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早读阅读系列时文、美文、例文欣赏七素材

【目录】

卷首语

曼德拉经典名言 (01)

时文篇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03)

卫生部:乙肝携带者获准从事幼托工作 (03)

百年之后南海谁属 (04)

蒙古国成北约准同盟 (04)

我们最不了解的邻居——日本 (05)

跳出“中国”看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 (06)

印度“宝莱坞”让好莱坞没脾气 (08)

谁是史怀哲 (09)

人民日报：告别照搬和混搭还建筑个性与尊严………………………………………

10

美文篇

教育杂谈

中外职业教育的差距在哪里等 (13)

书屋

加缪:一个只想过“正常人生活”的反抗者 (15)

走读鲁迅的颠簸人生 (15)

专访《德兰修女.在爱中行走》作者 (17)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迈一步 (20)

周国平/读史铁生《病隙碎笔》 (22)

格言新说

朽木可雕（外六篇） (24)

美文选读

烂牌也要打出好结果（外四篇） (28)

例文篇

作文审题训练（共8题）

请以“为生命着色”为标题，写一篇作文 (33)

以“沉潜”为话题，写一篇作文 (40)

◆时文篇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到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4月21日刊发封面文章:18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机械化,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进了城市化进程,如今,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到。文章认为,制造业正在走向数字化,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和基于网络的服务在逐步普及,这些技术让企业为用户提供越来越多的个性化产品,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文章认为,各国政府现在需要做的是:开办更好的技术学校、明确市场规则和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

卫生部:乙肝携带者获准从事幼托工作

本报讯(记者商西)卫生部昨日发布《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修订说明，新《规范》要求幼托工作人员“不留长指甲”，并取消体检中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应调离工作”的规定，意味着乙肝携带者将不再被拒之门外。

工作人员禁留长指甲

新规要求，工作人员上岗前的健康检查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健康检查，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且增加工作人员“不留长指甲”的要求。

按照现有传染病防治法要求，新规删去体检中原“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应调离工作”的规定，乙肝携带者今后也可从事幼托工作。但精神病患者或者有精神病史者不得在托幼机构工作。

因病缺勤要加强随访

《规范》明确提出，对因病缺勤的儿童要加强随访，以做到传染病人早发现，发现可疑病例及时隔离控制，加强晨午检和全日健康观察，并对发生传染病的班级按要求进行医学观察，与其他班相对隔离，不办理入托和转园(所)手续。

新规还明确，患传染病的儿童隔离期满后，凭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痊愈证明方可返回园(所)，来自疫区或有传染病接触史的儿童，检疫期过后方可入园(所)。

膳食费须每月晒账本

修订后的《规范》新增卫生保健工作职责、新设立托幼机构招生前卫生评价等内容，并调整细化原有条款，以增强实际工作中的可行性、操作性，其中饮食安全为重点内容。

《规范》对儿童膳食费的管理提出新要求，规定工作人员与儿童膳食要严格分开，膳食费专款专用，账目每月公布，每学期收支盈亏不超过2%。并要求由专人负责托幼机构的膳食，建立有家长代表参加的膳食委员会并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民主管理。

户外活动至少两小时

修订后的《规范》在“一日生活安排”部分特别强调了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提出在正常情况下，全日制儿童户外活动时间每天不少于2小时，寄宿制儿童不少于3小时，并对儿童进餐和午睡等主要生活环节明确时间要求。

新规还明确，体格锻炼要根据儿童的年龄和生理特点开展，掌握运动强度和运动量，保证儿童运动场地和运动器械的安全，定期进行室内外安全隐患排查。

百年之后南海谁属

黄岩岛对峙事件发生后,纽约的中国留学生在菲驻联合国使团驻地外示威,抗议菲律宾企图侵占黄岩岛。

中菲黄岩岛对峙,引发各界无数的战争猜想。其实,越是此时,越应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何会如此?如果争端到了非要战争才能解决的地步,对双方而言肯定是双输的结局。战争意味着矛盾不可调和,意味着外交的失败。

所以,此刻应慎言战争,而更需认真思考中国的海洋政策、应对领土争端的政策。如果没有清晰的战略,很容易在争端中陷入被动和疲于应付的状态。应对领土争端,中国在若干年前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在搁置争议期间,菲律宾等国都做了些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起,越南、菲律宾等国便派兵对岛礁实行军事占领。目前,在这个海域的49个岛礁中,越南占有29个。中国从未承认过越南单方面的占岛行为,但多年来越南不仅将所占岛屿划入越南相应的行政区,而且从2007年起就一直在这些人烟稀少的岛屿开展所谓的“议会选举”。这些岛屿的所谓居民主要是渔民和“劳改人员”。2005年以来,越南边防军和各兵种的退役人员开始大量移居,并享受着越南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

在南海资源开发方面,越南走在前列。越南将南沙海域划分为上百个油气招标区,近年来,越南与美、俄、法、英、德等国不断签订勘探、开采石油与天然气合同,俨然成了一个国际合作领域。这种模式已有多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周边国家已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多个和油气田180个,1999年的石油产量达4043万吨、天然气达310亿立方米,分别是中国当年整个近海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从1981年至2002年,越南已从南沙海域的油田中开采了1亿吨石油、15亿立方米天然气,获利250亿美元。南海石油已成为越南国民经济的第一大支柱产业。2004年,仅石油一项为越南国民经济带来的收入,就占其国家预算的30%。

南海诸国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走一步看一步。1994年,菲律宾政府以黄岩岛位于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为由,宣称对黄岩岛拥有海洋管辖权,后又改为对黄岩岛拥有主权。1999年5月,中国一艘渔船在黄岩岛遭菲军舰追击并被撞沉,11名渔民落水。1999年6月,菲律宾教育部在新版地图中将黄岩岛连同整个南沙群岛列入版图。

国无远虑,必有近忧。今日的中菲对峙,不是战与和的问题,而是如何循序渐进实现国家在南海的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这需要精心设计并严格执行,何为上策,何为中策,何为下策,3年内做什么、5年后怎么办?中国在经济建设上搞五年计划、十年规划,香港问题上可以100年不变,对南海争端,为什么不能设定一个10年、20年、100年目标,然后一代又一代地接力执行?这,才是制胜的王道。

因此,今天不是要问打不打菲律宾,而是100年后南海属于谁。

蒙古国成北约准同盟

北约军事势力直插中俄腹地

本报讯据《新快报》报道,北约峰会2012年5月20日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届时蒙古国将派高级代表团首次以北约“全球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和平伙伴关系国地位”参加会议。今年3月,北约与蒙古国正式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标志着蒙古国与北约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为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北约依靠其“准同盟”已然在中俄之间打入一

颗“钉子”。

从地图上看,蒙古国处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包围”之中,除平衡发展与两大邻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外,蒙古国还寻求发展与美国、日本、德国以及欧盟、北约等“第三邻国”的外交关系作为保障其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之一,蒙古国视包括北约在内的“第三邻国”为其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蒙古国商业”网站表示,蒙古国被北约视为“有价值”的伙伴。

作为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一方面寻求蒙古国对其反恐战争的积极支持,另一方面更看重其位于中、俄两大国家间的战略地位。因此,美国不惜重金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建立了国际维和训练中心,并从2003年开始举行代号为“可汗—探索”的联合军演。

中国国防部网站称,北约拉拢蒙古国则是其东扩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大背景下,蒙古国对北约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而加拿大“全球调查网”评论称,蒙古国是北约“植入”中俄间的“特洛伊木马”。

我们最不了解的邻居——日本

芮成钢

东方不是仅仅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太阳从东边升起，会先照耀到的一个国家，那是日本。我们是隔壁的邻居，但我们彼此之间真的相互了解吗？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曾试着客观地、自信地了解一下日本？

