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缘》中曼璐的形象赏析
顾曼桢的婚恋悲剧的原因探析
顾曼桢的婚恋悲剧的原因探析1.压抑的时代环境《半生缘》如一柄锋利的手术刀，比最精密的科学仪器更准确地剖析到人性的最深处，给了中国现代文学一抹凄迷的气质，一种卓异的风格，一种独特的女性书写品格。
小说当中，给我们制造出了一派压抑的生活环境，让人几乎无法呼吸，几乎喘不过气来。
[6]那个时代之下，女性没有社会地位，只是男人们的工具。
哪怕，有一部分觉醒的女性，她们明亮的火焰最后也会被社会无情的扑灭。
《半生缘》中以顾曼璐和顾曼桢两个女性为代表，一个旧式女性，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女性，最终都没有摆脱悲剧的结局。
特别是顾曼桢，她读过书，接受过新思想，但是最后还是被时代撕毁了。
因而《半生缘》中顾曼桢是无奈的，顾曼桢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且具有强烈自尊心的女性，在她与世钧的爱情当中，彼此都深爱着对方，但是他们的性格里都有着隐忍不发、委曲求全、沟通不良的一面，这也是后来两人误会越来越深，最终无法挽回的主要原因。
在压抑的时代环境中，社会的重压之下，世钧最后完全丧失了自我，这也是多年之后顾曼桢和世钧再次重逢时候，他们再也没有可能在一起了的原因。
2.重压下的女性嫉妒可以说，顾曼桢的婚恋悲剧顾曼璐的嫉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都知道，顾曼桢是被自己的亲姐姐顾曼璐设计被祝鸿才强奸的，曼璐曾经也是一个花季少女，她也曾有着自己深爱的男子，但是为了解决家庭的生活窘境，中学还未毕业的曼璐便出来做了舞女，从此走上不归路再难回头，对于她，张爱玲这样描述道：“她穿着一件苹果绿软缎长旗袍，倒有八成新，只是腰际有一个黑隐隐的手印，那是跳舞的时候人家手汗印上去的。
……头发乱蓬蓬的还没梳过，脸上却已经是全部舞台化妆，红的鲜红，黑的墨黑，眼圈上抹着蓝色的油膏，远看固然是美丽的，近看便觉得面目狰狞。
”①这一系列的细节描述无不体现了曼璐人生的凄惨与无奈，那一个个“黑隐隐的手印”让她的生活里永远都笼罩着一层乌云无法散去。
这样的曼璐让人同情，让人心疼。
[7]曼璐嫁给祝鸿才，原本打定主意跟定他了，只想做个平平常常的家庭主妇，然而年大色衰的曼璐则落下一身病，不能生育，备受奚落冷落。
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角色形象
谈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角色形象作者：赵笑雷来源：《参花·下半月》2015年第06期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富有传奇的女子。
她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文学影响，她的文章常常以旧时代传统女性作为主体，利用她那婀娜多姿又尖锐锋利的文笔，描绘出一个个疯狂、畸形、挣扎的女性形象，来引导人们对旧时代女性表现出的独立自强应该给予的尊重和认同。
《半生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
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真吓人一跳！”这句话拉开了《半生缘》的序幕，十四年，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容颜性格，或许连同之前一些小动作坏脾气都被磨灭得没有棱角。
“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弹指间的事。
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究竟是时间改变了她们，还是她们自己改变了自己。
《半生缘》里的主要女性角色是三个，但是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顾曼桢开展起来，她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彼此身上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影子。
一、顾曼桢曼桢是一个骄傲的女人，她不管出现在哪里都有一种魄力，沈世钧、张豫瑾，还有祝鸿才，没有哪一个不被她所吸引。
曼桢曾经问过世钧，他是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她的。
他当然回答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
”可见世钧对曼桢的第一印象极好，或许是因为身上的书香气质，或许是因为身上穿着“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
曼桢也是一个非常爱自己姐姐的妹妹。
世钧曾经说过曼桢“因为你像是从小做姐姐做惯了的，总是你照应人”世钧都误以为曼桢是家里最大的，其实是曼桢受了曼璐的影响。
还有她第一次与世钧提到曼璐的时候说过“舞女当然也有好的，可是照那样子，可养活不了一大家子人呢！反正一走上这条路，总是一个下坡路，除非这人是特别有手段的——我姊妹呢又不是那种人，她其实是很忠厚的。
”这些都是对姐姐的理解与同情，同时也尽力维护姐姐的形象。
尽管曼桢与世钧相爱，可是姐姐仍然在自己心里占据很重要的位子甚至不能够给别人诋毁她。
张爱玲《半生缘》中的隐喻分析
张爱玲《半生缘》中的隐喻分析摘要张爱玲作为语言特色鲜明的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在现代文坛领域占据了专属于她的一席之地。
她的小说中充满了隐喻性语言，因此也被称为隐喻性小说。
作为她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半生缘》，相对于其他作品，这部作品的相关研究文章较少，因此，本文主要对这部作品中的隐喻进行简要分析，包括内心隐喻、婚恋隐喻、人生隐喻和色彩隐喻，并从隐喻角度分析张爱玲的婚恋观，以及隐喻的意义。
