说这位督学与遵义知府袁玉锡同为湖北襄阳人，在学校大门上作了一副对联以贺，联中有开辟山荒兴学校之句，一时激怒了探花公杨兆麟。
是夜，杨探花派人将这位督学的对联撕下换上自己的撰写的一联：“我本学界中人，五百年教启阳明，鄨邑素称文物地；尔乃荆蛮下士，七千里趋承太守，犬獒乱吠夜郎天！”这位督学得知系当朝大名鼎鼎的遵义杨探花所为，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遵义中学堂位于老城武将衙署（今十一中附近），教学大楼气势磅礴，规模宏大。
学校一改旧式书院的许多陈规陋习，吸收了西方近代教育的某些形式和内容，是黔北的最高学府，桐梓、绥阳、正安、湄谭、甚至思南、印江等县的学子也慕名前往。
学校在办学过程中，曾遭受顽固派的非议。
一些俯背虾腰、腿迈方步的遗老遗少，他们留连科举仕途，依念功名富贵，对新学报以仇恨，经常对师生冷嘲热讽，说什么学校里的唱歌、体育等课程都是鬼混；学生在街上挺胸亮怀，简直是赳赳武夫，哪里有点读书人的气质。
照他们的说法，只有那些循规私塾老套，读圣贤之书，才能成才。
他们见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呼之曰“新学家”，师生们对此嗤之以鼻。
抗战时期新桂系统治下的立煌县
新桂系统治下的立煌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的民族解放运动，到“西安事变”，已发展到新的高潮。
为这种形势所逼，蒋介石不得不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
一向野心勃勃、蛰居广西、不甘寂寞的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便扛着抗日救亡的招牌，拥兵北上，划分势力范围，名正言顺地摧取了安徽地盘，于一九三八年春季，进入大别山地区，接着以立煌为根据地，开始统治安徽。
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转移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践踏得遍体鳞伤的立煌（金寨），在水深火热之中越陷越深。
笔者“生赞斯，长于斯”，对当时情况，略有所悉，谨就记忆所及，综述一二，供史学参考。
一、抗战初期的立煌一九三八年春，抗战形势日趋恶化，安庆、蚌埠相继失守，武汉震动，国民党新桂系主持的安徽省政府、省党部、省动委会、保安处及其他省级单位，先后进入立煌，在金寨扎下大营，无尽的苦难也随着落在金寨人民头上。
当时的金寨人民，在蒋介石的屠刀下，九死一生，创伤尚未恢复，房屋倾塌，田地荒芜，本来就处于衣不裹身，食不饱腹的境地，这时却还要负担这些机关、军队浩繁的兵差扶役和各种数不尽的勒索供应。
而这时区、乡（联保）等基层政权，又都为绅士恶霸所把持，从不体恤民间疾苦，再加上毫无军纪的过往军队的骚扰，不仅人民负担不起，即令是一些基层办事的行政人员也尝尽了官兵非打即骂的苦头，以至后来每有军兵过境粮草差役无法供应时，皆纷纷遁逃。
回忆当时的金寨人民，也确实是苦不堪言，以佚役一项而言，不仅仅是为军队搬运军火、物资，有时还要为军官私人挑行李，抬太太，且不能递站替换，常是转运数地，久不放归，更不给以人道待遇。
有些民佚不堪折磨，或不胜重负的常被迫害而死；有的直至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始被抛弃，讨饭还乡。
因此，不少民佚，往往中途潜逃，而被追击损命者亦大有人在。
于是民怨沸腾，恨声载道。
白色恐怖后的苦难的金寨人民，虽不敢公开抗拒，但为了活命，一听兵到或见有保长、保丁出现时，就都躲进山林。
过往军队有时找不着乡、镇、保长，无法觅足所需要的民佚，便亲自动手乱抓，甚至有将年轻的行政人员也抓去迫充伏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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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统战部长李逸三李逸三，1956年7月—1964年4月任职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
其生平简介如下：李逸三同志，1906年11月1日出生于武乡县故城镇北良候村的一个中农家庭。
很早就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就奠定了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1921年15岁时考入武乡县乙种农校。
1924年乙种农校改办县立师范学校，他继续读书，在进步教师籍雨农的影响下，他思想认识有了飞跃的发展。
1925年四、五月间，他带动学生罢课、闹学潮，要求县长高槐撤职顽固校长郝新民。
同年7月，只身到太原，在张磐石开办的补习班学习。
后太原国民师范招生，他考入国师读书。
入学后，由焦金棠介绍加入国民党。
1926年第二学期，大革命高潮中，国民党成立工人部，他担任了太原市党部工人部长(兼职)。
1926年12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正向河南进军。
当时，黄埔军校招生，李逸三投笔从戎，1927年1月，到了武汉，考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该校为黄埔军校分校，他为第五期。
求学期间，李逸三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波格达纳夫的《通俗资本论》，从此他信仰了马列主义，努力追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运动。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叛变后，军校的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归叶挺指挥。
中央独立师与叛军夏斗寅部展开了激战，夏部溃不成军，被缴械投降。
同年7月下旬，武汉政府决定东征蒋介石，李逸三随师部于7月底出发，8月2日晚到达九江，后沿赣江西侧经吉安、赣州、南雄，到了广州。
