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佛教地过程是怎样地

中国化佛教的过程是怎样的

一、中国化佛教历史发展脉络

1. 汉末佛教传入阶段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西汉未年开始传入中国时，先依附于流行于汉代的道术（方术），魏晋时，又依附于玄学。发展缓慢，仅流行于宫庭。这时的佛教学说大体上为神不灭说和因果报应说，佛成为中国传说中的天地神仙。佛教到中国，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跟中国原有的福善祸淫思想相通，传佛教者学习中国方术，以方便传佛教。魏晋时学术大变，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流行，佛经译家即用老庄学说中的概念、词来比喻佛家经典中的名词，僧肇的般若理论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也是对魏经玄学的深化总结，这时的佛教活动主要是译经。

2. 东晋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冲突

东晋以后，长期战乱，佛教在中国有了广泛的传播，民间信仰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原有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发生了矛盾与冲突，佛教某些理论如思辨超过了中国文化，两种文化发生冲突，以南北朝时为最激烈，有政治、经济利益，有哲学和宗教论理方面的问题，出现了北方灭佛事件。一时门派众多，互相争鸣，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东晋未年，佛家经典越来越多，讲经论经兴起，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论战。

3. 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

佛教在中国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到隋唐后，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发达，文化交流融合，佛教也随着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表现为出现中国化佛教——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律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并传播到日本、朝鲜，并在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流派。到此，佛教中国化完成，提出顿悟成佛的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主要标志。

4. 宋代禅宗教派与宋明理学

佛教到了宋代，主要流传的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各宗派已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是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了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建立了以理为本体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陆王心学，吸收禅宗心性学说，心外无物。

5. 宋以后佛教的衰落期

宋代以后，佛教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高潮已过，逐渐走向衰落。佛教对中国文学、风俗、艺术有极大的影响，佛教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与中国哲学有双向的影响，而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单向的。

二、中国化佛教的特点

与印度佛教相比，简易性成了中国佛教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1.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佛性是人的本性，人人都具先天菩提智慧，因此又能觉悟本性而成佛，众生没有成佛，就是因为迷惑，一旦万念俱灰，真智显露，就明心见性，内外彻悟、见性成佛。这派以慧能为代表，他把以心外佛变成了心内佛，把佛变成平常人。

2.顿悟成佛，与渐悟相对。提出一念觉悟，刹那成佛，以禅宗为代表。充分反映了中国佛教的简易。

3.净土宗，提出：“称名念佛”的易行道。实行称名念佛为外因，实想念佛、观想念佛为内因，内外相应，往生极乐净土佛国。

三、佛教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的改造和融合，经一千多年时间，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新体系。考察其过程，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启示：

1.佛教文化融合中国文化

一个文化总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最基本的特征就需要保存，否则，就会成为历史的沉积，就不能推动现在文化。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教人入世。儒家的“修、齐、治、平”和印度佛家出世大相径庭，在融合佛教过程中，中国文化的入世精神没有被外来文化改变，相反，佛教越来越走上世俗化道路。“事君事亲，也能成佛”。这是宋明理学能取代佛教的原因。说明印度佛教为适应中国的要求，不得不变形。

2.中国文化吸纳外来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较，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因此，在他的发展过程中要保持活力，只有不断吸收外来活力，以滋养自己，丰富自己。中国文化因为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壮大，更新自己，由此可见，吸收外来文化的重要性。

3. 中国文化应有的包容性

由上可见，本位文化、国粹主义都是错误的，不仅有害本民族文化发展，而且会造成本民族文化的衰落。拒外更是衰落的表现。古今中外问题，困扰到现在，应该怎么办？佛教最初传入从依附方术→渗透→变形→流传矛盾冲突→互适交流→融合入中国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中国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用了一千多年时间，历朝历代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包容心态。因此，我们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应该以开放的胸怀，长远的眼光，大胆吸纳古今中外人类优秀的文明成果，才能创造出更绚烂的中国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佛教中国化探因

1. 在冲突中吸收融合

任何一个外来宗教想要在新的地域传播都不可避免的要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发生冲突，在冲突中互相排斥，吸收，融合。才能形成最终的稳定形态。佛教传入中国也不可避免的要经历这个阶段。

2. 普遍性

但应该说，佛教的中国化既有普遍意义，又有特殊意义。普遍意义即如上所说，事实上当佛教传入泰国，越南，日本等地，也不可避免地、适度地当地化了。

3. 特殊性

佛教中国化的特殊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固有的强大包容力，中华民族有比较淡薄的宗教观念，而佛教传入时恰好又填补了我们古代哲学思想、性命修炼上的很多空白。在这些原因综合作用下，终于诞生了佛教中国化的结晶，儒释道三教融汇的禅宗。

编辑本段论文——《佛教的中国化》

一、佛教中国化概述

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处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在文化上拥有高度发达的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体系。在这一思想文化体系中，对于天帝、祖先神的崇拜以及祭祀的宗教观念习俗、阴阳五行、黄老和神仙方术，也很流行。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要在中国札根并得到发展，必须适应中国社会，与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化。佛教具有很大的适应性，传播迅速，在经历了初传、普及和义理研究的诸阶段之后，隋唐时期形成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

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基本完成。回顾这一过程，佛经翻译、宣讲佛经、佛学研究和诠释著述等，都是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几个重要环节。

二、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翻译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

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

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

《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

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三、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宣讲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

（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

（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

（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四、佛教中国化过程——佛经研究及其学派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

（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

（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

1. 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

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

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著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

（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

（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

（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

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五、佛教中国化过程——诠释著述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六、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国佛教宗派形成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

（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

（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

（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佛教的中国化对中国的说唱文学、小说和诗歌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南北朝以来，佛经的宣传有传读、梵呗、唱导三种形式，这是中国说唱文学之滥觞。中国的诗歌也与中国化佛教有密切关系。金代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诗人受禅的影响，以禅助诗，以禅入诗，以禅喻诗，都大大深化了诗歌艺术的创作与审美。其中唐代王维以山水示禅境，最为杰出，有“诗佛”之称，苏轼赞其为“诗中有画”。

佛教的中国化还对中国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是现量说，境界

说和妙悟、神韵说。所谓现量说，是清代王夫之用新因明中的现量、比量的论述所提出来的文学评论理论。“因明”，“因”为理由，“明”为学问。王氏说：“现者，有现在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为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他并以“长河落日园”、“隔水问樵夫”的诗句为例，以说明作诗要即景会心。所谓境界说，亦即意境说，是指性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境界”同样是一个佛教名词，如“了知境界，如幻如梦”，“我弃内证智，忘觉非境界”。唐代王维提出诗有物境、情境、心境说，清代王国维则进一步提出境界说。王氏认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所谓妙悟、神韵说，前者源于严羽之《沧浪诗话》，后者则为清代王士祯提出。其中妙悟说与佛教思想渊源最深。明代胡应麟说：“禅则一悟之后，万法皆空，棒喝怒呵，无非至理；诗则一悟之后，万象冥会，呻吟咳唾，动触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