关键词：张爱玲隐喻隐喻意义一、引言对于文坛来说，张爱玲无疑是一个占据了一个重要席位的奇女子，她的作品集生命感和艺术感于一体，语言形式多变，她的文字繁复，深刻而且冷漠。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突出特点不仅仅在于故事情节的生活化，而且也体现在她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上。
在传统的西方文学理论中，隐喻是核心问题之一。
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法。
张爱玲将隐喻性在她的思维创作和创作过程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文学语言作为文化的外显和表达形式，所以，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隐喻性语言，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思维及文化素养，也能够更加深刻地剖析作者的创作心理以及作品的思想情感等。
在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中。
讲述了旧时的上海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离别。
他们曾经因为缘分相聚在一起，可是最后由于命运的捉弄而分崩离析。
在原来的小说结尾，张爱玲为了避免当时时势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写道主人公为了贡献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共同来到中国东北，以大团圆的形式收尾。
而后来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重新审视了这部作品，因为放弃了原有的写作风格而懊悔不已，所以进行了改写，删掉了原来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尾，坚持了自己的创作风格。
二、隐喻的基本内容文学是人们面对世界，社会生活时的思想结晶，从文学发展的实践来看，文学思维中形象与情感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隐喻是架在文学世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桥梁。
隐喻这个文学概念是由世界著名文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
隐喻既是语言表达形式，又是一种思维方式。
《半生缘》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半生缘》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易雪瑶
【期刊名称】《青年与社会：下》
【年(卷),期】2015(000)012
【摘要】张爱玲的小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风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语言凝结、简练，见解独到。
《半生缘》是张爱玲创作于上世纪30、40年代的作品，以大上海为背景描述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可以说，张爱玲将海派小说推向了新的高峰，将人物的性格描写的淋漓尽致，文章主要针对《半生缘》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总页数】1页(P274-274)
【作者】易雪瑶
【作者单位】周南中学,湖南长沙410008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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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和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比较_从百子与曼璐的悲剧历程说起
川端康成与张爱玲，这两位风靡于20世纪中期、 擅长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家，分别在《彩虹几度》 和《半生缘》两部著名小说中，塑造了两个经典的悲 剧女性：百子和曼璐。她们的生存背景、婚恋人生以 及精神价值被毁灭的过程，折射出两位作者人生经 历、美的诠释和悲剧意识的异同。
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作家，多写下层女性 的纯洁和不幸，文笔优美，文章弥漫淡淡的哀伤。代 表作品有《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彩虹几度》是川 端康成战后的一部中篇小说，写的是战后建筑家水 原与其三名同父异母的女儿麻子、百子和小若的人 生故事。特别是刻画了在家庭和爱情方面都对感情 极不信任的长女百子这一立意颇深、耐人寻味的女 性形象。
曼璐的性格弱点和成因—— —曼璐的身份是一个 卑微而又令人难以启齿的舞女，由于在社会夹缝中 求生存，性格变得很敏感。小说中母亲劝解曼璐早为 自己将来的归宿作打算时，她不耐烦地剪断母亲的 话道：“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 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 呢？”后来祝鸿才建议低调结婚时曼璐生气地说道： “怎么太招摇了？除非你是觉得难为情，跟我这样下 流女人正式结婚，给朋友们见笑。是不是，我猜你就 是这个心思！”作品中的这些小细节，不得不引起我 们的关注，曼璐看似满不在乎地回嘴，实则是对于未 来生活失去信心，痛恨自己卑贱的身份，与祝鸿才的 结合并没有减轻她丝毫的恐惧，相反，为她后来心理 的巨大变化埋下了种子。
