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 (1)
【历史典故】回看历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名牌大学
【历史典故】回看历史：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名牌大学1949年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会大学，这些由传教士建立的大学起点很高，如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复旦大学河南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会民在新浪微博分享了传教士所建的13所基督教会大学，肯定了这些大学的积极作用。
1、东吴大学1900年，著名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担任了东吴大学董事长，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正式诞生，其法学院尤为著名，被誉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是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中华民国外长、总理、著名法学家王宠惠，著名法官、法学家吴经熊、李浩培、潘汉典，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倪征燠。
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其主体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和会计系成为华东政法大学与上海财经大学的基础组成部分。
2、燕京大学燕大由诸多学校整合而成，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校长后整理校务，面貌焕然一新。
1929年起正式设立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总共近20个系。
著名校友有黄昆(中科院院士、中国半导体创始人)、孙道临、周汝昌(著名红学家)、王钟翰(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世襄(书名学者和收藏家)、黄宗江、张广达(著名历史学家)、江平、郑念(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周南(新华社前社长)、赵兰坤(连战母亲)、中国前外长等。
1952年由燕京大学直接拆分而成的大学包括今中国政法大学(燕京大学法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燕京大学经济系)、中央民族大学(燕京大学历史系)，部分由燕京大学拆分到的有：清华大学工学院，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
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
3、齐鲁大学该校是1904至1952年在山东办学的教会大学，由来自美国、英国及加拿大三国的14个基督教教会组织共同筹款联合整合旧有教会学校基础上开办。
齐鲁大学校长、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刘世传自豪地说：“正如我的另一个母校，哈佛大学是美国最老的大学一样，齐大是中国最老的大学，绝对没有一个中国大学能在这一点上赶上齐大!”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齐鲁大学被解体，相关院系并入不同的大学，如药学系并入今中国药科大学，理学院中的生物、物理和化学三系并入今山东师范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
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建立的13所教会大学和其它教会大学(如：天主教辅仁大学、天主教耶稣会震旦大学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中国共有13所基督教教会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齐鲁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之江大学Hangchou Christian College、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华南女子文理学院Hwa Nan College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等。
虽然数量不多，但起点很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
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它们为中国高等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中国教会大学还包括南京：金陵神学院，上海：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为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著名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高校。
以及徐汇神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天主教辅仁大学，天津：天津工商学院，长沙：湘雅医学院等。
当年(新中国成立前)沪上七大私立名校(大学)：圣约翰(教会大学)、震旦(教会大学)、复旦、光华(圣约翰分离的教会大学)、大夏、大同、沪江(教会大学)。
今日学堂.doc-中国教育的奇迹
今日学堂——教育奇迹的创造者这是一所中国独一无二的教育机构，存在的目的就是构建真正理想的教育。
