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文字材料

威斯利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赞扬了辛亥革命，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生活视角，指出剪辫子是因循守旧(注意，她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族)的中国人舍弃附属物――中华民族耻辱象征――

的勇敢举动，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年轻的宋庆龄对中国社会习俗的思考已上升到政治

层面上，其政治生命一开始就展现出女性视角的关注和理解。

身居国外的宋庆龄更能感受祖国落后带给

个人的影响，更容易接受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专横的满人贪污腐朽这一观点。因此，在她看来，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是中国人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以使民众获得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权利的必由之路。这是宋庆龄青年时代即确立的政治观。在宋庆龄眼中，辛亥革命通过共和国制度的创建为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20世纪的奋斗目标主要是实现“博爱”。在谈及自由、平等、博爱三者的关系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宋庆龄将“博爱”喻为兄弟情谊，认同一切自由和平等的基石就是人类像兄弟姐妹一样

相亲相爱的“博爱”。在奠定个人理想的少女时

代，当时的宋庆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影响深刻，她对中国社会乃至人类进步发展的认识是在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认同和内化基础上形成的。

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在政治上还谈不上成熟，在生活上也缺乏磨炼，但她“民众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的社会理想却在此时形成。无虞的少年生活让她拥有了宽厚、温和的心胸，始终真诚关注民众生活，美国式教育的浸润让她拥有了理性的思考和宽阔的视野，可以用热切和忧患的眼光审视国人生活的现状和根源。虽然她对实现理想的认识，还因为缺乏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刻了解而显得稚嫩，却也因为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吸收而洋溢着西式的纯粹和热情。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纯粹和热情在宋庆龄此后言行中时时显露。

在1913年4月发表的《现代中国妇女》一文中，宋庆龄希望回国后能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妇女身份“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并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也将出现像英国女权运动者潘克赫尔斯特、美国女社会名流贝尔蒙特一样的中国女权运动者，“希望她们(即中国的女权运

动者)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盼望“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提出了争取女权而反对流血和战争，争取妇女解放但希望男女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的观点。宋庆龄热情中有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不做狂热的女权运动者。虽然她的女性身份让她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首先对妇女的生活、自由及幸福权利表示关注，但温和的家庭生活及中庸文化、基督教的教义都让她本能地反对战争、敌对和仇恨。这在她后来从事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得到了充分

展示。

留学生活赋予了宋庆龄难得的见识和思考，一个对新生活充满着热情和向往的知性少女回

到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在归国途中，曾用轻松愉悦口吻给她亲密的美国女教师写信，细腻描述了在轮船上的

种种细节，如舞会、水果鲜花、环绕着她的人们、土著、乐队等，在这个刚离开学校、憧憬新生活、乐观开朗的少女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信中流露了宋庆龄的独特个性：她对很快习惯于“生活高贵、思想简单”的生活方式进行自嘲，有点无

奈地提醒自己，不应沉溺于这样的生活，应该保持高贵的思想。

逗留日本的宋庆龄迫切要与人分享对美景

的感受，她写信给密友艾丽，语气轻松、愉快，还不乏幽默。她像大多数年轻女子一样，对时尚极感兴趣，让美国好友告知她那里“所有的事情，譬如服饰、帽子的式样等等”。坦然称非常适应并喜爱欧式服饰，“尽管新式的中式服装很有魅力。我还是准备穿欧式的”，并盛赞“现在的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假如你喜欢美的事物，就必须赶快到东方来”。署名是颇为亲昵的基督教教名：罗莎蒙黛。此后还有两封发自日本的信(1915年11月之前)都保持了类似的特色：详细描述旅行、美景、市井娱乐等内容。像大多数闺蜜之间的话题一样，宋庆龄从学生步入社会是围绕着一切微小细碎的快乐和轻松愉悦的美好生活感受展开。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又不甘沉溺于奢华安逸生活、追求自由愉悦的生活又不甘放弃精神独立思想

高贵的女子，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二、在爱情和理想中坚守：激情婚姻造就了宋庆龄献身理想的革命人生

怀揣救国理想的宋庆龄回国后，受家庭影

响，非常幸运地接替大姐宋庆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从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就注定了宋庆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宋庆龄决定“承担更多的义务”时，没有料想到会很快为“革命”而工作，更没有设想会同这位令人敬仰的革命领袖结合，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

与革命领袖结合，竟是作为少女的宋庆龄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大、严肃、自主的选择，单就这一举动来说，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父亲也难以接受，一般女性更是难以企及，足以表明其不同于一般女子的超人心境。这对两年前还单纯快乐的宋庆龄来说，无疑是一次个性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理解，在具有浓厚亲情的家庭中长大的宋庆龄，尽管富有西方式的热情和勇气，但亲情仍然是她作为一个女儿源源不断的精神慰藉。面对富有人生经验的父母的反对，除了勇气和坚持之外，胆怯和怀疑也是其真实坦率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毅然决然快速做出超乎常人的决定，来自于宋庆龄接受西方教育中自由平等观念的潜移默化，来自于怀揣理想和梦想改变中国落后的赤诚之心，来自于敬仰崇拜革命领袖伟人品质的爱慕之情，来自于孙中山超人的

胆识和慈父般的关爱，来自于少女的浪漫率真和憧憬未来的精神享受。父母最终默许后送的一套家具(陪嫁品)，宋庆龄一直珍爱不弃，是在歉疚之下难以割舍父母的宠爱和庇护，珍视这份永不绝断的亲情。

在1915年11月18日写给艾丽的信中，宋庆龄向密友告知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消息。信中的宋庆龄“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高兴于自己能够“克服胆怯和怀疑”的羁绊。“感不安”也许是对在这场婚姻中不顾父母坚决反对的率性而为，忐忑于选择的正确与否。在这封信中，宋庆龄坦然承认自己获得了新生活，并感受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来自两方面：一是新家庭融合了爱情和亲情，二是新生活结合了理想与爱情。若惊讶于这位年轻女子的判断是否轻率，婚后一年半写给艾丽的信中(1917年2月22日)，她再一次更清楚的表达了这种幸福感及来源。

他比我年长许多……(字迹不清)使我对

他产生惊异。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一年半多，我

仍保持着对他的崇拜之情，一如以往，是他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