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晋商与晋商文化

浅议晋商与晋商文化一、晋商浅释“晋商”的含义有两个方面。

山西是古晋国的封疆，简称“晋”，凡山西从事商业工作，经营商品交易的商人，都可泛称“晋商”，包括从事国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

《辞海》（缩印本）也说，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又说为“中国旧时山西省籍的商人”。

另一方面是专指古代晋国经营商业和从事商品交易的商人。

《国语·晋语》中曾说：“（晋文公）轻关易道，通商宽农。

”又说：（晋都）“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

”可知晋国早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的诸侯国，出现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以（《管子·轻重甲》）的商贾阶层，且成为晋商社会的上层人物。

“晋商”——一山西商人这个社会群体，自古代晋国时期出现，经过“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礼记·月令》）的漫长的原始、半原始经营活动的艰苦岁月，发展到明代中叶，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工业的萌芽和兴起，商品交易的发达，山西商人以善于经营商品交易的智慧和才能，乘势崛起，逐渐形成一股以地域关系、乡土纽带为特征的商行帮会群体。

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正如明代文学家、史学家、万历进士谢肇（氵制）《五杂俎》所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同时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和山西各地区商行实力、经营方向以及经营思想的不同，经营票号的多系平遥、祁县、太谷、介体商帮，经营商业的多为泽、潞、绛、太（平）、临等地商人。

因此形成了以晋中渠、乔、王、曹等家族为代表的票号金融资本集团，以上党、晋南而又以绛、临、太为主的商业资本集团。

在中国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强大阵营中，各树一帜，称为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而太平（今襄汾）的尉、王、刘、杨家族，又是晋南绛太临帮中，在全国商界和商战竞争中具有举足轻重，左右局势的实力家族和财大势大的商界巨头。

其中尉、王两家是与清王朝寿命相始终的仕商结合型大家族，刘、杨两家是清末民初与列强资本主义人侵搏争而兴起的民族资本家，他们都是年收入高达千万两（元）白银的巨商，为中国商行创造了巨额商业财富。

二、晋商文化探源文化是人类从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从狭义来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见《辞海》缩印本）。

从这个意义上讲，晋商文化即是山西商人（即晋商）在从事商业（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商品财富（利润）和经营经验（精神财富），以及由此衍生、发展而来的商行制度、商业道德、商会组织等商业文明。

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作为晋文化整体组成部分的晋商文化，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日中为市”的原始时代，而它的雏形却奠基于晋国的始祖唐晋时代。

唐叔虞受封唐候时，周成王用“诰命”方式规定他到唐地后要实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方针。

这个“夏政”和“戎索”虽然是属于政治和经济政策范畴，但也为上层意识形态的晋唐文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成为唐晋文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晋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

唐叔虞遵循周王室规定的施政方针，因地制宜，根据唐地地处夏墟，需要适当保留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和世俗习惯的实际情况；和唐地境内民族杂居，应当按照游牧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来分配牧地的具体环境，实行一套新的方针和政策：即按照唐地地处夏人故墟的传统风尚和习俗，适当保留了夏代以来的政治制度，来维护夏人的传统习俗，而暂不实行以周礼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按照境内和周边地区戎狄民族杂居，依照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分配土地，开设田间疆界，以便利农牧生产，暂不实行周朝规定的井田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晋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晋国实行的有别于周朝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可以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国两制”，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晋国在这一具有独特内涵施政纲领的影响哺育下，孕育出有别于其他齐鲁等封国文化内涵的晋唐文化。

所谓晋唐文化，是唐文化的继续和伸延，即叔虞所施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并传之后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在实践中所反映的思想文化体系。

它对于以周礼为核心，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周、鲁、齐、燕文化来说，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

这一文化特性，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经营方术，以及“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即成为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

三、晋商文化的历史价值晋商文化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体系，它继承、融汇了历史上丰富的商业经营经验和自强创业精神，在我国商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使得“晋商”这一山西商人自发组织而形成的商行群体，在历史传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吸取先辈的优秀经商思想，总结前人艰苦创业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营诀窍，悟出了多方面的理财之道，增长了经营的知识才干，优化了自身处世为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素养。

在瞬息变幻、强手如林的商海搏斗、探索中，排除历史上战争、灾难、强盗、变乱以及列强侵略等数不完的干扰和破坏，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终于跨入历史上明清时期几乎独占全国金融资本和称雄全国商业资本的辉煌时代，开创了晋商的鼎盛时期，而且执全国商业牛耳达三四百年，创造了中国商业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我们仍以太平（今襄汾县之原汾城的旧县称）四大商业家族的发展轨迹，来审视晋商文化生命力的几个方面。

一、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

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是封建地桩加封建行店的土财主。

雍乾时期，尉家家主尉佳瞄准江、淮、山、陕“民稍宽厚”的有利环境和两湖、安徽丝绸丰收的有利机会，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

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

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重视精神价值，对待店徒，平等宽厚，薄利厚薪，实行人股三七或四六分红。

为安定号员思家心理，每年派出尉家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

尉佳还按时到扬、苏等地亲自主持店号。

雍正时延聘在扬州卖画度生的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板桥应考科举，直至乾隆丙辰中第进士，并留下“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的石刻墨宝．至今传为佳话。

此后尉家重视人才培养，延师办学，先后有尉泉、尉渊等20余人进入仕途，维持尉家至清末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

二、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

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宽蓄精神，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经营，薄利取信。

太平王家从清初王太来发家，到王协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癸卯科考中举人，随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是王家鼎盛时期。

王协在乾隆南巡时，承办接驾差务，礼遇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排斥的夹缝中危襟独洁，容忍共处。

还在两淮煮帐，捐输军饷，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从而跻身“官商”职位，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

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名列乾嘉时期全国著名巨富。

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洋商”染指山西盐务的企图，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

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爵，乾隆敕建的“五福亭”在北京西门外，上有乾隆亲笔题写《香山九老诗序》。

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实利地方，亦兼容并蓄精神之在商界的体现。

三、求同存异的经营策略。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方面，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开始倾销洋货，国内洋货充斥；另一方面，国人大呼变法革新，民族工业步履艰难。

尤其在晋南，因商行经营思想守旧，商品滞销，抵挡不住洋货渗入。

如何振兴固有商业，利用商业积累资金，发展新型民族工业，制约洋货（洋务）泛滥，求民族工业之存在和发展，就成为商界有识之土的爱国行为。

太平刘家的代表人物刘笃敬，知难而上，振臂而起。

刘笃敬，字辑臣，号筱渠，光绪乙亥科举人，为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至友。

他推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拥护维新变法，因屡试进土不第，由杨深秀推荐为刑部主事。

庚子后，回山西结识巡抚胡聘之，继又赴日考察工商，立志回省振兴山西工商业，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任山西商会会长。

笃敬利用乙亥举人声誉，山西商会会长职务，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和2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一方面加强对刘家原有工商厂店的经营管理，积累资金，又大胆投资现代工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即太原电灯公司。

并继发电厂之后，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以及学校等实体，向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接替了渠本翘的职务，担任荆棘丛生、步履艰难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

为抵制列强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渗透，发展山西现代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资金、智慧和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