百子性格弱点和成因—— —百子的身份是一个被 自杀的母亲抛弃的孤儿，本为长女。长女在日本家庭 的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长女与母亲的年龄最为接 近，最能成为管理家庭的二把手，更何况在这个没有 母亲的家庭。然而，百子的母亲自杀后，她在这个由 继母、继女、父亲组成的家庭中长大，即使父亲和妹 妹麻子一直都很喜欢她，她却感觉自己是个多余的 人，称继母为“麻子的妈妈”，对麻子忽冷忽热，当麻 子去找京都的小妹妹时，“她避开妹妹那定定注视的 目光，发自内心地说：没找到，是幸运哪”。在她眼里， 父亲是唯一的亲人，但在她敬爱的父亲眼里，她是个 心中有伤痕并在慢性自杀的女儿……这些都侧面反 映出，百子不能忍受目前的现实和身份，对生活没有 热情和激情，对任何事情都有着偏激和消极的想法。 她甚至觉得自己生存得莫名其妙，时常还莫名忧伤，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现当代文学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文/朱赫男摘要：张爱玲是我国著名作家，其塑造的女性形象个性鲜明，利用意象化手法刻画出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
在张爱玲的大量文学作品中，以小说最为著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和探索，充满了研究与探索的兴趣。
通过对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类型和悲剧原因的分析，从而揭示现代女性生存状态。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张爱玲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才女，在她的笔下文字生动形象，好像有了生命色彩。
她的小说主要以女性心理为视角，刻画出很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传统封建思想中生存和挣扎，但最终依然逃脱不了既定的命运。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将女性的生存困境深刻的描写出来，虽然具有悲剧色彩但是给现代文化作品注入新的活力。
一、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分析张爱玲的小说是站在女性视角对女性当代生存现状、价值和自我意识的深度剖析，在她的小说中，展现了在封建思想下旧式家庭女性的婚恋故事，每个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性格特征，为我们展现了封建思想环境下女性的痛苦挣扎，变形扭曲的状态。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大致塑造了三种女性形象，接下来将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是拜金型的女性形象，这一形象代表人物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在这部小说，白流苏是个有洋派风味的中国现代女性，她在选择爱情时将经济作为选择标准，白流苏这一形象始终没有摆脱对男性的依附。
通过对白流苏婚恋故事的分析可以发现现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封建思想挣扎反抗的影子。
虽然白流苏得到物质保证，但是并没有摆脱生存困境。
其次是交际花型女性形象，这一形象的代表人物是《沉香屑•第一香炉》中的葛薇龙，最初葛薇龙是一位清白的女生，因为读书等原因投靠姑姑梁太太。
而梁太太是一个交际花型的女人，为满足自身物质和性欲需求每天围着男人打转。
在这种环境下，葛薇龙受到诱惑，为了守住爱情，开始用身体赚取物质生活，但最终初恋以失败而告终，在物质的诱惑下葛薇龙成为第二个梁太太。
《半生缘》中颜色的时代印记与主题表达
《半生缘》中颜色的时代印记与主题表达《半生缘》是张爱玲笔下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小说，它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命运起伏。
在这部作品中，颜色不仅是一种视觉元素，更成为了时代印记的象征以及主题表达的重要手段。
小说中，灰色是一个常常出现的色调。
它象征着那个时代的压抑与沉闷。
当时的社会，战乱频繁，民生凋敝，人们生活在不安与迷茫之中。
灰色的天空、灰色的街道、灰色的建筑，仿佛都在诉说着生活的无望。
主角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挣扎，理想被现实磨灭，爱情被命运捉弄。
比如世钧和曼桢的爱情，原本充满了希望和美好，但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变得灰暗。
他们的梦想和热情被现实的无奈所压抑，就如同那无处不在的灰色，给人一种沉重而无法摆脱的感觉。
红色在《半生缘》中也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
红色通常代表着激情、爱情和生命的活力。
然而，在这部作品中，红色却往往伴随着悲剧和痛苦。
曼桢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磨难后，她心中那曾经炽热的红色爱情梦想被彻底击碎。
她与世钧重逢时，那一抹残留在心底的红色回忆，显得如此凄美而又令人心碎。
红色的旗袍、红色的唇彩，在那个灰暗的时代背景下，显得如此突兀和不合时宜，就像是对命运的无声抗争，却又终究无力改变什么。
白色在小说中则常常代表着纯洁和无辜。
