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一)

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一)

纵览一个世纪以来，《西游记》作者的研究，大体经历了无作者，或推衍作者为丘处机、吴承恩;否定邱处机，考订作者为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探索历程。20世纪以来的研究属于后两段，即否定丘处机肯定吴承恩;否定吴承恩，寻觅新作者的阶段。但要说明作者问题，不得不从源头说起。同明代其他小说名著作者不在书上署名一样，现在见到的几种明版《西游记》均未署作者姓名。明世德堂刊本陈元之序云:“《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着其姓氏作者之名。”只录了一些传闻而已。故而，作者是谁?便成为一个难破的谜。清代，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为谁，出现丘处机、吴承恩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最早见于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记证道书》与假借虞集名写的《西游证道书序》。该序云:“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渴，余与流连侠月，道人将归，乃出一恢示余曰:‘此国初丘长春所纂《西游记》也，敢乞公一序以传。’余受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奖法师取经事迹……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者在玄奖，而意实不在玄奖;所纪者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假此以喻大道耳。”此说一出，造成两种直接后果，一是丘处机所写《西游记》就是长篇小说《西游记》。二是丘处机是全真教领袖，所以此《西游记》并非游戏之作，而是“修丹证道”之书。乾隆年间，野云主人的《增评西游证道奇书序》，便是众多受其影响者中的代表。《序》云:“今长春子独以修真之秘，衍为《齐谐》稗乘之文，像黄童白雯，皆可求讨其度人度世之心，直与乾坤同其不朽……后或更有进而悉其蕴者，则长春子之心，大暴于世，而修丹证道者日益多，则谓此本《西游记》之功，直在五千、七岌、漆园、御寇之上也可。”然而丘处机为元代人，又是位道士，他所写的《西游记》是否讲取佛经故事的小说《西游记》?当时不少人竟未怀疑过。最早对此提出怀疑的人是钱大听与纪晌。纪晌是从小说所反映的时代着眼的，他查出小说所写的官制皆明制，而断定所写时代必为明代，作者不可能是元人丘处机。钱大听则亲眼看到了丘处机所写的《西游记》。他的《跋长春真人西游记》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邹书燕说矣。”指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是一部记述地理风俗的西行游记，与取佛经故事风马牛不相及。自此丘处机作小说《西游记》之说，不攻自破矣!第二种说法，最早见于明天启《淮安府志》。此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此后康熙《淮安府志》与此所记同。显系将天启《淮安府志》的这段文字挪过去的，并非另有所据。此后，由撰写地方志的文人将《西游记》推测为小说《西游记》，将吴承恩认为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了。一最早将吴承恩《西游记》推测为通俗小说《西游记》的是清初学者吴晋。乾隆十年，他在《山阳志遗》中，一方面对丘长春作《西游记》持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推测说吴承恩将丘长春的《西游记》改为通俗演义了。“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指吴承恩)着。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丘长春真人所撰……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吴玉措的另一条证据是:“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乾隆三十六年，山阳人阮葵生在他的《茶余客话》中承袭了吴玉措的说法，更强调吴承恩的《西游记》为通俗演义:“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但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茶余客话》卷二一)然而，两人的说法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推测之词。他们说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的3条理由:必有所本;淮安方言;将丘《西游记》演义为小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较为谨慎的学者钱大昕、纪晌，只言《西游记》“乃明人所作”，或说:“《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咸丰、道光时人丁晏，将纪氏、钱氏的“乃明人所作”，移入吴承恩作小说《西游记》中来，理由在

