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制度

福利系统构建中国仍须学欧洲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关于欧洲福利制度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

既然都酿成危机了，这套福利制度注定是有问题的。但如果以现在的眼光，一味指责这套50多年前开始建立的制度本身的“先天不足”，就有些不合逻辑也不通人情了。

这套制度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对于欧洲的贡献是自不待言的。它维系了欧洲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而这正是欧洲共同繁荣的基石。

其实，在欧洲福利主义的理念中，福利并不等于坐享其成，它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一种制约和平衡，源自于一种反挥霍和反奢侈的传统信仰。它包含着崇尚公平的传统精神，同样也包含着“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样一种价值观。

所谓“高福利”，问题出就出在过“高”上。这给了一批“又懒又横”的欧洲人可乘之机，让他们宁愿休假领救济金也不愿意工作，在衣食无忧之后失去了前行和创新的动力。但这样的人并不占欧洲人的大多数，欧洲福利更多地还是体现在保障公平、追求共同富裕的要义上。想想，如果欧洲人都那么乐于坐享其成，都甘做“懒汉”，谁创造出那么多来自欧洲的一流产品呢？

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基本是民富国穷。而在这里，正好相反。我们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发言权，因为中国政府有钱了，可以给别国援助示好，可以到别国投资赔钱，人家当然欢迎我们，当然要给我们面子。可惜这面子跟我们百姓无多大关系。再想想政府的钱哪里来的？所以高福利，在这里还是别想了。在21世纪徐徐展开之际，有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那就是欧洲人普遍存在的懒汉思维。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希腊债务危机，当前仍在法国上演的大规模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及英国工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公共开支，都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表现。

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不少论者就已发现，欧洲的高福利制度，已使欧洲各地懒人横行，同时债务压力沉重。在习惯了少劳动、多获得的“美好”生活后，再要养尊处优的欧洲人去过节衣缩食的日子———哪怕只是稍减油盐，都已变得难以容忍。希腊这些年来实际上一直是在靠举债过着好日子，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政府决心压缩公共开支，却马上就迎来了成千上万希腊人的街头抗议。希腊人把一切都推给了“政府腐败”，却不去想即使政府清明，希腊人的普遍少劳动、50多岁便可提前退休，又哪来足够财富可供他们任意挥霍?这也就难怪不管希腊多么“水深火热”，德国民众都不赞成去救助希腊，这在德国人看来是拿自己的辛苦钱去帮助懒汉。

现在是法国人也走上了街头，他们反对政府推动立法提高退休年龄，而无视政府乃有其难言苦衷。法国财政赤字2009年已增至1448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 D P)的7.5%，公共债务达14890亿欧元，占GDP的77.6%，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3%和60%上限。而金融危机期间法国政府为刺激经济，花去巨额银两却仍未使法国经济有所好转。在此情况下，预计今年将达到300多亿欧元的退休金赤字，已是法国政府不能承受之重。

希腊和法国的情形，不过是整个欧洲的缩影。因高福利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债务压力有多严重?用数字来说明问题。2009年，希腊的赤字几乎是其经济规模即国内生产总值的14%，

其累计债务是其G D P的115%;意大利的赤字和债务分别是G D P的5%和116%，西班牙是1 1%和53%，德国是3%和73%。而据预测，到2011年，27个欧盟成员国中14个国家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超过60%这一限度。

福利制度是需要的，但欧洲的问题是福利过度，也即所许诺的福利国家超出了税收支撑能力。世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欧洲人不愿意再如以往那样干脏活、累活，“少劳动，多享乐”被视为理所当然，同时将制造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后发国家后，欧洲人从生到死全过程所享有的良好社会保障，也在耗尽欧洲早先年代积累起来的财富基础。正如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居伊·索尔曼指出：旧欧洲陷入了福利国家的严重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只是让它暴露了出来，而非罪魁祸首。他说：“让欧洲变得宜居的丰厚的退休金、医疗保障和所有社会福利计划都是在欧洲经济和人口经历快速增长期间建立起来的，然而，在经历了经济和人口增长乏力的30年之后，福利国家只能靠增加债务进行补贴。遭到世界危机撼动的金融市场将无法支撑这种波将金式的局面，因为其中的社会救济已经成了只能靠赤字来支撑的门面。”

为应对高福利所带来的债务危机，欧洲各国在金融危机以来，纷纷出台财政紧缩措施。提高退休年龄是能想到的一项无奈之举。实际上，欧洲不少国家已经或正在酝酿提高退休年龄。德国和丹麦几年前就已将退休年龄调高到67岁，英国正打算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8岁，法国的退休年龄(60岁)是整个欧洲最低的，22日通过的新法令，不过是将它提高到了62