你可能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几乎每一位日本首相在就任之后, 都会拿毛笔写下几个汉字,甚至是几句中文，来概括他的执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中曾根康弘写的是：蚯蚓断鸣千丈之井，回头仰天白云悠然。森喜朗写的是：春风接人。桥本龙太郎写的是：百福。小泉纯一郎写的是：壮而学，老不衰，老而学，死不朽。安倍晋三写的是：梦。福田康夫写的是：信义。这些首相们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如此耐人寻味。

日本现任首相麻生太郎写的是：风雪育大树。在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欧美日经济都步入衰退的时候，这句话听起来就更加意味深长。在经济的风雪中培育参天大树般的世界级企业，这是各国共同的愿景。

曾经的国耻我们当然永不能忘，也不会忘。每次去爬香山，看到被英法联军烧毁的香山寺的断壁残垣，我都会感慨：如此恢宏的国家，当年竟会被如此侮辱。

我们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经常去看看香山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感受、去思考。但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应该不是一次又一次地揭开陈年的伤疤，更不是去种下仇恨，传播仇恨。我们的目的是：记住历史，自强不息。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看待日本这个民族呢？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殊的成长经历让我们对日本有着比较复杂的心理。

我们是边看《小兵张嘎》和《地道战》，边哼着《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歌长大的。我们在模仿着电影中日本鬼子的怂样时，山口百惠和高仓建也正在塑造我们心中对男性女性最初的审美。学校包场去电影院看《南京大屠杀》的时候，自己却还正收集着《圣斗士星矢》的贴画。第一次听到“靖国神社”这四个字的时候，《东京爱情故事》也正陪着我们度过最艰苦的一段学生生活……

今天，从物质到文化，来自日本的点点滴滴渗透着我们的生活，但打开邮箱，却能看见号召大家抵制日货的邮件。开车的时候一抬头还能看到前车的后屁股上赫然写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我们的生活中，竟然就存在着无法或缺的日货。请花点时间回答一下如下这个问题：

下面的中文词语中哪一个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

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后勤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共和美学美术

抽象逻辑证券储蓄创作刺激代表动力对照发明法人概念规则

反对会谈机关细胞系统印象原则参观劳动目的

卫生综合克服马铃薯

答案：统统都是，全部来自日语。

没想到吧，其实，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就连我们常说的“总理”这两个字都来自日语。虽然日语的文字源于中文，但上面这些词语可都是日本人的创作。比如，“经济”在古汉语里的意思是“经世济民”，和现代汉语里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日语对英文“economy”的翻译。“社会”在古汉语中是“集会结社”的意思，日本人拿它来翻译英文“society”。“劳动”在中文里的古义是“劳驾”的意思，日语拿它来译英文“labor”。“知识”在古汉语里指的是“相知相识的人”，日语拿它来译英文“know ledge”。而我们又统统把它们变成了现代中文中的常用语。

试问想抵制日货的朋友，这些日货词语你也抵制得了吗？中国近代的孙中山、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们无一不是在日本学习生活，把更先进的理念和思想带回当时落后的中国。这些人的思想，你也能抵制得了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还想说：今天你看的所有中国电视节目，全部都是用日本的摄像机、编辑机制作播出的。那么，所有的中国电视节目，你也能抵制得了吗？

中国的确当过一次日本的老师，而日本却两次走在我们的前面。自隋唐，中日始有往来，中国比日本更早进入文明社会，遣唐使们虚心来到中国取经（中国的电影人们不妨也拍拍遣唐使的题材，说说中日的友好渊源）。然而，在近代，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强大。甲午战争，日本不但战胜了中国，之后更是摆脱了西方对日本的控制，远远地走在了中国前面。迅速崛起的日本给当时的整个东方世界带来了希望，成为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控制，独立崛起的样板。当时的交通不便，中国人向西方直接学习难上加难，向日本学习成为唯一选择。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这样的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们，纷纷东渡日本，学习探索中国自强的道路，有的甚至把日本作为自己的基地。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是日本必须永远铭记在心的。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篡改这段历史，颠倒是非黑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一片废墟上又一次崛起。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日本又一次成为我们市场经济的老师。只是进入九十年代，日本的一些政客们的可耻行径才让我们似乎远离了日本。

跳出“中国”看韩国端午祭申遗成功

韩国端午祭申遗的成功，“刺激”中国人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认真保护自身的文明遗产，而且要对文明遗产的国别认知及中国与整个亚洲世界的命运关联，建立起更为合适的时

间与空间感觉。

韩国江陵端午祭申请世界遗产保护成功后，中国媒体做出了一些评论，总体来说，对这一事实的反应比较理性，认为这“是认同这一文化的所有人的光荣”（《韩国端午祭成功申遗提醒我们什么》，（《新京报》2005年11月26日社论）。不过，回想近一年来，围绕韩国端午节申遗，所谓“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一直在各种媒介沸沸扬扬，有人强烈担心“属于”中国的端午节，可能会被韩国“抢注”。这种声音直到现在仍在网络空间有所流传。

韩国“抢”在中国之前端午“申遗”成功了，这一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中国媒体对此表示祝贺，有人笑言这不过是阿Q心理，是在自我安慰。此一认识错莫大焉。正如一些评论已指出来的那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有别于自然遗产的独有性，可以为多个国家和民族所共享，韩国“申遗”成功，不表示中国就不可以再申报端午节遗产保护。

但这还并非主要。其实，对端午节作国别性区分这一认知方式本身，就大有问题。许多人习惯性地一口咬定端午节乃源出“中国”，理所当然应当被国际上首先认定为中国所有。这就涉嫌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思维，来要求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了。

在端午节的背后，事实上牵涉到如何看待和理解东亚世界的历史。21世纪初的东亚世界民族国家林立，各国民众皆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国家的政治身份非常清楚。

但从历史上看，此一区域在“天下主义”文化传统影响下，实际上是一个文明体，维持区域间“国际关系”的，更多是文明认知而非国家认知。东亚在同质文明影响下构成一个整体，这种意识在这一区域长期存在。举例来说，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在历史上都曾有过以“中华”自居的经历。

从这个角度说，端午节之类的许多东亚世界的节日，并不只具有国别性，同时还具有区域性，不能因为端午节起源于属于当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就认为端午节“属于”中国。端午节乃东亚世界的共同创造，现在被称作为不同民族国家的那些东亚国家，共同拥有并发展、丰富了端午节。这就如同汉字，本来也是“中国制造”，但同样流及四方，在经过各方的改造后，反过来甚至又影响到了“中国”，如今为中国人熟悉不过的不少中国汉字与用语，就取自于日本汉字及其用法，这一点可能会使很多人感觉意外。

端午节之类为东亚世界所共享的传统节日以及汉字，现在之所以被分别冠姓“韩国”姓“日”姓“中”并且视为自然，乃出于东亚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状态和意识，在19世纪以来逐渐被打破，由“相互关联的世界”，转变为了“相互离散的世界”。这种离散前期表现为在殖民统治下由不同殖民者分别殖民，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则是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建立起了相互独立、彼此政治、经济甚至文化疆界都刻意清晰的民族国家。

实际上，在经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经济、政治发展后，这一区域许多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自觉性已在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从知识生产的方面说，一些国家特别是韩国的历史学者，近年来还提出要打破国别史的叙述方式，转而以东亚作为一个历史与地理单位来思考有关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问题；韩国、日本一些大学还做出尝试，打破文、史、哲分家的西方学科划分方式，而回归本区域注重综合的知识学术传统。这种对故往历史的重新梳理，有益于我们发现一个“新”的东亚。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目前并未走在这一良性潮流的前面，这似乎有点令人遗憾。

