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论文:明代天师道斋醮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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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宗与道教汇总

明世宗与道教汇总

明世宗崇道刍议贵州省务川中学秦爱叔摘要:明世宗是中国古代继唐玄宗、宋徽宗之后又一著名的道君皇帝,他长达四十五年的专制统治,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

他疯狂崇信道教,一心修炼、不问政事,其崇道时间之长,程度之剧可谓空前绝后。

本文主要从崇道的原因、表现及影响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关键词:明世宗崇道斋醮明代皇帝大都崇道,成祖始开崇道之先河,历经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至世宗嘉靖一朝,崇道之风愈演愈烈,其尊崇程度之深、崇尚时间之长可谓冠绝古今,无与伦比。

世宗在位四十五年,明代由盛转衰。

作为最高专制统治者,他是继唐玄宗、宋徽宗之后又一著名的道君皇帝,即位之后一意修炼斋醮,不问政事,痴迷仙药,并为其父母加封道号“仁化大帝”和“妙化元君”。

他如此崇尚道教,究其成因主要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其自身的性格体质等,本文拟从明世宗崇道的原因、表现及对明代社会的影响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崇道的原因世宗之所以狂热崇道,有人说“世宗好道不好佛,盖天性也”。

1其实不然,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概括而言主要为:自身身体素质的原因和当时客观环境的原因。

(一)自身原因:1,生理需要:世宗是由藩王入京,“生长南方多脆,非北地可比”,从小体弱多病,即位不久又在宦官的诱惑下纵情声色,最常用把红铅、秋石、少女初潮等炼制仙丹,以助淫欲。

史载:邵元节、陶仲文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

1后又有方士顾可学“炼童男女溲为秋石”以进,2每当服用丹药药力发作之后,就任意临幸选来的秀女。

即位不久就大量册封妃嫔,册封的数量为明代列朝之冠。

他身体虚弱,嘉靖十九年冬“复得奇疾,非寒非热,卧三旬乃起”,3除了身体素质不好之外,他还多次遭遇生命危险,特别是嘉靖二十三年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发动宫婢之变,世宗险些丧身于此,以致数日不省人事,加之他堂兄武宗英年早逝,尚无子嗣的阴影一直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如何确保自己坐稳龙椅,避免重蹈武宗覆辙?成为世宗最关注的事情,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神仙保佑与道教方术之上,整日修炼,日事斋醮,服用仙丹秘药,以求长生不老。

219341098_雅集·地域·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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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夷山上先后有13人得道升仙:“武夷山,一
洞天也。神仙有无,或隐或显。昔此地籛铿饵紫
芝,能乘风御气;神姹采黄术,能呼风檄雨。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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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集·地域·谱系:《幔亭遇仙录》的道教学观察
张、魏诸真君,男女得仙者十三辈,不知何年中
秋之夕,玉帝宴曾孙也。一杯既罢,箫鼓回空,
从郑 元 祐 记 载 可 知,杜 本 (
1276—1350),
字原父,号清碧先生,清江 (今江西)人,元代
著名理学家、文学家,擅长书法和绘画。杜本曾
是修撰宋、辽、金 历 史 的 人 选,但 因 病 没 有 成
行。闽人詹景仁请杜本为其西席,因此,杜本在
武夷隐居达30年之久,《元史》将其列入 《隐逸
列传》。其著述颇丰,有 《四经表义》《六书通
可戒,表节义,砺风俗”③ 的劝善目的。
学术界对 《剪灯余话》的整体研究,多集中
在其对民生多艰的关注、阴间地狱的研究、文中
诗歌过多降低了小说的艺术性等,而对卷 3 《幔
亭遇仙录》一文研究则极少。乔光辉对 “剪灯”
系列研究颇有代表性,在论及该小说时也只是泛
泛而论,仅有300余字:
直接宣扬道教的则是小说 《幔 亭 遇 仙
族长辈杜本居住其中 “清碧道院”。杜本不仅给
杜僎成讲述 《春秋诸传正义》,详细阐述其坚持、
推崇的儒家思想,而且把 11 位 “仙人”一一介
绍给杜僎成:不芒道人方从义、紫霄上相玉蟾白
真人、闲闲宗师吴全节、贞居外史句曲张伯雨、
上清外史薛玄卿、湖山水月道人宰渊、开府真人
王溪月、圜一道人李玉成、虚一先生赵嗣祺、金
现的。
(一)不芒道人方方壶

探讨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

探讨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

《戏剧之家》2018年第17期 总第281期45戏剧研讨探讨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李 莉(江西省共青团石城县委,江西 上饶342700)【摘 要】本文对明清戏剧展开分析,从其与文化的结合方向,对道教文化在其中的应用进行剖析。

笔者希望本文对明清道教与戏剧的研究分析,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我国明清道教与戏剧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明清道教;戏剧;研究;分析中图分类号:J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7-0045-01如若对当前我国所能查证到的明清道教或戏剧发展历程的相关资料有一定了解,就不难发现在明清时期的道教与戏剧发展中,两者相辅相成,互助共惠。

根据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发现,我国道教与戏剧共同发展的时期是在元代,并且由于道教中全真教的建立与兴起,元杂剧在发展中也大量结合了全真教得道升仙的故事。

而到了明代中期,传奇剧逐渐取代元杂剧,直至明末清初。

在这期间我国明清道教与戏剧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一、明清戏剧中的道教文化(一)道教神仙戏剧在明初期,元杂剧对戏剧形式具有一定的影响,一些戏剧内容还是神仙道化的套路,在当前研究中将这种形式的戏剧称之为“度脱戏”。

再进行深入了解会发现明初期的戏剧只是在结构上借鉴了元杂剧,但其主要思想是相思言情、富贵神仙。

除此之外,还包括充满对道教仙界向往的作品,主要有:《邯郸记》《南柯记》《昙花记》《吕真人黄粱梦境记》《长生乐》《双锤记》《云石会》等等。

1.明清戏剧中的“神助”情节在明清戏剧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神助戏剧,其内容基本是:道教神灵以及有着极深道行与法力的得道之人运用自身法力帮助别人,在长久的发展中还出现了神以梦喻的形式代为救助。

这段时期的作品有:《琵琶记》《焚香记》《金雀记》《双珠记》《聚宝盆》《天马媒》《女昆仑》《双报应》《寻亲记》等等。

2.斋醮科仪法术展演道教提倡行仙贵生,无量度人,道教斋醮科仪充分满足人们对生命的祈求,以及对亡灵的济度。

斋醮科仪音乐:海南道教文化之奇葩

斋醮科仪音乐:海南道教文化之奇葩

斋醮科仪音乐:海南道教文化之奇葩*导读:《海南岛史》载:道教自宋初以来得到历朝信仰而复兴。

斋醮科仪音乐,在宋初随着江南一带的移民传入《海南岛史》载:道教自宋初以来得到历朝信仰而复兴。

斋醮科仪音乐,在宋初随着江南一带的移民传入海南,它随民间作斋祭祀活动而繁衍并深深扎根,明代已很盛行,是海南省流行很广、影响很大的一种民间音乐。

*海南斋乐独具本土特色民国三十七年版的《海南岛志》云:道教之于本岛,相当普及,大多数寺庙均属之,全岛道教徒计达三十万人。

当时的海南岛人口仅217万人,道教徒占了14%,可见道教在海南岛影响之大。

据史料记载,海南之道教属正一道,亦称火居道。

正一道虽侍奉宫观,但仍返家居住,经授职籙(音录)的道公平时也务农事,有斋醮活动就为民间设坛祭祀法事。

原始宗教与佛道教的融会而形成海南独特的斋醮科仪,斋醮科仪音乐伴随着斋醮的内容目的和适应行持的程序而融变定形。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符策超告诉记者,海南岛的斋醮活动是中原道教天师道斋醮科仪的承传派生,传至海南后,与本土的原始宗教活动结合,汲纳方言俚语山歌调式演变,并与佛教音乐融会成的一种独特的宗教艺术。

