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_论语_翻译思想探析_文化翻译的范例_王东波
辜鸿铭
人中铮铮之怪杰------辜鸿铭辜鸿铭，何许人也，自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
他是中国近代史为数较少的一位学博中西的人物，号称"清末怪杰"，精通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和《中国人的精神》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一说起辜鸿铭，大家可能第一印象就是“狂”，他曾倒看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慈禧太后庆生，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他喜欢痛骂洋人, 也以愤世嫉俗的姿态骂遍天下强梁,出语犀利,丝毫不留情面。
精通西学的他，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坚定的信仰。
他坚持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希望可以拯救处在乱世之中的民族；故他不仅自己坚定，更不遗余力地把中国传统推向世界，以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已任。
这与主张新文化的胡适等人形成对立的一派，在当时的潮流里，辜鸿铭的观点和行为都显得十分特立独行，有人笑他的迂腐，笑他固执，妄想将落后于潮流的文化再次推在世人的眼前。
有人疑问，为什么自小生活在国外，精通西学的他回国之后，与众多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大相径庭，所坚持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
在我看来，有以下原因：辜鸿铭是回国后潜心精研国学，并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魅力所折服，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在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
而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在满清腐败的统治之下，带有功利性的学习中国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已经成为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清王朝倒塌之后，深谙其害的大多人纷纷起来，盲目的摒弃中国文化;再者辜鸿铭虽然自小生活在国外，但他的父母及义父对他的教育也起了很大的影响。
辜鸿铭的“归化”翻译
辜鸿铭的“归化”翻译作者：徐俊娥来源：《科学与财富》2016年第29期一、引言《论语》是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体现，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和价值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长期以来，英译儒家经典被西方汉学家和传教士所垄断，而"清末怪杰"辜鸿铭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
他首次独立地向西方介绍中国儒家文化，是第一位完整地英译《论语》的中国人。
辜氏采取"以西释中"的翻译策略，从西方读者的知识结构出发，增补隐含信息，巧借西方概念，善用名家言论对儒经进行了诠释性翻译，并在西方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二、归化与异化德国古典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在其论文《论翻译的方法》中指出：翻译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
"[1]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将第一种方法称为"异化法"（Foreignizing Method），将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 Method）[2]。
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就声称其译文是"努力按照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表达同样思想的方式来翻译孔子和他弟子的谈话"。
在《中庸》译序里他更明确表示其翻译"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3]。
在翻译实践中，他的确努力去追求这个目标，其做法与翻译的"归化法"不谋而合。
三、辜氏"归化"翻译表现手法1. 增译法通常认为，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而英语是形合的语言。
汉语重内省和体悟，语言简约；而西方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要求语言依赖于各种手段承上启下。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辜氏注意增补一些原文中暗含而没有明言的词语以确保译文意思的完整，并增加衔接手段，使译文更加流畅以符合英语阅读者的习惯。
例如：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 大学 中庸：英汉对照
目录分析
大学
经一章大学之道
大学章句序
传十章
传十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中庸第一Biblioteka 致中和第二章时中第三章民鲜能 第四章知味
中庸
第六章大知
第五章行道
第七章守中
中庸
第八章得一善
第九章中庸难为
第十章子路问强 第十一章不悔
中庸
1
第十二章上下 察
2
第十三章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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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学大学
大学
宪章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
《论语》《大学》《中庸》是我国传统儒家经典，千百年来一直是儒家倡导的人们进行自身修养的规范性典 籍。20世纪初，辜鸿铭认为欧美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 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因此决定亲自为欧美人讲解《论语》《大学》《中庸》，这就是书的由来。辜鸿 铭翻译的《论语》《大学》《中庸》，不但语言精练，词意精达，而且在讲解的过程当中纵贯中西，援引歌德、 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将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 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帮助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 握儒家经典的内容。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辜鸿铭的翻译有质的飞跃，可以说是近代讲解《论 语》《大学》《中庸》的一个里程碑。这个版也成为风靡欧美、通行世界的《论语》《大学》《中庸》读。
辜鸿铭 (1)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当今， 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 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 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 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 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 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 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 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 事》），为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 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 Newman），把张之 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 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 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 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 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 （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 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德精神和中国文 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 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导论阐 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
