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不利于人才发展

科举制不利于人才发展

科举制度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科举制度让天下读书人科举功名竭尽毕生精力，久而久之，儒学所推崇的伦理纲常内化为一种奇特的民族性格。教育的主要功能被异化了，久而久之形成了利弊各半的人才塑造趋势。

（一）导致人才知识结构的欠缺

由于科举制度的应试性，更加强调书中内容，因此考生更加注重书本上的片面意思，不思进取造成知识面越狭窄。以为英国的传教士麦嘉温曾经批评那些考中功名的读书人：“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学要的只是贫乏二有限的”。由此可见知识少得可怜。

（二）培养了非人性化的特征

1．权威人格。根据书中所教的内容，当时的读书人基本达到了“非圣人之言不言，非经中之语不用”的地步。这些简约化了的处事原则渐渐导致人们的懒于思考社会结构及变化的多样性，时常依赖的是诸如《朱子治家格言》一类的教条。毫无疑问，相信权威的生命态度逐渐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性格。

3. 功名崇拜。虽然科举制度考试只是教育测量的一种手段，其本身并不神秘，神秘的只是考试结果的变幻莫测与难以预料。由于对科举功名的崇尚痴迷，一些官方的科举礼仪活动，也被人们模仿、移植到生活的习俗中。婚姻习俗方面，新郎和新娘于新婚之时，身穿红袍，头顶桂冠，就像登科时的衣冠一样，春风得意。

科举制使人把精力主要集中于应付考试，忽视了实用性的学问。

明清实行八股取士，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使许多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1.科举制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

科举制使春秋时期儒家学派所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规范化、制度化，导致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学知识，而是为了做官。社会上皆以科举及第为中心，只要当官，地位就比别人高，官本位思想日益占据人们思想的主导地位。官本位主义的存在不仅影响社会风气的畸形发展，还会造成官场腐败。

2.科举制对学校教育产生不良的影响

科举制将读书、考试和做官连在一起，使学校教育完全屈从于科举制的要求，教育的唯一目的变成了应试，学校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统治者为了保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想尽一切办法统一思想来钳制知识分子。儒家的“君臣”等道德伦常教育正适应了统治者的要求，因此科举制把儒家的经典作为应试教育的基本教材，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局限于儒家几部经典，士人为了科举及第，就把四书五经作为当官的敲门砖，将儒家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可他们的“之乎者也”与“治国之道”只是纸上谈兵，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外考试试题死板，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使学校教育充满了教条主义色彩。

3.科举制扼杀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

科举制把内容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士子们为了中举入仕，只专心攻读考试内容，其它的基本不涉猎。特别是明清的八股取士，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八股文体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都有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枯燥无味，没有新意，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发展。另外考试内容以经文为主，忽视了科学知识的学习，抑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思想文化的僵化。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因此，八股文的巨大弊端是导致科举制被废除的直接原因之一。

功名崇拜

考试只是教育测量的一种手段，本身并不神秘，神秘的是考试结果的变幻莫测与呼风唤雨。士子们一旦科举及第，便有了异于常人的声望地位，不但自已终身为闻人，还可以光耀家门，一时间“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此亦颇为惊叹：“新博士(指进士头衔) 立即穿上他们特殊的服装和特定的帽子和靴子以及官吏的

其他标志，并提升到官员品级中较富较高的薪俸。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就属于取代硕士(指举人头衔) 地位的另一种社会阶层，并被算作是全国高等公民之列。一个外国人很难体会他们的地位比他们昨天的同事们高出多少，而那些人却总是让他们上座并以最奉承的称呼和礼貌款待他们。”[12]