符策超说,海南移民源流多、文化层次杂,加上原籍少数民族信仰文化理念的不同,使斋醮科仪音乐也有别于中原天师道斋醮科仪音乐。

其特点是:声调高、音域宽。

诵经念咒与音乐、击乐同步进行。

其中诵经念咒语音有官话、粤话、海南话及各种语系,经文的长短句和语音不同致使伴奏经韵虚声衬音多,拖腔拉板长。

*海南斋乐曾经繁荣斋醮又称打醮,俗称做道场、经忏或做法事,是宗教礼节。

斋本意为庄敬洁净,醮本意为僧道设坛祈神。

意味着古人祭祀前沐浴更衣,不食荤腥的仪式。

斋醮科仪的行程中道士要身穿道袍,设坛斋醮,演唱经文,祭神度亡,除灾祈福。

它始于何时已难查考,至少在明代已形成。

斋醮祭祀活动催生了斋醮科仪音乐。

明代定安县进士王弘诲曾著文描述当时斋醮祭祀活动景况:每当公节届期,即云集煈附,若三军奉主帅,曾无敢厥声者。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本文二维码单篇扫描下载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汪桂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ꎬ北京100732)[收稿日期]2020-03-11[作者简介]汪桂平(1967-)ꎬ女ꎬ安徽桐城人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ꎮ[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清代道教史研究 (19AZJ003)[摘㊀要]㊀北京广福观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ꎬ至今有近600年的历史ꎬ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ꎬ同时也是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和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ꎮ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和性质ꎬ历来众说纷纭ꎬ疑误较多ꎮ以新发现的广福观碑记为主要依据ꎬ结合其他文献史料ꎬ考证了广福观的明代史事ꎬ厘清了一些历史疑误ꎮ认为北京广福观创建于明代天顺元年(1457)ꎬ而非天顺三年(1459)ꎻ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ꎬ非明代道录司衙址ꎻ广福观的名称一直未变ꎬ与大德观是两个不同的宫观ꎮ[关键词]㊀广福观㊀孙道玉㊀道录司㊀大德观㊀朝天宫㊀道教[中图分类号]K248㊀㊀[文章编号]1002-3054(2020)09-0095-09[文献标识码]A[DOI]10 13262/j bjsshkxy bjshkx 200910㊀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烟袋斜街的广福观ꎬ始建于明代天顺初年ꎬ距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ꎬ现已基本恢复其古建风貌ꎬ2011年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ꎬ地属西城区什刹海历史风貌保护区ꎮ修复后的广福观东院现为 什刹海历史文化展示中心 的展览馆ꎬ而广福观西院则为新成立的北京市西城区道教协会所在地ꎮ北京广福观是一座位于明清皇城脚下的古老庙宇ꎬ是位于什刹海畔的精美建筑ꎬ是历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ꎬ历史悠久ꎬ影响深远ꎮ但是关于广福观的创建历史及其功能ꎬ因历代文献记载比较简单甚至模糊不清ꎬ舛误不少ꎬ以至于当代人对广福观的历史多有误解ꎬ如认为广福观始建于明天顺三年(1459)㊁广福观是明代道录司所在地㊁广福观曾名为大德观等ꎮ这些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有证据?2019年底ꎬ笔者参观广福观东院的什刹海历史文化展ꎬ看到院内立有一通明代碑刻ꎬ碑阴碑阳都刻有文字ꎮ其碑阳额题 大明诰敕 ꎬ正文刻明代天顺四年(1460)和成化元年(1465)敕封道士孙道玉的两封诰敕ꎮ其碑阴额首无题字ꎬ碑文为明成化四年(1468)孙道玉立的 广福观碑记 ꎮ[1]考其碑阳文字ꎬ史志多有记载ꎮ[2]而其碑阴文字ꎬ则未见任何记录ꎮ通过对所拍照片进行反复识读ꎬ又多次到广福观进59行现场校对ꎬ终于将碑阴文字全部移录下来ꎮ通过对碑阴文字的识读和研究ꎬ关于广福观明代历史的疑团也终于解开ꎮ以下将依据新发现的 广福观碑记 碑文ꎬ结合其他文献史料ꎬ对广福观明代史事进行考述ꎮ一㊁北京广福观创建时间考㊀㊀现存广福观山门前ꎬ有一块当代人立的介绍牌ꎬ是这样写的: 明天顺三年(1459)建ꎬ名广福观ꎮ明代ꎬ管理天下道教的 道录司 曾设于此观ꎬ清雍正年间重修ꎬ改名孚佑宫ꎮ 其他论文或书刊介绍广福观也基本是这个观点ꎮ如王思萌等«烟袋斜街广福观修缮与复建工程设计»一文说: 广福观初建于明天顺三年ꎬ乃道录司所在ꎮ [3](P62)那么ꎬ天顺三年是否为广福观的创建时间呢?为什么当代学人都认为是天顺三年呢?通过查阅相关史料ꎬ认为这种观念大概来自于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ꎬ该书卷十九载:广福观ꎬ天顺己卯(三年)彭太监舍第建ꎬ请于朝ꎬ敕赐今名ꎮ学士陈鉴记ꎮ以上俱在北城日中坊ꎮ[4](P232)沈榜(1540-1597)ꎬ字二山ꎬ明隆庆元年(1567)举人ꎬ曾任顺天府宛平知县ꎮ他留心宛平时事ꎬ搜集地方掌故ꎬ编著«宛署杂记»20卷ꎬ成为研究明代北京历史的珍贵史料ꎮ沈榜作为明代中期的宛平地方官和知名文人ꎬ学笃行慎ꎬ其上述关于北京广福观的记载ꎬ是比较早㊁也比较准确的一段记述ꎮ但是其中关于广福观创建的具体时间ꎬ还是存有一定的误差ꎮ根据现存碑刻 广福观碑记 的记载ꎬ广福观应始建于天顺元年(1457)ꎮ碑载:天顺改元ꎬ即诏臣道玉握章涖司事ꎮ未几ꎬ司设太监彭Ѳ得舍其居苐在日中坊者ꎬ为道玉别院ꎮ乃以赐赀并善人居士所施ꎬ予剏为殿宇ꎬ轮奂一新ꎮ既成ꎬ赐额广福观ꎮ嗣孙杨应祜领春官榭住持之ꎮ明年戊寅(1458)夏五ꎬ道玉偶婴疾疹ꎬ英庙即遣太监王定偕御医吴敏㊁黄Ѳ来诊视之ꎮ翌日ꎬ复遣定赐镪三千缗ꎬ白秔三斛ꎬ及嘉蔬珍品ꎮ寻遣太监傅恭赐范铜镀金七宝帝像及侍臣诸像ꎮ太监良复賫金织纹胀一ꎬ宝相金冠一ꎬ镀金宝相银剑一ꎬ水盂一ꎮ又明年己卯(1459)ꎬ复颁彩绘三界神像ꎬ凡如干轴ꎮ[5]根据碑记ꎬ广福观的创建时间是明代天顺改元即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ꎮ当时道士孙道玉备受英宗皇帝恩宠ꎬ受诏掌管道录司事ꎮ不久ꎬ司设监彭姓太监舍其在日中坊的宅第ꎬ作为孙道玉的别院ꎮ于是孙道玉将其翻新改建ꎬ创为殿宇ꎬ皇帝赐名 