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

论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的异同

21408111李春林

从小时候看电影看书的时候就深深对古代希腊的城市规划建筑格局和样式深深着迷，后来买了几本专门讲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彩页图片很多的书（对不起搁家里了），对当时城市的布局、自来水设施的原理、下水道布置、奴隶房间与主人房间和各种浴池花园还有港口船舶的剖面图等等做了详细介绍，让我非常神往。后来又去了北京，而且看过《鬼吹灯》这本小说，里面对中国的风水文化做了非常详细的解析，因此对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建筑布局也有了很大的兴趣，下面就对二者进行比较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儒家礼制规划思想

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周礼·考工记》, “匠人营国, 方九里, 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 提出了都城规划布局的理想模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本轮廓。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中, 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在战国以前, 诸子百家争鸣, 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默百家, 独尊儒术”后, 儒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儒家思

想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重礼的倡导下, 一切建筑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 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

在崇孝的主张下, 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 形成了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

的传统合院式住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等, 并成为我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 乃至村镇、城市的布局等。

从图中可以看到“阴阳”“天人合一”的思想非常注重，单是看到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是交泰殿就能明白建筑者的思想

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 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 其突出特点就是要顺之以天理, 追求与天同源、同构, 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始终。从距今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可以看出, 我国的城市雏形是建立在对以北极为中心的宇宙模式模仿的基础上的。周代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如春秋时期吴国伍子胃营建苏州城、越国范蠡营建会稽城时, 都“象天法地,建成大城”、“乃观天文, 拟法于紫宫”。秦朝都城咸阳的规划也体现了这种思想, 咸阳城市的设计思想, 反映了当时人们一种朴素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上的种种星象, 与人间秩序一一对应。唐朝都城长安中的十三牌坊里象征十二月加闰月, 皇城南面四行坊里象征四季, 东为春、南为夏、西为秋、北为冬。明清北京城中南面建天坛, 北面建地坛, 东面有日坛, 西面有月坛。另外, 兽中四灵“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也在城市布局及地名中得到了体现。

相土、形胜、风水的规划思想

和相土、形胜思想相比,

风水说通过对山川形势所蕴

藏的“气”的研究, 形成了

一套完整的分析概念和技法

体系,其思想上也更为成熟。

它通过推测不同方位的“吉

凶”来强调城市布局方位要

和命相结合, 对城市的选址

和布局有深刻的影响。在城

市内部建筑的设置中,也强

调通过一定的建筑设施的摆

布, 以弥补地方风水的不足,

“城市之地, 其正穴多为衙

署诸基用, 余者不论东南西

北, 四周总以高地为吉, 低处为界水,

不可居”。城墙除了防卫功能以外, 也

是重要的风水手段。城墙环抱、四面

设门, 门内设神守卫, 是中国古代城

市的理想布局模式。唐长费成皇城南

面的四行坊,不开南北门只开东西门,

是为了不冲“王气, ’。明清北京紫

禁城的规划设计也受到了风水理论的

影响, 紫禁城的整体立意, 极为注重

“非壮丽无以重威”, 竭力突出其九

鼎之尊的地位。

数字的应用

数字本身是抽象和无意义的, 但有时也与一些观念形态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 数字“3 ”代表了天、地、人合一的思想, “5”代表了金、木、水、火、土和阴阳五行, “9 ”象征着九重天, 寓意尊贵。这些思想应用于城市规划, 如汉长安城门开三个门洞, 唐长安明德门、北京天安门及午门开五个门洞。唐长安有六街, 汉魏洛阳城长九宽六, 都城开九门。采用奇数也与突出中轴线布局有关, 中间城门往往为帝王专用。

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 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 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 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广场是市民集聚的空间, 城市以广场为中心的核心思想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市民民主文化。希波丹姆遵循古希腊哲理, 寻求几何图像与数之间的和谐与秩序的美, 这种思想在其规划的米列都城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到了希腊化时期, 城市建设的主要特征是街道、建筑与广场规整划一。从城市功能分区、道路系统、

邻里住区的划分, 一直到市中心与广

场的规划布局都是严格按几何和数的

规律进行规划设计的。希腊化日寸期卫城和庙宇已让位给喧嚣的广场, 广场周围有商店、议事厅和杂耍场等。古罗马时期, 在被个政民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 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 中间是十字形街道, 通向东、南、西、北四个城门。街道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古罗马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影响, 以在被占领地区的市民心中确立向罗马当臣民的认同。古罗马时期, 城市道路笔直宽阔, 建设了大量的宣扬统治者功绩的纪念胜建筑广场、凯旋门、记功柱以及供奴隶主享乐用的剧场、斗兽场等。

西方中世纪城市多为有机生长, 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

来的,很少有按规划建造的。由于战争频繁,城

市的设防要求提到很高的地位, 产生了一些

以城市防御为出发点的规划模式。文艺复兴时

期, 教堂或城堡不再是城市的中心, 市政厅广

场成为新的城市中心, 这标志着神权与封建

政权地位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人权地位的上

升。许多城市进行了改建, 改建主要集中在一

些局部地段, 如广场建筑群方面。和中国传统

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

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

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

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

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

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尺度也会使原有的周边建筑显得“娇小”。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中西方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莱三山为代表。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据《山海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丹水,饮之不死。《列子·汤问》对于三山(五山)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由此可知，无论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还是三山(五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定型时期。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时期主要在以岐山——长安以西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为活动地域。这一地域,南有秦岭山脉,西北是黄土高原,是一个庇护性和可捍性很强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强,热辐射多,利于农作物生长。由这一时期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

