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笔下的刑罚场景——以长篇小说《檀香刑》为例

莫言笔下的刑罚场景——以长篇小说《檀香刑》为例田丽丽【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不乏行刑场景的书写.刑罚成为一种公共景观,一种仪式,目的在于使用残酷的手段将罪犯的死亡延迟,通过罪犯的肉体展示权力的胜利,规训民众.刑罚是一场权力的凯歌.本文从罪犯、看客与刽子手三个维度着手,结合福柯《规训与惩罚》中阐释的权力、知识与惩罚的理论来透视莫言《檀香刑》书写极刑的意义与目的.这种极端残酷的行刑场面是直观的权力展示、扭曲的人性的直观呈现,从酷刑中罪犯的肉体展示、到观刑者与施刑者的心理描绘,再到行刑场景发生的微观权力颠覆书写,莫言无疑将其视为人性丑恶的释放地,人性阴暗面在这里显现,因此在整个场景书写背后,莫言极力揭示执刑人心理的扭曲,观刑人产生的震慑以及受刑人的肉体背后彰显的权力.整个狂欢化的刑罚场景中彰显着权力、凸显着人性、透露着批判、充满了悲悯,这无疑是莫言书写刑罚的价值与意义.【期刊名称】《潍坊学院学报》【年(卷),期】2018(018)004【总页数】4页(P5-8)【关键词】莫言;《檀香刑》;刑罚场景;权力话语;颠覆【作者】田丽丽【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J206.7刑罚场景作为充斥着暴力的景观、直观的权力展示，具有强烈的教育、规训目的。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行刑景观的书写，通过书写刑罚并赋予刑罚不同的寓意。

鲁迅在《示众》以及《药》中都写过公开行刑的场景，他关注的是行刑场景中的民众即鲁迅称之为看客，通过书写看客的集体无意识予以讽刺，表达他对国家民族未来命运的深切担忧，因此行文中忧患意识总是贯彻其中。

沈从文也在《新与旧》《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等作品中多次书写刽子手杀人、行刑场景。

刽子手在沈从文笔下并没有充满血腥、暴力，杀人的刽子手甚至显得充满温情，平静淡然的书写方式使得刑罚在文本中具有无尽的寓意。

相较之下，莫言的《檀香刑》将刑罚场景书写发展到了极致，罪犯的肉体惩罚成为文本的焦点，细致大胆的行刑场景不再是文本的部分，而是核心。

莫言通过残酷的刑罚场景书写的狂欢，颠覆权力，同时展现莫言所要追求的独特的书写方式，因此书写酷刑绝不是像很多学者批评的缺乏同情、醉心极刑、变态审美等，而恰恰展现出了莫言对酷刑的批判，对权力的颠覆。

一、刑罚场景下罪犯的“肉体”《檀香刑》写作之后，莫言曾言“过于优雅的女士请不要读”，因为书中大胆细致的极刑书写使得文本看起来血腥、暴力。

《檀香刑》中处处可见对于所谓“罪犯”的肉体的残暴刑罚：赵甲对起义失败的孙丙施加檀香刑，即将檀香木削成宝剑形状，罪犯绑在条案上，用大木槌锤进罪犯的身体，用人参汤喂养，罪犯可以存活数日不死；刽子手余姥姥奉命惩戒小虫子，用阎王闩套在小虫子的头上，通过勒紧铁箍，勒碎脑骨，双眼勒出，悬挂于阎王闩上；赵甲凌迟刺杀袁世凯未遂的钱雄飞，凌迟五百刀，刽子手必须保证割完五百刀罪犯才死亡……从零度痛苦的酷刑——砍头到延迟痛苦的酷刑——阎王闩最后到痛苦达到顶峰的极刑——檀香刑、凌迟，痛苦等级各异的对于罪犯肉体的惩罚背后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体现。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政治肉体”的概念，即将肉体看作是物质因素和技术，他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途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酷刑中对罪犯的肉体惩罚是体现惩罚权力的仪式。

[1]因此在福柯看来肉体不是普遍意义上理解的身体，罪犯的肉体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权利色彩，君主是至高权力的拥有者，而相对应的是罪犯的“权力匮乏”的象征，因此公开行刑下，对罪犯肉体的残暴方式所要展现的不是法律的不可遏制而是皇权的至高无上。

公开处决是一种司法——政治功能，它是重建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的仪式。

用最能够展现君权壮观时的情景来恢复君权，是权力失而复得的仪式，通过使用占有优势的皇权对罪犯的肉体进行残酷的摧毁，公开处决不是重建正义而是重振权力，其残忍性、展示性、暴力性、力量悬殊的演示、精细的仪式处处彰显着权力。

[2]从福柯理解的角度，就可以窥探公开行刑之下为何对罪犯的肉体穷追不舍。

《檀香刑》中，太监小虫子偷盗皇上的七星鸟枪，咸丰让刑部想出一种奇特的刑罚来整治小虫子，从阎王闩刑罚的是否使用，到其制作的过程，再到其真正的实践过程中都要接受皇上的命令，在执刑过程中，小虫子的皇上饶命、请皇上开恩的乞求声彰显着皇权的至上。