它有可能是国内生师比最高的学堂，目前就读学生与在训教师的比例为1：1。
一：教师团队的奇迹：教育的核心首重师资，今日学堂是国内唯一系统地选用全国综合性重点大学非教育类文理工各专业优秀毕业生来承担6-12岁孩子教学任务，并在大学生大一开始就重点定向培养的教育机构。
还极为罕见地严格奉行“教育即生活”的主张，不分文化课老师和生活老师，老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玩的学堂，让孩子们从小就从一言一行中，体会到优秀老师的思维和生活学习模式，心理和行为，人格魅力，从而可从根子上改进学习行为。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合格教师，是中国教育现状中一系列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好教师的指引，是下一代成才最必要的条件。
原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先生最感忧心的，就是中国大学有一流的学生，但是只有三流的教师。
而中小学教师差距就更大了。
今日学堂的师资，主要是来自全国重点大学----武汉大学正式录取的各专业优秀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他们均抱有为实现理想的教育，改变中国不良教育现状的目标而加入学堂，让孩子们有可能更轻松愉快，更高效地学习和进步。
因此在大学时期，他们不仅学习自己的专业，同时也在今日学堂接受数年严格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学，行为学，心理学培训，毕业后经严格的考核和选拔合格后才可留学堂任教。
甚至会发生平时表现还不错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一路跟张校长学习，但是大四毕业的时候，却因为在学堂实习时没有过关而放弃。
因此学堂对于教师的选择标准比大学教师更严格，待遇也比大学教师更高！以此来保证我们的下一代得到最优质的教育。
二：英语教育的奇迹：只需经过三到五年的学习、今日学堂十岁的孩子，就可以熟练地与外国人对话，看英语影视片，读美国原版百科全书，用英语短文总结课程学习心得，把美国英语原版的[哈利波特]和[心灵鸡汤]等当作课外消遣的读物。
中国高等教育传统与发展
并 重 ， 能 实 现 “ 以 为 质 ， 以行 之 ， 以 出 才 义 礼 孙 之 ， 以诚 之 ” 即以 道 义 为 做 人 的根 本 ， 礼 仪 蔑 视 政 治 来 求 得 学 术 的 独 立 和 自 由 是 不 可 能 信 ， 按
２ Ｏ世纪初 ， 伴随着科举 制度 的废除 ， 实行 了一千多年的书院教育制度基本退 出了历史 舞 台， 新式学堂一统天下。面对这种情况 ， 就连 现 代大学制度 的倡导者蔡 元培也认为 “ 合吾 国书 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 ，其诸可 以为各 省新设 大学之模范者 与？”近代大学研究 院的 设置 ， 即是将书院精神引进现代大学体制 ， 当 使 时探讨 的协调东西方教育理念 的思路 ，在办学 实践中得到了真正落实 。 在现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之 中，也保留着研 究院 ，同时也将书院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精神 继承下来 ， 坚持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相结合 ， 非 功利性 的理论研究 、 与大学紧密的联系、 提倡 团 队攻关 、 讲求严肃 的研究精神 ， 所有这些都使得 研究院（ ） 所 在当代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占据着 独特的地位 ， 起着相 当重要 的作用 。 ４坚持国家责任与人文关怀并重 孔子说 ，仕 而忧 则学 ， “ 学而 优则仕 ”恪 守 ， “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的金科玉 律 ， 以 服务政 治为己任 ， 其教育传统体 现着“ 人世 ” 精 神和以天 下兴衰 为己任的使命 感。 同时 ， 从孔子 开 始， 中国儒 家学 说就讲究人文关怀 ， 强调 “ 己 所不欲 ， 施于人”“ 勿 、 己欲 立 而 立 人 ， 欲 达 而 己 达人” 正是这种国家责任与人文关怀并重的 等。 精神 ，使得中国的传统文人在做 学问之中不忘 将 国家社稷 与人 民百姓相联 系 ， 讲求 “ 民为 贵 ， 君 为 轻 ， 稷 次 之 ” 社 。 这种精神也使得中国近代 高等教育 从成立 之初就不同于西方的“ 象牙塔” 。特别是 中国现 代 大 学诞 生 于 民族 危 难 之 际 ，使 得 中 国 大 学重 视“ 学术报 国”讲 究“ ， 书生报 国无他 物 ， 唯有 手 中笔如刀” 。从鲁迅弃医从文到陈寅恪彰显 “ 民 族独立之精神 ， 自由 之 思 想 ” 中 国 知识 分 子 充 ， 分 表 现 出 了 中 国教 育 传 统 下 以 “ 天下 为 己 任 ” ， “ 为 天下 先 ” 勇 气 和 胆 略 ． 敢 的 这与当今国家将大学纳入创新体制 ，强调 学术思想独立并没有直接的冲突。我们讲究 学 术为政治服务 ，是指大 学要成为党和 国家政 策 咨 询 和理 论 创 新 的 思想 库 。想 要 完 全 脱 离 政 治
大学与大学精神
龙源期刊网 大学与大学精神作者：程巍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02期西文“university”一词在晚清被译为《大学》之“大学”，产生了双重的错位：其一，欧洲古昔的“university”并非“官办”，这一特点延续到现代西方多数“university”，而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如《大学》之“大学”，几乎无一例外为“官办”；其二，中国古昔之“大学”重在培养教化之士（仕），以辅佐王政，而现代西方“university”则重实利教育，并越来越“体制化”（国家整合），渐失其“自由”性质，以致自19世纪上半叶之英国教育家纽曼始，就不断有回归古昔“university”精神的呼吁。
中国古有“大学”（太学），其一脉相承者为“国子监”。
若“university”可译为“大学”，则循此亦可译为“国子监”。