《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 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 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这些文章分析了义和团运动 产生的原因，指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外国传教士的不正当活 动和西方列强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鸿铭还在书中公开对 西方文明及其没落进行大肆的评价。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 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辜鸿铭《论语》“君子”与“小人”的英译研究
辜鸿铭《论语》“君子”与“小人”的英译研究作者：孟青兰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08期摘要：《论语》里的“君子”“小人”，有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含义。
君子是孔子推崇的理想人格，小人则是其对立面，本文从对“君子”“小人”的理解出发，探讨正确理解并将它们充分翻译到异语文化目的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君子；小人；理解；翻译作者简介：孟青兰（1983-），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四川遂宁，职称：助教，研究方向：翻译实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8--01引言《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它作为译本语录体性质的书，比较真实客观地保留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思想，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最好材料。
《论语》中的君子是美德与智慧的化身，是孔子用来培养门生的楷模，是教化全社会的模型。
孔子希望培养出一代代的“君子”，用他们来治世便能天下太平、四海同乐，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教育目的。
[1]一、“君子”与“小人”理解“君子”早在《易经》中就已出现了，但是被全面应用最后上升到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及读书人的道德品质是自孔子开始的，并且被以后的儒家学派不断完善，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典范。
“君子”和“小人”在《论语》往往成对出现，体现了两种人在政治立场、地位出身、道德伦理观等方面的对立。
孔子在《论语》中并没有给出“君子”的标准定义，所以很多学者对此都有不同的见解。
冯雪红就认为“君子”是指那些道德标准高尚且人生态度达观的人，代表了孔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而“小人”则正好相反，它们要么患得患失，要么唯利是图。
[2]吕方认为孔子世代，“君子”的新内涵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即文化层面和道德层面。
[3]梁国典则认为“君子”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统治者，一是指有道德修养和实际能力的人。
在孔子学说中则多指后者。
[4]陈奕曼则认为，孔子所认为的“小人”并不特指某一类人，凡是其修养作为、人品见识和“君子”的范畴相悖的，便是“小人”。
辜鸿铭英译_论语_考述
SHILIAOYANJIU□西京学院陈玉霞摘要《论语》的英译本以西方的表达方式和广征博引西方典故的特点获得了广大西方读者的喜爱，其译本对西方人了解中华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儒家经典西译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
关键词辜鸿铭《论语》英译辜鸿铭(1857-1928)，号汤生，福建人。
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
20岁时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熟悉拉丁语、希腊语等，是一位罕见的语言天才。
1885年回国后，辜鸿铭用英语写作，宣传我国文化，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当时国人在西方及英语世界发言人的角色，是当时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唯一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人。
英语造诣不凡的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中国精通英文的，只有三个半。
其一辜鸿铭，其二伍朝枢，其三陈友仁。
”辜鸿铭创造性地翻译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他的作品在西方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除了完整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辜鸿铭还零星地翻译过《易经》、《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的一些段落和句子，这些译文大多反应在其论著文章或英文报刊上。
作为儒家经典经典之一的《论语》的英译，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译者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译本。
近50个《论语》译本中，辜鸿铭的译本无疑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翻译现象。
《论语》的英译本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西方流传甚广。
辜鸿铭认为它给了中国人“理智和道德的文化装备”，他希望通过这本小书，西方人能改变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态度。
一、英译《论语》的目的辜鸿铭译《论语》的序言中，很明确地表明了他从事《论语》翻毕业时归入学生档案，作为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永久保存在本人档案中。
对于有特殊意义的心理档案，可将复件永久保存于学校，便于对今后学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指导。
2.学生心理健康档案的内容及可选择的心理测量工具。
辜鸿铭
中国文化捍卫者——辜鸿铭摘要：辜鸿铭，一个生于外国，学于外国，却始终不忘自己是中国人的怪人。
虽然他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了多种文化，但始终却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当别人在反对抵制中国文化时，他却站出来，呼吁大家保护中国文化；当人们嘲笑他迂腐时，他却不为所动，他坚信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当他看到中国的大好河山遭到践踏，中国人民备受摧残，中国文化遭到破坏时，他就发誓要用一生来为维护中国尊严，发扬中国精神以及捍卫发扬中国文化。
关键词：中国精神中国尊严中国文化正文：一、辜鸿铭简介辜汤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鸿铭，号立诚，原名汤生。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
他是辜紫云的次子，其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也遗传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虽不高，但聪明伶俐，深得布朗夫妇喜爱，把他收为义子。