广福观 ꎮ第二年戊寅(1458)ꎬ孙道玉生病ꎬ明英宗皇帝派太监和御医诊视ꎬ并赐予众多钱物和范铜镀金七宝帝像及侍臣诸像ꎮ 明年己卯 即天顺三年(1459)ꎬ明英宗又颁赐彩绘三界神像ꎬ这些赏赐的物品应该都安置于广福观中ꎮ总之ꎬ根据上述碑记的明确记载ꎬ广福观的创建时间是明代天顺元年(1457)ꎬ而非天顺三年(1459)ꎮ二㊁北京广福观功能性质考㊀㊀如上文所述ꎬ北京广福观山门前的介绍牌及当代学人的书刊论文ꎬ多认为广福观曾是明代道录司所在ꎮ究其根源ꎬ大概来自于清人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ꎬ该书卷五十四载:广福观在鼓楼斜街ꎬ有碑一ꎬ已仆ꎬ上刻天顺敕命ꎬ下刻成化诰命ꎬ盖当时道录司也ꎮ[6](P874)69北京社会科学㊀2020年第9期于敏中在«日下旧闻考»中ꎬ大概根据广福观内有明代诰敕碑ꎬ遂判断广福观可能是明代道录司所在地ꎮ其实他自己也不敢完全断定ꎬ只是说 盖当时道录司也 ꎮ但是于敏中的可能性判断和院内诰敕碑的存在ꎬ误导了后世很多人ꎮ笔者也曾经很疑惑:孙道玉作为道录司最高官员ꎬ为什么他的诰敕碑放在广福观?广福观又是否明代道录司所在地呢?随着 广福观碑记 碑文的发现ꎬ这个疑团完全解开了ꎮ首先ꎬ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ꎻ其次ꎬ北京朝天宫是明代道录司所在地ꎻ第三ꎬ广福观规模有限ꎬ不可能是道录司的临时办公地ꎮ(一)广福观是孙道玉别院根据上引碑文所载ꎬ彭太监施舍其在日中坊的宅第ꎬ目的就是让孙道玉建别院使用ꎮ所谓 司设太监彭Ѳ得舍其居苐在日中坊者ꎬ为道玉别院 ꎮ孙道玉也确实把这个场所作为个人别院来认真经营ꎬ如他拿出皇帝的赐赀和各路善款用于此次修建ꎬ 乃以赐赀并善人居士所施ꎬ予剏为殿宇ꎬ轮奂一新 ꎮ[5]可以说ꎬ这是孙道玉以个人资金和个人力量进行的创建ꎮ那么ꎬ孙道玉是谁?他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既能得到彭太监施舍宅地㊁能筹集资金创建别院ꎬ还能得到皇帝赐额?关于孙道玉其人ꎬ«明实录»㊁«明史»«廿二史札记»等史书均有记载ꎬ他是深得明宣宗㊁英宗㊁宪宗几朝恩宠的著名道士ꎬ累代封赏不断ꎬ最终封为真人ꎬ甚至其父母也受到追赠ꎮ«明宪宗实录»载:天顺八年(1464)十二月壬辰ꎬ 太监柴升传奉圣旨: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ꎬ给诰命 ꎮ[7](P264)«廿二史札记»亦曰: 宪宗好方技ꎬ初即位ꎬ即以道士孙道玉为真人ꎮ [8](P779)能够在«明实录»等正史文献中记上一笔并被封为真人ꎬ说明孙道玉不是一般人物ꎮ不过ꎬ上述记载均较为简略ꎮ而新发现的明成化四年(1468)立的这通«广福观碑记»ꎬ则对孙道玉的生平行迹有非常详细的载述ꎮ根据碑记ꎬ孙道玉为句曲人ꎬ宣德初年入道ꎬ拜当时著名高道周思得为师ꎮ孙道玉学道勤奋ꎬ道养深厚ꎬ擅长斋醮ꎬ多次为国祈雨ꎬ均获灵验ꎬ深得历代帝王赏识ꎮ正统七年(1442)ꎬ擢为道录司右玄义ꎻ正统八年(1443)ꎬ以祈雨成功ꎬ升为道录司左正一ꎬ兼任大德观住持ꎮ天顺元年(1457)ꎬ受诏掌道录司事ꎮ同年ꎬ以彭太监舍地创建别院ꎬ得皇帝赐额 广福观 ꎮ天顺四年(1460)ꎬ受诏建醮内廷ꎬ祈雨灵应ꎬ受赐真武神像等ꎬ并得到皇帝敕命嘉赏ꎮ天顺八年(1464)十月ꎬ受封为 洞微体顺凝诚养默致虚守静光范悟法弘教真人 ꎬ得赐二品诰并银章ꎮ此后赐命赐节赐物不断ꎮ成化四年(1468)ꎬ孙道玉在广福观大殿前立碑一通ꎬ撰写碑文ꎬ记录了自己出家学道㊁为国斋醮以及备受历代帝王恩宠封赏的情况ꎮ同时ꎬ将帝王颁赐的两份诰敕亦刻于碑阳ꎬ这两份诰敕包括明天顺四年(1460)的嘉奖敕命和成化元年(1465)赐封真人的诰命ꎮ此为碑记所载孙道玉生平大概ꎮ但因为立碑时间是成化四年(1468)ꎬ对于此后的孙道玉经历ꎬ碑记无载ꎬ其他史料亦无明载ꎮ但是«明宪宗实录»有一条材料说到:成化十年ꎬ 太监覃昌传奉圣旨:真人孙道玉故父德祥追赠太常寺寺丞ꎬ母沈氏赠安人ꎬ赐敕命 ꎮ[7](P2394)下旨追赠真人孙道玉父母ꎬ说明直到成化十年(1474)ꎬ孙道玉仍然受宠无比ꎬ封赏追至父母ꎮ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明代的道官制度ꎬ明代设立道录司作为管理天下道教的机构ꎮ据葛寅亮«金陵梵刹志»载ꎬ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二十六日ꎬ礼部为钦依开设僧道衙门事 在京设置僧录司㊁道录司ꎬ掌管天下僧道ꎬ俱选精通经典㊁戒行端洁者铨之ꎻ其在外布政㊁府㊁州㊁县各设僧纲㊁僧正㊁僧会㊁道纪等司衙门ꎬ分掌其79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事 道录司掌天下道教事:正乙二员ꎬ正六品ꎬ左正乙ꎬ右正乙ꎻ演法二员ꎬ从六品ꎬ左演法ꎬ右演法ꎻ至灵二员ꎬ正八品ꎬ左至灵ꎬ右至灵ꎻ玄义二员ꎬ从八品ꎬ左玄义ꎬ右玄义ꎮ[9](卷二ꎬP3-4)道录司有官员8名ꎬ其中左㊁右正乙(亦称左㊁右正一)作为正六品官员ꎬ是道官中品级最高的ꎮ但实际上ꎬ明代又常常敕封有高士㊁真人之名ꎬ地位和品级都高于道录司的左右正一ꎮ孙道玉的道官之路升迁极快ꎬ先是担任从八品的道录司右玄义ꎬ后因为祈雨成功ꎬ特升为正六品的道录司左正一㊁兼任大德观住持ꎮ左正一之位ꎬ实际上已是道门领袖之位ꎬ正如天顺四年(1460)英宗皇帝给孙道玉的敕命所说: 尔道录司左正一兼大德观住持孙道玉ꎬ蚤游方外ꎬ聿追清净之风ꎬ久视域中ꎬ深悟玄中之旨ꎮ为道流之领袖ꎬ绪前哲之箕裘ꎮ [10](第52册ꎬP45)作为已经担任道录司左正一㊁已经是道流领袖的孙道玉ꎬ天顺年间又多次祈雨成功ꎬ大称圣意ꎬ英宗皇帝为了进一步褒奖他ꎬ天顺四年给他赐了一道褒封文书ꎬ 是用锡之敕命ꎬ以示旌褒 ꎮ此后ꎬ孙道玉将这份敕命刻之于碑ꎬ立于广福观中ꎮ宪宗皇帝尤好方术ꎬ继续宠幸孙道玉ꎬ于是即位之初ꎬ即让太监柴升传旨封他为真人ꎬ第二年(成化元年ꎬ1465)三月初五日ꎬ颁发了封赐真人孙道玉的二品诰命文书ꎮ孙道玉将这份诰命也刻之于碑ꎮ现存于广福观中的大明诰敕碑分上下两部分ꎬ上半部刻的是天顺四年(1460)敕命ꎬ下半部刻的是成化元年(1465)诰命ꎮ按明代的诰封制度ꎬ皇帝封赠文武官员有诰命与敕命之分ꎮ五品以上授诰命ꎬ称诰封ꎻ六品以下授敕命ꎬ称敕封ꎮ即«明史 职官志»所说: 五品以上授诰命ꎬ六品以下授敕命ꎮ [11](P1736)天顺四年(1460)孙道玉的职衔是道录司左正一ꎬ正六品ꎬ故赐予的是敕命文书ꎮ到成化元年(1465)ꎬ封孙道玉为 洞微体顺凝诚养默致虚守静光范悟法弘教真人 ꎬ级别为正二品ꎬ故颁赐的是诰命文书ꎮ孙道玉受封为真人ꎬ也开启了明代道士乞恩膺封的先河ꎮ正如«明实录»所说: 陞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ꎬ给诰命ꎬ道士乞恩膺封㊁夤缘受赏自此始ꎮ [7](P264)可以说ꎬ孙道玉是深受帝王宠信㊁炙手可热的道门领袖ꎮ因此ꎬ在天顺元年(1457)孙道玉受诏掌道录司事㊁成为掌管天下道教的实际负责人后ꎬ彭太监将其在日中坊的宅第施舍给孙道玉建立别院ꎬ也就可以理解了ꎮ那么ꎬ孙道玉既然掌道录司事ꎬ又兼任大德观住持ꎬ他为什么还要建立别院呢?