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

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谈性别视角下的《紫色》四译本 发布时间：2010-03-19 摘要：为考察我国语境中译者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小说《紫色》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性别视角下从译者个人背景、译者序、译文等方面，全面考察了陶洁（1998）、鲁书江（1986）、杨仁敬（1986）（1987）的四个译本，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译者的性别意识是否会给翻译带来影响？女译者一定表现出女性主义倾向，而男译者一定对性别不敏感吗？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中是否受其它因素制约？ 关键词：性别意识，翻译，女译者，男译者，中国语境 Abstract: By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fou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Color Purple by Tao Jie (1998), Lu Shujiang (1986) and Yang Renjing (1986)(1987),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firstly, will the translator’s gender-consciousness influence their translation? Secondly, is it true that woman translator always shows a feminist tendency, while man translator a gender-unawareness? Thirdly, will the translator’s gender-consciousness be shadowed by some factors? Keywords: gender-consciousness, translation, woman translator, man translator, Chinese context

近几年来，我国译论研究界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关注不断升温。除评介外，某些研究者还试图将女性主义视角运用于中国语境，探究性别因素对我国译者的影响，既丰富了中西女性主义话语，又推进了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参见[1][2][3][4][5][6][7]等）。但从现有的这些研究来看，有的案例分析并不扎实，研究者不细致、全面地对比原文和译文，仅挑选出其中的一句或两句进行分析，就匆忙得出结论。还有的研究将女译者翻译中任何蛛丝马迹都扣上女性主义的大帽子，而将男译者的译文千方百计定性为父权特征。为了深入探索性别视角的本土化运用，考察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本文将选取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妇女主义1[1]小说《紫色》（The Color Purple）中译本进行对比，以探讨如下问题：首先，性别意识是否会影响译者的

翻译？如何影响？第二，女译者一定表现出女性主义倾向，而男译者一定表现不出对性别的敏感吗？第三，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吗？其性别意识是否在翻译中受某些因素的制约？ 一、关于艾丽斯·沃克和她的《紫色》 艾丽斯·沃克是美国文坛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关注黑人女性问题，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紫色》出版于1982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黑人女

主人公西丽从对男性的压迫逆来顺受，到情感和性格上得到新生的故事。西丽自小被继父强奸，而后被嫁给只当她是发泄工具和女仆的某某先生，受尽他的蹂躏和虐待。她的妹妹奈蒂为了躲避某某先生的纠缠，只得背景离乡。在某某先生的情妇莎格的启发和帮助下，西丽逐渐找到了自信，离开了某某先生，并凭做裤子的手艺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平等。 二、关于译本 目前《紫色》的中译本共有6个。它们分别是陶洁所译的《紫颜色》（1986）（1998）[9][10]，杨仁敬的《紫色》（1986）（1987）[11][12]，鲁书江的《紫色——写给上帝的信》（1986）[13]以及张建英的《紫色》（2001）[14]。其中，陶洁的86版和98版除极少数字词和标点符号略有不同之外，译文几乎没有改动。所以，此研究仅选用了98年的译林版。而张建英的版本与杨仁敬的87版有大量雷同之处，且错误较多，故笔者没有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之列。所以，本案例中进行比较的实际上为4个译本，即陶洁《紫颜色》（1998），杨仁敬的《紫色》（1986）（1987），以及鲁书江的《紫色——写给上帝的信》（1986）。其中，杨仁敬的86版主要与87版进行纵向对照，而在与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横向对比时，笔者一律选用的是87版。 三、关于译者 在这三位译者中，陶洁和鲁书江不但身为女性，对性别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其性别意识理应较强。其中，陶洁是美国妇女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曾选编了《域外女性》[15],《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6]等书,发表了“美国女性文学给我们的启示”等文章，为推动国内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鲁书江2[2]是英美文学系终身教授，从其博士论文“重读过去，重塑未来：亚裔北美女作家”（Rereading the Past and Reshaping the Future: Narrative Texts by Asian North American Women Writers，2001 University of West Ontario）的题目便可窥见她对性别研究的偏爱。另一位译者杨仁敬为男性，以海明威研究最为见长，对性别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男女译者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否会给他们的翻译带来影响呢？ 四、 案例分析 1、女译者性别意识的显现 通过全面、细致地对比三位译者的译本，笔者发现女译者在译者序和译文中更突出地再现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确表现出较男译者更为强烈的性别意识。