他于十三岁时即赴欧洲求学，十余年中游学王英法德意诸国，归国后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务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林语堂、孙中山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
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
20世纪初，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
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何许人也？他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
”精通九国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第一个将中国的《论语》、《中雍》用英语和德文翻译到西方被印度圣雄甘地称为“最尊贵的中国人”。
二、辜鸿铭的选择英国的炮舰1840年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辜鸿铭的义父布朗先生对他说：“你可知道，你的祖国中国已被放在砧板上，恶狠狠的侵略者正挥起屠刀，准备分而食之。
我希望你学通中西，担起富国治国的责任，教化欧洲和美洲。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论语》物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比较——以理雅各、辜鸿铭和金安平的英译本为例
142《名家名作》·翻译一、 引言《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载体，囊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深深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同时也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16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和华人译者纷纷尝试翻译中国典籍，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
”［1］物质文化负载词标志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时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方法。
鉴于此，本文将关联翻译理论运用于《论语》物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比较研究中，以理雅各、辜鸿铭、金安平的三个《论语》英译本为例，旨在为更多的翻译爱好者英译典籍提供借鉴。
二、关联翻译理论概述关联理论是由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一书中提出的。
“关联理论认为，必须要结合原语文本/话语和语境假设，找出其中蕴涵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才能正确理解原文，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进而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2］在关联理论的基础上，Gutt出版了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他将关联理论运用到翻译研究中，提出了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让译文获得最佳关联，从而再现原文的交际功能。
”［3］在翻译过程中，“关联性的强弱取决于两个因素：处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s）和语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
在同等条件下，处理努力越小，则关联性越强；语境效果越大；则关联效果越强” ［4］。
因此，为使译文达到最佳关联，译者须尽量做到让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准确理解原文，并准确传达原作意图；译者还需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使读者能根据译文信息轻松地读懂译文，从而了解原作思想。
三、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物质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比较“文化负载词指在一定语言背景下承载特定文化意义的词语，这些词汇反映特定民族在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起来、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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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文化翻译的范例王东波摘要《论语》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和体现，自其面世以后，即开始了不断的传播历程。
在这一过程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翻译最为主要的功能是传递信息，进行文化交流。
辜鸿铭的《论语》译本抛却了“形式对等”的桎梏，采用损益、衔接、类比等策略，充分实现了文化传播这一原始和终极的翻译目的。
关键词《论语》辜鸿铭翻译思想传播中图分类号B222.1；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11）02－0121－06作者：王东波，男，1964年生，山东龙口人，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济南250100儒学诞生于2500多年前的中国，它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类的宝贵财富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儒学最为重要的思想体现在《论语》中，换言之，《论语》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作，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中国任何一部著作都无法比拟的。
因此，从明末清初开始，天主教传教士就开始了对《论语》的翻译。
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对《论语》的英译和传播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而辜鸿铭作为华人独自全译《论语》的第一人，以其独步神州的英语造诣以及对儒家学说的精到的理解，在其译本中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准确的再现，充分实现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原始目的。
一、辜鸿铭英译《论语》的心路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脱离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论语》英译研究”（项目编号：10BWXJ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与其他国家的不断交流中生存和发展。
当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时候，它们必将相互碰撞并不断汇合。
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中西文明冲撞交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西学东渐的浪潮，也有东学西渐的暗流。
在这两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译始终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让中国人放眼世界，让西方人了解中国。
辜鸿铭正是生活在这一中西文化碰撞、交汇的年代。
作为我国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学者、翻译家，辜鸿铭倾毕生精力于阐扬传播东方文化，在当时的国际上享有盛誉，西方人对之甚为推崇，尊之为东方文化的“圣哲”。
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地主阶级改革派开始睁眼看世界，思索中国的发展道路。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了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的变法浪潮。
而在西方游历多年、受过西方教育的辜鸿铭，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风俗习惯有着深入的了解，他认为西方文明有种种弊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才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精髓。