曼桢的形象在一开始往往与白色相关联，她有着一颗纯洁的心，对爱情和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白色逐渐被玷污。
她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公，让她的纯洁不再，白色的象征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扭曲。
这种变化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对人性的摧残，原本纯洁无暇的灵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伤痕累累。
黑色，在《半生缘》中更多地象征着恐惧、绝望和死亡。
比如曼璐为了留住祝鸿才，设计陷害曼桢的那个黑暗夜晚，黑色笼罩着一切，让人感到无比的恐惧和绝望。
黑色的阴影仿佛永远无法驱散，预示着主角们命运的悲惨结局。
世钧在得知曼桢的遭遇后，他内心的世界也陷入了一片黑色，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和动力。
通过这些丰富多样的颜色描写，张爱玲巧妙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半生缘》赏析
《半生缘》赏析这是一位谜一样的作家，既善于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着近乎浪漫的悲剧情感，她是名门之后，但她以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者而自豪;她既悲天悯人，但时时刻刻又能洞见芸芸众生之可怜可笑……只有她才能同时享受万众瞩目的喧闹和形单影只的落寞。
这本身，就足以成就一段悲壮的传奇……她的文字荒凉而冷漠，似乎对一切都不关心，看了，使人有种淡淡的惆怅和凄凉。
《半生缘》写的本就不是轰轰列列的爱情，而是千千万万滚滚红尘中的女儿们都可能遭遇的故事，曾经是最好的，曾经有过真爱，但终归于平淡，只有在重逢的瞬间，才悔恨起错过一生的最爱……影片最终提示:世事人生之苍凉不在于过程，而在于回首的刹那。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半生缘》把张爱玲那种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表露无疑，就象一窗精巧细致的窗棂格纹，少了每一格都不成，只是放在眼里便透着美，但到底美在哪里却又一时道不明。
洗尽铅华、略带感伤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
曼桢与世均注定的情深缘浅，世均与翠芝两个不相爱的人结了婚。
叔惠去了后方，翠芝对叔惠情深几许，却是“汉之广矣，谁可泳之,”曼桢怀着自杀般的心情嫁了祝鸿才……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然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浮华褪尽，她比烟花寂寞。
我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
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一个人……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温婉、凄迷的旧上海。
顾曼桢与同事沈世均相爱，曼桢的姐姐曼璐为照料全家，十七岁时离开初恋情人豫谨做了舞女，但家人并不理解。
如今曼璐年华老去，为了后半生决定找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个人就是祝鸿才。
从此，“祝太太”这个名分成了她的全部。
世钧曼桢的爱情受到世钧母亲的极力反对。
沈母希望世钧能与南京名门石家小姐石翠芝结合，不料翠芝却与世钧的同窗叔惠相爱。
婚后，祝鸿才花天酒地，曼珞为保住名分，决定生一个孩子来留住祝鸿才，但多次堕胎使她有心无力，知道丈夫看上了妹妹后，曼璐想出一条毒计。
许鞍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
许鞍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一、引言在以前的许多电影和电视作品中，女性在男性的角度看通常是沉默的，处于边缘，要突破主流电影的男权束缚，就必须更加关注女性的命运和生存。
近年来，随着李安、冯小刚、张艺谋的等男性大导演在国际和国内电影节的频频露面并屡次获奖，学术界对他们的电影作品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而对于同时著名电影人的女导演许鞍华却给予了较少的关注，对她电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分析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特别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统治下，女性解放之路曲折，社会发展步伐加快，女性追求自主、独立，摆脱男性控制的观念也逐渐强大。
女权主义将在这种情况下扎根。
特别是到了20世纪，世界社会意识形态正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和动荡的时代。
随着平权行动的出现，女性主义的影响也逐渐显现，从而衍生出了许多文化产品。
女权主义电影是一个代表。
电影是一门很容易被普通人认可的艺术，许多电影制作人利用它在人们的脑海中打开女权主义的大门，并批评以社会中男性为中心的“主流”价值观。
自1895年电影诞生以来的百余年历史中，电影银幕为我们创造出了无数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既是我们欣赏电影的窗口，也是人类社会生活在银幕上的缩影。