岁而已。但此举却都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并引发大规模抗议，好日子过惯了，再叫他“抠门”点儿，没那么容易。

勿庸置疑，福利的过度化，已严重削弱欧洲国家工业化时代勤劳致富的清教徒传统，与此同时靠借钱过好日子，则在透支国家未来。不过，欧洲福利国家传统在当前的危机又并不仅仅在于福利过度，欧洲人口结构近半世纪以来的变化，则是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另一重要原因。

而对于正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且尚在摸索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中国人来说，批评欧洲的“过”虽未尝不可，但更应该虚下心来，去学习和借鉴，以尽快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

缩小贫富差距的经验可供借鉴

关于缩小贫富差距问题，斯皮德拉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困人口“受排斥”。这些人之所以受排斥，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他们缺乏足够的受教育机会，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很难找到“合适的饭碗”；二是健康状况欠佳，公民没有健康的体魄，整天病殃殃的，哪个单位会雇你？三是就业不平衡，比如一些老年人很早就不工作了，就容易沦为贫困人口，因而国家与社会需要为他们提供养老金，就是为阻止他们成为贫困人群。“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方式方法，让社会投资变得更加有效。在这个方面，欧盟可与中国进行合作，双方共享知识与经验，最终达到共赢的结果。”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斯皮德拉，作为欧盟委员，每天考虑最多的事情是什么。

他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如何有效地将人们从一条船转移到另一条船，即实现改革中的平稳过渡；三是找到有效的方法，使工作与家庭生活和谐平衡。

以欧洲高福利危局为鉴，中国该怎么办？

1 我们要建一座怎样的福利大厦

80年代开始，中国“福利大厦”日渐坍塌。它的瓦解，不仅来自市场化浪潮对其地基的侵蚀，也来自不断推进的改革过程效果上的抽走砖瓦。我们需要建造一座什么样的“福利大厦”?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低保……

考察中西国家福利制度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制度是必要的;但这种国家福利制度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对那些没有能力者、及低收入群体提供一种保障。

2 新中国福利制度反思

未来数年，将是国家福利再造的关键时期。决策层已经提出和谐社会纲领，并着手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国家福利制度进行第三次改革。

但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政府、学界及民众，都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对原则及方向深思熟虑，做出明智的公共选择。

中国福利制度反思：甩包袱改革误入歧途

自俾斯麦在德国初步建立起系统的国家福利制度以来，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国家强制要求所有人参加国家组织的社会保险，但另一方面，国家利用财政资源向公民提供医疗、教育、养老甚至住房等福利，也被人们普遍视为一项基本权利。

在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起也建立起现代国家福利制度，但它存在着严重缺陷。经过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这些根本缺陷并未消除，反而更为畸形。部分学者断言改革失败，部分民众也对社会保障不力强烈不满。

针对这种情形，决策层提出和谐社会纲领，并逐渐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对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的国家福利制度进行再一次改革。

然而，如何改革，改革应当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家福利制度?假如我们不能弄清过去的国家福利制度失败在何处，一种合理的国家福利制度应当遵循什么原则?则政府即使花费大量资源建立起一套国家福利新制度，也难免未来陷入困境。

旧体制下的绝对不公平

中国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是由国家自上而下实施的。为实施赶超战略，国家控制一切资源建立国营的现代工商企业。为积累建设资源，政府利用其控制权，长期人为地抑制资源价格，也抑制劳动力工资水平。统计表明，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城市人口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任何提高。

这么低的工资仅足以维持最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于是，作为对低廉工资的一种补充，政府逐渐在现代部门建立起了国家福利制度，为就业者提供医疗、养老、住房等实物保障。政府也承诺永久性雇佣。这种福利是实现增长的一种手段，而没有实现公平的内涵。

这套国家福利体系仅覆盖国有部门，其中绝大部分在城市，也有一部分分散在偏远的企业。城市中没有单位的人口，并不享有这种福利。当然，乡村基本上被排除在国家福利体系之外。

因此，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制度不仅没有缩小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差距。这种制度让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为僵化——国家为了控制现代部门的福利开支，严格限制乡村人口流入城市，控制现代部门的就业人口数量。这样，现代福利制度反而抑制了工业化进程。

以工业化、城市化指标来衡量，中国在80年代之前不仅落后于日本等东亚各国，甚至落后于印度。

误入歧途的改革

一方面，福利供应体系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国家雇员开始大量退休、老龄化，福利支出需求急剧增加，结果，国家福利覆盖的人口尽管十分狭小，但运转二十多年后，国家福利体制与计划经济体系同时陷入危机，最明显的表现是国有部门住房供应严重不足。

