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变”：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运作审视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总第２８９期　黑龙江高教研究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５，２０１８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２８９　

“常＂与“变＂：我国高等教育　重点建设制度运作审视　

谢冬平　，２　（１．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武汉４３００７４；２．红河学院，云南蒙自６６１１９９）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运作依据特征可分为苏联影响下的自我探索阶段、模仿欧美阶段、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阶段，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人为设计的制度形成机制、在合法性中累积有效性的制度运作逻辑以及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等共性；其间行动者“力”“利”“意”的变化及互动又构成制度创新的力量与源泉。进入双一流阶段，制度创新的指向在于如　何形成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而构建制度自信是其关键。　关键词：重点建设制度；双一流；制度运行；制度自信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２６１４（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１６—０５　

一、

问题提出与分析框架的构建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我国高等教育　重点建设制度是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　根本保障。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重点大学制度开启以来，　一直在尝试探索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众多　学者就此开展了相关研究。综观这些学者的研究，多从宏观　层面出发、关注制度的顶层设计，呈现这种研究态势的原因　在于，在中国体制下，高等教育各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基本上　与国家宏观治理体制保持一致，因此对于我国高等教育重点　建设行为的解读只有在国家政策层面与制度构建中，才能获　得更清晰的解释。从目前研究来看，研究中制度的角色相对　被动，作为政策的结果予以展示，而对“行动者对制度的反作　用”欠缺动态、整体的考量。　就制度与行为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制度提供一个框架，　所有政策实施者包括政策制定者本身都是生活在各种组织　和制度中，而这些制度会影响甚至决定他们的行为选择¨　。　制度一旦形成，其角色超越了规范、规章的局限，而带有符号　学意义，成为政治系统中的一种自主性力量，在这种力量下，　不仅处于“下位”的行动者，如地方政府、高校受其制约，而处　于“上位”的、规章的制定者也受其约束。一方面，影响着其　后政策的制定、走向以及实践；另一方面，在行动者通过承担　角色展现制度的同时，也不断赋予制度可理解的意义　。在　制度实践中，行动者的偏好以及制度的演化带有极强的情境　性，并具有情景的具体性与内生性，行动者的力、利、意不断　演变导致其行动策略发生变化。正如迪尔凯姆所言，每一种　社会服从都带着所有的个人性变量　。由此，制度与行动者　呈现出一种互构关系：行为背后是制度，行动主体的计算与　反思又构建着制度，制度与行为的这种关系对研究我国高等　教育重点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本文将基于制度与行为的这种互构关系，以“制度一行动　者一制度”为分析框架，梳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　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分析我国双一流　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仅仅关注制度对行　为的影响，更为关注行动者在行为时与外部制度的互动。　

二、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不同时期的制度运行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重点　大学建设时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双一流时期（２０１６年起），后两个时期　又可统称为高等教育一流建设时期　Ｊ。　（一）重点大学建设时期的制度运行　在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的时代，国家资源供给不仅是各　领域的资源配置的主体形式，其配置的资源也成为权威、地　位、身份的象征，服从于国家的安排成为集体与个体行动的　最大目标。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在重点论思想的指引　下，国家开启了高等教育领域的重点建设之路：指定一批重　点大学进行整体建设。被扶持的重点高校其发展目标与任　务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折射，统领着重点大学的行动，重点　大学内部的学科、专业、招生、师资力量的调配等都由中央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０２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云南省高等教育一流建设推进机制及效应研究”（编号：ＡＤ１７０１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配置正义与关系正义双重视域中云南民族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编号：１５ＸＭＺ０６６）。　作者简介：谢冬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常”与“变”：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运作审视　１７　一安排与确定，竞争机制为“集体思考”所泯灭，制度的合法　性危机由国家权威强制化解，“强政府一弱大学”是此时期重　点大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制度沿着“中央一重点大学”单向运　作链条展开。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时期的制度运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原　有的依托单位进行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已不适合当时环境，因　此，在当时国内四所重点大学校长（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浙江　大学的刘丹、天津大学的李曙森和大连工学院的屈伯川）的　倡议下，我国开启了对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项目概念渗透　进高等教育重点建设领域；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开启了　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２１１”工程、“９８５”工程等，项目制在高　等教育重点建设中得以进一步扩张，“集体思考”中逐渐有了　“游牧思考”＿５　的倾向。项目制的竞争性、高激励性、注重绩　效等无疑给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带来活力，但此时期　项目制是内嵌在原有的单位中混合发挥作用的，因此，在高　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中，“项目制将行政体制内的单位制和　经济体制内的市场制都作为存量来看待；项目制有意将自身　塑造成为一种新双轨制的增量部分”ｌ６　Ｊ。这种“混合制”在　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由项目建设带来的破碎、冲突以及分裂；　且其行政权力的运作与表达呈现出韦伯所说的“以知识为依　托的权威”的理性特质，行政权力披上了“专业性外衣”，更　世界一流的过程中，主体是高校，导向却由国家掌控，这种政　校关系折射到重点大学系统内部，形成“先大学一后学科”的　发展模式，呈现“中央设计一地方响应一高校跟进”制度运作　路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围绕体制性资源的项目式竞争引　发新一轮的“集体思考”危机。　（三）双一流时期的制度运行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　