究其原因ꎬ大概有两点:第一ꎬ明代道录司所在地是朝天宫ꎬ属于皇家宫观和百官演礼之地ꎻ而大德观也是敕建皇家道观ꎬ规模雄伟ꎬ活动频繁ꎬ道士众多ꎮ故孙道玉虽然掌道录司事和担任大德观住持ꎬ但两家道观并不属于孙道玉个人所有ꎬ也不是修身养性的清静之地ꎮ因此ꎬ在孙道玉职掌天下道教后ꎬ就有彭太监捐地为其建别院ꎬ而孙道玉也聚集多方财力ꎬ快速创建了这所别院ꎮ其实ꎬ明代高道创立自己的私人宫观ꎬ素有传统ꎮ如孙道玉的师父周思得ꎬ是一代高道ꎬ据明代进士习经撰«故履和养素崇教弘道高士管道录司事兼朝天宫大德观住持周思得墓志铭»载ꎬ明英宗正统元年(1435)ꎬ加授周思得为履和养素崇教弘道高士ꎬ管道录司事ꎬ兼朝天宫㊁大德观住持ꎮ而到正统十年(1445)ꎬ又 勅建太清观于凤凰山ꎬ赐令退居以优其老 ꎮ[12](P175-176)其实ꎬ这座太清观并非皇家出资所建ꎬ而是周思得个人出资建立的庙观ꎬ皇帝赐名而已ꎮ现在北京门头沟区凤凰山尚存太清观遗址ꎬ并遗存有一块立于正统十二年(1447)的«敕赐太清观记»碑ꎮ其碑文曰:遂以累蒙赐金帛ꎬ购兹吉壤ꎬ创建道观ꎬ上祝皇图巩固ꎬ帝道遐昌ꎬ圣寿万89北京社会科学㊀2020年第9期年ꎬ下为生民祈福ꎮ正统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具奏ꎬ钦蒙敕赐为太清观 殿中像设供具ꎬ俱蒙辅国元老太监王公振喜舍金赀成造ꎮ[13]根据以上碑记可知ꎬ凤凰山太清观是周思得个人出资购买和修建的子孙庙ꎬ上奏后得赐名太清观ꎮ周思得修建此观的目的ꎬ是作为其退休养老之地ꎮ时隔十余年后ꎬ孙道玉继承了其师父周思得的道录司职位和大德观住持之位ꎬ也仿其师父ꎬ创建了自己的别院广福观ꎬ其主要功能大概也是作为孙道士的养静之地ꎮ广福观建成后ꎬ孙道玉让其嗣孙杨应祜担任住持ꎮ因此ꎬ广福观的性质是一座子孙庙ꎬ是孙道玉创立的别院ꎮ孙道玉将其受封的诰敕文书刻之于碑ꎬ以示永久ꎬ故 大明诰敕碑 放在广福观是合情合理的ꎮ其碑阴所刻的文字也明确记载孙道玉是为了报答皇恩㊁纪录恩宠而特意立碑于广福观大殿前ꎬ所谓 谨砻石为碑ꎬ冠以螭首ꎬ负以龟趾ꎬ树于广福观大殿之前ꎬѲѲѲѲѲ谨勒之辞于碑ꎬ而以移上恩德ꎬ复纪列圣所以锡賫之实于碑ꎬѲѲ厚恩ꎬ无裨万一ꎮ [5](二)明代道录司设于北京朝天宫广福观自天顺元年创建后ꎬ孙道玉派其嗣孙担任住持ꎮ作为别院ꎬ孙道玉也经常居住于此ꎮ如碑记所载ꎬ多年来ꎬ皇帝赏赐给孙道玉的物品诰命包括神像等ꎬ似乎都安置在广福观中ꎮ那么ꎬ孙道玉既然掌道录司事ꎬ其别院广福观是否就成为道录司的所在地呢?于敏中的推测是否正确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ꎮ证据如下:第一ꎬ明代正史等资料明确记载ꎬ道录司设于朝天宫中ꎮ明朝立国之初ꎬ都城设于南京ꎬ而道录司作为政府衙门ꎬ其衙署就设于南京朝天宫中ꎮ据«大明会典»: 国初置玄教院ꎬ洪武十五年改道录司ꎬ正六品衙门ꎬ设左右正一㊁左右演法㊁左右至灵㊁左右玄义ꎬ职专道教之事ꎬ属礼部ꎬ其衙门建于朝天宫ꎬ两京同ꎮ [14](卷226 道录司 ꎬP3)可见ꎬ道录司定为正六品衙门ꎬ公署设在朝天宫ꎬ属礼部管辖ꎮ至永乐十八年(1420)ꎬ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ꎬ中央六部和诸司衙门随之北迁ꎬ南京做为故都ꎬ仍有六部诸司衙门留守ꎬ仍设道录司衙门ꎬ形成南北两京道录司并存的局面ꎮ[15](P57)而北京道录司公署的所在ꎬ也是几经变迁ꎬ最终落定于北京朝天宫ꎮ宣德七年(1432)六月ꎬ开始仿南京朝天宫之规ꎬ在北京西直门内修建朝天宫ꎬ 命行在工部度地建朝天宫于西直门内 ꎬ[16](P2084)诏道录司官员吴大节经化其制ꎬ宣德八年建成ꎬ 为习仪之所ꎬ内设道录司ꎬ主天下道观之事 ꎮ[4](P231)因此ꎬ自宣德八年(1433)北京朝天宫建成开始ꎬ北京道录司官署即设定于此ꎮ明李贤«明一统志»曰: 朝天宫ꎬ在府西ꎬ宣德间建ꎮ凡行庆贺礼ꎬ百官习仪于此ꎬ道录司在焉ꎮ [17](第472册ꎬP22)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亦载ꎬ朝天宫在阜成门街北ꎬ 内有天师府㊁道录司㊁习仪 ꎮ[18](P12)直到明代天启年间ꎬ朝天宫因火灾被焚殆尽ꎬ只剩下宫内天师府劫后余存ꎬ于是将道录司移于天师府ꎮ据清人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八载: 天启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灾ꎬ止存张真人府ꎮ府设道录司ꎮ元三碑存ꎮ [19](P584)总之ꎬ根据各种资料记载ꎬ明代北京道录司公署长期设置于京西朝天宫中ꎬ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ꎮ第二ꎬ广福观作为孙道玉别院ꎬ规模有限ꎬ不可能将道录司庞大的办公机构搬过来ꎮ或问ꎬ会不会因为孙道玉太过恩宠ꎬ而临时把道录司搬到孙道玉别院来办公呢?根据各种史料推断ꎬ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ꎮ明代道录司作为管理道教的官府衙门ꎬ具有一定的规模ꎮ明代初年设置道录司ꎬ其官员定制是四品8人ꎬ即 左右正一ꎬ正六品ꎻ左右演法ꎬ从六品ꎻ左右至灵ꎬ正八品ꎻ左右玄义ꎬ从八品 ꎮ[20](第788册ꎬP583)永乐北迁之后ꎬ中央道99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录司随之北迁ꎬ而南京道录司仍然保留ꎮ两京道录司的人员设置总共不过16名ꎮ但到宣德年间ꎬ道录司官开始超员ꎬ尤其是成化时圣旨传奉大批僧道官ꎬ道录司官早已超出原定的8员之限ꎮ在左右正一之上ꎬ更设高士㊁真人之职ꎬ道官数量一时多达100余人ꎮ[15](P65)如此众多的道录司官员ꎬ其办公衙署自然也不能太小ꎬ而规模巨大的北京朝天宫作为道录司衙门所在地ꎬ是能够满足这样的空间需求的ꎮ史载ꎬ北京朝天宫有3000余座宫殿场所ꎬ明宪宗有诗云: 禁城西北名朝天ꎬ重檐巨栋三千间ꎮ [6](P837)说的就是朝天宫的巨丽规制ꎮ实际上ꎬ朝天宫在设计建造和不断增建的过程中ꎬ就考虑到其国家宫观和承担的官府功能ꎬ故而规模宏大ꎬ装饰辉丽ꎮ成化十七年(1481)«御制重修朝天宫碑»记载了其庞大规模和功能职司:朝天宫内有三清殿㊁通明殿㊁普济殿㊁景德殿㊁总制殿㊁宝藏殿㊁佑圣殿㊁靖应殿㊁崇真殿㊁文昌殿㊁玄应殿等十一殿ꎬ以供奉三清㊁玄天上帝等诸神ꎬ 