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教育思想

胡适（1891-1962）名洪，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诗人，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学影响。1904年春到上海进入新式学堂。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赴美国。1914年就学于哲学家Ｊ.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1917年1月，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提出文学改良八事，倡导以白话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学语言，为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打开了缺口，一时享誉全国，被誉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1917年夏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20年代主办《努力周报》，30年代主办《独立评论》，40年代主持“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适是早期提倡白话文的主要代表人物。“五四”运动以前，他就开始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倡白话文，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第一个白话剧本《终身大事》，第一部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小说集《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第一部白话学术著作《中国哲学史纲》，第一部《白话文学史》。胡适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证明了文言文能做的事白话文一样能做，为打破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局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他在《如何可使文言文易于教授》一文中指出了历来文言文教学的四大弊端：一是“以为徒事朗诵，可得字义”，忽视了译释字义的重要；二是教者不懂文字学，不知推究字源；三是忽视文法探讨；四是不讲究句读、标点，致使文法不易解，字义不易定。鉴于此他又提出了国文教学的四点设想：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教法上应和教外国文略相似，“需用翻译之法”；应当重视字源学的教学，以比较古字和今字的差异；文言文有自己的文法，教文言文应该重视文法分析；文言文向来不重视标点符号，所以文句难断，文意难明，教文言文应当重视句读和标点。这些看法确实说出了文言文教学的特点和规律，确定了文言文的基本教学法。

1920年9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的演说稿，对中学国文教育的目的、课程、教材和教授法、文法和作文等各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起初是作为一种理想模式提出来的，经过两年的实际观察，胡适又做了若干修正，再次演讲整理成《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一）教学目的。1912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第三条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胡适认为，这个“要旨”本身是属于理想的，内容并无大错。但是考察8年以来的实际情况，却不能不说是“完全失败”。其原因“并不在理想太高，实在是因为方法大错”。写在纸上冠冕堂皇，实施起来南辕北辙。目标是通解“普通文字”，教的却是少数文人使用的文言文；目标是“能自由的发表思想”，教的时候却不准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硬要他们用千百年前的人的文字，学古人的声调文体，说古人的话”，“事实上的方法和理想上的标准相差这样远，怪不得要失败了”。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胡适自拟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1）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3）人人能做文法通顺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后来胡适又把这四条标准修改为三条：（1） 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2）国文通畅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3）做古体文但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

他所定的四条理想标准仍有偏重古文的倾向，但也强调了国语的突出地位，把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所规定的国文要旨由“理想的”变为“可行的”。它所拟定的这个标准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是大致相当的。在当时重视古文教学的传统大潮中，能提出“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二）课程设置。《中学校令施行规则》规定中学的语文科目为讲读，做文，习字，文字源流，文法要略，文学史，共六门。胡适以为课程设置过多，学生负担过重。他的构想是把讲读分为“国语文”和“古文”，将“国语文”独立出来，和“古文”并列。为了强化国语训练，在高年级开设“演说”和“辩论”。至于习字、文字源流、文法要略、文学史四项，一律删去。其理由是：习字要靠平时的历练，每周单设一小时，是练不好的；现有的《文字源流》《文法要略》，“都是不通文法和不懂文字学的人编的，读了无益”。他还强调“以后中学堂的国文教员，应该有文法学的知识，不懂文法的，决不配作国文教员。所以我把文法和作文并归一个人教授”；读文学史必须先读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只“记得许多李益、李欣、老杜、小杜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

？他对课程表的设想是---- 年一：国语文一，古文三，语法和作文一。（共五） 年二：国语文一，古文三，文法和作文一。（共五） 年三：演说一， 古文三，文法和作文一。（共五） 年四：辩论一， 古文三，文法和作文一。（共五） 后来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重新修订了他的主张，把学生分成“在小学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和“国语文已通畅的”两类，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课程。“在小学受过充分的国语教育的”“宜先求国语文的知识和能力”，“第三、四学年，始得兼授古文，但钟点不得过多”；“国语文已通畅的”，“古文钟点可稍加多，但不得过全数三分之二”。强调无论哪种情况“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这种根据小学毕业生的实际程度在中学施行“两类教学计划”的设想，为以后实施分科制、选科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