以上3条上又加了一条“乃明人所作”。他在《石亭纪事续编》中说:“《癸辛杂识》载龚圣予《水浒三十六赞并序》，阮庆山《淮故》称龚高士画宋江等三十六人像，吴承恩为之赞，大误。《赞》乃高士所自为也。承恩，明嘉靖时岁贡生，所著有《西游记》，载康熙旧志艺文目，钱竹汀《潜研堂集》谓《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别自为书，小说《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而不知为吾乡吴承恩作也。”将吴承恩《西游记》说成是《西游演义》，同样没有根据，不过是承袭了吴玉措的猜想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增加了“明人所作”一条，而这一条又是从钱大听、纪晌那里来的。此后陆以、邓文如、冒广生又扩大此说。二20世纪初，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涉及作者，用吴承恩说。鲁迅未明言作者是吴承恩，但一来对吴承恩生平特作介绍，在论述该小说内容与风格时，则引《淮安府志》论及吴承恩语。显然，鲁迅是把小说《西游记》作为吴承恩的著作，但并未找出新的证据。对《西游记》作者论证最详的是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这篇考证一方面推算出了吴承恩的生卒年(他大约生于正德之末，死于万历之初)。另一方面又找到了吴承恩的若干首诗，特别是《二郎搜山图歌》，从中可看出《西游记》作者的影子:“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但是，胡适先生的这篇考证远不及《红楼梦考证》所论那么严密因为要说明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必须在吴承恩与小说《西游记》之间找到直接关系和说明此种直接关系的证据。譬如，吴承恩所写的是《西游记》小说，而不是同名的其他书等。但胡适没有这么做，他绕开了这一问题，直接接受了丁晏的观点，理由也很简单，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可信。胡适自己是这样说的:“我前年做《西游记序》，还不知道《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见《小说考证》卷二，页七十六，引山阳丁晏的话，说据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西游记》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作的。《小说考证》收的材料最滥，但丁晏是经学家，他的话又是根据《淮安府志》，所以我们依着他的指引，去访寻关于吴承恩的材料。”但是，问题是《淮安府志》究竟记载的是什么?吴承恩所写的《西游记》是否为小说?丁晏的话是否可靠?胡适未加考虑，如果丁晏的话不可靠呢?丁晏的话可靠与否，便直接决定了胡适论说的价值。此后，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一文无条件地接受了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作的观点。他在谈及陈元之的《西游记序》时说:“陈序很重要，惟关于作者则游移其辞:‘……《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演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跃弛滑稽之雄，危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着其姓氏、作者之名。’彼时，似不知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演何侯王之国’语，则吴氏尝为‘八公之徒’软?嘉、隆间的文人们，出入于藩王之府，而为他们著书立说者不少概见。吴氏殆亦其一人。”正因郑振铎相信“此书出于吴承恩手”，所以认为陈元之也必知出于吴承恩手，一切传说的材料都可向吴承恩脸上贴金。在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对小说《西游记》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吴承恩诗文集》(即《射阳先生存稿》）的出版，给研究者提供了材料的支持。刘修业、苏兴等人利用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承恩的研究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刘修业继赵景深《吴承恩年谱》后，又出版了一部《吴承恩年谱》。赵谱是开创性的，疏理出了吴承恩生平事迹的轮廓，只是较为简略。刘谱则在赵谱的基础上，又做了更为细致的考订、疏理工作，使得吴承恩的生平面貌更清晰了，不过有些问题还有待订正、补充。苏兴的《吴承恩年谱》，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很有价值(不管吴承恩是不是《西游记》的作者，单就其对吴承恩研究而言也是如此)。这一探讨是他多年研究吴承恩成果的一个结晶。他在《年谱》发表前后，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吴承恩的论文，如《吴承恩诗文系年简目》、《关于西游记)的几个问题》、《西游记)的地方色彩》等。该谱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以下不同于前谱或他人的观点:吴承恩成岁贡是嘉靖二十九年，而不是二十二年;吴承恩任长兴县垂是嘉靖四十五年，而不是嘉靖三十二年，证明过去的成说是对的;吴承恩创作《西游记》是在他的中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左右;吴承恩进学后曾在葛木办的龙溪书院就读过;吴承恩成岁贡后到任长兴县垂中间的十几年，一直是南京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