又万岁㊁东西具服殿以伺驾幸之所ꎬ祠堂各二ꎬ钟楼鼓楼二ꎬ碑井亭五ꎬ紫虚㊁朝天㊁玄都门二ꎬ并蓬莱真境牌楼ꎬ他若道录司㊁斋堂㊁方丈㊁诸羽流栖息㊁厨浴㊁仓库㊁厢房ꎬ通数千间 ꎮ这些建筑都是 崇深广大之观ꎬ金碧辉华之饰ꎬ既坚既美ꎬ实完实足 ꎮ[4](P196)可见朝天宫的规模巨大和宏伟壮丽ꎮ北京朝天宫不仅是道录司公署所在ꎬ而且是供奉诸神和皇家斋醮的重要场所ꎬ同时也是百官习仪的场所ꎮ如其中有万岁和东西具服殿ꎬ就是供皇帝前来祈福的驾幸之所ꎮ同时有习仪亭ꎬ是供朝廷举行盛大典礼时百官演习礼仪使用ꎬ«明史»载: 习仪ꎮ凡祭祀ꎬ先期三日及二日ꎬ百官习仪于朝天宫ꎮ [11](P1239)总之ꎬ兼具多种功能㊁规模巨丽的朝天宫ꎬ是道录司公署最合适的地点ꎮ相比而言ꎬ北京广福观的规模和气派远远不能与朝天宫相比ꎮ孙道玉创建广福观时ꎬ利用的是彭太监施舍的个人宅第ꎮ明清以来ꎬ什刹海地区以其一泓碧水㊁临近皇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ꎬ引得众多权臣㊁望族在此修建府宅苑囿ꎬ司设太监彭太监的宅第就在什刹海畔ꎬ地属日中坊ꎮ但皇城脚下的土地毕竟有限ꎬ所以彭太监所舍的宅第面积不会太大ꎬ孙道玉所建的广福观规模也有限ꎮ现存清乾隆时期绘制的«京城全图»里面有广福观的平面图ꎬ图上所绘的广福观大概有院落二进ꎬ有前殿㊁后殿㊁东西配殿和群房等建筑ꎬ这样的结构和规模ꎬ应该与明代广福观格局相差不多ꎮ由此可见ꎬ明代广福观的规模也是不大的ꎮ另外ꎬ广福观的地理位置独特ꎬ地处风景秀丽的什刹海畔ꎬ非常适合孙道玉休闲养老㊁修身养性ꎮ以至广福观建成不久ꎬ就成为什刹海地区的著名景点ꎬ如明朝文学家㊁内阁首辅李东阳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咏广福观诗ꎬ曰 飞楼凌倒景ꎬ下照清澈底ꎮ时有步虚声ꎬ随风渡湖水 ꎮ[6](P878)可见广福观建筑与周边美景巧妙融合㊁交相辉映㊁精美绝伦ꎮ因此可以说ꎬ明代的广福观规模不大但建筑精巧ꎬ景色秀丽ꎬ其规模和建筑只适合作为孙道玉别院ꎬ不适合作道录司衙署ꎮ总之ꎬ于敏中在«日下旧闻考»中认为广福观 盖明代道录司也 的推论ꎬ并未经过细致的考证ꎮ后人引用其推论也并无根据ꎮ三、广福观名称流变考㊀㊀«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第三卷曰: 广福观ꎬ明时似曾名大德观ꎮ [21](P181)这个观点不知从何而来ꎬ考其源头ꎬ大概是由于保存宫观中的明代诰敕碑称孙道玉为 大德观住持 ꎬ进而以为广福观曾名大德观吧?实际上ꎬ这个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臆测ꎮ经过考证ꎬ广福观与大德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宫观ꎬ广福观的名称也一直未变ꎮ广福观在天顺元年(1457)得皇001北京社会科学㊀2020年第9期帝赐名ꎬ此后终明一代ꎬ其名称一直未变ꎮ无论李东阳的诗文ꎬ还是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㊁沈榜的«宛署杂记»ꎬ以及清人于敏中的«日下旧闻考»㊁乾隆«京城全图»ꎬ记载的名称都是广福观ꎬ无有提到广福观曾为大德观的说法ꎮ不过ꎬ北京城里确实有个著名的皇家宫观叫做大德观ꎬ也确是孙道玉担任住持的大德观ꎮ但这个大德观与广福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宫观ꎮ大德观始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1420)ꎬ原名天将庙ꎬ后来不断扩建升级ꎬ宣德年间敕名大德观ꎬ成化年间升格为大德显灵宫ꎮ天将庙的敕修ꎬ与孙道玉的师父㊁高道周思得(1359-1451)密切相关ꎮ据载周思得擅长灵官法ꎬ曾扈从明成祖北征ꎬ以灵官法预知祸福ꎬ获得灵验ꎬ于是明成祖敕命在京师建立天将庙ꎬ供奉显示灵应的王灵官藤像ꎬ交由周思得住持ꎮ«帝京景物略»云: 永乐中ꎬ道士周思得行灵官法ꎬ知祸福先ꎬ文皇帝数试之ꎬ无爽也ꎮ至招弭祓除ꎬ神鬼示鬽ꎬ逆时雨ꎬ禬烖兵ꎬ远辠疾ꎬ维影响ꎬ乃命祀王灵官神于宫城西ꎮ世传灵官藤像ꎬ文皇获之东海ꎬ崇礼朝夕ꎬ对如宾客ꎬ所征必载ꎮ [22](P176)明倪岳«青溪漫稿»卷十一亦曰: 国朝永乐中ꎬ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灵官之法显于京师ꎬ附体降神ꎬ祷之有应ꎬ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ꎮ [23](第1251册ꎬP125)天将庙供奉的主神是萨守坚及其弟子王灵官ꎬ二神是宋元以来道教神霄派的高道和传说人物ꎮ明代周思得在京城运用灵官法大显神异ꎬ萨守坚和王灵官也获封为崇恩真君和隆恩真君ꎮ据«明孝宗实录»载:所谓崇恩真君㊁隆恩真君者ꎬ道家相传以崇恩真君姓萨ꎬ名坚ꎬ西蜀人ꎮ宋徽宗时ꎬ尝从王侍宸㊁林灵素辈学法有验ꎮ而隆恩真君则玉枢火府天将王灵官也ꎮ又尝从萨真君传符法ꎮ永乐中ꎬ以道士周思得能传灵官法ꎬ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将庙及祖师殿ꎮ宣德中ꎬ改庙为大德观ꎬ封二真君ꎮ成化初ꎬ改观曰显灵宫ꎮ每年换袍服ꎮ三年一小焚ꎬ十年一大焚ꎮ复易以新珠玉锦绮ꎬ所费不訾ꎮ每节候岁时ꎬ皆遣官致祭ꎮ[24](P311)可见ꎬ天将庙不断升格为大德观㊁显灵宫ꎬ其规模不断扩大ꎬ地位日趋重要ꎬ终明一代ꎬ大德观都是一座典型的国家宫观ꎬ其祭祀事务也一直由官方负责ꎬ所谓 每节候岁时ꎬ皆遣官致祭 ꎮ明宣德七年(1432)杨震宗在«上清灵宝济度大成金书 后序»中描写大德观:规摹宏大ꎬ像设尊严ꎬ金碧辉映ꎬ俨若清都紫府ꎬ实为京师之伟观也ꎮ [25](第17册ꎬP625)直到嘉靖年间ꎬ显灵宫还在不断扩修ꎬ«帝京景物略»载:宪宗成化初ꎬ灵应愈著ꎬ敕所司拓其宇ꎬ曰大德显灵宫ꎬ大建弥罗阁ꎬ以祀上帝ꎮ嘉靖初ꎬ复于阁左ꎬ建昊极通明殿ꎬ以祀净德王㊁宝月光后ꎮ东辅萨君ꎬ殿曰昭德ꎬ西弼王帅ꎬ殿曰宝真ꎮ[21](P176)这样一座皇家道观ꎬ其住持之位一般也是由皇帝亲自任命ꎮ天将庙刚建立时ꎬ敕命周思得住持ꎮ明人习经«故履和养素崇教弘道高士管道录司事兼朝天宫大德观住持周思得墓志铭»曰: 岁庚子ꎬ诏建天将庙于宫城之西ꎬ俾时节奉祭兼领焚修ꎮ [12](P175)到正统八年(1443)ꎬ孙道玉因祈雨有功ꎬ 上大喜ꎬ特升左阶正一ꎬ复兼大德观住持 ꎮ[5]说明孙道玉在明英宗正统八年就继任其师父周思得之位ꎬ担任了大德观住持ꎮ在天顺四年(1460)褒赠孙道玉的敕命中ꎬ称之为 道录司左正一兼大德观住持孙道玉 ꎬ说明从正统八年(1443)到天顺四年(1460)ꎬ孙道玉一直担任大德观住持ꎮ因为大德观是皇家道观ꎬ地位崇高ꎬ能担任大德观的住持ꎬ更是一种荣誉的象101北京广福观明代史事考论。