近世以来，因为必须直接面对外来列强等原因，中国学界长期有“忽视”亚洲的倾向，梁启超看不起黑种人和红种人，认为能抗衡白种人的只有黄种的中国人；梁漱溟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其他亚洲世界遍寻不见。当代中国人如何构建亚洲意识，如何把21世纪构建成不只是中国人、而是所有亚洲人的世纪？韩国端午祭申遗的成功，“刺激”中国人要思考的，不仅是如何认真保护自身的文明遗产，而且要对文明遗产的国别认知及中国与整个亚洲世界的命运关联，建立起更为合适的时间与空间感觉。

因此，对于像端午、中秋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我们现在首先要争取的，恐怕不是“申

遗”，而是真正的传承传统，做到“薪火相传”，把节日实实在在地过起来；其次是尽快列为国家公众假日，让人们有时间和精力来尽情享受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对于自己的节日，只有自己先重视并享受了，才有可能让别人来重视和分享；寄希望于别人的“钦定”和认可，然后自己再来重拾和重视，未免太没自信，也难得别人的认可。

印度宝莱坞让好莱坞没脾气

“2012年将是戛纳电影节和印度电影一个新蜜月的开始。”印度媒体如此评价正在举行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尽管没有印度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但仅次于好莱坞的全球第二电影市场印度，在电影节上展示的是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复制好莱坞，让好莱坞无路可走

好莱坞电影大举进入，是目前华语片面临的最大问题，在2011年130多亿的中国电影票房里，本土电影贡献的票房尚不足一半，今年年初中美电影新协议之后，更多好莱坞分账大片的引进，对华语本土电影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反观印度电影，好莱坞电影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低得可怜，这几年情况稍有好转，2011年达到了12%左右，但也远远落后于印度本土电影。

阿努拉格·卡夏普承认，近二十年来，印度电影跟好莱坞保持着密切接触，除了享受好莱坞带来的技术便利，印度电影人还把好莱坞打得毫无脾气。《阿凡达》当年风靡全球，但到了印度完全没戏，票房只有同期上映的《三傻大闹宝莱坞》的三分之一。印度电影让好莱坞没脾气的手法似乎并不高明，那就是复制好莱坞，“将好莱坞经典电影拍成印度电影，有时候情节和人物关系都不变，在印度很有名的电影《机器人之恋》，就有不少《终结者》《蝙蝠侠》等好莱坞大片的元素。”阿努拉格·卡夏普说，这种复制手法不高明，但在印度很实用。

宽松审查，印度电影可突破禁忌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被很多人认为不利于电影的发展。阿努拉格·卡夏普说，近年来愈加宽松的电影审查制度，让印度电影的题材更加宽泛，拍摄手法更加百无禁忌，“放在若干年前，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绝对无法通过官方审查，因为片中对印度贫民区有十分逼真的描绘，属于抹黑国家形象。实际上，这部真实反映印度底层人民生活的电影不但在印度上映了，还因风格写实而获得了许多印度中下层观众的好评。”

不过，阿努拉格·卡夏普并不认为审查制度能给电影带来根本性变化，“《三傻大闹宝莱坞》拍得非常干净，连接吻戏都没有，没有什么需要电影审查者操心的东西，这样的电影依然能够打动观众，关键原因不是审查，而是故事。印度电影最大的特点是关注民众需求，满足最大众化的娱乐口味，很多卖座影片都讲述小人物的励志故事，具有鲜明的草根特色，情节轻松、主题积极。”

拓展海外，宝莱坞已不满足本土

2011年，中国电影在北美的单片票房没有一部超过100万美元，中国电影海外票房在华语片总票房里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印度工商业联合会的一份研究则显示，2011年印度电影在海外的票房已超过2亿美元，占印度电影总票房的比例已超过12%。

阿努拉格·卡夏普说，印度电影年产量超过1000部，远超美国和中国，印度的主流影片一直在扩充自己的疆域，但他承认，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电影大国，改变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我们的想法是不需要卖票给任何一个非印度公民，只要能够内部消化就好，但这同样是我们的弱点，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成长得很慢。”

印度电影出击海外，和好莱坞合拍是一个重要选择。在强大的印度本土电影面前，好莱坞只能采取合作的态度，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是合作的产物。阿努拉格·卡

夏普说：“这几年好莱坞除了向印度提供大量电影技术支持，连剧本创作领域都经常能看到好莱坞电影人的影子。但印度电影并没有丢掉自己的特色，每一部输送到世界各地的本土电影，都能让观众看到印度的民族风情。”

宝莱坞不是印度电影的全部

提到印度电影，必须提到印度的电影中心宝莱坞(Bollywood)，这个词是由其所在地孟买(Bombay)和美国电影产业中心好莱坞(Hollywood)这两个词组合而成，主产印度语电影，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之一，拥有数十亿观众。宝莱坞电影城位于孟买西郊的一个山谷中，占地1600多公顷，地形复杂，景观多样。摄影棚十分宽大，棚内能变幻出一年四季各种自然景象。从1913年第一部印度故事片诞生至今，历经近90年的发展，印度电影业已形成了一个年营业额约30亿美元、拥有近200万工作人员和年产1200部影片的庞大行业。宝莱坞和印度其他几个主要影视基地构成了印度庞大的电影业，每年出产的电影数量和售出的电影票数量居全世界第一。

阿努拉格·卡夏普介绍，宝莱坞不是印度电影的全部，其实印度还有凯莱坞和托莱坞这两大电影王国。宝莱坞生产的大多是歌舞片，广受中下层民众欢迎；凯莱坞崇尚创新意识和商业意识，更容易得到年轻观众的青睐；托莱坞走的是新浪潮文艺路线，知识分子是主要的受众。（本报特派记者倪自放实习生刘梦圆戛纳2012年5月24日电）

谁是史怀哲

台湾中央大学教授洪兰在一所大学医学院演讲，演讲中提起20世纪顶有名的医师史怀哲，问现场是否有人知道此人，想不到竟然没人回应，会后她询问听讲的学生，知道史怀哲的不但寥寥可数，所知的事也无关要旨。

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的有名，不在于他得到195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而在于他集合音乐家、哲学家、宗教家与医师的所有涵养于一身，严格说来，他是一个人格完整的人，不仅只是个医师，他把他一生最重要的时光贡献给一个完全缺乏医疗设施的非洲小国，在那里拯救群黎。

史怀哲出身音乐家庭，早年是个管风琴演奏家，后来专研管风琴的结构与发声理论，除了经常演出之外，也是管风琴的理论大师，他写了好几部有关管风琴与键盘乐器理论的专书，其中包括《巴赫传》。最有趣的是他能拆卸极为庞杂烦琐的管风琴，并擅长修理改造，他后来旅行欧洲募款，曾帮几个教堂修理好破损的管风琴，所得的款项拿来扩建非洲的医院。史怀哲在26岁就得到哲学的学位，后来习医，到38岁才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他后来到非洲行医，是因为得到宗教上的感召。

他做过牧师，是个很好的神学家，在神学上也有专著，然而他最深契的其实还是音乐，但在非洲丛林根本没有管风琴，即使有乐器也没有听众。他38岁第一次到非洲行医时，巴黎的巴赫学会担心这位杰出的音乐家日后疏于练习，荒废了琴艺，特别捐了部特制的钢琴运到非洲给他，这台钢琴此后一直陪伴史怀哲。在非洲他每天工作几达16小时，用以解决一大群“黔首”的病痛，闲时他独自在煤油灯下弹巴赫的前奏与赋格曲以求安宁，有人要他不要太拼命，不要一根蜡烛两头烧，他说，如果蜡烛够长两头烧又何妨？这蜡烛果然够长，他活了90岁。音乐是需要“社会力”支援的行业，在非洲，史怀哲的音乐没有同业也没有听众，但他自己却不能没有它，宗教坚定他的奉献，而音乐支援着他的情操。

