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企业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到现在还没有见底。如果说这场危机对美国打击最大的是金融，那么中国的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把危机变为机遇，最重要的是就是利用危机形成的力量，推动解决深层矛盾，也就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升级。而主导这一变革的就是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

一、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企业该做什么?

在市场情况大好的时候，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差距是赚钱的多和少。面对如此巨大的金融动荡，经营管理水平的差距足以导致企业的生与死。同样在美国生产、在美国销售汽车的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和日本的丰田、本田之比，就是如此，搞不好就会出现冰火两重天，一方发出破产的呼救，一方市场占有率上升，关键时刻就看企业的内功。

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欧美等重灾区不同，企业以冬眠的姿态挺过去，或者从战术的角度去应对，都过于消极了。重要的是企业领导层要总揽全局，对形势有清醒的判断，要以前瞻性的思维、进取的思维发现机遇、利用机遇、实现超越。企业该做什么?实际上市场红火时企业充满机遇，经济回落时也存在机会，甚至在企业顺利时看不到、想不到、做不到的事，现在看到了，想到了，也可以做到。

1.要重新审视企业的经营战略

企业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培育核心竞争力，也就是开发独特产品的能力，发明专有技术的能力，创造先进经营模式的能力。而主导产品是竞争力的精髓，创新是竞争力的灵魂，合理的财务结构是竞争力的保障。一些企业产品销路不畅，效益下跌，如果把这一切都归结于市场疲软，坐等复苏，那就将犯历史性错误，企业家必须能从短期困难发现深层次矛盾，经济萧条犹如水落石出，此时管理层应冷静的审视公司战略，必要时要作出调整。

再有，就是要重新评估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包括资产负债率，长期债和短期债的比例是否存在短债长用的问题，如果总资产利润率大于银行利率，那么负债率越高，资本利润率就越高，但是这里也有过度负债经营的现象。在这次金融危机面前，那些顿时倒下的庞然大物大多和失衡的财务结构相关。重新审视公司战略就是理性评估变化的企业外部环境，分析企业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发现新的机遇，必要时调整公司的整体规划和部署，以保证企业在内外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能趁势而上，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自己的市场地位。

2.要评估企业的规模，要由做大转向做强

规模，是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是不容置疑。但是企业的规模必须是一个均衡的结构。资本实力和企业规模是不是适当，一些企业过速扩张，始终处于高负债，经营环境一旦恶化，周转不灵，资金链就会断裂，即使资产很好的企业，也会被逼到破产边缘。例如金融危机爆发后，这次金融危机中首先倒掉的雷曼兄弟，都是由于过速扩张导致过度负债，最终“成长致死”的典型。

另外就是要防止软实力和生产规模失衡。随着金融危机转向中国，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没有营销体系、没有研发能力，完全靠订单吃饭的代工企业;进一步是有庞大生产能力，但是没有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的企业，这些企业不是输在生产能力，而是缺乏软实力。实际上厂区的大小、生产能力的多少只是企业规模的一部分，往往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他还包括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品牌影响力、管理能力、融资能力、系统集成能力，以及公司治理等等这些软实力。

在中国，大多数企业都有强烈的规模扩张的动机，不惜倾全部资源扩张产能，却对软实力建设缺乏应有的关注。现在很多中国企业的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但普遍的问题是大而不强。软实力和硬实力不匹配导致大而不强。经验表明，没有技术能力和品牌影响力支撑的庞大生产能力，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宫殿，规模越大，风险越大。在新一轮技术升级时，如果跟不上步伐，甚至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

例如：从录像机到DVD，从显像管到平面电视的技术升级中，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出出的悲剧。危机的形势正迫使中国企业改变一门心思扩大产能的发展方式。目前很多困境的根本出路是以更加强烈的危机感积累软实力，实现产品、技术、营销模式上的突破。

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对于能源对外依存度高达95%以上的日本，是巨大的打击。但日本企业潜心开发节能技术，不仅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取得了很大突破，而且以汽车为代表的节能产品一举成了世界的抢手货，它反而成了石油危机中的一个赢家。80年代前期，短短几年日元升值超过50%，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日本是巨大的挑战，结果一批企业倒掉了，但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产业竞争力反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加强软实力建设是中国企业必须努力补上的一课。

3.推进并购重组，优化产业结构

经济减速，使产业和企业的结构性矛盾充分暴露，很多产业是重复、分散、落后，呈现结构性低效率，一些企业主业不突出，副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有些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状况还没有改变，一些企业盲目多元化，背上包袱。企业长期处于同类、同档次的恶性竞争，提高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客观上需要经过一轮并购重组的过程，淘汰落后，提高产业集中度。

市场紧缩，企业各个业务的矛盾充分暴露，此时进行企业资源的有效整合，实施瘦身战略，卖掉那些不赚钱且不具前景的业务板块，把企业资源集中到最有竞争力的业务，不仅是战胜困难的选择，而且是提高竞争力的战略措施。目前优胜劣汰作用强化，为企业和产业结构重组提供了动力，社会承受能力相对较强，既为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机会，也为收缩战线、优化经营结构提供了宝贵时机。

结构调整主流是突出主业、发展专业化，大的并购重组是企业最具风险的角色之一，它应当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通过重组，应该产生协同效益，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并购后的财务结构的安全性，软硬实力的匹配，企业文化的融合，管理团队的安排和市场地位的变化等等因素。现在的并购重组，我想主要应该是国内企业的重组，就制造业而言，应该认真总结TCL、上海汽车、联想等等案例，对到国外并购应该采取更加审慎的态度。有些情况下到境外去并购外资企业，不如在国内回购外资的股份，比如像刚才那个案例，中国已经有了较强的产业基础，如果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机会，把制约产业竞争力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中国产业和企业就将在这次全球危机中成为一个赢家。

