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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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德简述

德福,即道德与幸福,乃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一对重要范畴。先秦

时期,儒、道、墨诸学派都对德福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很

多颇有价值的思想。其中,儒家的德福思想尤为丰富深刻,并且对后

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极其长远的影响。本文拟在梳理

先秦儒家德福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思想变迁之脉络的基础上,探讨先秦

儒家在德福问题上的成败得失,进而揭示其现代意义。

一理论渊源

早在西周初年,人们对何谓福已有了系统的理解。“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寿终命。”(1)所谓攸好德,

是指生性喜好道德。这就把福与德联系起来,德是行为主体获得幸福、避免不幸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周人“德”“得”并称,认为武王

灭殷而获得天下的方法、才能、品德等主观因素就是德。有德才能得

天下,由此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能够配天或保

民当然是身为君王者有福之表现。道德与幸福的关系在此更为密切。

儒家之先的思想家们觉察到了德与福的内在关系。他们对德福关系的

理解,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以德祈福论。“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2)“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

惠足以同其民人。……故民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

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粗秽、暴虐;……故神亦往焉,观其

苛慝而降之祸。”(3)以上引文至少有两层内涵。首先,人是否幸福

由外在于人的天道或神决定。有意志的天道或神秉执公正,惩善罚恶。其次,即使天道或神主宰着人的祸福,但是人并非束手以待祸福的降临,全凭上天的安排。天道或神能够感知人德行的善恶。既然如此,

人所遭遇的一切祸福皆非偶然,人也就能够通过改变德行来改变命运。于是,看似天道与神决定祸福,其实是个体德行的善恶决定命运中的

祸福。美好的德行将保有上天赐予的幸福,邪恶的德行则导致福的丧

失与灾难降身。人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而祈得幸福。所以,春秋时期

有人提出:“吉凶由人。”(4)又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5)这样,人的幸福实际上是操纵在自己的双手之中。至高无上、神

圣不可冒犯的天道与神仅仅作为一把精神保护伞而存有。

相对于商、周时期盛行的鬼神观点来说,以德祈福论无疑具有革命性

意义。但必须指出,它还披着有神论的外衣,而且它传播于统治阶层,因而所谓的善、淫的普遍性就十分值得怀疑。毕竟不同阶级、阶层的

道德往往差异悬殊。能够说,自以德祈福论提出之始就被打上了阶级

的烙印。对一般民众来说,道德品行是善还是恶评价者似乎是公正无

私的天道与神,实际的裁决权则为统治阶层所把持。他们依据自身的

好恶而决定是否赐福,抑或降罪。普通百姓是没有发言权的。

第二,命定祸福论。如果说以德为福论作为社会变革时期的理论武器

或者是对未来生活美好憧憬的精神寄托,那么它具有相当大的生命力。不过若是作为分析现实生活幸福与否的理论依据,它则颇为苍白无力。社会实践中大量的德行与祸福不一致的现象决不是一句“天道祸淫福善”所能掩饰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面对肆意妄为的自然力

束手无策。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则让绝大多数人活在少数人的阴影之下。以德祈福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反差,来自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

这个切都不由得人们要向冥冥之中的命运寻求慰藉。

享有“五经之首”称誉的《周易》被公认为认知祸福、命运的宝典。《易传》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6),“乐天知命而不忧”(7)。《左传》、《国语》列举了很多用《周易》的卦爻辞溯往追来

的事例。人们把生命中的荣辱、福祸悉数归之为命运注定。这里,命

运不是人格化的至上神,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有。人一

生的福与祸如何,都已由不可抗拒的命运一一预定。命定祸福论否定

了个体行为改变命运的可能性。道德的高下与祸福完全无关。道德也

就被束之高阁。因为个体企图完善自身德行以扭转祸福状况,不啻于

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较之以德祈福论,命定祸福论不会受到社会现实的挑战,在理论上更

能自圆其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命定祸福论成为

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一剂精神安眠药。而从政治作用的角度言之,命定祸福论的流行,使得上层社会的统治基础愈加牢固。它比以

德祈福论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德祈福论、命定祸福论从不同层面回答了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它们成为滋养儒家德福思想的肥沃土壤。孔子、孟子及荀子在汲取前

人思想养料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德福思想。

二思想变迁

孔子《论语》一书几乎没有出现“福”字,而是较多地谈到了“乐”。在此,除了意指用于教化的音乐或个人爱好以外,乐其实还是幸福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8)“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9)“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10)可见,孔子用“乐”表达了人作为主体的一种自我感受。它是自我内

在精神的充实和愉悦感。这种幸福又不单纯表现为主体自身方可感知

却又转瞬即逝而难以把握的精神体验,而是以一种主体长期保有并且

他人亦能耳闻目睹乃至耳濡目染的精神境界的方式存有着。

那么,幸福源自何处,与人们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内在精神状态

有何关系?“君子忧道不忧贫。”(11)“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2)“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3)“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4)所以,孔子的幸福观重视精神,不重物质;重视奋斗,轻视享乐;在

于内在德性的完善,不在外在生活的富足。他全部思想的核心是仁学,其理想人格为笃行仁道的君子。在他那儿,惟有作为道德巨人的翩翩

君子,方能品尝幸福的无尽滋味。

不过,孔子崇尚道德理性所生愉悦的幸福观并不绝对排斥物质的满足

或丰裕。“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5)这是告诉弟子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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