在文明社会，医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佛教以“生老病死”来看待人生，这四个字没一个与医学无关，可见医师的崇高，在于我们都少不了他们。医师须有极高的专业，不论是知识方面或技术方面，这样他们才能帮人解除病痛。

但医师也是个非常无聊甚至无趣的行业。他面对的都是疾病缠身痛苦不堪的人，没有人会有好脸色给他看，所以医师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寂寞。我有一位朋友在做直肠外科医师，他说他每天上下午各要看50个有直肠疾病的病人，都是要戴着手套把手指伸进病人肛门的那种。有一天我想，假如一辈子都得如此，就是给我比尔·盖茨的收入我也不愿接受，而我的朋友接受了，而且似乎会一辈子干下去。有次他告诉我，解决别人的痛苦是“神圣”的，所以从事医疗，需要有宗教一般的情怀。另外，所有诊疗的手术都是不断重复的，这使得医疗工作十分枯燥，从事医疗，需要懂得如何滋润自己的心灵，让自己不要枯竭，在这方面，艺术具有最大的功能。

所以，一个医学院学生知道史怀哲是必要的。我们的医学教育过分注意专业，忘记通才的重要，史怀哲是把西方自托尔斯泰以来的“人道关怀”真正施行在人间的人，所以要知道他，是应该学习他如何安顿自己、完成自己，只有健全的人才有能力帮助别人。我常听医学界的人说：医疗不只是个职业，而是一个志业，这话说得很好。宗教与音乐对史怀哲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证明道德视野与艺术修养，对所有医师来说都极为重要。

（作者为台湾作家）

人民日报：告别照搬和混搭还建筑个性与尊严

2012年05月31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近来两则消息引人关注：全球建筑领域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建筑奖在北京颁奖，王澍成为获得此奖项的首位中国建筑师；中国美术馆新馆建筑设计方案进入最后一轮竞赛，中国建筑师无一入围。喜忧之外，放眼国内各大城市，怪诞、宏大的“地标性”建筑层出不穷，绵延的中国建筑传统却鲜见继承。

如何冷静看待中国当代建筑文化？中国的建筑师们又在进行怎样的思考和探索？

建筑的“好”似乎难以名状，却又让人过目难忘。

1947年，著名建筑师路易斯·巴拉干为自己设计的住宅，借鉴了墨西哥传统的围向内合的形式，高大的围墙采用充满质感的拉毛表面，在保证空间私密性的同时，也为光影的奇妙变幻提供了一方舞台。与整体建筑的朴实深厚相异，院内的窗户、转角、台阶、花园设计则处处体现与人的亲和偎依，久违的静谧生活款款而至；1997年，贝聿铭设计出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日本京都美秀博物馆（见图①），穿过幽暗的山洞隧道，走过竖琴一样的银色吊桥，桥那头开阔的博物馆中庭让人“豁然开朗”，如同取景框，将中庭外群山的春雨夏花、秋叶冬雪托映出来，而两翼的展厅主体则全部深埋在山底，沉静一如历史的回响。

我们从“好”建筑中收获的是惊叹，亲近以及沉醉，归根到底，建筑是人类在大地上为自己建造家园。可是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城市：拔地而起、造型奇异的摩登建筑拒人千里，打着民族风格旗号的仿古建筑刻意做作，跟风、抄袭、模式化的建筑群千城一面……这让人不禁要问，一任这些假建筑、大建筑、怪建筑风靡开去，我们的家园将被导向哪里？而中国当代建筑师对此又作何思考与行动？

不玩概念和造型让建筑回归建筑本身

建筑的艺术性深植于它的功能性和工程性，这种对建筑本体的强调在今天尤为重要。当下的中国城市，无论是泛滥成灾的欧陆风情，还是偶像型的奇观建筑，对它们的“造型”的重视都远远优先于对其功能、造价和安全的考量，建筑似乎成了立体美术设计，衡量其艺术性的重要标准即是吸引眼球。尤其是在急功近利的城市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消费主义的跟风和政绩意识的大手笔达成一致，再加上媒体“煽动”，这些建筑便拥有了被大众接受的土壤，顺理成章地成为景观社会的一部分。

建筑师张永和刚回国时，看到的正是这样“千篇一律的奇形怪状的房子”。“玩造型”的建筑思路大行其道，“把一个杯子放大100倍自然震撼，放大1000倍就更震撼了，但是这归根结底跟设计思维、建筑本体没关系，而且这样下去就把建筑学给毁了”。他主持的非常建筑事务所正是要回到“土”的建筑工作，回到对建筑本体的核心认识上来：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材料怎样搭建，搭建出的空间如何使用，一环套一环，自然就有了建筑，也有了建筑的美。建筑的艺术性正是内生于“两块砖头的仔细叠加”之中，内生于“把建筑当作建筑做”的过程之中。

作为“土”的一部分，张永和尤其强调建筑的工程技术和建筑师的工艺，而这正是现在国内建筑师普遍欠缺的。中国联合工程公司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将这种共性的欠缺概括为“匠气不足”。在他看来，这既是建筑师缺乏生活体验、审美体验所致，更是当前建筑界普遍存在的从图纸到图纸，建筑师止步于施工现场的工作风气使然。只有了解施工一线，重视建筑的工程性，才能摆脱玩概念、玩造型的狭隘，去处理与业主方、施工方、供货方、管理方的沟通，以及与结构工程师、设备工程师、景观设计师的协调，既充分考虑规范、安全、造价，又有足够的定力去抵挡市场上种种机会主义的诱惑。强调建筑师“匠气”、工程性的一面，正是为了回归建筑本体，让大部分建筑师的大部分设计有意义，而不是仅仅依靠某些“建筑艺术家”才气的灵光一现。

知其可为和不可为尊重每一块土地的灵魂

城市积聚着这个时代太多的能量，这让今天做城市建筑的人难免野心勃勃，似乎建筑不仅能够承载和表达时代气象，甚至可以影响和重组时代精神，地标性建筑的涌现即是一例。然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每次乘车穿过城市，看到街道两旁单调而乏味的建筑甚至地标性建筑时，总不免心生愧意：我们是否对得起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

“做了二十几年建筑，我越来越在乎建筑是不是真正属于这个城市。”在北京四合院长大的崔愷，很是怀念小时候每次上学都要穿过一系列的院子和胡同，这种“衔接”的魅力影响了他日后对建筑的认识：建筑不是对城市空间的隔绝、分裂，而是延续和衔接。由他主持设计的北京德胜尚城项目，原来是一片旧城拆迁后的废墟，设计中他充分地把自己对老北京的城市体验放了进去：地上部分被分成七栋独立的单体建筑，每栋都拥有自己的庭院，一条斜街将七个空间串起，形成新的胡同，人行其中，会感受到惬意的空间转换。设计还保留着原有的古树、老砖，以及不远处庄重的德胜门——它们都作为对话者被引入这现代的小区。

这种现代因此不张扬，不喧闹，反而谦卑，有度，崔愷用老北京人常说的一句“有礼了”来概括这种建筑的态度——相较于自然环境的主体地位，建筑是副体，它使原本存在的空间结构隐于无形，让隐藏的秩序悄然显露。因此，建筑的出发点不在别处，而在于领悟周围环境对建筑可能性的“提示”，“每一块用地都是有灵魂的，在建筑师尚未领悟之前，最适宜的建筑方式已经存在于那里，我们不断地修改方案，不过是在努力地接近最终的结果而已”。

谦卑，是因为知道建筑可为的“限度”，换句话说，是知道建筑终有不可为之处。同样是对建筑可为不可为的认识，崔愷让建筑“谦卑”，张永和则自始至终对建筑实践保有自觉的批判性反思。他在上海青浦区做的农民回迁房项目已近尾声，从建筑师的角度，张永和最初希望结合居住者不同的家庭结构、生活方式来建一个有不同户型的社区，但是政府对这些

