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田事件——现代社会民、政冲突的典型案例

成田事件——现代社会民、政冲突的典型案例 一、 农村征地纠纷在当前社会转型、资源利益再分配和权力寻租的背景下显得十分突出，其中法治、权力、金钱、贪污腐败等各种问题纠葛缠绕，纷繁复杂，但其核心仍是在农业大国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进行资本积累时对土地这种稀缺资源借助于国家力量进行重新配置的问题。这不仅让人联想起三四百年前英国的“圈地运动”。近年来，中国国内就发生多起因征地引发政府与农村居民的纠纷案。 无独有偶，在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70年代初也曾发生过一起闻名中外的土地征用纠纷——“成田事件”。成田事件最早起源于1962年11月池田内阁修建首都圈第二国际机场的计划。当时，由于越战期间羽田机场军用功能增加，已不能满足国际民航的需求，大官僚和资本集团就乘势而动，启动国家大型基建项目以攫取利益。但由于当时选址问题未解决一直未落实。到1967年6月，佐藤内阁迅速通过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冢、芝山地区修建机场的计划。这一决定遭到当地农民的激烈反对，后者结成反对机场建设的同盟以及青年、少年、老年、妇女等多个抗议团体阻止机场的建设。日本政府用各种高压手段压制反对运动，甚至动用警察机动队。多次冲突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71年9月千叶县出动5300多名警察机动队员强制执行时与包括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声援的5000多名抗议者发生的“东峰十字路事件”冲突，造成3死150多伤，被捕470多人，农民青年行动队员东三之宫文男自杀抗议的恶果。此后日本政府虽没有放弃实施，但改变了原计划，缩小了占地。1991年9月，以东京大学经济学部部长、日本女子大学校长隅谷三喜男为首的隅谷调查团成立，通过历时三年、由政府、农民双方以及其他相关各方参加的数十次的公开讨论会和圆桌会议，双方终于达成和解，初步寻找到所谓“共生”的道路，成田事件尘埃落定。

二、 事件的起因：缘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农民为争夺土地资源而产生的纠纷。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在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今天不可避免地成为利益纠葛的焦点，在地狭人稠的岛国日本尤其如此。对于工业，土地作为建设用地是企业的基本资产，因而权力与资本结合在一起时首要的目标就是土地。在土地规划利用方面，由于城市人口稠密，土地紧张，已没有开发的空间，不少地方政府就将目光投向了临近城市的农村。为了“上大项目”、“产高利润”，违法违规地低价将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更有甚者借机盘剥补偿款。对于农业而言，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料。《说文解字》里说：“农者，曲也辰也。”从早到晚，脸朝黄土背朝天，就是农民的生活状态。农民曾为了国家的现代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奉献自己的利益，但当他们感到自己唯一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要被剥夺时，就只得奋起抗争。

事件的表现：首先是政府单方面征地引发矛盾后政府又单方强制执行，结果引起暴力抗争和流血冲突。 就实力而言，国家在与农民（包括单个的农民和农民的）的关系方面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当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出现时，有作为贯彻其意志载体的各级组织严密的国家机关和政党机关，有具有很强执行能力的行政机关，也有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法院、监狱。农民虽然整体人数众多，由于信息、知识、经济力量等诸多因素的匮乏，通常显现出分散、自利、无组织、地域性等特征，一般没有经常性的常设组织，一旦在临时性事件中具有共同利害关系，至多会组成以村等小地域为基础的松散同盟。正如马克思曾言的，一个组织的力量取决于它的组织紧密程度而非它的人数，因此国家是以不容反抗的强势者和家长的面目出现在农民面前的。就正当性而言，政府通常自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一方面，其组成人员由全体人民（包括但不仅是农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组织上具有民主性和正当性；另一方面，其决策“高瞻远瞩、考虑大局”，是为全体人民从长远利益考虑而决定的（当然包括其自身在内）。另一方面，农民则被认为是“目光短浅”、“自私自利”、“愚不可及”，经常只代表自身和小家庭、小集体的利益。一高一低，公共利益当然要压到局部的集体利益。日本政府在征用三里冢农民的土地时认为，“修建机场时由上边来决定的……农民服从决定是原则”。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政府武断地自行征用土地而不与农民商量，而当遭遇抵制时，就认为后者是在“非法集会”、“无理取闹”、“敲诈政府”，是“过激行为”，因而要采用强制性暴力措施来“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其结果是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爆发大规模流血事件。

事件引发的深层原因：一党执政条件下权力与资本紧密结合攫取资源的表现。亨廷顿在《强大政治论》一文中认为，一党执政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不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初期经济高速发展但持续不长，就因为国内执政党更迭，政局不稳，内乱频频，社会动荡，致使政治和经济二个齿轮之间不合，最终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其认为应有一个强大的正当长期执政来保证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的政治局面。话虽不错，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论点将追求的价值终点放在从国家宏观着眼的“效率”问题上，却忽视了内部分配的公正问题。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化（孟德斯鸠语）。一党执政的执政党虽然可以从自己的性质和目标出发宣称自己的民意性和合法性，但是没有受到制约的外部制度保障。其纠错机制往往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的监察，而如果党内又缺乏民主制度，就容易造成大多数情况下监督流于形式和权力失控。由于不用担心会失去执政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无需对选民（包括农民）负责的心态；又由于绝对权力最终由不能免于追逐自身利益政党成员拥有，故而“权力寻租”和“权力异化”就在所难免。这是靠任何道德上的说教和意识形态的集中控制都是无法遏止的。这起事件的背后就是权力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在利益一致性的前提下共同肆无忌惮地向农民攫取土地资源。成田事件是对日本社会民主体制限度的验证。日本在战后虽然实施了非军事化、解散财阀、军阀等一系列措施，导入了民主主义制度，但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国改变了对日策略，将重心转向将日本变为自己的军事同盟国。成田机场建设方案的出台是美日同盟的直接产物，成田机场之所以能强制执行也因为有同盟格局中长期稳固存在的、由号称“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一党执政体制作保证。