由于人们对科举功名的崇尚痴迷，一些官方的科举礼仪活动，也被人们模仿、移植到生活的习俗中。婚姻习俗方面，新郎和新娘于新婚之时，身穿红袍，头顶桂冠，就像登科时的衣冠一样，春风得意。更有所谓的“满天星轿坐娇娥，伞扇旗牌次第过。莫讶状元多若许，本来原是小登科”。在福建，上元节有父母向女婿家送灯之俗，“状元骑马”和“天赐麟儿”两种小灯则是每年必送的。社会习俗方面，有些地方的小孩上学往往送定胜糕和粽子以祈“高中”。游乐习俗方面，明清时期，在士人阶层流行一种称为耍状元筹的博弈游戏，即以刻着“状元、榜眼、探花、会元、进士、举人、秀才”不同字样的竹签，以科名高低定注数。在清初，状元筹的游戏规则因为被移用到会饼上，以大小不同的“科名月饼”取代签条。

随着科举制度的日益形式化，它逐渐与儒家真理相分离，弊病从出。读书人的圣贤理想逐渐演变为对功名利禄的渴求，公平公正的选官方式也成了部分官员收敛钱财的旁门左道。随着仕途道路的逐渐狭窄和士人群体的不断扩大，科举考试日趋激烈，不少读书人为了求得功名一心一意钻研应试之文，随之形成缺少思辨的权威人格。这也是中国自然科学缺少新发现的原因之一。

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极端发展，科举制积重难返，完全成为禁锢人的思想、限制科学发展的工具，阻碍了我国社会形式的进化，极大地延缓了我国的近代化进程。

第一，明清科举考试内容主要考经义，题目就在《四书》《五经》里。经义的解释，如《四书》，必须以朱熹的注为准。考生只能“代

圣贤立言”，背诵经书内容，以注疏的语言解释经书的意蕴，不能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考试形式是八股，八股文是一种程式化、规范化极强的文体，它规定了一篇文章的具体格式和写作步骤。考生只能戴着枷锁跳舞，唯有高手方能在有限的思想空间里出人意料地发掘出圣人的微言大义，创造出句法流转、对偶工整、声调优美的语言来。这种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严重禁锢着人的思想和个性，销蚀着人的创造力，严重摧残了人才。而知识分子对八股文的顶礼膜拜必然归结为对封建君主专制的顶礼膜拜，从而在政治、文化上起着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主义的作用，阻碍了社会进步，使明清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更加腐朽僵化。

第二，科举制的八股取士严重滞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八股取士使考生只知埋头死读“圣贤书”，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可那么多苦心孤诣炮制出的八股文竟没有一篇传世之作，岂非咄咄怪事。而如罗贯中、施耐庵、蒲松龄、曹雪芹等这些科场失意者却写出皇皇巨著。曾五次落第的“中国狄德罗”宋应星在“中国百科全书的生产技术巨著”《天工开物》序中愤慨地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曾诞生“四大发明”的中国科学技术在明清时裹足不前，此时西方文明却创造了一个崭新世界。八股取士虽然巩固了封建皇权，却造成封建政治的封闭保守，加速了封建社会危机的到来。

第三，自隋至清，科举制主要为封建专制选拔人才，而士人参加科考的唯一目的是入仕做官。入仕门径的相对单一性，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唐代每科只取进士二三十人，最多四五十人，有

“五十老进士”之说；宋代也不过一两百人，最多取到两三百人。大多数举子名落孙山，前途黯淡。千百年来，不知演出多少人间悲喜剧，真是“误攻文字身空老”“盖棺终是五湖人”。科举制下人才的片面、畸形发展及价值取向上的利禄性，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1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八股取士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固定的格式，陈腐的内容和的僵化方法，压抑了学子们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2、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当然这也是跟个人的道德问题有关，但是科举制度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3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的政治化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他们互相拉帮结派，官官相护。还有的利用科举考试收受贿赂，这样不利于考试的公平性，还造成了官场更加混乱和黑暗。 4、科举制度阻碍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导致了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

3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的政治化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他们互相拉帮结派，官官相护。还有的利用科举考试收受贿赂，这样不利于考试的公平性，还造成了官场更加混乱和黑暗。