但“大学”“太学”或“国子监”之外，中国尚有源远流长之“书院”，其非官办性质及“自由研究”之精神与西方古昔之“university”契合。
胡适在1919年之前曾将仿西方现代大学体制而起的中国现代“大学”视为一项“革新”之举，但后来渐觉这些现代“大学”结合了中国古昔“大学”之“政治参与”和西方现代“university”之实利教育的双重弊端。
他反倒在被“晚清新政”废除的中国传统书院中找到了与欧洲古昔“university”精神一致的地方。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题为《书院制史略》的演讲，认为清末取消书院是中国教育的一大损失：“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惟书院是赖。
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
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
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
”如果当初将西语之“university”译为“书院”，则是否能延“自动的研究精神”于一线？1919年之后，中国的大学改革家开始于“大学”中设立“研究院”，冀以勉力保存“university”或“书院”之精神。
中国近代的大学
中国近代的大学1、何谓大学大学是国家的高等教育学府，是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授权颁发学位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关。
它选拔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并以考试、考核的方式检验其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现在的大学，一般包括一个能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院和数个专业学院，以及能授予学士学位的一个本科生院。
综合性大学还应包括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关系与对外交流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远程网络学院等。
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
在英文中，大学（综合性高等学府）一词为“University”，是由“universe”（宇宙）这个词的前身派生而来的，它首次被记录下来是在大约1300年前。
在中世纪的西方，拉丁文在政府、宗教和教育等领域得到使用，universitas这个词被用来指由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新联合体，这即是今天的大学的最初形式。
在更早的时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在雅典附近的Academos建立“Academy”，教授哲学、数学、体育等，这被一些人认为是欧洲大学的先驱。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从教会所办的师徒结合的行会性质学校发展起来的。
在11世纪，“大学”一词和“行会”一词同样被用来形容行业公会。
但是到了13世纪，“大学”一词就被用来专指一种学生团体了。
中世纪的大学主要有3种形式：教会大学，学生和教师在一个校长领导下形成一种密切配合的团体，像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公立大学，由学生选举出来的校长总揽校务，如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等。
国立大学，由帝王征得教皇认可而建立的，如西西里的腓特烈二世成立的那不勒斯大学、卡斯蒂拉的斐迪南三世成立的萨拉曼卡大学。
后来大学发展到中国，也是走了类似样一条路：从教会大学（还有部分非教会经营的私立大学）到公立大学到国立大学。
那么，哪所大学是全世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历来便有争议。
1088年在意大利波罗尼亚（Bologna）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
中国大学ppt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隶属于工业和信息 化部，是一所理工为主、工理文 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建 国以来国家历批次重点建设的高 校之一，是首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高校之一，是首批进入“211工程” 和“985工程”建设行列的高校之 一。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于1952年由北洋大学等5所国内 著名大学的部分系科组建而成，现已发展成为 以工为主，工、理、管、文、经、法等多学科 协调发展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全国 首批正式成立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之一。1997 年5月，学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高 校行列。2006年，学校成为国家“优势学科创 新平台”建设项目试点高校。
校训：严谨 勤俭 求实 开拓 西财精神： 经世济民，孜孜以求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央部属
高校，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直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是 我国民族高等教育的最高学 府，是全国唯一进入国家 “211工程”和“985工程” 建设的民族高等院校。学校 前身是1941年9月成立的延 安民族学院