（三）国语文教材教法。他提出了五种材料作为国语文的教材：（1）小说，（2）戏剧和诗歌，（3）长篇议论文和学术文，（4）古白话文学选本，（5）国语文的文法。他认为“白话文非少数人提倡出来的，乃是千余年演化的结果。我们追溯上去，自现代以至于古代，各个时代都有各个时代很好的白话文，都可供我们的选择。有许多作品，如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

。据此他开列出了《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等10余部白话小说，为国文科的教材建设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天地。关于白话戏剧和白话诗歌，他认为“此时还不多，将来一定会多的”，所以也应当列入教材。 白话散文作品，短小浅显的，应作为小学国语科的教材，中学“只教长篇的议论文和学术文”，旨在探究这类文章的“思想条理”，借以培养中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他还主张把国语文法列入国语文的教材。教法上主张实行“教师指定数量——学生自己阅看——课堂组织讨论”的三步教学法。在课堂讨论中，教员除了要引导学生研究教材的思想内容之外，还要“点出布局，描写的技术，文章的体裁”等。戏剧“可选精彩的部分令学生分任戏里的人物，高声朗读”；长篇议论文和学术文，要注重结构层次的分析，材料安排的探究和行文思路的把握。至于国语文法，当和国语文的写作紧密配合，注重实际的使用。

（四）演说和辩论。他认为“演说和辩论”是国语和国语文的实用教法。“国语文既是一种活的文字，就应当用活的语言作活的教授法。演说、辩论……都是活的教授法，都能帮助国语教学的”，“凡能演说、能辩论的人，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做文章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思想有条理，有层次，演说辩论最能够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

（五）古文教材教法。关于古文教材他的主张有二：一是主张“第一年专读今人的文章”，包括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章太严、蔡元培、李大钊等人的散文，及林琴南的小说等，借以熟悉文言文的特点。“后三年应多读古人的古文”，借以明白文言文的发展、演变。二是主张在后三年将精读选本和自修古书二者结合起来。选本依时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每一个时代文体上的重要变迁，都应该有代表”，这样读完选本也等于读完一部“最切实的中国文学史”，“此外中学堂用不着什么中国文学史了”。自修是最重要的一环，应该开列书目，供学生选读，并加以指导。单靠选本上有限的篇章，是学不好古文的。这一主张为以后把讲读课分为精读和略读奠定了基础。

在古文的教法上，他提倡用“看书”来代替“讲读”。废除传统的逐字逐句的“串讲法”，要求在教学中多让学生自己预习，自己翻查工具书，自己加句读，自己试行分析章节。这样在上课时只需做三件事：“（1）学生质问疑难，请教员帮助解释，教员可先问本班学生有能解释的没有，如没有人能解释，教员方可替他们解释。（2）大家讨论所读书的内容，教员提出论点，引起大家讨论；教员不当把一点钟的时间自己占去，教员的职务在于指点出讨论的错误或不相干的讨论。（3）教员可随时加入一些参考资料。”

后来他在反思自己设想失败的原因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没有适当的教材可用，“古书不经过新式的整理，是不适于自修的”。这“新式的整理”至少包括7项内容：（1）加标点符号。（2）分段。（3）删去繁重的，迂缪的，不必有的旧注。（4）酌量加入必不可少的新注。（5）校勘。（6）考订其假。（7）作者介绍及批评的序跋。他在列举了《诗经》《左转》等几十部古书以后说：“有了这几十部或几百部整理过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授便没有困难了”。

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的发表，引起了关于中学国文课程建设的一场大讨论。1923年拟定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和1929年重新修订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的工作，都是由胡适主持的。他对于中学国文课程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胡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