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

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欧洲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欧洲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

为失去实际意义。因而欧洲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因而,欧洲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神话传说模式对城市选址和布局结构上的影响

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更偏好隐藏于屏蔽式结构,选址多在远离尘世

的幽静之所。所谓“深山藏古寺”,将人文隐迹于自然,风格相对平和、含蓄。一般会刻意对周围自然环境有所维护，中国古典园林建造中的山围水绕、“一池三山”的布局结构,表现就最为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皇家宫苑的建造上：秦始皇建造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神仙意境”的园林。汉武帝时,“上林苑”建筑出现“一地三山”为主体的神仙意境。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欧洲城市的选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现其宏大,注重装饰,体现出对自然的

征服和对自身的炫耀。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就是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顶台地上，山势险要,从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它

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中西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比较

西方以神学为中心, 上帝至高无上, 神庙和教堂及其广场占据城市中最好最高的位置。中国贝以体现人间的统治秩序为中心, 君王至高无上, 城市中以皇宫和官署为中心。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 朴素的“天圆地方”的人地观, 导致了方格网城市形态的形成。王城居中, 中轴对称, 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皇权至上、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

有机生长是西欧中世纪城市建设的的主线, 大多数城市都是在封建主的城堡周围逐渐“生长”起来的, 建筑群具有优美的连续感、丰富感和活泼感,给人以美的享受, 城市景观统一且多样化。而规则布局则是中国封建城市建设的主线, 反映中国封建城市建设与发展成就的主要是都城和一些府城, 是政府主观意志的产物, 其城市设计突出了皇权的无处不在。

文艺复兴时期, 人与自然的大发现使西方人地关系产生彻底的“天人分离”, 人的价值理性得到了充分张扬。西方城市规划中出现了一种理想主义思潮, 以各种几何形状作为城市形态构想, 城市平面轮廓、结构呈现出一种规则的几何图案模式。到了十七世纪后半叶, 资产阶级唯理主义在城市建设中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城市建设中追求抽象的对称和协调, 寻求纯粹几何结构和数学关系, 强调轴线和主从关系, 如法国的凡尔赛宫。中国城市建设也讲求中轴对称和主从关系, 但其思想根源却来自儒家文化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宗法礼制观念, 以强调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

中西古代城市形态比较

相同点

西欧和中国的城市形态基本上都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比较规则的, 中国以都城为代表, 西欧以商业交通型城市为代表另一类是不规贝、蛛网状的, 中国的工业、商贸城市都属此类,西欧以城堡型或要塞型城市为代表。这种现象说明西欧与中国城市都同时沿着两条路线并行发展, 一条是有意识的布局, 以人的意志为主导的发展,另一条是无意识的自组织, 以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发展。另外, 从道路系统来看, 中西古代城市的城墙、城门与城市核心决定了城市主要交通线路, 通向城门与市中心的道路为主干道。

不同点

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 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 进而造成了城币形态的不同。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以都城规划为代表。唐长安、元大都、明清北京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三座都城, 它们的布局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等级严格的宗法礼制思想。者附多方正规贝布局, 中轴线对称, 宫殿居中, 左祖右社, 前朝后市, 旁三门, 道路系统呈规整的方格网状, 形成一套严整的规划制度。府城、州、县城一般也都按这一制度布局, 差别只是城市规模大小不同, 功能区多少不同。

西方中世纪代表性城市是法国的卡卡松城和德意志的诺林根城, 平面形态为椭圆形, 城市中心区为教堂、市政厅及其广场。城市一般分为教会区、皇室区、商人区, 有些城市还有学院区、修女院区牛津、威尼斯等。城市道路系统不规则, 弯弯曲曲, 多为蛛网状的放射酬犬系统。街道曲折多变的原因一是城市随地形变化有机生长, 二是强调市中心的核心作用, 放射环习犬道路石〕以起到包围和保护核心区的作用。市场遍布全城, 居民可沿街居住或营业。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 往往只是封建经济中心, 以商人为主的市民是城市的主人, 封建政治的力量比较薄弱。由于西方基督教势力的强大，城市以教堂、市政厅和具有市民公共活动中心意义的广场为中心, 街道由此呈放射状向外伸展,城市轮廓也很自由。与西方城市相比,中国古代城市一直是主要作为各级封建政权的统治据点而存在的。虽然也有市场但很大程度上带有纯粹满足封建主物质消费需要的比质。市场的主人备受歧视, 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 被称为“市井小人”, 经济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城市的主人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或各级政权的代表及权贵官僚,城市是层层政权控制下的政治中心,是封建统治的强大堡垒。所以中国古代城市在城市形态上就表现为方正规则布局, 宫城居中, 道路网的布局及道路尺度基本是考虑哲理或象征意义的需要, 而与交通的实际需求并不匹配。

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中西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 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 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

从经济角度来看, 西方重商主义的经济活动代表个人利益, 表现为城市的自发有机发展中国重农主义的政府行为代表国家利益, 表现为城市的秩序规划发展。

从政治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 形成了宫城居中, 中轴对称的布局。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形成了教堂、市政厅及其广场为城市中心。

从文化及哲学思想角度来看,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思想占统制地位, 儒家提倡“居中不偏”, “不正不威”, 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就表现为宫城居中及中轴线对称的布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观, “天圆地方”的朴素人地观, 导致了方格网状的城市形态。西方的民主文化和以神学为中心的世界观, 反映在城市规划上就表现为以神庙、教堂、市政厅及其广场为中心。

参考文献：1《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张洛锋、张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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