他指出：“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中国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他们欢呼新知和进步文明进入中国。
但我个人却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旧式秩序、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
”①正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样一种信念，辜鸿铭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儒经的翻译中。
他要让世界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
他在《论语》译序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
”②“诚如托尔斯泰伯爵所言，这些人向中国、日本，如今又向遥远的西藏出口文明，他们倒是应当认真地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文明！”③他希望通过对儒家道德文化的推介，弘扬中华文明，改变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及中国文明的蛮横态度，抛弃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
辜鸿铭翻译《论语》还有另外一个更加直接的动因。
理雅各及其他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译经，其终极目的是更好地向中国传输基督教义，正如被誉为《论语》“标准译本”的译者理雅各所称：“藉此，世界可以了解中国，在华传教工作也可以知己知彼，收到永久成效。
系统、全面译注出版儒经，必将大大惠及以后的传教工作。
”④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是要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的真谛传播到西方。
在具有中西文化背景的辜鸿铭看来，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并没有反映出儒家思想的精髓。
他在1884年发表的·2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①③④②辜鸿铭著，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09—510，346—347页。
王辉：《辜鸿铭英译儒经的文化用心》，载《外国语言文学》2006年第3期。
转引自王辉：《理雅各与〈中国经典〉》，载《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
《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令人满意。
另外，辜鸿铭还引用英国汉学家巴尔福的评论来表达自己对理雅各译本的不满：“理雅各博士所选用的术语很粗糙、拙劣、不恰当，并且有些地方几乎不符合语言习惯。
”①他认为，这些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意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
由此看来，对理雅各及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翻译的儒家经典的不满是辜鸿铭翻译《论语》的直接动因。
辜鸿铭对包括理雅各在内的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译经工作的指责，尽管有其个人性格因素的影响和偏执性②，但他力主全面、准确地译介儒家文化的良苦用心却昭然若揭。
以此，其《论语》英译本中的文化翻译的显著特性也就有了注解。
二、文化翻译的内涵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Nida ）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③此言堪称一语中的。
表面看来，翻译的基本任务就是实现语言的转换，即将原语（source language ）转换成的语（target language ），但实质上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需要跨越语言、知识、文化等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文化障碍。
因为只有深谙“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达到“文化对等”，实现文化传播的最终目的。
因此，从本质上而言，翻译的核心即是文化翻译。
在翻译理论界长期存在“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 ）理论。
这一理论强调语言形式的逐一对应，却忽略了文化差异，结果为了体现与原文词及语言形式对应的译文，常常使译文词不达意、生涩怪僻，读者读后不知所云。
有鉴于此，尤金·奈达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等一系列翻译理论。
他认为，要解释译者怎样才能把原语言中独特的信息在译语中同等地再现出来，这就需要用转换生成的观点来看待语言。
他把所有语言分为6 12个基本结构，通过转换，生成语言中更为深层的表现形式，传递出原作者及译者的意图。
奈达认为运用转换生成方法可以使译者更客观地理解原文，使译文与原文所要表达的意图达到“对等”，从而使译文读者的感受与原文读者的感受大致等同。
奈达还通过译文形式和功能的关系来阐明他的“动态对等”理论。
他认为最理想的翻译境界应是“译文的形式与功能与原文的功能对·321·辜鸿铭《论语》翻译思想探析———文化翻译的范例①②③辜鸿铭著，杨华青译：《中国人的精神》，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页。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1页。
Eugene A．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p．27．应”；其次是“译文与原文的功能对应，而它们的形式不对应”，换言之，当语言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应把语言功能放在第一位而舍弃语言形式；而最失败的翻译是“译文与原文的形式对应，而它们的功能不对应”或“译文与原文的形式与功能均不对应”，因为这两种类型的翻译均丧失了语言功能，即文化传递的原始目的。
关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巴斯奈特（Bassnett ）有个形象的比喻。
他将译者—语言—文化的关系比喻为外科医生—心脏—肌体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时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组织一样，译者在翻译时也不能忽视文化这个肌体①。
哈特姆（Hatim ）和梅森（Mason ）则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交际过程，译者不仅要通晓两种语言，更要具有两种文化视野，要在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发挥协调者（mediator ）的作用②。
显然，在翻译实践中，文化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作的成功与否，与其说与语言有关，毋宁说主要与文化有关。
在《论语》的英译过程中，辜鸿铭正是时刻牢记文化传递这一翻译的核心，处处为读者的文化接受而考虑，采用了损益、衔接、类比等各种翻译技巧，使其译本为西方广大读者所接受，也使其成为文化翻译的典范。
三、辜鸿铭英译《论语》的策略及文化体现汉语，尤其是古汉语，有其显著的特点：遣词造句采用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少用或不用关联词语，词语之间的关系常在不言之中，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让读者和听者领悟其中的意义和关系；而英语遣词造句的最大特点是采用形合法，重形式结构协调，多用或常用关联词语，显性衔接，以形显义③。
以《论语·学而》的开篇第一章为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辜氏译文：Confucius remarked，“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But he is truly a wise and good man who feels no discomposure even when he is not noticed of men．”这是《论语》中最为人耳熟能详的篇章。
原文语句简洁，无有任何赘词，这也正符合·421·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①②③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80，p．14．廖七一等：《当代英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