从80年代开始，政府被迫寻求改革福利制度。到90年代，政府也形成了明确的思路：通过责任分担的“社会化”模式，实现“低水平、广覆盖”的目标，通过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和压缩社会保障开支，剥离国有企业社会福利保障责任，使国有企业尽快实现转型;同时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是一种被认为“甩包袱式”的改革。经过十余年改革，企业与政府的福利负担确实减轻了。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政府在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服务等方面的开支水平，相对于GDP的比例总体上呈现出单边下降趋势。

当然，这也意味着原来本来能够享受到国家福利的民众，福利减少或丧失了，他们主要是效益较差、转制或倒闭的国有企业职工。

反过来说，在城市，国家福利的覆盖面缩小了，享受国家福利的人群就更加集中。

至于城乡福利差距，也在改革中扩大。1980年代中后期部分农村地区开展了社会养老保险的改革试点，但无果而终。根据专家计算，1994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2.86，含社会保障收入后，上升为3.32，社会保障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了16%;2001年这个数据上升级为18.6%。

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国家福利制度改革，没有克服原有制度的弊端，没有开出新制度的萌芽，反而缩小了国家福利的享受面，放大了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了城乡隔阂，国家福利制度的不公平性更加严重。

设计未来福利制度的三项原则

未来数年，将是国家福利再造的关键时期。

但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政府、学界及民众需要汲取历史教训，对原则及方向深思熟虑，做出明智的公共选择。

欧洲国家的福利制度固然相对公平，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国家试图进一步用福利制度进行收入再分配，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社会乃至个人生活的干预与控制，导致个人责任意识削弱，家庭与社区解体，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趋向于不断加税，政府规模膨胀也浪费社会资源。

考察中西国家福利制度的经验教训，或许可以得出下列结论：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国家福利制度是必要的;但这种国家福利制度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对那些没有能力者、及低收入群体提供一种保障。

据此，在再造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中，需对三个问题给予认真思考。

第一，彻底改变现有福利制度的不公平取向，让福利制度真正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50年代以来中国福利制度不是普遍地针对公民的，而是根据身份进行分配的，90年代以来的改革过程中也没有把农村纳入统筹考虑。结果，贫困的乡村居民反而享受不到国家福利。本轮福利制度改革，已较多地考虑了农村，但与农村目前福利水平之严重低下相比，给予的关注仍嫌不够。

由于欠账太多，扭转目前城乡福利供给严重失衡的局面确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但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根本目标，就是救济比较贫困的人口，通过提供某些基本保障，使之维持人的尊严。这是现代国家的一项伦理责任。因此，国家福利制度需要一次根本转向，将关注的重点从收入高且稳定的城市转向农村，从城市国有部门转向非国有部门、尤其是流入城市的农民。

为此，原则上对于享受原有福利的群体暂时不再增加投入，国家新增福利开支应则主要用于农民及新流入城市的农民。

第二，再造国家福利制度，须考虑其与社会的自我保障及市场化福利供应方式的相容性。

政府必须注意，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应增加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减少可选择的保障方式，国家福利制度不应当挤压社会自身的福利供应体系。

国家福利制度不应排斥市场化

在西方，人们的保障过分依赖国家，已经损害了个人自由，也损害了家庭、社会结构，造成种种现代病。中国实有必要尽可能避免这种后果。日本在设计其国家福利制度时即充分考虑到了国家福利与传统保障方式的兼容性，较多地依赖家庭的保障功能。因而，尽管日本的税率及政府社会保障支出相对国民收入比例较低，日本人却享受到和其他西方国家同等乃至更高的生活水准。

事实上，除了家庭之外，通过社会自治，社会自身也可以建立其自治性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障供应体系。

国家福利制度主要是解决社会保障的资金问题，不应当排斥市场化的福利供应机制。目前政府设想的医疗保障制度似乎要回归80年代之前的体制，恢复政府全额拨款的公立医院体系。然而，民众是否看得起病，与到哪家医院看病，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

对于解决民众看得起病的问题，国家福利制度与市场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建立瞄准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让穷人有钱去看病，而医师私人或合伙诊所、私立医院的大量建立，可以抑制医疗价格水平，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从而节省政府的医疗福利开支。教育领域与此类似，若实行“学券制”，政府直接资助学生而不是学校，可以鼓励学校间竞争，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

第三，国家能否明智地做出抉择，取决于民众自己是否理性，及是否有机会参与福利制度的公共选择。

生活在市场之不确定性中的个人，天然地有一种在某种集体保障中寻找安全的心理冲动。

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收入差距扩大之际，普通民众更热切地希望借福利制度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国家对此当然不应无动于衷。