我读《道门十规》

我读《道门十规》

我读《道门十规》
聂亮祥
【期刊名称】《上海道教》
【年(卷),期】2004(000)002
【摘要】《道门十规》为明代天师张宇初著,是道教重要的规戒著作,尤其是正一派道士必须遵循的规范性法则。

张宇初天师分别从道教源派、道门经箓,坐圜守静、斋法行持、道法传绪、住持领袖、云水参访、立观度人、金谷田粮、宫观修葺等十个方面提出了道教管理的思想主张。

【总页数】3页(P55-57)
【作者】聂亮祥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53
【相关文献】
1.一部振聋发聩的资料汇编--读《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 [J], 重日;玉祥
2.坚定信仰持守规戒--《道门十规》的学习体会 [J], 丁常云;傅元宏
3.浅析明代张宇初《道门十规》 [J], 李昶
4.佞妄与真实:学校教育形塑人的规训策略与抗拒行为解蔽——读胡春光教授《规训与抗拒:教育社会学视野中的学校生活》 [J], 谢泉峰
5.一部振聋发聩的资料汇编——读《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 [J], 刘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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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茅山、齐云山的道教与官道

”⑥
圣寿。
茅山与明朝的政治关联,在成祖主政时期得
到加强,永乐五年 (
1407)之后,朱棣曾先后五
次钦命使者上茅山元符观修设斋醮,祈求福祐。
永乐十六年 (
1418),成祖甚至亲临茅山致礼。⑦
这在明代诸道教圣山中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在
迁都北京之前,由于地邻都城南京,茅山作为皇
室祝禧之地与皇室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然而,
收藏于大内库藏的茅山印、剑赐归茅山。
其次,我们在此再讨论茅山道教作为官道为
国建醮祝祷这一论题,因为这也是道教与王朝政
治的联接点。据明代 《茅山志》卷首记载,明太
祖洪武初,即将茅山元符宫广济龙王祠、句曲山
神祠纳入官方祀典,官府分别于农历惊蛰、三月
三日举行祭典,祈求五谷丰登。④ 书中还详细记
载了祭典所用的祭品、祭仪及祝文。这两处官祭
王拱时、史应侯六人均带大真人府赞教的头衔。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真的到龙虎山大真人
山,而是频繁出任其他皇室道场、国家宫观之要
职。这也意味着明代各官道网络的人材是互相流
通的。依据江永年于嘉靖年间增修的 《茅山志》
明代茅山、齐云山的道教与官道
的记载,明代茅山道官、高道有的出任国家宫观
神乐观、朝天宫、灵济宫等要职;有的出任武当
山真武皇家道场的提调官及龙虎山天师府之赞
教、掌书属官;有的则出任中央道录司之道官。
在明后期的万历年间受到朝廷重视,明代掌管国
家祭祀礼乐的机构太常寺,每年两次在九霄宫举
行国家祀典。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 (
1595)、万
历二十六年 (
1598)和万历二十七年 (
1599)三
次派人至九霄宫降祀并赏赐九霄宫金帑。

元明清时期全真道在西南地区的传播

元明清时期全真道在西南地区的传播摘要:金元时期崛起于北方的全真道,在元明清时期已逐渐向西南地区传播。

通过对元代全真道士陈致虚、明代张三丰传道西南及西南地区吕仙传说等个案的考察,可以从一侧面揭示全真道在西南地区传教的历史影响,对西南地区全真道士的修持及西南全真道龙门派发展的讨论,更凸显全真道传播西南的地域及族群特点。

关键词:全真道;西南地区;陈致虚;张三丰作者简介: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元明清是全真道兴盛发展时期,作为金元时期崛起于北方的新道教,在此时期已遍布于南方各地。

道教正一派早已深入渗透西南民族地区,全真道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也取得很大进展。

中国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分布之地,也是汉族人与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全真道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传播,践行了道教祖师将大道推广至四夷之地的宏愿。

中国西南的滇、黔、桂、蜀、渝、藏、湘西、鄂西、粵北,历史上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20世纪30-40年代因其战略后方的地位而称为西南边疆。

从自然人文地理来说,“西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西南、西南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是历史上传承至今的一个文化概念。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论巴蜀西南外的众多族群,即今滇、黔两省及川西南的一部分,此为狭义的西南。

而广义的西南泛指川、滇、黔、渝四省市为主,其外延可及广西、西藏甚至湘西、鄂西、粤北的地理区域。

湘西、鄂西、粤北,虽然不属于西南的地理范围,但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它是遍布西南的瑶、苗、土家、侗等民族延伸居住之地。

因此,广义的、文化意义上的西南地区,在西南地理范围内向外辐射,就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概念。

一、元代陈致虚传道思州元代全真道士陈致虚,是最早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道者。

上阳子陈致虚是融合南、北二宗丹法理论的全真道士,他在贵州思南地区传道之事,在贵州地方史籍中有较多记载。

明嘉靖《思南府志》卷七《拾遗志》载:河东万胜山,恐当作万仞,胜字盖俗讹也。

道教正一派授箓传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意义

道教正一派授箓传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意义时间:2009-06-18 09:45来源:龙虎山道教协会作者:张金涛点击:1025次道教正一派的授箓传度,历史悠久,箓仪繁杂,今人或有不解者。

究其实质,乃关系到道法传绪的一个主要方面。

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在《道门十规》中说:“凡行持之士,必有戒为先,次以参究为务。

先求岩谷明师,草衣木食之士,开发万法根宗,精励香火。

止佩一法、一箓、一一、道教正一派授箓的历史沿革道教正一派的授箓传度由来已久。

一般地说,始于汉末晋初第四代天师张盛。

其时,张盛自汉中返回龙虎山,“修治祖天师元坛及丹灶故址,遂家焉。

每岁以三元日登坛传箓四方,从学者千余人,自是开科范以为常。

(2)”明胡应麟在《少宝山房笔丛•玉壶题览》中也说:“汉第一代天师张道陵为玄教宗,继张鲁三国时居汉中。

其子盛,魏封都亭候,复还龙虎山,升坛授箓。

”依此说,则第四代天师张盛在龙虎山大规模地开坛授箓确也不假。

但细究起来,道教授箓的由来仍可追溯到祖天师张道陵及系师张鲁。

道书载张道陵居鹤鸣,“精思炼志,作道书二十四篇”,其中《正一盟威妙经》、《正一科术要道法文》均在二十四篇之内。

《正一法文经》有“天师(道陵)稽首问太上”、“天师稽首称善而退”等字样。

又云:东汉恒帝永寿二年(156年)张道陵“以盟威都功诸品经箓、玉册、剑印付子衡,与夫人雍氏升仙而去,年一百二十三岁”(3)这说明早在张道陵创教之初,天师经箓已经形成并有了经箓印剑法物相授。