房子的分配方式决定了公正公平是第一位的，农民也更愿意接受同样的户型——建筑师的专业追求和建筑的公共性、社会性之间有了矛盾。结果自然是张永和退了一步，户型不可改变，他转而在外部的公共空间上下功夫，为农民设计出更多可供交往、娱乐的地方，给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留有可能。“但农民对传统的生活方式真的留恋吗？也许他们更欢喜搬进楼房。我在困惑自己真的是在为农民这个群体做事，还是文艺青年罗曼蒂克地想象他们还想在村头的大树底下聊聊天？这只能留待最后的检验了。”

这也是对建筑意志的警惕和反省。尤其是对今天的城市建筑而言，建筑师个人的专业追求只是一个方面，他们还需要城市规划专家和社会学者的合作，需要通过前期的调查研究为建筑实践打上坚实的社会学地基。这也内在于张永和提出的批判性态度：建筑师不是拒绝市场，也不是成为房地产商的附属去无条件地拥抱市场，而是要与市场进行对抗性地磨合，有意识、有立场地进行建筑实践。

告别照搬和混搭让建筑传统慢慢长出来

半个世纪前，梁思成眼中的中国建筑方向是：“中而新是第一等的，洋而新是第二等的，中而古是第三等的，洋而古是第四等的”。半个世纪以来，有关传统与现代结合道路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历史发展到今天，无视民族传统、照搬照抄西方建筑自然是无本之木，但是对传统做形式主义、风格化的简单理解，将大屋顶、琉璃瓦、雕梁画栋等传统建筑元素拿来混搭和拼贴，同样是可笑的买椟还珠。和“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类似，今天任何对建筑与传统的讨论都不能不放回到对传统的理解及其现代运用上去。

在这个意义上，程泰宁一直很推崇哲学家冯友兰提出的对待传统“抽象继承”的态度——比直接移用传统元素更重要的是继承传统精神。他设计的浙江美术馆，深色的玻璃屋顶建在层层白色平台之上，峰峦叠嶂般，巧妙地融入西子湖畔，传统的坡屋顶因为钢和玻璃材料的重构，又深具现代气息。这种写意、天然又充分考虑“人的尺度”的建筑风格，很大程度上正取决于他对传统文化中“合一”观念的认识和发挥。

传统不是拿来就用、用完即抛的“素材库”，建筑传统尤其如此，它需要一个充分的化学反应过程。理想状态下的继承传统，不是水平地移借，而是身浸传统的文化滋养，立足材料、工艺、功能的实践需要，自发地、缓慢地、有机地生长出今天的传统来。建筑师王澍的代表作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见图②），可以说是探索之一种。阡陌田园、简易木作、夹旧砖墙，这些传统的建筑材料与工艺经过创造性运用，不仅满足了现代的教学、住宿、休闲等诸多功能，而且以一种差异性和陌生化的方式激发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体认。

当然，传统怎样落实到具体的建筑形式语言上来，怎样在实际操作中不被各种利益所干扰，尤其是怎样经受剧变的城市生活现场所带来的考验，尚有待深入。要知道由于不断地拆旧城建新城，很多城市的文化脉络在空间形态上已经断裂，若整个城市都不是肌理性地生长出来的，建筑对地缘传统的重建谈何容易。

这也决定了建筑不是建筑师一个人的艺术品，它同样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整个社会的建筑文化素养的必要性便凸显出来，虽然我们很少能像意识到自己是电视电影的消费者那样，意识到自己每时每地都在消费周围建筑的功能、文化和历史。但毫无疑问，我们建造建筑，建筑也在影响我们。

教育杂谈

高考班集体打吊瓶岂只教育生病

集体打吊瓶这样的“有意识行动”，却是“无意识行为”的一种表达。究其原因，还是“不能输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社会心态在作怪。

日前，微博上一组湖北孝感一中高考班同学集体在复习时打吊瓶的图片引起关注。孝感一中称，学生打的是补充能量的氨基酸，为了不耽误学生复习，也省得学生们在医务室和教室之间来回跑，所以学校就安排学生在教室内打氨基酸。

“吊瓶班”的盛况，很容易成为舆论指向教育现状的靶心，并将之归于应试教育的过错，甚至得出“教育生病，学生输液”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教育的方向和方式出现了偏差，给学生输再多的营养品，也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会导致“病情变重”，这样的结论在理论上成立。

但教育本身却没有原罪，甚至其现在承受的过多指责，都是给各种社会问题和群体观念买单。事实上，无论是“精英教育”的过去，还是“大众教育”的当下，高考的模式在主体上没有发生变化，反倒是其他途径日益丰富，比如自主招生、职业教育。在高校不断扩招以及个人成才的渠道更加多元的语境下，何以“一考定终生”还上演得如此疯狂？

在学校，所谓素质教育不过是为了应付领导检查和上级考核，甚或以参加国外各类兴趣比赛为目标，硬生生将素质教育内容包裹进应试教育的外衣；在家长，所谓素质教育也不是随着孩子兴趣的发展，而是根据大学、尤其是国外大学入学的需要——国外大学要有社团活动经历，就给孩子报名参加个社团，至于真正社团活动，多半是不让参加的；国外大学还要求有社工经历，就千方百计让孩子参加一些志愿者活动，至于孩子是否真正了解志愿者、是否培育起志愿者精神，这并不在家长们的关切中。他们最迫切想了解的，是这些经历究竟能为孩子加多少分。

甚至，还有一种培养偏才的不良倾向，从小将孩子的未来押宝在一门技艺培养上，比如钢琴、奥数、写作等等，让孩子一心一意练就“独门武功”，遗憾的是，练就“独门武功”的少，因此心理缺陷者却居多。

教育是为什么？教育是“超越知识的教养”，是立足对人的终身发展。功利性教育恰恰忽视了对人的关注，它从教育者需求的角度，而不是孩子们需要的角度出发，自然无法激发孩子们内在的学习兴趣与激情，也因此无法得到培养持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结果。

杨振宁所说的“注重专业、不爱管闲事的中国学生”，在做学问的路上不能走得更远，实际上是批评中国功利化教育之路的越走越窄。也许在未来10年、20年后，社会上最迫切需求的职业，在今天根本不存在，社会应用最普遍的新科技，今日尚未发端，在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里，我们的教育如果不注重教孩子各种学习能力，不丰富他的思想，不给他主动学习的机会，不培养他与众不同的兴趣和创新能力，不要说在专业上走得更远，能否在未来社会立足都将是个问号。

中外职业教育差距在哪里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日本考察，东京一所职业学校送她一本宣传册：第一页介绍学生及其校服特色，第二页为一至三年级学生每学期学什么东西，第三页则告诉学生毕业之后干什么，想就业有100多家企业可对接，想升学100多所大学可选择，名单一目了然。这使她想到我国职业院校的宣传册：第一页往往是党委书记、校长的照片、致辞，第二页则是校园鸟瞰图，大同小异，看完以后什么都记不住。

宣传册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窗口，可以反映出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鲁昕对此也深有感触，近日她在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两院院士职校行暨中国沈阳第四届校企合作发展座谈会上说，一本小小的宣传册暴露了中外职业学校的差距，比如：官本位思想与以学生为本理念之间的差距，中职、高职“断层”式教育与完善职教体系之间的差距，把学生定位为廉价劳动力与培养高技能人才之间的差距。

我国职业教育之所以不被社会重视，症结在于人才观念存在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土

木、水利和建筑工程学部副主任王梦恕说，在我国引进第一台地铁盾构掘进机谈判时，他问德国海瑞克公司老专家是什么大学毕业。对方说是职业技术学校。后来海瑞克公司派到中国来安装、调试盾构机的专家与技术人员都是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