公众的参与与选择必不可少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把福利当成激励现代部门劳动者的一种手段，90年代的改革则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大目标，政府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增长，福利在政府眼里缺少自己独立的价值。政府既然已经征收了大量税款，自然应当向民众提供相称的福利，财政须从发展型财政转向公共服务与福利型财政。

但从过往历史看，当人们在呼吁建立国家福利制度的时候，还需要对大量复杂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权衡，这包括：

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一旦建立国家福利制度，国家与社会、个人、市场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高度复杂。计划经济时代享有福利的人被捆绑在单位中，丧失了流动和选择的自由。西方国家过分的福利制度则抑制了社会与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避免福利陷阱?

福利需求与税收承受力的关系。天下没有免费的福利，所有福利享受，其实都来自于个人的税款。人人希望享有高福利，但高福利必然意味着高税收。如何权衡税负与福利?如何避免部分群体借国家福利制度掠夺其他群体?

高福利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高福利导致的高税收必然抑制市场活力，而市场却是创造财富的高效机制，没有市场效率，福利就无从谈起。事实上，一个法治之下的竞争秩序本身，是民众最大的福利。80年代以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已经让人们充分地意识到了，在设计福利制度时，必须确保其不至于变成吞噬社会自治和市场制度的巨无霸。不至于损害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

总之，国家福利制度涉及到所有民众的权利与利益，又受理性的支配。因而，建立国家福利制度的所有努力，应当通过公共选择的程序进行。假如完全由政府部门主导，则其结果很可能既不合理，也不合乎民意。

提高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时候就谈到了。但直到今天，尽管名义上有二十来个省达到了省级统筹的水平，但实际从运作层面来看，还是有很多水分。像养老保险制度这么重要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一个全国统筹的目标，而不是到了今天再来谈全国统筹。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一开始设计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时，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而不是各州自行其是。

当然，当初之所以缺乏统一的筹划，也要归咎于“文革”中期原先的劳动保险体系遭到了破坏，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被推给了企业，这造成了我们必须从零散的企业式的社会保障体制转移到社会化的保障体系。这种低起点，并且是自下而上的统筹过程在应对今天紧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任务时，难度就比较大，在速度上就显得非常缓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当然，也有改革设计时的可行性考虑问题。实际上，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规划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公民身份”的理念。举个例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福利权利或共享的服务项目，或者某种福利象征或符号，比如说，不管你身处何地，只要在中国境内，大家都享有某些底线平等的福利待遇。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一个福利象征或具体福利。所以，从社会层面上讲，好像不存在“一个中国”，也不存在一个“中国人”的概念。而我们今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在于建构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全民医保的实现，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等，都可以看成是建构统一的“社会中国”的一个要素。

80年代试图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后，农民失去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最后庇护;而在城市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抛出了“福利大厦”;即使那些有幸留身其中的人，也在残破处感到了寒意。于是部分人开始抱怨这场改革，指责市场的冷酷，渴望回到政府“温暖的怀抱”。

于是，政府启动“再改革”。但置身于争论的漩涡中，“再改革”成为一次次应急式的修补。实际上，要重建这座大厦，首先需要确立的就是它的方向与目标，而这些原则将是必不可少的;

●公平：没有人应该被抛弃，但也不可能是乌托邦式的平均;

●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任何一方均难独力支撑，须由两者合作且竞争;

●公共决策：它不能来自于政府的闭门造车，而应来自于公众的参与及各方的充分博弈;

●适度：超越国力和国民承受力的福利，只会消耗国家发展的持久力和国民进取的动力。

以这些标准，我们既可以检视过去，也可以勾画未来。

浅论欧洲积极福利制度对完善我国福利体系的启示时间:2010-12-23 09:38来源:互联网作

者:admin

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已然三十年,无论是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军事、教育、文化、还是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但现阶段,我国全面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和世界全球化进程积极发展的背景下,并伴随着我国发展起步晚,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等基本国情,众多社会问题和矛摘要:中国改革开放已然三十年,无论是国际地位、经济实力、军事、教育、文化、还是科技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但现阶段,我国全面向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和世界全球化进程积极发展的背景下,并伴随着我国发展起步晚,领土辽阔,人口众多等基本国情,众多社会问题和矛盾不断涌现,用完善的福利制度来缓和社会关系势在必行。本文通过分析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政策几十年地不断变革与进步以求适应自身及外界的发展,来思考和推进中国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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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https://www.360docs.net/doc/e110545572.html, 骆驼论文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政府机构全球化积极福利制度