4、科举制度阻碍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导致了明清以后科学技落后。

科举制度没有真正解决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矛盾，反而使其更严重。第一，科举制度表面上使得世卿世禄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下任人唯亲得到抑制，并确立了成绩面前人人平等的选拔原则，但是，在君主专制的加强中，科举制度实际上是封建君主选拔人才、控制臣属的工具，即便最后出职为官，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君主的恩赐。第二，考试的标准和方法由君主定，并不客观公正。即便在科举考试方法多样的唐代，批评科举考试方法的也连篇累牍。第三，唐代科举制度录取名额极少，并不能完全弥补选拔官员的缺口。在唐代，一年明经与进士及第者不过区区百人，但是每年以荫袭等其他非科举方式任命的官员，多于“正途”几十倍。这样，地方士族的任人唯亲，就转变为君主的任人唯亲，君主为选拔行政人才而设立的科举制度最终并不能实现任人唯贤。

我国明清朝时期实行八股取士，出题从内容到形式严重束缚应考者，应考者只能从这样的规定的答题模式要求下回答。这样的僵硬的考核模式，没有开发学者们的思维，也没有实际操作的考核，不能体现应试者的实际才学。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然而，科举制度的弊端又是显而易见的。

1．由于科举考试一旦被取中就可得到崇高的荣誉和地位，所谓“十年寒窗人不知，一举成名天下闻”。对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这更是改变他们的处境和命运的唯一出路，虽然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但却有着走通的现实可能性因此，科举制度有效地牢固地控制了读书人的思想，使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将科举看成了读书的唯一目的，看成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所在，少小开卷，皓首穷经，不断在考场博杀，耗尽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科举下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意志和人格，成为了自觉的奴隶，科举的这种效果，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早就意识到了，唐太宗就曾难以抑制得意地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2．科举制度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取向。由于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是做官、在很多时候甚至还是出任宰相的必要条件，因此以后将要参加科举的读书人也受到了全社会的另眼相看，被目为“白衣宰相”。这一方面有助于知识和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但另一方面这一价值取向又是畸形的，使读书带上了非常强的功利性，人们重视读书是因为这是通过科举最终做官的必由之路，知识的价值、读书的目的，都在于做官。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一个人读书是否有成，就是看他是否通过科举做到了官，至于学问是否真有造诣，精神和人格是否健全是并不被看重的，这就严重毒化了人们

的思想，对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使人们对做官以外的一切实业统统视为末流，不予重视，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3．由于科举对读书人的命运关系极大，因此科举的内容自然就成了人们读书的内容、日常的功课，科举注意什么，社会也就崇尚什么。唐代科举很重诗赋，因此当时诗教成了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而直接促成了唐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为我国文学宝库增添了丰富精彩的内容；科举要求应试者要有好的书法，因此练字成了读书人必修的功课，也促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科举的内容对社会风尚虽有过这样一些有益的导向和推动，但由于它内容的偏狭，对社会所起的负作用则是更主要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儒家经典，从此儒学成了每一读书人自觉研习的内容，除非科场或官场失意，一些人看破红尘会到释道二门寻找精神寄托，否则儒学基本成了读书人所掌握的唯一学问。虽然汉武帝时期就已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学真正独尊，被所有读书人自觉尊奉，应该说还是借了科举之力。宋明理学的兴起，同样也是由于科举，因为科举考试答题必须合乎圣人之意，而宋明理学正是最合乎统治者胃口的注解儒家经典的标准答案。科举内容的狭隘，使人们不去重视儒学之外的一切经世致用的实学，甚至产生“六经外无学”的错觉，学习兴趣和研究范围变得十分狭窄，严重妨碍了自然科学和人文思想的发展。

4．科举制度后期发展的标准化，格式化的八股文的形式，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科举既然是一种通过考试选取人才的办法，对试