众所周知，如今硕士、博士俯拾皆是，而高级技师却非常缺乏，这已严重影响到我国的人才结构和产业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工程、水文与环境地质学家卢耀如透露，前些年南方某省以期通过举办专业技师比赛，建立与营造重视高技能人才的机制、氛围，结果报名的人数比设定的奖项还要少。

没有一流的技工很难有一流的产品。我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200多种工业产品占全球总量的第一，不过仍然处在产业链的低端，有好的设计，制造不出好的产品。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类型、层次与结构不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技能人才培养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上个世纪50年代创办的中专学校与高等专科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与党政人才；到了六七十年代因为历史原因大部分中专、大专停办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与办学；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普通高等教育越来越发达，硕士、博士越来越多，考大学似乎成为青年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

在现行中考、高考指挥棒的导向之下，分数高的学生进入了重点高中或重点大学，分数低的孩子去读中职或高职，从而形成了一个不良的社会氛围，即进入职业院校的学生好像低人一等似的。

职业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教育，不是简单培训廉价劳动力的教育。为此，应当转变教育理念和人才观念，尽快制定政策，将职业学校与大学分开进行招生考试，以选拔适合不同教育类型的人才，同时建立现代职教体系，适当延长学习时间，打通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的“立交桥”，提高技能人才的经济社会地位。(李剑平)

书屋

加缪:一个只想过“正常人生活”的反抗者

“我一生中唯一努力去做的: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当我在《加缪:一个浪漫传奇》一书中读到这句转引自加缪日记的话时,我的心猛地被击中了。我似乎在一瞬间就完全理解了加缪,理解了加缪为什么会成为加缪。

在读伊丽莎白?豪斯撰写的这本传记之前,我对加缪的人生轨迹并不是太了解,只是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他的文字中透着悲观,但是这悲观却给人以强大的力量。我一度认为加缪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彻底反而让他有一种看破红尘的超脱。他悲观地指出“人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30岁死和70岁死区别不大”,却又在同一部小说里说出“人只要在这世界上认真生活过一天就可以在监狱里生活百年”；他一方面看透了人的一生不过就是不断推石头上山的过程,同时又告诉我们西西弗知道自己“比他的石头强大”、“比他的命运优越”。加缪的悲观与他的超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然而这种反差却并不矛盾,正是因为看透了“人活着不胜其烦颇不值得”,“认真生活”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也正是因为看穿了人生的最终无意义,才必须让每一个“一瞬又一瞬间”都充满活力和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缪的悲观主义和叔本华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把悲观推向了极致,认为人生毫无幸福可言,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极致,我们反而很容易走到他的反面,认为人生也就没有什么不幸可言了。

加缪的悲观主义来自于他的人生经历,或者不如大胆一点说来自于他的自卑。幼年丧父,生活贫困,母亲半聋,整个家庭被一位独裁的外婆压制,17岁患了重病险些失去生命并且被疾病折磨一生,在政治上像苏轼一样被左右两派不容,在阿尔及利亚他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

又是外乡人……加缪很少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一直都是一个“局外人”,于是加缪才会自卑,并呈现出被豪斯不断提及的“克制与沉默”。

加缪患有肺结核。这一点在加缪“不正常的生活”中不一定是最核心的,但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个疾病上反映出加缪性格的很多方面。加缪对患病一事似乎一直都讳莫如深,“阿尔贝?加缪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众所周知的患有肺结核的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单上”。而加缪的隐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来自于他的自卑感,他不希望别人把他当病人来看待。虽然异乡人的身份和在政治上的不如意都可以让加缪陷入孤独,但是疾病无疑是最严厉的一个因素,因为疾病很容易就让人边缘化,他的痛苦没人能够感同身受,于是他也就无法被理解,也就形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同时,疾病限制了他的自由,也让他每时每刻都有一种囹圄感。

然而,虽然疾病以及生活中的各种苦难一直在折磨着他,但加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的努力一直从未中断。萨特说加缪不是一个天才,却是一个好作家。我认为这个评价是萨特对加缪所有评价里最中肯的一句。萨特本身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好的哲学家,但他却真的不是一个好作家。而加缪的天分也许没有萨特高,但却一直非常努力,于是他也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作家。直到去世之前,加缪甚至还认为自己没能写出一部好作品,说他的“创作才刚刚开始”。加缪非常清楚写作对他生活的意义,写作是他的一种本能,也是他反抗命运的一个手段。

人生的苦难,彻悟式的悲观,反过来却让加缪成为了一个彻底的反抗者。他没有向贫穷低头,没有向异乡人的身份低头,也没有向疾病低头。他的一生都在反抗,但他却没有为反抗而反抗,他反抗的方式不过就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成为他自己。仅此而已。

走读鲁迅的颠簸人生

在中国大陆,或许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有关鲁迅的著作、文章数量众多。在这些著作及文章中,“民族脊梁”溢美之词充斥字里行间,鲜有客观、直白、一分为二式的全景扫描。近日,读了陈光中所著的《走读鲁迅》,颇感耳聪目爽。该书以鲁迅“家”的变迁为主线,视角独特、取材新颖,尤其是对鲁迅直白、客观的分析让人尤感难能可贵。

鲁迅虽然被人们冠以民族脊梁的伟大称号,但说到底他终归还是个凡人。他有无异于凡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无异于常人的脾气性格。他的人生旅途说起来似乎比普通百姓更为“颠簸”,正如作者的肺腑感言:“鲁迅这一辈子,活得真不容易。”

鲁迅生于1881年9月,卒于1936年10月,在他55年的人生旅途中,共迁居了10次,这还不包括他在南京求学、在日本留学、在杭州教书,以及在上海避难时住过的临时居所。鲁迅的这些搬家并非都是乔迁之喜,而是多属无奈,这从《走读鲁迅》的11个“家”中足以证明。鲁迅17岁那年走出故乡,通过“走后门”到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之所以要进水师学堂,是因为那是所公费学校,不但无需缴纳学费,每月还能有少许津贴。那时的他虽没有定向人生坐标,但却不想当兵,所以不久他就改换门庭,进了南京的“南洋矿路学院”。鲁迅在南京求学四年,1902年凭着优异成绩,获取了公费留学日本的机遇。之后他在日本留学7年间,先是学习矿冶,后而改学西医,不久又弃医从文。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教过书,在北京教育部当过吏,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讲过学,最后在上海专职从事文学写作。在北京生活的14年间,他先后在绍兴会馆、八道湾胡同、砖塔胡同安过家；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因为牵挂在广州的许广平以及厦大的初创冷清,使得他只在那个家住了四个多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和闲居的八个多月间,他先后住过中山大学的大钟楼和白云路的白云楼；在上海生活的九年间,他先是在景云里两处宅院安家落户,而后又因为避难在拉摩斯公寓住过较长时间,最后病逝于大陆新村的居所。由鲁迅的“家”的变迁,人们可以从中粗略感受到其生活的颠

簸和坎坷。

说起鲁迅自然绕不开朱安和许广平,但是,对于鲁迅与她们之间的是非曲直,却很少有人能够直白、公正地予以评说。朱安是旧时女子,是鲁迅的母亲送给他的特殊“礼物”。鲁迅是个孝子,对母亲这份特殊“礼物”受之不甘,违之不敢。1914年,他在日本接到“母病速归”的电报,匆忙起程回国,进了家门才知是母亲已经为他挖好了结婚陷阱。母命难违,鲁迅万般无奈,即使心中有千万个不愿意,但还是任人摆布地完成了与朱安的婚礼仪式,婚后仅三天,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家回了日本,与朱安的婚姻从此名存实亡,直到逝世。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或许是无爱婚姻的压抑,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师生恋。朱安对此虽是心知肚明,但始终是任随其便,丝毫未予阻拦。任谁都明白,无爱婚姻令人窒息,而名存实亡的婚姻则让人更加痛苦。如果说,鲁迅的无爱婚姻值得同情,那么朱安就更值得人们同情。