同济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她创建于
历史的西安医科大学、原属中国人民银行已 有40余年办学历史的陕西财经学院并入西安
交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工业和信息化部
此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等若干阶 段，1950年更名为南京大学。目前拥有
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于1896年，是中国历
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部直属、 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 国家 “211工程”和“985工程”、“七 五”、“八五”重点建设高校，是前国家 主席江泽民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母校。
西南财经大学
书院精神与今日大学的价值重建
书院精神与今日大学的价值重建作者：曹婧来源：《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04期摘要：人是一个价值的存在。
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主导下，今日之大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变成了职业训练所，大学的价值教育逐渐被边缘化。
以人物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书院不以“实学”为重，而以涵养心性为业，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旨趣。
传统书院的教育理想以及书院精神在当前的延续，揭示了大学价值教育的中心在于“立人”，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人”的精神气象。
关键词：人文；书院精神；价值重建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人之为人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作价值判断，并依此指导行动。
因此，作为一个价值存在的人应当有价值的支撑，努力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大学是价值启蒙的场所，它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让学生的价值意识得到充分发展，使之形成合理的价值观，实践有价值的生活。
然而可惜的是，今天的价值教育出现了危机，很多大学不再以传承、捍卫和实践人类价值为目标，更多的是以大学排名、毕业生出路和论文数量等肯定自己的价值。
学生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价值启蒙，他们学习了知识，却没有了情怀；具备了能力，却遗失了关怀；获得了个人物质上的“成功”，却无处安放“心灵的家园”，在“赚钱—消费”的人生目标中成为单纯的“劳动者”而丧失了人生价值指向的内在追问。
因此，如何在大学教育中进行价值重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制定的《新亚学规》开宗明义地指出，“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随后他又强调“祛除小我功利计算，打破专为谋职业、谋资历而进学校之浅薄观念……于博通的智识上，再就自己材性所近作专门的进修，你须先求为一通人，再求成为一专家。
”[1]（P1）新亚办学的旨趣，不是专科教育，不是技术教育，也不是帮学生谋资历、谋职业，把学生当作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是把个人德性的培养置于教育的中心，即培养“一个活的完整的人”。
钱穆先生创立新亚书院，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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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的大学与大学教育读书> 2010年第10期中国教育还没有走上一条新道路马国川:一九二三年您进入圣约翰大学学习。
在《百岁口述史》里您曾经提到,您在圣约翰大学接受的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请问,什么是博雅教育?这种教育思想对学生的学业和人格有什么样的影响?在圣约翰大学,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周有光:所谓博雅教育,是英文Liberal Education的汉语翻译,这个翻译非常好,把意境提高了。
也有的译为“通识教育”,虽然没有前者那么“雅”,但是我觉得,可能跟原来的意思更接近一点。
什么叫通识教育呢?我的看法是,它包含两方面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要培养基础知识。
近现代以来的传统是,把国(文)、英(语)、算视为基础知识。
基础要培养得好,主要工作做在中学阶段,因此中学是最重要的。
如果基础培养不好,以后的教育就困难了。
现在好多大学生忙得要死,为什么呢?他们进了大学还要读英文背单词。
可是我们那时候,中学时代就能很好的应用英文了,中学毕业出来就可以达到ABE(Adult Basic Education,成人基础教育)水平了。
到了大学,学生就可以运用基础知识来获取更高层次的纯知识。
因为基础知识,特别是语言知识,不是纯知识,而是工具知识,是获取知识的知识,是一种工具。
即使懂得几种语言,也还是没有知识。
通识教育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逻辑思维,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时候圣约翰大学有一本小册子,专门给来访客人参考的,里面就讲本校的宗旨是“培养良好品德”。
现在有人说要“培养高尚人格”,“高尚人格”的讲法就太高了吧。