卷的评审必然就会有客观公正的内在要求，而评卷要做到客观，尽量不受人为的主观因素影响，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使试卷标准化、格式化，这样评卷时用标准答案一对照就可立判优劣高下。唐时已有近似现在“填空”的所谓“帖经”、“墨义”的考试方法，明以后产生的八股文，更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格式化、标准化的东西，在内容上，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答题要求模仿宋儒经义，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上，八股文更有严格的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行文必须按起承转合的要求分八层意思(八股)，句法也要求排偶。这种对试卷标准化、格式化的要求，开始初衷也许是为了评卷更加客观公正，但造成的结果，却是完全扼杀了读书人的独立思想，使他们完全变成了只会死记硬背教条的木偶，不敢用也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这就严重影响了学术的进步并造成了国民的愚昧。

科举制度的内容和形式束缚了知识分子思想，不利于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还导致了空疏无用的学风日已形成。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学校教育只关注科举考试考察的内容。唐代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为诗赋和儒家经典。诗赋的考察形式死板，对声韵乃至字数都有严格规定；儒家经典的考察形式主要是帖经和墨义，注重记诵而不求理解。宋袭唐制，也采取了类似的形式。在这种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的影响下，

学校教育为了应付诗赋考试，唯以声韵为务，却昧于古今，就变得重文辞少实学；为了应付帖经、墨义，只能死记硬背而昧其义理，也就变得重记背少义理，使整个学校充满了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恶习。虽然到了宋朝，不乏像王安石这样的有识之士，要求改变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认为帖经、墨义只求记诵空文，严重脱离实际，主张一概取消，转用经义、论、策取士，更强调通经致用。但是积习难改，所有的改革遭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抵制而不能有效的贯彻，因而没有解决科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至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更是完全走入了一条死胡同——科举考试的所有文体规定都要用“八股”。八股文专取《四书》、《五经》内容来命题，内容诠释必须以朱熹等理学家的注释为标准，要求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在形式上必须按一定的格式和字数填写，不得逾越雷池一步。八股文的固定格式和一系列繁琐而苛刻的要求，使其形式死板、内容空洞、陈陈相因、千篇一律，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这种呆板的文章套式成了束缚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框框。面对这种考试，作为科举制度的预备场所的学校也只能以应付此类文章为务，不说经世致用之学无法顾及，就连《四书》、《五经》等文史书籍也不能弄懂。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应付这种科举考试，在他一生最宝贵的青少年、壮年、甚至是老年都还在闭门读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与社会严重脱节。这样的人，就算是考试及第，进入官场，也大都是酸腐迂拙、不学无术之才。清代徐大椿在《道情》中生动形象地讥讽道：“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生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

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汉祖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科举制度将知识分子引向了一条彻底脱离现实的道路，导致其思想不能自由发展，形成空疏无用的学风泛滥，进而影响后世学术思想的进步。

科举制度对教育的消极影响还表现在腐蚀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及

污染学校教育的风气。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寒门弟子，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在潜移默化之中，引导与改变着士子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宋代科举考试之荣利最甚，宋真宗写的《劝学诗》中，提到“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这即是说读书、参加科举、及第之后，衣、食、住、行都能得到美满的解决。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物质诱惑，敢问天下学子怎能不心动呢？科举制度散发出一股强力磁场，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劝勉勤学只求功名富贵的思想，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只为了获取功名、追逐名利，既非振兴国家，对于学业也不求甚解，学校教育的风气每况愈下。由于知识分子读书的目标已转向功名富贵，由此引发的舞弊、贿赂等不良行为也败坏了学校风气。科举考试的录取标准往往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或门路，是很难有希望被录取的，所以通关节、贿赂、请托、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不良风气在科考里泛滥成灾，严重地污染与腐蚀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毒害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严防舞弊的措施虽多，但知识分子投

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学风与行径，终究难以改变科举制度日渐腐败的趋势。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便作了欺人技。两句破题，三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叫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