4、提高创新能力，转变发展方式

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维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制造业优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条件正出现消失，土地、能源、矿产资源、劳动力，以及汇率等生产要素升值的压力正在逐步释放，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进程将加快。至于不可抗拒的大趋势，已经形成。倒逼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强大力量，也就是必须由产业链的低端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由主要依赖消耗资源，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要转向主要依靠技术创新、提高劳动者素质，以提高效率推动企业发展。

变革，意味着机会，也有风险，但企图以不变应万变，将冒更大的风险。我想这正是顺者昌，逆者亡。

结构升级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形势在考验每个企业的真功夫，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的就是创新，就看谁能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商业模式，创造公司新的增长点，再造竞争优势。而这一切的基础是看企业能否有长期积累的创新能力。

台湾地区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量从事服装低端制造业的同时，就吸引境外人才、开拓融资渠道等前期准备，从70年代后期开始发力，他们抓住全球信息革命的机会，一举实现了向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和通讯产业的转移，并由“两头在外”式的代工转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电子信息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升级，培育出一大批著名企业，由于增长模式转型的成功，即便台湾政局如此剧烈波动，也基本没有动摇它的实体经济。

深圳市也是从“两头在外”的代工起家的，代工产业的迅速发展，使深圳在全国首先感到了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可抗拒的约束力。市政府采取了积极政策，努力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鼓励企业创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金蝶等一批批新兴企业迅速成长，深圳企业在增长方式转型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二、振兴经济增长的产业支柱

中国经济目前遇到的困难，外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和国际市场骤然收缩的冲击，内因则是我国经济众多结构性矛盾的爆发。10多年前，中央就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结构调整为主线的问题，但是发展粗放、结构失调、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的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快速的经济增长相比，技术进步相对迟缓，科技没能站上第一生产力的高位。

例如：在产业方面，技术低级化的状况转变迟缓，研发能力和生产规模不相适应，一些企业大而不强，在国际分工中长期处于技术含量的低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企业，对国外技术、零部件和市场高度依赖等等，这种状况迟迟未能改变。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的增长机制和增长结构都不可能再回到原点，相应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增长结构也不可能再重复过去。保增长是当前战胜金融危机的重大措施，但这里也有一个怎样保增长和保怎样的增长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早期的美国，70年代的日本，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摆脱危机的根本，就是科技创新。目前严峻的危机驱使各国争相通过技术创新寻求出路，催生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在全球金融风暴还在蔓延的今天，各个国家和企业已经在寻找引领自己走出危机，和危机后引领经济发展的新技术和新产业的支柱。这一轮竞争中中国要成为赢者，我们还得面对严峻的挑战。

在国内经济面基本尚好的情况下，面对严重的经济下滑，我想政府的政策就是要兼顾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也就是说，立即启动基础设施投资奉献较小，能发挥应急作用，但仅此并不足以为经济增长树立稳固的产业支柱，重要的是要及时发现、培育和尽快启动若干新的产业领域，替代增长乏力的领域，形成新的产业投资和市场热点。

较长时期以来，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是工业，其中钢铁、造船、纺织、服装、轻工、家电、有色、建材和一般加工组装业发挥了较大的作用。由于持续的大规模投资，这些产业规模迅速扩张、产能大都处在过剩状态。国内的消费一时很难填补外需不足所留下的空间，这些产业维持原有的市场规模，已实属不易，很难再吸收大量投资和扩大销售，相应也很难再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必须看到，在金融危机的促动下，这类产业已经进入调整期，而这一调整恰恰是中国工业化发展阶段所必须的，只有经历这一轮大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才能为新的崛起注入动力。

调整期的主要任务：1.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深化专业化分工，优化产业生产组织模式，改变结构性的低效率。2.继续严格执行能耗资源消耗标准，继续加强环境监管，淘汰高污染产业，继续矿产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值税改革，通过市场力量淘汰落后产能。3.着力提高研发设计能力，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施品牌战略，创新营销模式，向产业的深度发展。

面对危机的形势，可以有两种思路，两种结果。如果为保增长，政策关注点仅仅盯住原有产业的支柱，大量采用输血的办法，力图在原有增长模式下保持经济总量，将错失难得的结构调整的机遇，为后续的发展埋下隐患。如果抓住时机，加紧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更具前景的新一轮经济的带头产业，并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支柱，那么危机的形势就将造就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后路，为后续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经多年的积累，我们在技术和产业化方面已经有了较充分的准备，相应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进来，加之外部和内部经济驱动力已经十分强劲，这些条件为制定和实施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培育一批新的高技术、高增长产业，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形势。

目前一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前景已经明朗，例如第三代无线通讯、宽带网、三网合一、地面高清电视、手机电视、医疗信息化等，再如清洁可再生能源、节能技术和产品、环保产品和环保装备，以及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等，在国家科技战略指导下，已经完成了大量技术准备，进入了升级突破的临界点。如果趁保增长时期及时启动产业化进程，不仅可以引导每年上万亿的企业投资和市场销售，而且以此为切入点，将加快国家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大幅度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实现技术超越，从而在战胜危机中实现技术追赶，缩短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新的带头产业应具备几个条件：1.具有先导性，体现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通过努力可以进入世界先进行列。2.能形成较长时期、较大规模的市场。3.要有较大的产业规模、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4.产业化条件比较成熟，具备立即启动的条件。

他国自顾不暇，为我国产业和企业的快速追赶、缩短差距，甚至后来追上提供了机会。经历这场金融危机，如果传统产业能完成一次大的调整并实现结构升级，如果能成长出一批新兴产业，大大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并成为新的产业增长支柱，那么我们就将成为这场金融危机的一个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