人都有性格,但性格过于刚烈或过于懦弱都未必是好事,鲁迅的性格就过于刚烈。他的爱憎分明固然值得赞扬,但他的苛刻却不值得推崇。胡适和鲁迅同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后来二人由于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胡适虽然与鲁迅有过争论,但都不失和气,而鲁迅对胡适则是言辞激烈,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鲁迅后来恨屋及乌,凡是胡适的朋友都成为被他讽刺、挖苦甚至辱骂的对象。顾颉刚曾是鲁迅的朋友,但因其后来追随胡适,便被鲁迅视为不共戴天。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仅三个多月,当得知校方要邀请顾颉刚来任教时,便谢绝了校方挽留,愤然辞职。适逢“四一二”政变发生,我们的很多书籍便把鲁迅的这次辞职拔高为因不满国民党政府而愤然辞职,以至于今天仍还有不少人在以讹传讹。非敌即友,非友即敌,这就是鲁迅的偏执和刻薄,其四面树敌之结果,便是左派与他论战,右派对他攻击,真可谓知己能几人了。我们据此说鲁迅爱憎分明也好,说其心胸狭隘也罢,都不能不承认他的性格缺陷。正是由于这种性格缺陷,使得他的生活不得不为之颠簸。

生活颠簸、婚姻颠簸、处世颠簸,构成了鲁迅颠簸的人生。社会环境、家庭生活、个人性格酿造了鲁迅人生的苦酒,这苦酒的品名就是“颠簸”。

专访《德兰修女·在爱中行走》作者

国际在线消息(驻湖北记者张毛清) 《德兰修女·在爱中行走》，这本由中国本土作家写作的第一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兰修女的传记文学作品，刚刚出版就受到有关专家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专家认为这是一本杰出的书。这本书在网上书店销售的格外好。有消息称，北京有许多学生还在圣诞和新年来临之际选择这本印刷精美的书籍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

《德兰修女·在爱中行走》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问世不久为何就受到如此的欢迎？它和其他同类传记文学作品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这本书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写作故事？记者日前在武汉就这些问题独家采访了这本书的作者华姿女士。以下是这个采访的对话实录。

记者：据记者在北京有关方面了解的情况，北京有许多学生在圣诞和新年来临之际选择这本印刷精美的书籍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在北京，你的这本《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目前销售势头十分好，一些业内人士都很看好这本书，甚至有人预测这本书将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上榜新书，这无疑这也是一本长销书。你个人对这本书的发行和销售持何种态度？你认为这本书受到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华姿：这个我还不是特别清楚。但责任编辑告诉我，目前在北京的销售情况的确很好，因为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读者买这本书作为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家人和朋友，据编辑讲，

有的读者一买就是十几本，有的甚至更多，都是送人的。据他们说，这本书目前在网上书店销售的情形更好。

发行和销售都是编辑们在做，我只是把书稿给他们就完事了，他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想应该会不错，我个人对这本书的发行是很乐观的。

这本书之所以受到一定的关注，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都需要爱，也需要被人爱。

记者：我所知道的德兰修女是一个完全舍己的人，她把一生都献给了印度的穷人，是真正的“穷人的圣母”。请你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德兰修女，以及她在海外的影响，好吗？据我所知，在她生前，她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罗马教皇？

华姿：是的。德兰修女是阿尔巴尼亚人，1910年她出生在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城，但她一生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为穷人服务，并且成为了印度公民，所以我们一般都说她是印度修女。

德兰修女是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她是继史怀哲博士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得奖者，也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青少年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她活着时是世界上获奖最多的人，但她从未在自己身上花过哪怕一分钱的奖金。她认为她只是穷人的手臂，她是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穷人去领奖的。

她除了被誉为“穷人的圣母”外，还被誉为“慈悲天使”、“贫民窟的守护者”、“行动的爱者”、“贫民窟的圣人”、“带光行走的人”等等。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她1997年去世时拥有四亿多美金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无偿地捐钱给她；她的组织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员，组织外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工；她与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关系友善，并受到他们的敬仰和爱戴……

但是，她住的地方，除了电灯外，唯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没有秘书，所有信件她都亲笔回复。她没有会客室，她在教堂外的走廊里接待所有的来访者。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换洗；她只穿凉鞋，不穿袜子。当她去世时，人们看到她所拥有的全部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滚着蓝边的白色粗布纱丽——一件穿在身上，一件待洗，一件已经破损，需要缝补。

可以说，她是一个满身光明毫无黑暗的人；那么善良，那么仁慈，那么哀怜那些卑微的苦难的生命。她带着爱的光芒在这片有限的大地上行走，却把无限的爱带给了他们——那些穷人中的穷人：病人、被遗弃的人、没人关怀的人、流浪的人、垂死的人，以及那些内心饥饿的人。她怀着非凡的爱，却做着最微小的事情，她是一个完全的奉献者。她深知我们活在一个光明与黑暗并存的世界里，因而她用整整一生来邀请我们，邀请我们选择光明。

我想，她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应该有所了解，有所知道的。

记者：读完这本书之后，我很感动，并且非常强烈地感到一种爱的召唤的迫切和被提升的喜悦。整本书既顾全整体，也关照细节；既富启示性，又有可读性——很多小故事都充满温暖的心灵感动，并对我们的人生极富启示意义：人是可以比天使更完美的，如果我们愿意的话；生命也是可以以另外一种样子存在的，就像德兰修女那样。

华姿：你说得太好了。人虽然是介于动物和天使之间的一种生命，但人是可以比天使更完美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选择像天使一样去生活。这本书从德兰修女的出生、成长写起，一直写到她18岁出家、38岁走出修道院、尔后创建仁爱修女会，以及离开这个世界回归天

国为止。就像这本书的编辑总结的那样，这本书以丰富细腻的文笔，讲述了德兰修女传奇而伟大的一生，对于我们每个人体味生命的真谛极富参考价值。

而在我看来，她使我们得以认识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爱，以及真正的伟大和高贵。她用带光行走的一生，把整个世界都放进爱里，那么，我真的希望，我能借着这本书，把她放进我们的爱里。

诗人李建春在读完这本书后写道：“正是出于让我们了解这位传主的心愿，华姿尽其所能地搜集了德兰修女的生平资料，然后以罕见的激情写成了这部德兰修女的第一部中文传记。”“灵性价值固然为德兰修女的事迹言行所固有，但是如果没有华姿深刻的参与领会，决不能自动地流溢出来。”“这本书始于敬爱、了解和传播芳表的动机，而成于对爱的热切认同和赞美，而华姿的圣经和教会史知识以及长期的祈祷经验又不使这种赞美流于空洞和肤浅。”

就是这样，必须要融入进去，带着自己全部的激情和信仰体验。所以，在读完手上的全部资料后，有整整三个月，我把这本传记的写作撇在了一边。我做了一些别的事，当然，我没有停止思考和学习，主要是指灵性方面的。一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找到那种感觉，觉得我大概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她了，我才正式开始写作。

记者：你所说的准确的把握是指什么？

华姿：就是她的思想核心。我必须要找到她的思想核心，才能开始写作。

我自己认为德兰修女的思想核心其实就是四个字：爱无界限。德兰修女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明她的观点，她不关心政治，更不关心阶级，她只关心人，每一个具体的人，不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此她对穷人的爱，是没有界限的——不只是超越了种族、国家，更重要的是，超越了宗教。她自己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修女，但她耗尽一生为之付出的人，绝大多数，却都是其他宗教的信徒，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仅如此，她爱穷人，但她也尊重富人。因为对她而言，他们也是上帝的儿女。她认为富人之所以为富必有原因，只有在他们挥霍的时候，才让人愤怒。而且她也看见，许多富人曾经慷慨地频繁地帮助穷人，在她的修会里，就有许多来自富有家庭的修女或修士。

