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教材开发的理论

1. 国外有关教材开发的理论

关于教材二次开发的国外学术研究多是在教材设计、教学设计以及如何适应教科书等方面。

20世纪20年代，博比特和差特斯在提出了课程发展理论，这标志着科学的课程发展理论的诞生。

20世纪30、40年代的“泰勒模式”，把专家开发的教材作为"产品"提供给教师，却忽略了变化多样的教学情景，使教师成了被动接受"产品"的消费者。

后来，英国的斯腾豪斯建立了“过程模式”，鼓励教师对课程实践的反思批判和发挥创造。故这种模式把课程开发建立在实际的教育情景基础上，对教材"二次开发"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到了1979年，布鲁姆菲特提出了“资源包”和“教材系列”的设想，并附以教师提供如何改编和修改内容的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现代课程观对传统的教材观做出了批判，主张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以及要求对教材要批判的接受,创造性的使用。

2. 国内基础教育界有关教材二次开发的理论与策略研究

我国在教材开发方面系统的研究较少，但是我们可以从课程和教材的开发中得到不少启示。

20世纪上半叶，陶行知先生在对教材的使用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教人的人不可死靠课文，他必须运用补充教材及临时材料，以适应特殊及当前生活之需要。”

近几年来课程专家对课程与教材二次开发的研究渐多。

张华(2000)认为，教材的“二次开发“过程实际上也是课程开发的过程。

崔允槨认为，课程开发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由专家，教材编制者来负责开发，然后在此基础上，由教师开始第二步工作。”

赵丽敏强调了教师必须重视对教材的“现场开发”。教学情景是具体的，变化的，教师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境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做进一步的调整和改变，这是教材二次开发的体现。

曹瑞珍(2005)指出教师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教材、学生的不同需求和不同的能力水平进行深入分析了解，并根据自己的学科知识、教育理论、教学条件补充和完整教材的内容，创造性地完成教学大纲提出的教学目标与任务。

于世华(2007)认为教师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就是教师与教材对话的过程。

彭淑君(2004)认为教材二次开发的实质是在教学实践领域中，课程实施与教学过程的相互融合，是对原有课程的教学目标和内容的活化丰富的过程。

徐承芸(2007)指出了教教材与用教材的实质区别。她认为，把教材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唯一教本，教师只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而用教材教则是把教材视为一种重要的教学载体、教学资源，教师恰当地处理教材，有效地依托教材，创设有利于学生学习的环境。

郭晓明(2001)指出“材料式”教材观把教材由“圣经”还原为材料，从观念上为教师的解放开辟了道路,有助于释放教法在教学中的张力，提高教育质量。

俞红珍(2005)认为“用教材教”则为调适取向，是对忠实取向的挑战，其支持者认为课程教材计划、方案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与具体课程实施情景相适应。

何迪远(2007) 则认为:“教教材”和“用教材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教材”是“用教材教”的基础，“用教材教”是“教教材”的拓展、延伸、补充和提升。

综上所述，我国基础教育界人士对教材二次开发理论研究比较局限在课程与教学论领域，较少涉及其它领域。在教材二次开发的教学实践探索方面，多关注教师、学生因素，较

少关注环境因素。在教材分析和处理教材时,较少关注学生对教材的反馈和评价。

3. 国内外语教育界关于教材二次开发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

教材二次开发强调教材与教育情景的适合性。来自外语教育界的教师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探索如何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

俞红珍(2006)提出外语教材二次开发的本质在于它作为课程情景化的过程。

沈倩(2006)认为教材的二次开发本质上是一个“匹配”的过程，即改变教材的内部特征，使其更符合特定情景的教学需要。

舒丽萍(2006)认为进行外语教材二次开发须在遵循针对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优先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实用性原则的基础上，立足教学实际，二次开发外语教材；在开发外语教材的同时开发教师、学生、家长、外教等人力资源；学校、社会提供的广播影视节目、录音、录像资料、直观教具和实物、多媒体光盘资料,各种形式的网络资源、报纸杂志等物力资源；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异域文化等自然资源，从而使外语教材二次开发更加完善。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发现以上所提到这些文献都是与课程和教材发展相关，而就针对于教材二次开发,特别是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的文献资料较少。这表明，关于教材二次开发的研究潜力很大，还需要我们继续发展和丰富。而就英语教材二次开发方面，国外研究的发现就怎样进行二次开发的框架、范围、方法和策略提供了线索，国内的研究表明英语教材二次开发确实能提高英语教学的有效性。这些内容一方面为现行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对英语教材二次开发进行调查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