尤其是银幕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一直是观看过的人最受青睐的、不可忽视的观赏对象。
这些女性或清丽脱俗、纯洁无暇；或淑德贤惠、善良温柔；或大胆泼辣、勤劳朴实，加上用电影与众独有的拍摄手法和对这些女性靓丽的形象打造，不仅为女明星们增添了耀眼的光芒和无限的魅力，更为我们创造出了一幕幕摄人心魄的视觉奇观。
如果说电影是梦的制造，那么可以说女性是这个梦工厂最耀眼的星星。
女性形象和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一直是女性电影的中心主题。
作为文化的重要输入形式之一，“电影可以继续巩固男权社会对于女群体的排挤，也可以作为女性维护自身权利或批判现实的有力武器。
”对电影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性格的剖析与观察，可以使人们在尊重个体生命的前提下，开始追问和观察女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半生缘》的内容以及创作背景
《半生缘》的内容以及创作背景1.《半生缘》的内容《半生缘》最初名为《十八春》，以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入手着墨，以沉郁而任性、感伤而婉讽的风格，精确视破与把握人性深处，描绘出了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的种种人和事。
可以说，《半生缘》是写女性的巅峰之作。
《半生缘》中,张爱玲以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塑造了顾曼桢、顾曼璐这两个女性代表人物，顾曼璐爱慕虚荣，追求奢靡生活，却因家贫只能卖身为舞女以赡养一家老小。
[1]她的妹妹顾曼桢是新女性的代表，纯洁独立敢于追求自我，具有抗争精神。
特别是顾曼桢敢于突破旧时婚姻观念，追求自由的爱情，其与同事沈世钧相恋，二人是新式爱情的代表，虽然不够现代社会的罗曼蒂克，但是互相钦慕，互相理解。
但是二人的爱情最终是失败的，其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顾曼璐的嫉妒陷害，顾曼桢为姐夫祝鸿才奸污失身。
二是由于沈世钧家庭的百般阻挠，由于沈世钧的软弱，最终二人爱情的火焰熄灭了。
2.顾曼桢的婚恋悲剧透视其实，这部《半生缘》是有着一定的自传性质的。
结合张爱玲的有关人物传记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在《半生缘》的文字间寄寓着一个新女性渴望唯美婚恋失败后的絮絮倾诉，亦包含着一个思想深邃的作家对社会的反思与批判。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有一段失败的婚恋纠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半生缘》不仅仅是一部女性婚恋悲剧的小说，更是宣扬新思想的檄文。
[3]在那个婚姻就是一个可以合法出卖自己的许可证的年代，张爱玲追求爱情甘愿和汉奸胡兰成在一起的做法可以说是违背天理。
但是，张爱玲的进步思想无疑是闪着智慧光芒的思想之举，她对时代女性不仅意味着照耀，更意味着进步。
我们在读《半生缘》这部小说的时候，内心是无比沉重的，似乎看到了真实生活情境中的张爱玲，更看到了张爱玲的思想火烛，那么明亮鲜艳。
其实，中国女性的社会悲剧，就像《围城》中的女性渴望冲进城，但是她们也有冲出城外的顾虑，由着自己内心的担忧和害怕。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像《半生缘》中顾曼璐那样是一个任由男人玩弄主宰的悲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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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缘》中曼璐的形象赏析
内容摘要：《半生缘》是张爱玲离开大陆之后的重要创作之一，其中塑造的曼璐形象，呈现了一种身处“贞女”与“怨妇”之间的痛楚与无望，更凝聚着作者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也由此具有了很强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贞女怨妇《半生缘》实际所写的是互相牵连在一起的两个悲剧。
一个是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悲剧，一个是曼璐的人生悲剧。
相较而言，在曼桢与世钧的爱情未发生之前．曼璐就已成为一个悲剧的主角——为家人牺牲做了舞女．后来她又亲手导演和制造了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这些才是作者暗自着力表现的。
因此，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不过是套在曼璐人生悲剧中的小悲剧，换句话说，曼璐首先作为一个悲剧的存在，又由她亲手导演和制造了新的悲剧——曼桢和世钧的爱情悲剧，从而使她成为更大的悲剧的存在!在曼璐身上所体现出的悲剧意义要远比曼桢、世钧的不幸要深刻、复杂得多。
曼璐这一形象有着很强的现代性意义，这也使得《半生缘》具有了更为高远、更为深厚的文本内涵。
对于这个故事的现代性，王岳川教授做了如下解释:现代性就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紧张的关系”，是“新和旧的关系”，同时“还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关系。
而在曼璐身上，恰恰凝聚了张爱玲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关系”、“新和旧的关系”、“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关系”的深刻思考。