而且在德兰修女看来，贫穷还包括心灵的困顿，比如孤独、寂寞，比如被人弃绝等等。她说：“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所以那些孤独的被遗弃的人，也是她服侍的对象。

因为她上天堂的目的，是为了众人上天堂。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仍然为宗教和种族问题所困扰甚至流血的世界，也是一个为各种不平等以及人内心的栅栏所隔膜的世界，而德兰姆姆的爱，冲破了所有的界限和阻隔，使人类向相互谅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与彼此关爱的天国，前进了许多。

所以，如果你仅仅把她定位为“穷人的圣母”或“贫民窟的天使”，那就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准确的。虽然那是她最伟大最核心的部分。就像她自己所说：“如果你只是爱你的弟兄和姐妹——只是爱那些与你同信仰，或同阶级的人，就算不得什么。”

记者：那么，你认为德兰修女最令人尊敬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物质上帮助穷人吗？

华姿：我个人觉得，倒不在于她在物质上如何帮助了穷人——世界上有许多政府、慈善机构每天都在致力于解决穷人的生存问题，甚至不在于她为了为穷人服务而把自己也变成了

穷人。而在于，她始终坚信，穷人也是有尊严的，并且付出一生的艰苦努力，在穷人凄惨卑微的外壳内，寻找和发现他们的尊严。

她说：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单是食物；赤身的人所要求的，不单是衣服；露宿者所渴望的，不单是牢固的房子，就算是那些物质丰裕的人，也在切求爱、关心、接纳与认同。

这就是我最尊敬德兰修女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她所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和教育，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资源。

记者：你觉得这本传记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华姿：我个人觉得，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这样博大这样虔诚的善与爱了。无论是通过媒体，还是借助我们的个人生活，我相信我们都看过了太多的集体和个人的恶行。而且现在有些年轻人对人性有一个错误理解，就是把欲望等同于人性，把放纵欲望等同于解放人性，也因此，我们看到了太多以人性的名义所表现的邪恶，以及因此对邪恶的容忍。自私、冷漠、空虚、虚假、贪婪，以及膨胀的物欲，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疾病，我们急需一种来自上天的医治。而德兰修女的善行和芳表，以及她这种完全倒空自我、彻底舍己、全然付出的人生，可以说，就是一种医治我们心灵痼疾的良药。

有很多义工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在仁爱传教修女会设置的各种服务中心里，很多义工带着心灵的贫穷和疾患而来，但当他离去的时候，却成了一个健康完整且身心明媚的人。

德兰修女曾说，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是依然故我的。

是的，他们全都被改变——他们只是服侍病人，搬运尸体，但最后却全都被改变了。如果以前是空虚的、疏离的、冷漠的，那么，现在则变得充实、信任、喜悦；如果以前是恐惧的、愤恨的、自怜的，那么，现在则变得宽恕、慈爱、感激；如果以前是不安的、怀疑的、贪婪的，那么，现在则变得果断、知足、接纳，并富有创造力。总之，如果以前是自我毁灭，那么现在——当他们从仁爱传教修女会走出去的时候，则开始自我完成。

而这种改变，全都来源于爱——当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为他人奉献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在为自己奉献。因为并不只是付出的一方在爱，实际上，接受的一方也在爱。

一个不懂得爱不珍惜爱的民族是可怕的，一个以斗争为荣的民族更是可怕的。无论是对这个社会，还是对于具体的个人，我们都迫切需要这种爱的医治和改造。只有善与爱才能解除人类自身的不幸，也只有善与爱才能真正使人杰出，就像汉娜?阿伦特在亲历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后说：“恶是平庸的”。

我们也许还可以说的更功利一点。如果德兰修女的善行能够在我们这个社会广为传播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本性淳厚的人被深深地感动——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民族，从而影响和带动我们国家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并且影响和带动更多成功的企业家和商人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这样，那些生活穷困的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得到有效的帮助了。

德兰修女说过一句美妙的话：“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在她看来，小事固然微不足道，但能忠于小事却是一件大事。因此对每个个人来说，她也能够切实地改变我们生命的质量和颜色，使我们“不以善小而不为”。

记者：据我了解，这本《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是本土作家写的第一本德兰修女的中文传记。之前我看到的是翻译版本。那么你觉得你这本传记与翻译版本有什么不同？

华姿：其实，在我2003年的夏天开始这本书的写作时，我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德兰修女的严格意义上的传记版本。在我拥有的那些资料里，比较完整的，只有一篇《行动的爱者》，以及珠海出版社出的一本《仁爱一生》，但那只是一个编译版本，以新闻报道的汇集为主。就那些文字来看，我觉得有两个遗憾：一是缺乏对德兰修女信仰的准确体认，因而比较隔，缺乏足够的激情。二是把握很准确，但文学性稍微欠缺了一点。而我觉得我这两方面都兼顾到了。

至于你所说的翻译版本，我想就是在我这本之前出版的那两本，但我都没看过，无法回答你。

记者：对于这本书的写作，你觉得还有什么遗憾吗？

华姿：当然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去加尔各答采访。在收集资料的那段时间里，我做梦都梦见自己去加尔各答了。如果真的能够踏上加尔各答的土地，能够面对面地采访那些可爱的修女和穷人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写得更好一点。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迈一步

华姿

5·12地震发生两个多月之后，也就是8月初的时候，我参加著名女作家方方带队的一个作家采访团，去了四川汉源县采访，同时兼做志愿者。之所以去汉源，是因为汉源是湖北对口援建的一个县。

在我讲课的那个学校，有一批志愿者在那里支教。支教的主要内容，就是在现行的教育体制内，努力推行“第二课堂”的教育。这第二课堂就包括理想教育、爱的教育等。我们在那里听到的第一堂课，是一个叫王伟的志愿者给三年级的学生上的一节课：理想与爱。

王伟的课上得很好，他的思路很清晰，表达也很完整。他是这样开始的：

人要有理想吗？当然，为理想而奋斗是快乐的。理想能实现吗？当然，一切皆有可能啊。那么，怎样实现理想呢？当然是要学习知识哦。但是，有了知识后怎么运用呢？

王伟说：如果你要用学到的知识做正确的事，你就必须学会爱。而且，光有爱的想法还不够，你还必须学会怎样去爱。

这样，王伟就很自然地，从理想教育过渡到了爱的教育：首先要爱自己，然后爱亲人，然后爱他人，再要爱动物、植物，乃至，爱整个大自然，再要爱祖国、爱社会，乃至，爱这个世界及世界上的万物。

爱就像一个涟漪，从爱自己开始，从爱亲人开始，然后，一圈一圈地，扩展开去了。

在最后一个环节里，王伟引导孩子明白一个事实：每个同学都是可爱的，都是重要的。

王伟说：你们看（他指着一个女生），她留两条小辫很漂亮是吧？但是他（转向另一个男生），他的眼睛很大很亮，也很漂亮啊。你的学习成绩好，很棒是吧？但是他很慷慨、很喜欢帮助同学，也很棒啊，对不对？三组的女生很漂亮，但其他组的女生也很漂亮啊，对不对？

这时，有个学生举手，要发言。王伟停下，请他发言。他站起来，大声说：“每个同学都是可爱的。”于是，王伟接着他的话总结道：“对，你们每个都是漂亮的，是可爱的。”

到这里，这节“理想与爱”的课，就上完了。

说实在的，他上得很好。跟我们从前所受的教育比起来，实在是进步太多太多了。我们是在还没学会爱的时候，就先学会了批判。或者是：我们是在没人教我们什么是爱、以及怎样去爱的时候，就有人先教我们怎样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