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

浅析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摘要：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其解构主义理论在哲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领域影响深远。

本文基于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拆解，深入了解”延异“”踪迹““撒播“”增替“等核心术语，并探究其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前言：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解构主义大师、最重要亦最受争议的哲学家之一。

20 世纪60 年代法国社会的动荡不安，爆发大规模的反传统的、反权威、反对一切禁锢自由思想教条的政治运动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

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基于索绪尔的理论为，德里达提出了“延异”的概念，另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拆解”概念汲取灵感，提出“解构”概念，并通过后来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逐渐形成了德里达式“解构主义”思想。

在出版了《论书写学》、《书写与差异》和《言语与现象》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哲学界奠定了根基。

随后，德里达去美国讲演，解构主义随之传播到整个欧美大陆。

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打破了结构的封闭性和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主张多元性地看问题，以此颠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二元对立思想。

该理论涉及到了哲学、伦理学、语言学、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等人将解构主义思想引入翻译学，试图打破形而上学的方法，宣传译者是创造者，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

德里达一直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概念问题。

翻译是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探讨的问题的手段，通过对翻译问题的研究来阐明他们的哲学思想。

这些学者将解构主义运用到翻译研究中，对传统的翻译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形成了解构主义翻译理论。

一、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质疑理性、颠覆传统，是一种全开放性的理论，发起者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旨在消解西方传统的逻各斯心主义(logocentrism）。

解构主义学派抨击逻各斯中心主义，抨击其二元对立方法论，主张用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和发展的哲学观念看待翻译。

德里达将在场的形而上学等级关系的颠覆是以解构“言语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为突破口，“言语中心主义”就是在“场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形式。

在言语中心主义者看来，言语是思想的再现，文字是言语的再现，在这个关系里面，言语是主要的，而文字是次要的。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歪曲了思，说，写的关系，特别是歪曲了说和写的关系，说绝不是思的简单再现，写也不仅仅是说的简单再现，说与思存在着差别。

德里达甚至认为，写其实比说更具本源性，写往往能反映语言的差别性，而说却常常掩盖甚至取消这种差别性。

德里达通过颠倒言语和书写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旨在动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基。

德里达站在书写一方并不是要把书写同言语对立起来，而是反对赋予言语特权，反对言语等于意义的形而上学观念。

德里达通过对言语与书写解构的次序颠倒，使言语从“中心”移到了“边缘”，旨在消除“中心”，使人们在多元主义时代，重新认识那些被压制的边缘话语，比如女性，黑人，少数族裔等。

二、德里达的翻译观思想为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圈套，德里达为解构主义哲学确立了新的方法论，归纳起来就是：延异，撒播，踪迹，增替。

（一）延异(différance)延异是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切入点，是德里达自创的瓦解结构主义意义确定性的关键性术语。

从词源上看，différance 是从différence 演变而来，源于拉丁文differe。

Diferre 包含两层意义：一是differ(不同，相异）;二是defer(推迟，迟延，延期)。

而英文 difference只包含了拉丁文differre中的“差别，区别，不同”的含义，并没有包含第二层“迟延，延期” 的含义。

改变一个字母，但法语发音仍然相同，意味着不同形却同音的两个词的区别在言语中无法体现，只有书写出来才能显现其差别。

他这样做本身就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的解构，暗示了言语优先权的消失，并给予了书写相当重要的地位。

“Différance” 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不能算通常意义的一个词，我们不能将它定义为什么，因为它是确定意义的条件，它的运动或游戏的结果便是意义。

”延异代表着延宕(deferring）和差异(differing)，一个没有尽头，无确切指称或特定功能的游戏。

这不是一种有限的差异，是一种无限的差异，是差异的游戏(play of difference)。

德里达用“游戏”一词表示一个能指最终可表达任何事物，即有无数种意义的可能。

德里达认为，语言就是延异的无止境的游戏，得不出终极结论，这不是它是语言运动的基础，语言运动既是差异性运动，又是拖延所指出场时间的运动。

意义不是确定的实体，而是延异的结果，语言就是延异的游戏，在延异的游戏中，意义是通过联系不断生成的。

延异否定了意义的普遍性，文本的恒定意义让位于流动的意义，由此翻译是一个修改、置换、推迟原文意义和命名的过程。

德里达认为，词语的多义性证明翻译是一种延异运动，彰显和揭露这种差异就是翻译。

（二）踪迹(Trace)踪迹是德里达消解“本源“所创立的”既是…又不是…“的悖论性观念。

说它”是“，则指任何“呈现”的意义元素都必与除了自身外的其他事物相联系，因此自身意义中都带有与过去相联系的痕迹，且也将被有关未来元素的踪迹所削弱。

说它”不是“，则指符号或文本的踪迹不意味着”本源“的存在。

因为在符号或文本中”只有差别和踪迹的踪迹“，而没有本源。

德里达认为所指只是一个符号，主张把所指与意义分开，其意义要在上下文中确立，没有一成不变的意义。

所指或意义所表示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印迹”，它既存在，又不存在，像幽灵一样，既显现，又隐藏。