在我们那个时代,大学毕业生都不是专家,只不过是受过一些基本训练的普通人,专家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再培养。
解放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学习苏联的教育模式。
在苏联,大学毕业就是专家了。
我在圣约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想,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怎么自学。
学问是要自己学的,老师只不过指示道路给学生。
马:五十岁的时候,您才离开银行界和经济学界,调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从事语言文字工作,成为语言学家,并且取得了卓越成就。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您成功的奥秘是什么,是否得益于博雅教育?周:我的成就很小,不值得一谈。
通识教育对我的好处,就是在学校里面选的课程比较广,同时学到了怎样自修的方法,有这两点要改行就不大困难了。
我在大学读书时,主修的是经济学,同时对语言文字有兴趣。
因为受了通识教育的好处,知识基础比较广,所以改行不发生太大困难。
大学一出来,就是一个专家,这个办法或许会有一些好处,但是对文化的发展是不好的。
马: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对学生进行的教育有意识形态色彩吗?解放前,全国有许多教会大学,您怎么评价教会大学对中国教育的作用?周:我大学毕业时,还不懂什么叫做意识形态,当时根本没有这个说法,它是从苏联来的。
对于教会学校的作用,我的看法是,教会学校的确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进行文化侵略,另外一方面又传播新时代的新文化。
帝国主义有两个方面,教会学校当然也有两个方面。
帝国主义是侵略的,造成了许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然后,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慢慢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向资本主义。
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这个历史序列中的一个例外,印度也是这样。
全世界多数地方都受了帝国主义的影响,遭受了侵略,同时也得到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今天还在发展当中。
教会学校也有精华,不是只有糟粕。
我们摆脱殖民统治之后,应当考虑“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马:解放后,您曾经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见证并亲历了新中国进行的“院系调整”。
当时为什么要进行“院系调整”?现在对当时的这种做法有很多批评,您怎么评价这次“教育革命”?它给中国教育带来什么影响?周: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把原来的整个教育制度完全打破了,把所有的学校当零件拆开,完全按照苏联的教育模式重新组装,专业越搞越细。
可以说,彻底放弃了通识教育这条路,全是苏联的专业分工方法,大学一毕业就变成专家了。
新中国一成立就讲求“速成教育”,大学本来四五年,后来改为三年,甚至改为两年,都是速成的思想。
当时人家也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可是不能大家都“速成”啊。
这是一种短视的政策,到苏联解体以后看得更加清楚了。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政策流弊很大,阻碍了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改组,比如清华大学又有文科了。
其实解放前清华大学有名气是靠文科,不是靠理科。
可是解放后清华大学成为“理工科大学”,把文科都拆散分到其他大学,三十年多后不得不重建。
许多大学都经过这样的“折腾”啊。
一直到今天,中国教育还没有向先进国家的先进制度看齐,还差得很多。
中国教育制度离开了苏联教育模式,可是还没有走上新的道路,却走上了一条官僚化的道路,尤其是在大学教育里,官僚化、衙门化很厉害。
我年龄大了,不能参加社会活动,但是朋友很多,其中不少是大学里的朋友,所以知道一点情况。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马:就像刚才您讲到的,现在大学教育问题多多,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层出不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周:我看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告诉我,学术抄袭、教授造假,完全是由于大学的“官僚化”。
它是官僚化的一个派生现象,所以,关键在于“非官僚化”,而不能“弃本逐末”。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官员读博成为风气,官僚都要一个学位头衔,于是就创造了“在职博士生”这个奇怪的现象。
官员有时间读书写论文吗?绝大多数文章都是抄的或者别人替他们写的,当然是虚假的。
这样,产生了大批没有知识的博士、空头的教授。
这种情况到今天还没有改变。
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呢?我想,办法就是“非官僚化”。
官僚化不改,问题不可能解决。
上海一个教授告诉我,大学有两种假教授:一种是“真的假教授”,交一笔钱,大学给你一个客座教授之类的聘书,这是“真的假教授”;还有一种是“假的真教授”,一个系升格为学院,来了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定是教授,其实不学无术,是“假的真教授”,把教育的尊严和威信一扫而光。
至于大学的教授抄袭,我看了许多材料,不去研究个案,我们要研究整个现象。