成田机场事件还有如下特点： 其一，成田事件持续时间长、规模大。从1967年7月佐藤内阁通过机场建设计划，到1994年9月在隅谷调查团的斡旋下纷争画上终止符，成田事件前后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间政府与农民冲突无数次。在此过程中，不仅有由农民组成的多个抗议团体参与其中，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其中“东峰十字路”事件中双方冲突的人员达到5000人以上。其历时之久，规模之巨，世所罕见。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成田事件不仅仅是官僚、资本和农民间的利益之争，而演化成了国家暴力逻辑和民主自由精神的对抗。

其二，千叶县三里冢地区的农民更多地是为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抗争。生活在三里冢地区的农民大多被迫参加过二战，将自己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日本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战后为解决粮荒又响应政府的号召来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开荒，经过辛勤耕耘将之变成沃土。现在国家却不容分说地又一次要求他们“奉献”，他们感到了“亲手培育的田地被夺取、宁静的故乡遭到破坏”[10]，人格尊严和生存权利一再遭到国家的侵犯和剥夺。他们所要争的并不是经济利益和补偿问题，而是一种合理正当，能让他们服气的理由。如果能这样，“就是不要补偿，我也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的土地财产拱手相让”。后来在隅谷调查团斡旋的谈判中，反对联盟绝口不提经济补偿问题，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另一方面，定州血案引发的矛盾更复杂。成田事发时日本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具体规定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事件整个过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政府的逻辑起点正是不断强调征收行为的合法（律）性，而农民和知识分子也并未对这一点提出质疑，双方对此不存在争议。

其三， 成田事件得以最终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知识分子团体——隅谷调查团的介入，从而使得政府与农民间的“二人转”（或政府一方的“独角戏”）变为“三人秀”。而这第三者的居中斡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总结隅谷调查团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组成人员的合理性。这个团体由五位知识分子组成，代表人物隅谷三喜男曾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部长、日本女子大学校长，主要研究领域是劳动经济学，他与日本及亚洲的底层劳动者保持着广泛接触，对和平与民主主义有着独到见解，并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被誉为当代日本的“良心”。宇泽弘文，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在隅谷调查团成立以前就不断与反对联盟的农民接触，对“成田机场问题”有着深刻理解。何宫信郎，中京大学教授，专业为金属物理，对地球环境问题素有研究。山本雄二郎，原本是新闻记者，后为高千穗商科大学教授，与成田机场行政方面有较深接触。高桥寿夫，原运输省航空局局长，因为成田机场问题被追究责任，其实与机场行政部门每遇任何瓜葛，是位清廉而有正义感的人，出于寻求符合社会正义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愿望，作为日本空港的会长，接受邀请参加调查团。可见，隅谷调查团的成员都是富于正义感和对社会弱者怀有深刻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社会使命感的驱使下他们介入到成田事件中来，践行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和理想。同时，在专业属性方面，他们中既有经济方面的专家，又有环境和行政方面的专家，专业领域的多样性保证了考察问题的多角度和全面性；在身份倾向性方面，既有与农民接触较多的知识分子，又有与行政部本关系良好的知识分子或原本就是行政部门人员，还有超然独立的知识分子，又保证了自身的不偏不倚，能抱着理性和冷静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行事。

（二）、工作重心和方向的正确性。隅谷调查团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自己的理念：探明成田机场问题的原因所在，弄清现状，寻求符合社会正义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们认为首先应弄清反对联盟及其支持者所痛恨的内容。而他们痛恨的对象无疑是日本政府特别是运输省，所以政府诚恳地承认过失，是消除反对联盟抵制情绪、解决问题的前提。日本战后建立的民主主义体制要求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必须听取相关利益各方的意见，而不能仅凭单方意志行为，否则就是对民主的违背。尽管修建成田机场有其客观原因——出于羽田机场已达到使用极限的现实需要，但日本政府单方面强行推行机场建设方案，其背后“你碍事，就走开！”的国家强权主义逻辑明显违背了民主主义体制，侵犯了农民的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其过失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在协商会议上，政府代表承认了在处理此事上存在的诸多不妥，对农民长时间忍受痛苦表示了歉意。此外，由于成田事件并不是由于经济补偿问题引发的，所以调查团在调停过程中将重心放在了“机场与区域共生”的观念下。在协作、相互包容、共同发展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前提下，在第十次圆桌会议上反对联盟发表了“为了后代，约束自由”的主张。在第十二次会议上，双方达成了三点共识：一、设立“共生委员会”，商讨、处理今后可能发生的机场噪音问题；二、讨论未来农村应有面貌，并设立“地球问题实验村”的讨论委员会，以推进实施；三、承认增建平行滑行跑道的必要性，但必须在不行使强制力的条件下进行。成田事件的本质并不是经济问题，隅谷调查团从民主主义体制和“共生”的原则着眼，把握住了问题的本质，所以才斡旋成功，使政府、农民和相关区域住民达成了多方共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