在斗争中，李逸三的思想逐步成熟，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与日俱增，于1927年12月广州暴动前夕，经严育英(四川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揭开了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一页，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肩负起了解救中华民族的重任。
12月11日，李逸三参加了著名的广州暴动，以叶剑英任团长的铁军军官教导团打出了“红军”旗号，称红军第四师，在战斗中，李逸三右眼负伤。
1928年，李逸三担任了国民党薛岳四师十一旅黄振球旅部准尉录事。
他秘密组织了中共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1928年夏，李逸三返回上海，在中央军委刘伯承安排下，进入中央流动训练班学习。
1929年秋，中央军委派李逸三去宜昌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接头，同年9月，周逸群命他参加洪湖区的武装斗争，任红军鄂区游击第二纵队政委。
1930年12月，周逸群派李逸三去上海向党中央交党费，并汇报洪湖苏区的情况。
同月离上海返洪湖苏区途中时，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团防局拘留，后经军法处判徒刑3年。
李逸三在身陷囹圄期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2年春末，李逸三被依令减刑释放。
由于他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于1932年10月回到武乡。
李逸三回到家乡不久，就开始和本村北良候的贫雇农李尚文、李华英一起酝酿闹革命，首先筹备组织抗债团，向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开展斗争。
1933年春，李逸三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在高沐鸿、武光汤等的倡议下，经县长吕日薪同意，在县城创办了《武乡周报》，他任编辑。
《武乡周报》采取了公开合法形式，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的宣传，从中传播革命思想，鼓舞群众斗志。
同年夏，李逸三利用去县立师范讲课的合法地位给学生们大讲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启发引导青年阅读进步书报。
后来，这些学生大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王锦心、张桂森、李衍授、李步云等进步青年都加入了地下共青团。
同时，李逸三搜集了有关世界各国人民斗争的资料，编写了《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宣传斯大林所讲的世界人民革命理论，在结语中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要爆发的观点。
这本小册子，共印300册，不到月余，全部售完。
继《武乡周报》之后，李逸三又筹办了“武乡流通图书馆”、“武乡通讯社”和“印刷合作社”等合法机构。
“流通图书馆”内收存进步书籍约千余册，并在学校和乡村组织了广大读者。
在团结教育青年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方面起了桥梁作用。
可以说，李逸三是在武乡这块土地上，第一个撒下革命种子的人。
李逸三为了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曾两次到太原。
1933年6月初去太原没找到党组织，到了8月又第二次去太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关系，他向太原工委书记维公汇报了武乡县的工作情况，并要求在武乡建立党组织。
李逸三得到维公同意成立党组织后，立即返回武乡，先后发展了史怀璧、赵瑞璧、武三友、程登瀛等人入党，于当年8月15日，在县城(今故县)高沐鸿家西房正式成立县委领导机关。
李逸三任书记，赵瑞璧分管组织，史怀璧分管宣传。
会议开了一上午，李逸三传达了太原工委指示后，讨论了当时的工作。
会议决定：(1)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主要从“抗债团”的积极分子中选拔;(2)出版党内刊物《上党红花》，以教育党员;(3)加强对“抗债团”的领导，推动开展群众性的五抗运动(五抗指：抗债、抗租、抗粮、抗税、抗丁);(4)全县分东区、中区、西区三个党的活动地区。
县委分工，李逸三和李尚文负责西区，史怀璧、武三友负责中区，赵瑞璧、程登瀛负责东区，后来东区以窑头、中区以段村、西区以北良候这三个村为中心，成立了三个党支部。
从此，武乡党的组织就在农村中扎下了根。
秋初，李逸三借用“流通图书馆”的地址，召开了农民抗债团成立大会，大会推选雇工武三友为团长，贫农李尚文为副团长。
同时，李逸三还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由王锦心负责。
这时，县党委、抗债团、共青团成为武乡党的三个地下活动机构。
武乡党组织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斗争，引起统治阶级的恐惧与仇恨，乡间地主豪绅纷纷告状。
1934年春节，武乡县派出警察，半夜包围了李逸三家，他不幸被捕，押到太原山西反省院，以他写的《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作为罪证，加上“宣传共产”的罪名，被判徒刑6年。
在狱中，李逸三组织了秘密通讯网，进行狱中斗争。
他利用亲友设法送进狱中的进步书籍，经常给难友上马列主义课。
1937年3月8日，李逸三串通同难，绝食三日，要求释放，出狱抗日。
同年5月23日，李逸三与同难20余人全部释放。
出狱后，李逸三第一个应邀去薄一波领导的军政训练班学习。