马:学术抄袭、教授作假等现象之外,假文凭泛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例如最近的唐骏假文凭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
在您看来,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周:唐骏是我的老乡,常州人,还有一个糟糕的是,我是常州中学的毕业生,他也是常州中学毕业的,只是前后差了几十年。
报纸新闻说,唐骏到常州中学去演讲,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本地人还拥护他呢。
可见今天的风气是坏得不得了。
学问和管理能力是两码事。
有的人有管理能力,能办事,可是不能做学问;有的人有做学问的天赋,可是不能搞管理。
唐骏这个人有管理能力,可是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之下,有了社会地位还要一个文凭,怎么办?只有造假了。
后来报纸上不是登了吗,只要给多少钱,美国西太平洋大学就给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假文凭泛滥?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需要假文凭。
我拿过几张文凭,有国内的有国外的,现在没用处,我一生文凭没有用处,人家也不问我有没有文凭。
不重视文凭,也就没有假文凭了,我们今天重视文凭不重视知识,当然假文凭就出来了。
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在公开场合提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您认为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周:我想,对于温家宝总理的问题,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早已答复了。
韩愈在文章里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
这很重要,马叫是表示意思的,你不懂它,伯乐怎么做呢?“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这个答复非常好。
韩愈已经答复温总理了,用不着我来回答了。
我看到一些杂志上有些小评论说,其实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大师”,某些文豪不是大师吗?江青的“梁效”不是大师吗?这些都是随风倒的,因为不随风倒就不可能做“大师”。
当然这是笑话,“随风倒”的人怎么能够成为“大师”呢!不过是御用文人罢了。
还有,要做“大师”有许多条件。
比如,“右派”是不能做“大师”的。
苏联一解体,就看到国外材料说高尔基被否定了,我大吃一惊,高尔基就是苏联培养的大师啊。
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学校自治”八个字,所以他造就了一个好的北京大学。
国外都是这样子,世界上的好大学没有一个不是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
假如大学继续官僚化,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大学自治。
马:您对最近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有何评价?周:我没看到这个《纲要》,不能评论。
你告诉我它的要点是什么吗?马:抱歉,我也说不出有什么要点来。
周:它里面有没有讲学术自由?马:没有讲,但是提到大学要“去行政化”。
周:这话不通啊。
大学需要行政,不是“去行政化”,而是“去官僚化”。
大学房子要维修,校园要做清洁工作,这是行政工作。
官僚化跟行政是两码事,大学要有行政,但是不能要官僚。
所以“去行政化”是错误的,要“去官僚化”才对。
马:为什么中国的应试教育发达?如何改革应试教育?周:中国一向是要考状元,考得好才能做官嘛。
应试教育是中国最发达的,有两千年的传统。
我们缺少的不是应试教育,我们缺少的是科学教育。
马:您的意思是,如果改革应试教育,那就要用科学教育取代应试教育。
周:对啊。
新的教育部长袁贵仁上任后,我给他写过一封信,提了两点建议。
第一点,从大学做起,学术自由;第二点,小学生中学生大量的无效劳动要取消。
现在小孩子忙得要命,睡觉都不能好好睡,苦得要死,书本还是学不好。
为什么呢?大量的无效劳动。
他很客气,打电话过来说“谢谢”。
不过我的朋友说,教育部长做不到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因为中国的教育错误不是教育部的事情。
如果不许批评,那怎么是真理呢?周:我们今天教育为什么搞得这么糟糕呢?因为我们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当然教育搞不好。
为什么没有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中国没有引进科学的教育学。
我们今天引进了国外的自然科学,至于社会科学,现在只引进了一个部分——经济学,因为我们要发展经济啊。
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还差得非常远。
马:社会科学的发达与否,决定了能否培养出真正的大师。
但是许多人批评说,中国现在社会科学中玄学和形而上学盛行。
那么,如何克服社会科学中的玄学与形而上学问题呢?周:这个问题很重要。
人类的思维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神学思维,神学思维都是迷信;第二个阶段叫玄学思维,玄学思维是信仰;第三个阶段是科学思维,科学思维讲究实证。
三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这个概念也是玄学思维的概念,不是科学的,科学领域里面没有什么叫做意识形态的。
从科学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同属于科学思维,意识形态属于玄学思维,是两个阶段的两种不同思维,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