系师张鲁椐汉中,实行政教合一,以五半米道教义施政理民,鲁自号“师君”徒众称“鬼卒”,另立“都讲”、“祭酒”,实际上是道教早期的职级分工制度。

而这种制度的确立,必然地有一套科仪章法,这应该是天师道授箓传度的雏型。

两晋南北朝时期(317-589),原来的天师道开始分化,宗派迭出,又经北魏寇廉之的改革,南朝陆修静之整肃,逐渐地形成三大法坛,即茅山上清法坛、阁皂山灵宝法坛、龙虎山正一宗坛,各自开坛传箓,故又称“三山符箓”。

张天师与武当道教发展关系探究

张天师与武当道教发展关系探究作者:邵文涛杨立志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31期摘要:天师道由张道陵创立,后世称张道陵为“(祖)天师”,又称“天师公”,陵传子衡,其子张衡为“嗣师”,衡传子鲁,其孙张鲁为“系师”,曰“三师”(“三张”)。

其后代世袭嗣教者皆称为“天师”,因张姓即被称为“张天师”。

天师道奉张道陵为祖天师,也是武当山符箓派道士信仰供奉的尊神之一。

历史上五斗米道对武当道教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从地理位置来看,天师道发源地与武当山地缘相邻;从经书序跋来看,张天师与武当道教相为翼羽;从活动轨迹来看,张天师与武当道教相得益彰;从诗文书画来看,张天师与武当道士人缘相亲。

关键词:张天师;武当;道教元明二代,龙虎山张天师颇受皇室重视。

元大德八年(1304年),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被封为正一教主兼主领三山符箓。

武宗即位后又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秩视一品。

明代诸帝亦礼遇正一道,封其嗣教者为大真人,赐以玉、金、银、牙、铜等印信,秩正二品,命掌领天下道教事。

同一时期,以崇奉玄天上帝,强调修炼内丹与雷法、斋醮、符箓相结合,主张忠孝伦理、三教合一、诸派混融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也历受皇室之隆遇,呈现发展鼎盛的局面。

据有关史料记载,元明时期嗣教的十六位天师中有八位与武当道有直接联系,他们或为武当道经书作序作跋,或奉命为武当宫观举保道官,或奉旨赴武当山降香祠神建醮,与当时武当高道交谊甚笃,多有书信往来和诗作相赠,从中可以看出天师道与武当道教关系密切。

一、从地理位置来看,天师道发源地与武当山地缘相邻武当道教作为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其教派、科仪、武术、建筑、音乐等文化因子无一不是多元的、开放的。

究其源,四方交会的地理位置使得武当道教能不断吸收、消化、积淀南北各教派文化营养并发展演变开来。

汉中为五斗米道二十八治的下八治“浕口治”所在地,该地区紧邻武当山西部。

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张鲁以其道教化民众,后来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雄踞巴汉垂三十年”,对周边地区信从产生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说,武当道教形成之日起,就受到了毗邻蜀地五斗米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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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论文:明代天师道斋醮述略内容提要:斋醮是道教祭祀仪式。

斋醮在明代是国家祭祀大典之一。

有明一代诸帝命天师斋醮次数众多,规模及费用巨大。

诸帝命天师斋醮目的大致可归纳为保国安民、延寿度亡、消灾祛祸及祈福谢恩。

关键词:明代天师道斋醮次数目的一、引言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其仪式,斋醮是道教独具特色的祭祀仪式,是天师道的重要内容。

天师道对明王朝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明代帝王对天师道的崇奉很少出于宗教信仰,大都出于政治实用主义。

道教学者及明史专家对明王朝的国家斋醮活动都比较关注。

斋的本义是洁净、斋戒。

斋的形式为沐浴、不饮酒、不茹荤等。

一般流于形式上的沐浴、不饮酒、不茹荤,忘了内心的虔诚,其实内心的虔诚才是斋的要义。

庄子提出“心斋”来阐述斋的意义。

早期道教十分重视斋。

道教早期的经典,言及修斋之事,多指举行祭祀仪式前的斋戒。

道教之斋种类繁多,但就其功用讲,则分极道、济度二种。

极道要求忘心、灭心。

济度要求虔心、舍财。

我们讨论的主要是祭祀之斋,即属于济度范畴,其主要功用是请福祈恩,消灾谢过。

斋作为道教的宗教修持,广泛运用于宗教活动的诸多方面。

“斋”是指进行宗教祈祷仪式“醮”之前的洁诚行为,南北朝时期演变为祈祷仪式的一部分,以后斋法齐备。

《说文解字》释“醮”有二义:一指古代冠、娶之礼;一指祭。

《正一威仪经》说:“醮者,祈天地神灵之享也”。

…唐代杜光庭删定《黄篆散坛醮仪》,认为“牲栓血食谓之祭,蔬果精修谓之醮。

醮者,祭之别名也”。

醮是备香花灯烛,果酒茶汤,降天地,致万神,禳灾祈福,兼利天下。

唐张万福《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篆立成仪》说:“凡醮者,所以荐诚于天地,祈福于冥灵”。

道教之醮,起源于张陵时期。

灵宝立斋,正一有醮,这是早期道教并行不悖的两大祭祀系统。

斋法与醮法,都为祭祀仪式,仅功用不同而已。

斋法讲究严修,醮仪要求竭诚。

这就是所谓“斋有法,醮有仪”,各有一套科仪格式。

道教斋醮之法,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变化,中唐以前斋法较为盛行,中唐以后醮仪渐居主流。

从唐宋时期开始,不再严格区分斋与醮。

唐代“斋”和“醮”的仪式已逐渐相似。

唐以后“斋”、“醮”并称,此趋势明清时期非常明显。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太祖命礼部会僧道拟释道的科仪格式,令全国僧道遵行,编订《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将斋与醮合并,混为一体。

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撰《道门十规》说:“斋法行持……不可僭乱定规,一遵太祖皇帝立成仪范,恪守为则”。

天师道遵行《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使天师道的斋与醮仪式合二为一。

二、明代天师道斋醮梳理斋醮是道教祭祀仪式的名称,在唐宋元明时期,斋醮仪式成为国家祭祀大典。

正一天师道为帝王斋醮,始于唐肃宗、懿宗。

宋、元两朝,天师道就替帝王建醮,但次数没有明代那么众多。

据《汉天师世家》记载,宋、元两朝天师为帝王各斋醮五次。

明代诸帝崇尚方术,斋醮之事,明实录载之较详。

英宗、景帝、孝宗、世宗等朝大臣反对斋醮的奏折较多。

这里所言天师为帝王斋醮,包含与斋醮性质相近者,如祭祀、祈祷等。

庄宏谊先生在《明代道教正一派》中,把斋醮内容归纳为十三类:祭天、祠山、斋、醮、陪祀、分献坛、祈祷、祷雨、祈雪、祠玄帝、主春祈祠典、祀香山神像。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明代诸帝命天师斋醮情况进行研究。

明太祖朱元璋开命天师斋醮之端。

朱元璋尚称吴王时(1367年),致书42代天师张正常,欲请天师代为奏词上帝。

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太祖欲通诚于天帝,特召张正常入朝,斋戒三日,亲署御名于章,手授正常,令其代为祈祷。

太祖欲祭天帝,命天师为其媒介,开天师为明代帝王斋醮之端。

现将史料所载,明代诸帝令天师斋醮的事迹梳理统计如下:1.洪武朝太祖在位31年,斋醮4次,其中祭天、祠山、斋、祷雨各一次。

《皇命恩命世录》卷二、三记载:洪武二年二月十三日,太祖命张正常设斋,上将通诚于天,致斋三日,上御衮冕服,亲者御名于章,手授于真人,俾祝而焚之。

洪武十年六月,勒遣代祠嵩山,分遣大臣与弟子分祭群岳。

洪武十六年,太祖命张宇初于紫金山建玉篆大斋。

洪武十八年,太祖命张宇初神乐观祷雨。

”2.成祖朝成祖在位22年,命天师斋醮15次,其中斋7次、醮4次,陪祀1次、分献坛2次、祠玄帝1次。

《皇命恩命世录》卷三、四记载。

如:永乐元年,成祖命张宇初陪祀天坛。

永乐五年,成祖命张宇初于天坛建延禧法篆、建延禧大斋五坛。

永乐八年十月,成祖命张宇清醮于朝天宫。

永乐十一年九月,命遣使诣山就大上清宫建金策大斋七日。

地址:龙虎山太上清宫。

永乐十五年,命张宇清分献西镇坛。

永乐十五年十一月,诏任福建建灵济宫修建祈谢金篆大斋。

永乐十六年二月,命祠玄帝金像于太和山。

永乐十八年,命率羽士千八百人修玉篆大斋。

永乐十九年正朔,命张宇清分献星辰坛。

上北伐还京,命张宇清建祈谢大斋。

有瑞应、赐敕嘉奖。

另外,据《徐仙真录》、《太岳太和山志》记载:永乐十七年仲春十五日,上遣代礼内臣张达掌印教主张字清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四处道士七千余人,于洪恩灵济宫建斋七日。