不久，被党分配到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五团任二连政治指导员。
1937年秋，教五团开赴武乡，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游击战争。
教五团改编为决死队一纵队二总队，李逸三调三营为营教导员。
1938年春，日军对晋东南发动“九路围攻”，他随该部又开赴襄垣参战。
同年夏，调任太岳区游击二团政治部主任。
1939年春调太岳区保安司令部任游击一支队支队长。
1941年调太岳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岳北区敌工站站长。
1943年春，调太岳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任干事。
1945年春任命太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1946年李逸三调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学习三个月后，调人民日报社任编辑。
1947年夏调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党总支书记，兼任教务科长。
1948年夏石家庄解放，北方大学和华北联大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李逸三任二部党总支书记。
1949年3月李逸三进北京。
1950年华北大学改中国人民大学，他任专修科党总支书记，1951年调任预科主任。
1953年夏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长和人事处处长。
1954年兼任人大职工业余学校校长，1955年兼人大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监委书记，从1956年夏开始兼任统战部部长，直到1964年调离学校为止。
1964年夏李逸三被调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党委书记兼任副所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李逸三被诬为资本主义当权派，靠边站，接受审查。
靠边站，长达12年之久。
“文化大革命”靠边站的12年中，李逸三除了被批斗半年，在植物所住“牛棚”约2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劳动3年外，其余6年时间，他都在研究语言文字改革问题。
因此，1979年春，曾奉命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帮助工作。
1980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推荐，国务院决定任命李逸三为国务院参事，1983年8月离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任国务院参事的李逸三同志，虽年逾古稀，但怎么也坐不住了，他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深厚感情，和几十年来先后担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领导的工作经验，决心走出一条民办高等教育的新路。
1982年3月，由李逸三同志牵头经人民大学、北京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教师筹建的“中华社会大学”正式成立，并面向社会招生。
1983年5月，李逸三又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筹建了朝阳科文大学。
1984年3月，朝阳科文大学易名为“培黎职业大学”。
如今黎培职业大学共有八个分校，一所针灸学院、四个直属系，30几个专业，10几个单科班，分布在北京市、郊十几个区、县。
有在校学生2500多人。
这所大学自建校以来，共培养各类专业毕业生1700多人。
从1979年到1988年，李逸三同志用了近10年时间，为民办高等教育事业辛苦操劳，四处奔走。
前五年不但没有分文报酬，而且还要自己掏腰包筹措办学资金。
为了办好民办大学，李逸三的足迹遍布北京四城八区，他经常早出晚归，有时在外达十六个小时。
李逸三曾说：“30年间，中国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比中国高出近一倍的效率、效益，如果不抓紧各个层次的基础文化教育，不尽快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照老样子下去，中国的球籍就是个问题了。
每每想到这些，我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 为表彰李逸三同志辛勤的工作，1989年，中华全国老龄委员会授予他“老有所为精英奖”;1990年6月28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委员会评选李逸三为“优秀党员”，同月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评选李逸三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12月，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选李逸三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1992年6月、1994年7月、1996年1月，又三次被评为国务院办公厅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2003年10月16日，李逸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资料来源:《留得风范在人间——深切缅怀武乡党组织创始人李逸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