1.1译者序 三位译者对《紫色》的理解不尽相同。总的来说，陶洁和鲁书江更强调小说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也更明确地突出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而杨仁敬虽也提及了小说的女性主义意旨，但却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审视小说，更加重视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 陶洁在译者序中指出沃克虽然揭露了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但“着力描写的是黑人妇女问题”[8：8]。她将小说的书信体与妇女书写传统联系起来，认为 《紫色》“在夺取男作家的创作方式的同时又跟妇女文学的传统密切相连”[8：11]。鲁书江也将小说中的种族问题一带而过，将主要笔墨放在探讨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如何在黑人内部取得独立这一问题之上。在论及小说中的性描写时，鲁书江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指出黑人妇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她们从性工具到主动掌握自己的身体，从受奴役到建立自我的积极转变过程。她认为莎格与西丽之间的爱情不能简单定义为“同性恋”，因为“这种爱情关系实质上是觉醒了的黑人女性对黑人男子的残暴所进行的一种积极反叛，是她们企求证实自身力量，寻求自身价值的一条途径”[13：4]。 而杨仁敬则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切入小说，认为《紫色》“涉及了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12：5]，黑人妇女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核心3[3]。当谈到《紫色》的性描写时，他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替在封建父权文化中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性描写开脱，认为“它与那些充斥着猥亵的性描写的小说，尤其是鼓吹‘性爱至上’的黑人小说截然不同”，“写得露而不淫，较有分寸”[12：12]。他将敢于挑战命运、鼓励其他女性争取独立的莎格定性为“爱搞男人”、行为“放荡”[同上]，与陶洁译者序中“敢爱敢恨也敢说敢做、自我意识十分强烈”[8：9]的那个莎格以及鲁书江笔下的“热情、勇敢、智慧、美丽、独立不羁”的莎格[13：3]截然相反。在探讨书中女性角色爱情的分分合合时，他认为这是作者对美国社会问题的真实描写：“如实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所谓‘性开放’影响下男女关系的混乱、道德水准的低下和文化的没落。”[12：12]事实上，沃克写哈泼与吱吱叫的相好和分开、莎格和格拉第、格缅因的爱情并非为了展现美国社会中的道德阴暗面。相反，这些“朝合暮离”[同上]恰好表现了吱吱叫自立自强的过程和莎格敢爱敢恨的人格魅力。它体现的是女人也有权利追求爱情和人生幸福的主题。杨仁敬在理解上的这些偏颇无疑表现出他并不能从女性主义角度体会原文，欣赏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这甚至还透露出传统父权主义妇女观对他的深远影响。

1.2译文对比 总的来说，虽然男、女译者都能将原文的女性主义情节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来，但是在一些与性别相关的细节上，女译者受性别意识的影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再现原文，甚至突出原文的妇女主义表达，而男译者则因为缺乏性别意识不但根本注意不到这些细节，而且还弱化甚至扭曲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意图。例如： 例1：She have the nerve to put one hand on her naked hip and bat her eyes at me.[17:51] 陶：她居然敢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对我飞个媚眼。[10:40] 鲁：她满不在乎地把手搭在她那光光的屁股上冲我眨了眨眼。[13：47] 杨：她厚着脸皮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还对我挤眉弄眼。[12：50] 这一幕发生在西丽帮病中的莎格洗澡之时。西丽惧怕男性，但当她看到莎格的女性身体时，她感受到了自我的需要，这让她不禁目不转睛起来。莎格有所察觉，但并不在意，甚至大胆地表现自己。句中的“她”指的就是莎格。陶洁和鲁书江洞察到了西丽对莎格大胆作风的诧异和羡慕，因而选用了“居然敢”、“对我飞个媚眼”和“满不在乎”、“冲我眨了眨眼”这些中性词，表达出了西丽惊讶、却又略带些喜爱的语气。而杨仁敬在对待他眼中“放荡”的莎格时，非但没有意识到莎格超越普通女性的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此时莎格对于西丽内心的冲击，他还将西丽的真实感情隐去，将她变成自己手中父权道德的评判官：莎格竟敢光着屁股摆姿势，对“我”眨眼睛，多么不知羞耻啊！因此，译者选用了“厚着脸皮”和“对我挤眉弄眼”，两个具有贬义和敌意的词组，表明了他自己对莎格的厌恶。 在少数情况下，女译者还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更强烈地突出了原文的意旨。例如，当西丽最终决定离开某某先生，开始新生活时，她呐喊出自己的“独立宣言”：“I’m pore, I’m black, I may be ugly and can’t cook, a voice say to everything listening. But I’m here”[17：214]。在翻译中，鲁书江深刻体悟到此时西丽发出的要万物都来聆听的声音是多么强烈：她再也不是那个任凭继父和某某先生摆布、虐待的女孩、妻子；她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因此，她把这句话译为“我是贱，我是黑，也许连饭也做不好，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所有倾听着的万物说。可是，我就站在这儿，谁也不能看不见我。谁也不能”[13：197]。在句尾，增译了“谁也不能看不见我。谁也不能”，对原文进行了补充，并通过重复加强了西丽的语气，突出了西丽对赢得独立和他人尊重的决心。这样的创造无疑是译者性别意识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