纵观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种成熟的社会制度的诞生以及发展都需要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基础;二是理论设计。

一、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优势

西方国家拥有不同的哲学思想,从这些思想中,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例如,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政治哲学。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福利国家做出过贡献,但意识形态上有巨大差异,因此,也对国家的福利政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前者强调生活机会与社会保障的全面性出发,并强调自由优先,但与资本主义中的自由主义相比较好,它强调的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参与社会和政治的自由,而不是摆脱外在的束缚和限制。另外,它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必要性。社会民主主义的公正是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权力这一基础上的,要求在法律、自由、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享受同等的机会;要求收入、财产方面具有更多的平等。资本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所强调的前提是最初社会基本益品平等分配,而社会民主主义更体现结果的平等。而且他们相信只有受到国家的干预,这种结果的平等才会成为现实。最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互助,这也是极为反对西方个人主义的体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他天生的社会性。个体发展的同时,必须要与他人和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由此可见只有保证了共同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个体和共同利益都要通过相互协作的力量才能实现与发展。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在那时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倡的福利国家制度得到了认可,事实上它的改革方针与发展方向的确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这种认可是因为经济危机后,人们极为盼望国家的福利制度的基本价值观是以平等、公正、互助为基础的。

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遭受挫折

所有问题都有其利弊两面性,带有改良性的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在不断尽力挫折,解决问题之后进行经验总结,从而得以继续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金融危机,通过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并且推行福利国家解决了当时面临的重重困难。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高失业率,高通货膨胀,持续低迷的经济增长率。众所周知,社会民主主义是欧洲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的思想体系是欧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潮之一,实行福利政策历来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衰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那一时期各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都受到了重挫,导致这一结局的原因是:福利国家为各项福利政策导致成本过高。福利国家推行高福利政策,政府的巨额财富都用于公共福利开支。大多数西方社会中,一定比例的福利开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稳定增长的。在英国,直到70年代末期,福利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份额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这样持续下去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赤

字。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问题,国家采取举借外债,扩大货币的发行量等方法。最终货币供给的增长率高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导致通货膨胀。人民生活飞速下降。福利国家未能保障部分人们的基本生活,反而使人们的整体生活水平降低。其次,福利国家的高福利、高税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许多人认为不付出劳动也可以享受几乎同等待遇。这是西欧各国造就了一批寄生于制度的“食利阶层”。对社会福利产生量极大的依赖性。不愿意积极的参加工作,逃避市场竞争而带来的风险。这样一来破坏了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原本想让社会体现结果上的公平公正的,最终却形成新的不公平不公正。以福利制度寄生的人们无情地吞噬了他人的劳动果实。勤劳的就业者的工作情绪也因过高税收压力备受打击。第三,福利监督机构不完善。福利制度因为监督管理不严格,导致了大量的福利欺诈行为的发生,造成了资金大量流失,这种现象在福利国家非常普遍。据报道,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有骗取救济金的行为。每年国家因福利财政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风气。第四,福利制度的高税收,是企业的竞争力成本上升,社会竞争力下降,大量的企业濒临危机。裁员、降低工资是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但人民的正常生活遭到严重破,因此出现了:企业上缴高税收——企业负担增加——裁员、降薪——社会成员压力加大——启动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福利救助——政府资金不足,收缴更高的税额。就形成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三、积极福利政策解决福利国家的困境

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政策遭受困境时,开始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中的福利改革政策。提出“积极的社会投资国家”代替“福利国家”的概念。这种积极福利制度概念明确的提出国家、单位和个人要遵循责权平衡的原则。提出“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它反对传统意义上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出的单纯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的方法,当然也反对自由主义中完全由市场来决定。它支持公民享有社会福利的权力,但也重点提出从社会中享受权力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任务。在这种改革的指导思想下,福利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大改革,最根本点是从救济性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主张改变过去形成的从摇篮到坟墓政府包办的福利保障体系和高福利政策,充分利用福利资金,根据不同的年龄(老人、妇女、儿童),不同问题(失业、人口老龄化),针对性的进行救助。另外,社会救助重心也不再是简单的发放救济金,而更多的注重提供给人们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个人抗击市场风险和竞争的能力。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不简单地强调劳工的权益,而加大就业的压力,授予人们竞争意识、担任风险和社会责任的相关信息。树立相对灵活的劳动市场。

归纳看来,最终目标是建立“积极的福利社会”,它是一种“造血型”的福利政策。改变传统型福利国家对政府造成的巨大压力和负面影响,使福利的风险、责任、享受权力由个人、社会、国家、共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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