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并于２０１６年启动“双一流”工程，　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一流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２０１７年　９月，各方期待已久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名单出台。在　此期间，各省纷纷出台本省的双一流建设蓝本，在方案中对　遴选条件、程序、支持方式、管理、组织实施等都进行细致的　规定。从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双一流建设遵循的虽然仍是　“中央设计一地方转译一高校行动”的制度运作路径，但地方　政府的自主性更大，表现也更为积极，大学与学科的差异性　得到强调，形成以学科促大学内涵式发展的思路，“扎根中国　大地办大学”成为价值导向，“中国特色”成为双一流大学建　设的目标。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三个阶段，既有“常”，也　有“变”（详见表１）。“常”反映着制度化中相对稳定的状态　与属性安排，构建了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的基本秩序，而　“变”成为其制度创新的源泉，“常”与“变”共同影响着双一　具说服力，政府意图的贯彻更为隐蔽，也更为强势。在冲击　流制度建设的走向与未来。　表１　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不同时期制度运作表　时期　资源配置方式　配套激励强度　依托平台　制度运作核心要素与关系　制度形成　重点大学时期　单位制　低　单位　规制性一规范性（递进）　苏联影响下的自我探索　世界一流大学时期　混合制偏单位制　较强　项目　规制性一规范性（递进）　欧美模式影响下的自我探索　双一流时期　混合制偏项目制　强　项目　规制性一规范性一文化认知（递进）　扎根中国的理性设计　

三、“常”：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运作表征　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的“常”表征是多方面的：无法消　除的单位建设观念，“强政府～弱大学”的格局（强、弱并不是　指其发展实力，而是就其发展的依附性而言），“中央一地　方一重点高校”的运作链条等；呈现“常”的重要原因就在于　不同行为下的制度运作的核心要素及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　改变，这对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基本框架产生深刻的　影响。　（一）人为设计的制度形成机制　制度的形成大致有两条途径　Ｊ：其一，自发衍生。早期　制度理论的代表人物，如萨姆纳等学者认为制度并不是先于　行动存在的，而是遵循着个体活动到社会习俗、民德再到成　熟的规则、完备的制度这样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制度　是通过行动主体的行动自发产生的。其二，人为设计。根据　理性选择主义的观点，制度是治理或规则系统，它们是有意　识建构的体系，并制约着其后制度的制定与变迁。在制度形　成中，既不存在完全自发衍生的制度，也不存在完全由人为　设计的制度，在研究过程中，主要看在制度形成中以哪条途　径为主，借以观察其特征以及对整个制度体系的影响。　纵观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的形成与确立，其人为　因素表现更为明显：一是注重顶层设计，国家履行着许多经　济系统应该履行的职责，其不仅替代着市场力量，还替代着　重点高校进行决策；二是在制度设计中借鉴国外重点建设经　验较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苏联模式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后的欧美大学标准，建设道路、标准等相对而言缺乏一　种制度自信的精神。　（二）在合法性中累积有效性的制度运作逻辑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而言：“有效性主要是指作用；而合法　性是确定价值。”　没有合法性，组织无立足之基；而缺乏有　效性，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根据出发点的不同，制度运作　逻辑通过两种不同的路径　来体现：其一，在有效性中累积　合法性：从有效性出发，追求组织发展高效益的过程中争取　社会对组织的认可进而被政治系统接纳以确认并保持其合　法性；其二，在合法性中累积有效性：从合法性出发，在保证　组织平稳、有序发展的过程中，在促使组织有效地推进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