永乐二十三年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成祖命张玉清于太和山玄天玉虚宫,修建金篆报恩延禧普度罗天大醮七昼夜。

3.仁宗朝在位1年,斋1次。

永乐二十二年,仁宗昭黄帝即位,四十四代天师张玉清人贺,命建荐扬大斋,有瑞应、赐敕嘉奖。

4.宣宗朝宣宗在位10年,命天师斋醮10次,其中醮5次、陪祀2次、分献坛3次。

《皇命恩命世录》卷五记载。

如:宣德五年,命张懋丞分献东镇坛,命醮于仁智殿。

宣德六年,命张懋丞分献星辰坛,命醮于内皇坛。

宣德九年,命张懋丞醮于灵济宫,命分献风云雷雨坛。

5.英宗朝英宗在位22年,命天师斋醮20次。

正统年间15次,天顺年间5次。

其中斋1次、醮13次、陪祀1次、分献坛5次。

《皇命恩命世录》、《汉天师世家》、《龙虎山志》等史料记载。

如:“正统元年,命张懋丞于朝天宫修升真大斋。

元月,命张懋丞于朝天宫传太上延禧诸篆,建金篆延禧醮。

正统五年三月,命张懋丞建安玄帝金像,醮于大内玄天祠。

”正统六年正月,命张懋丞分献东镇坛。

二月,命张懋丞于朝天宫建吉祥醮。

正统十四年正月,命张元吉分献星辰坛。

七月,英宗被俘,皇后命张元吉于内庭建保安醮。

天顺元年英宗睿黄帝复位,二月张元吉人贺,命建祈谢醮于内廷。

天顺五年四月,命张元吉醮于大内。

七月,命张元吉就朝天宫建祈谢禳莹醮。

6.景帝朝景帝在位7年,命天师斋醮5次,其中斋1次、醮13次、分献坛1次。

《汉天师世家》卷四记载:景泰元年秋八月,景黄帝召人觐。

命张元吉于大德观建保镇国祚醮,有瑞降。

景泰三年,命张元吉于内廷醮。

景泰四年,命张元吉分献风云雷雨坛。

景泰六年四月,命张元吉于灵济宫建金篆黄篆二大斋,有瑞应。

7.宪宗朝宪宗在位23年,命天师斋醮5次,其中祠山1次、醮3次、分献坛1次。

《汉天师世家》卷四记载:成化二年正月十一日,命张元吉分献风云雷雨坛。

二月,命张元吉建异真醮于大德观。

成化五年冬,命张元吉于朝天宫建金策醮。

《皇命恩命世录》卷七说:成化二十一年,命张玄庆降香大华盖山及铁柱宫。

8.孝宗朝孝宗在位18年,命天师斋醮7次,其中祠山2次、醮4次、陪祀1次。

《汉天师世家》卷四有:弘治三年,命张玄庆于钦安殿建祈谢醮。

夏,因明年皇太子生,命张玄庆建祈圣嗣醮于内廷。

弘治九年,上遣太监李瑾、李珍捧斋,敕建保民大醮于大上清宫。

9.武宗朝武宗在位16年,命天师斋醮1次,即陪祀1次。

正德七年,命张彦稂陪祀泰坛。

10.世宗朝世宗在位45年,命天师斋醮10次,其中斋1次、醮3次、陪祀1次、祈祷1次、祈雪2次、主春祈祠典1次、祀香山神像1次。

《皇命恩命世录》卷八、九记载:嘉靖五年二月十六日,命张彦颓祈祷于太和山。

嘉靖七年,命陪祀星辰坛。

嘉靖十六年冬,命祈雪于内廷,即应。

嘉靖十七年正月,命张彦颓于内皇坛建金篆大斋。

二月十九日,诏往齐云岩于齐云坛建报谢祷禳大醮。

嘉靖三十七年,钦降香山神像一座、命成,张永绪祀于万法宗坛。

11.神宗朝神宗在位47年,命天师斋醮2次,即醮2次。

《淡然轩集》卷二记载:万历二十六年,张国祥率朝天宫道士于黑龙王庙建谢雨斋醮。

五十代天师张国祥,“旱则祈雨,冬则祈雪,成有灵应”。

万历三十年,乾清、坤宁两宫成,神宗命张国祥醮后土。

12.思宗朝思宗在位17年,命天师斋醮4次,其中醮1次、祈祷1次、祷雨1次、祈雪1次。

《明实录》和其它史料有载:崇祯元年正月,思宗命张显庸祷雨。

崇祯四年,“是岁元月,真人(张显庸)在京师,上欲试其术,使之请雪。

真人遂于初七日登坛祈雪,令诸法官作事。

及十二日,雪果下,凡求五日也”。

崇祯十三年,皇子病诊,命张应京于朝天宫张天师庙祈禳。

崇祯十七年二月,“天灾屡见,宫禁多妖,为了转祸成祥,化灾为福”,命张应京“于万寿宫建罗天大醮,又于附近宫观寺刹,选僧道各三百人,在坛执事,建醮四十九日”。

有明一代帝王16位,历经277年,命天师斋醮共计84次,惠帝、穆宗、光宗、熹宗四朝没有命天师斋醮。

其中祭天1次、祠山4次、斋12次、醮38次、陪祀7次、分献坛12次、祈祷2次、祷雨2次、祈雪3次、祠玄帝1次、主春祈祠典1次、祀香山神像1次。

三、明代天师道斋醮分析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似乎可以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斋醮的目的斋醮的宗教功能是济度和祈禳。

济度即济生度死,济度来自道教济世度人的教义。

“斋醮中的“济度”一词,出于六朝时期的《度人经》,该经倡言:“普得济度,全其本年”;“济度垂死,绝而得生”。

道教斋醮的济度思想,即源于《度人经》的拯济理论。

道教济度的要义,是要救济人间之苦,拯救人间之苦是宗教的功能。

祈,是祈求福佑;禳,是禳除灾祸。

中国古时有“道家言祈禳,佛家言忏悔”之说。

明代国家斋醮常行的三坛大醮,亦主要用于为国为民之祈禳”。

金篆大醮可以清宁两仪,参赞大化,祈天永命,致国休征,衍百世之本支,培万年之社稷。

玉篆大醮可以固本宁邦,藩屏王室,亦可敛福赐民,安镇寰宇,或资以调和鼎鼐,或籍以燮理阴阳。

黄篆大醮帝王、庶民皆可修崇,凡星宿错度,日月失昏,疫疠盛行,饥馑荐臻,死亡无告,一切事务,皆可祈禳。

明代诸帝命天师斋醮的目的大致可归纳为四种:1.保国安民在国家有事,民众有灾时,命天师修斋设醮的情形,如: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将北征瓦刺,建保安醮。

宣德九年(1434年)三月思恩变叛,建保安醮。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被俘,皇后命建保安醮。

景泰元年(1450年)瓦刺之乱未平,建保镇国祚醮;弘治九年(1496年),河南、江西、湖广等地灾荒,建保民大醮;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因北方有俺答之犯,南方有倭寇之扰,建保国安民大醮;崇祯十七年(1644)有李自成起义,有清兵进犯,故建罗天大醮。

2.延寿度亡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一般人相信斋醮有为生者延寿,死者超度的功能。

明代帝王为而斋醮有:永乐六年(1408年)建延禧大斋,正统四年(1439年)二月,皇太后圣寿,建祈祝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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