德里达试图借助印迹概念，强调意义的不确定性。

印迹随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意义也随之发生变化。

任何自喻为标新立异之作，都难以脱离于其他众多文本相互指涉，相互吸收的性质。

文本不是自足的封闭体，它是由其他文本移植或编制而成。

语义差异的出现即印迹的出现，它保留过去和现在。

由于印迹随着上下文变动不居，意味着翻译的意义也由上下文来决定。

译者追寻意义并不是要发现原来就隐藏在那的东西，而是通过永无止境的差异的游戏来不断地追寻意义。

（三）播撒 (dissemination)踪迹的游戏将永远不会在场，因为正如它的本质，若谁试图终止它的运动并想要抓住它，它就会播撒，分离，并继续运动，跨越到别的地方去。

踪迹把文本的意义导向了不确定性，撒播则把意义带向了四面八方。

撒播揭示了文本运动方式的杂乱无序，意义按照不同的方向、速度、大小、能量在播撒。

文本的各个部分在播撒，离散，以致文本意义完全被延宕，所指在印迹中徜徉，中心消解后，解构支离破碎，没有了语境，意义就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说到底，播撒瓦解了意义的确定性的同时，也宣告了一切文本都是未完成的，都留有余地。

对于那种死死抱定追寻文本”原意“不放的确定性文本观来说，遭受了一次致命的肢解，对德里达而言，其解构操作未完成，还需”增替“。

（四）增替（supplement）增替是德里达修正以黑格尔、卢梭为代表的形而上哲学中的“扬弃“和”增补“概念而赋予的双重性观念。

他有两层含义：一是增加和补充；二是替代和填充。

增替不仅仅是对先前之物的补充和追加，还表明先在之物的不完善和缺乏，这些不完整，不完善性和空白是增补的先前条件。

增替的过程就是取代和填充的过程，是对存在的不完整的证明，是对传统哲学骗局的拆穿”经过以上讨论，可以总结出解构主义的文本观认为“文本之外无他物”，后来扩展为“语境之外别无他物”。

表明意义无法存在于也无法提取于特定语境之前或之外，文本是语境的产物。

文本是敞开的，其所指充满了多义、非对应性，意义是流动的、延宕的，等待发现。

文本的翻译是一种转换。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意义观为翻译提供了全新的思考和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传统的翻译观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三、解构主义下的翻译问题（一）翻译本质的解构他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语永不停歇地在对原文进行修改，延迟和重置任何可能表达的意义，是一种无限扩展和延伸的状态。

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翻译就是一项在不停地掩盖在场并阻碍一切可能意义的活动。

德里达更倾向于将翻译称作“有调节的转换 (regulated transf ormation)”，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将一个语言纯粹的所指(即意义）转移到另一个语言中去。

翻译是发现文本中潜在的意义，人们应更加注意其边缘意义、隐藏意义。

德里达以前，翻译的定义属于稳定的二元对立：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

作者是主人，译者是奴仆；原文是中心，译文是附属。

翻译的标准建立在后者对前者的忠实上，即所谓的等值。

德里达的调节和转换不仅发生在语际翻译，也发生在语内翻译，这意味的原语本身也是一种翻译。

这种翻译定义推翻了人们对等值的看法，创立了一种新的翻译理论模式。

（二）译者的任务译者的任务，德里达认为，就是保持语言的生命力。

译者转换原文实质是在赋于其生命，让原文得以存“活“下去，独立于作者“活”下去，且“活”的更长久更好。

原本通过改变、转换而得以生存，从而也在逐渐成长和成熟。

在翻译过程中，不仅原文本，连语言也得到了新生。

因此，翻译对于解构主义来说，是个不断孕育新生命，使语言成长的活动，是极其重要的。

译文甚至比原文更富有生命力，超越原作者的范围。

由此，译者的角色从模仿复制原文，提升到了确保和延续原文生命力的重要角色。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原文的指意方式通过译者传递到译文中，促使其与目标语中不同的指意方式相互碰撞，在这种碰撞中，语言的新苗也在慢慢地生根、发芽。

译者要体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抹杀这种差异。

只有语言间存在差异，各种语言才会相互吸收，各自成长，得到生命的延续。

由此，译者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获得了充足的发挥空间，译者的地位也得到相当高的认可和很大提升。

（三）翻译的标准——确当翻译 (relevant translation)对于翻译的标淮问题，德里达提出确当翻译，即译文与原文实现最确当的对等 (relevant equivalent)，译文所使用的语言是最贴切的，最中肯的，最适当的，最恰到好处的，最地道的，等等。

交流资源被最优化，也就是语言达到最大可能的确当。

实现最佳确当性意味着对原文的解读要以最少话语就能够产生适当的语篇效果。

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德里达指出要遵循经济原则，需要同时实现翻译的质和量，但这两个要求往往是相互矛盾的。

“质”要求用尽量贴切的语言和最恰当的表达，最适宜的意思将原文信息转换到译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