阅读《半生缘》，曼璐的人生际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派大师卡夫卡的伟大作品《变形记》。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和《半生缘》中的曼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精神困境有着惊人的相似，前者面对的是父亲破产，母亲生病，妹妹上学；后者面对的是父亲早逝，母亲年迈，弟、妹年幼。
他们的共同选择是为家人做出巨大的牺牲：一个拼命地工作，一个沦落风尘。
而结果也是一个异化为甲虫，一个沦落为舞女，都由“人”变为“非人”。
但他们的牺牲行为都未获得应有的回报，家人或盼其速死，或盼其速嫁，他(她)们已成为家人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在他们死后或嫁后，家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在精神上获得解脱。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不禁慨叹，伟大的作品总有相通之处。
卡夫卡作为“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的作家”，可以说是“20 世纪文学的先知、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曼璐的困境，同样也从某个角度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的困境。
在她身上，凝聚了一种身处“贞女”与“怨妇”之间的痛楚与无望．也凝聚着作家对“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的关系”的深刻思考。
这种紧张关系，不仅是“新和旧的关系”，还是“世俗性和神圣性的关系”。
曼璐实际上就成为这种紧张关系的表征。
从传统的、旧的、世俗性的角度看．她就是一个有伤风化、为人不齿的娼女；可从现代的、新的、神圣的角度看，她又可称为一个伟大的牺牲者．尽管肉体被沾污，但她的牺牲精神依然是圣洁的，单从精神上讲，她并不逊色于守身如玉的“贞女”们。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她既不同于地地道道的娼女。
也不能成为偶像化了的贞女，只能像飞天一样默默承受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苦闷、孤独与焦虑，最终成为货真价实的怨妇，为了守住可怜至极的所谓正常人的夫妻生活，不惜做出疯狂之举，亲手摧毁自己用牺牲换来的妹妹的幸福。
那么，曼璐的敏感和怨愤来自何方呢? 首先来自她对自身处境的深刻认知。
小说第二章她与母亲有关婚嫁问题的对话便很能说明这一点。
当曼璐主动说：“二妹现在也有这样大了，照说．她一个女孩子家，跟我住在一起实在是不大好，人家要说的，我倒希望她有个合适的人，早一点结了婚也好。
”这番话与其说是出于对曼桢的关心，不如说是对自身在这个家中的尴尬处境的清醒认识。
因此当后来母亲对她婚嫁问题表现出关心时，她的敏感和愠怒也就不足为怪：“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
叫我嫁给谁呢?”在这样的话语中，我们分明能感受到曼璐的苦楚与怨愤。
这并不是她多心，而是她面临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为家人做出巨大牺牲的她换来的并不完全就是感激和同情，更有拒斥和疏远。
同在一屋，却分属两个世界：一个光明，一个黑暗；一个纯洁，一个肮脏。
在这样近距离的鲜明对比中，什么能让曼璐获得心理平衡? 第一或许是精神上的认可．可她连半块贞节牌坊也换不到，因为在中国
的文化传统中，女人的肉体是重于精神的；第二或许是家人的亲情．可她分明感受到来自亲人的拒斥和疏远；最后仅剩下爱情．退一步讲，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成为一种奢望，因为毕竟这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曼璐是把祝鸿才当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死死抓住的．于是当这根稻草要离她而去时，她便有些歇斯底里，不择手段，以致最终将牺牲了自己而换来妹妹幸福的那种可能性化为乌有，并将其推向更加昏暗的深渊。
在这个故事中，曼璐牺牲了自己为了使家人幸福．家人幸福了自己却未获得应得的东西，便要反过来将这种幸福再度毁灭。
细细想来，这种“平衡”又带有一种近乎残忍的真实。
这种真实就在于对传统的一种反动。
反传统的突出表现在于张爱玲“根本反对神圣化本身”，她是“以世俗的实用态度，以女性的边缘位置去消解一切旨在建立中心、等级和神圣的价值体系秩序”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被美化、神化的东西实在是多不胜数，而这种美化、神化也更多是在维护一种等级秩序。
曼璐的牺牲精神是会被传统认可的，甚至会被美化、神化；但在世俗社会中的她的生活，却又会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
因为传统需要的只是她的精神，而不是她已被玷污的肉体。
这也恰是传统文化、传统伦理、传统道德的虚伪和残忍所在。
而张爱玲更大的贡献在于她通过曼璐形象的塑造，将充满现代性追问的悲剧命题做了深刻的本土化、民族化的诠释。
在对这个本土化、民族化了的人类悲剧的阐释过程中，《半生缘》对西方文学中像《变形记》这样的伟大作品所体现出的现代精神，作了一次并不遥远的呼应。
同时。
也因其未脱离民族文化语境而有了某种程度的创新，甚至超越!单从这一点来说，张爱玲对华语文学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的，其影响正如王德威的一篇论文的标题所揭示的：“落地的麦子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