在执刑结束后，皇上的一句“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的榜样”，让众臣不由磕头谢罪。

正因为罪犯的肉体惩罚体现着皇权，因此权力为了彰显自身怎能放过罪犯的肉体？福柯还在《规训与惩罚》中分析了18世纪公开行刑的目的：公开刑罚是展现犯罪真相的仪式，有四种方式：一、使犯罪者成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二、沿用、复活忏悔的场面。

这是用一种主动的公开认罪的方式复制了强制的当众认罪，将公开处决变为昭示真理的时刻。

三、将公开受刑与罪行本身联系起来。

四、行刑的缓慢过程、突如其来的戏剧性时刻、犯人的哀嚎和痛苦可以成为司法仪式结束的最后证据。

每一种临终时的痛苦都表达了某种真理。

[3]公开行刑的原初意图是罪犯在公众面前认罪、忏悔，然后法律对其进行残酷的惩罚，从而彰显正义，显示权威。

在小虫子受罚的过程中，面对刑罚的残忍，他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并向皇上求情：“皇上，皇上，开恩吧，饶奴才一条狗命吧……奴才再也不敢了。

”[4]小虫子的自我认罪、忏悔最后到行刑都完美的阐释了公开行刑的一整套运行意义。

正因如此，在刑罚过程中，权力要求延长这种场景，皇上要求余姥姥提供奇特的刑罚，袁世凯拒绝用腰斩，极端的就是孙丙的檀香刑灌以参汤延迟受刑时间，都是出于权力想要证明正义，彰显自身的强烈目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行刑场景中的罪犯并不都如小虫子一样忏悔认罪，也印证了福柯对公开行刑场景消失原因的思考。

二、共谋关系的受刑者、观刑者与施刑者关于对公开行刑场景的思考，福柯认为酷刑的恐怖场景的实施，重要的角色是民众即观刑者。

其目的是以儆效尤，不仅要使民众意识到最轻微的犯罪都可能受到惩罚，而且要用权力向罪犯发泄怒火的场面唤起恐怖感。

[5]因此公开处决不仅为了彰显权力，证明权威，重要的目的在于规训民众。

《檀香刑》中对六君子实施砍头、对钱雄飞实施凌迟、对起义的孙丙实施檀香刑、对偷盗的小虫子实施阎王闩……每次的行刑背后都是警示民众，杀鸡给猴看的运作心理。

莫言对这种运作机制是熟悉的。

在文本中借赵甲之口阐释行刑背后的目的：“刽子手向监刑官员和看刑的群众展示从犯人身上割下来的东西，这个规矩产生的法律和心理的基础是：一、显示法律的严酷无情和刽子手执行法律的一丝不苟。

二、让观刑的群众受到心灵的震撼，从而收住恶念，不去犯罪，这是历朝历代公开执刑并鼓励人们前来观看的原因。

三、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

无论多么精彩的戏也比不上凌迟活人精彩。

”[6]莫言正是基于和福柯对公开行刑场景的共同认识，才不吝笔墨的书写每次的行刑场景，而且莫言在每一次行刑场景中，都少不了对观看的民众的描写。

在描写小虫子受刑过程中，莫言描写到妃子的惊恐、众臣受到震慑后跪倒在地的场景；在钱雄飞受凌迟之刑中，士兵惊吓的晕倒；在孙丙受檀香刑的过程中，孙媚娘的呼喊，妇女晕倒……这正是行刑的目的即民众得到恐怖的震慑，从而敬畏权力。

除此之外，莫言的独到之处是对民众看客心理的细腻把握。

在描写民众观看钱雄飞的凌迟之刑时，莫言写道：“北京的看客那可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看客。

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

最好是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

”[7]莫言无疑对于民众的看客心理给予极大讽刺。

书中描写到观看行刑过程时，一个罪犯到了刑台就瘫了，众人齐呼孬种，这个场景很自然的让人想到了鲁迅在《阿Q正传》中描写的阿Q行刑前说了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于是众人齐声喝彩的场景，两人对观刑者看客的心理把握是不谋而合的。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还分析了暴力的实施者——刽子手。

在福柯看来，“刽子手是国王手中的剑，但是，他也分担着其对手的耻辱。

君权授权杀戮并通过他杀戮，但君权从不体现在他身上。

”君主并没有转让权力。

“刽子手不仅在执法，而且也是施展武力。

他是某种暴力的使用者，为了战胜犯罪而对犯罪的暴力使用暴力。

”[8]由此福柯认为刽子手只是权力在某个时刻的体现，但是刽子手本身没有权力。

可以看到，在《檀香刑》中，赵甲、余姥姥行刑时仍然是听从权力的召唤。

在凌迟钱雄飞时，袁世凯因其骂声而要求割掉其舌头，刽子手就必须冒着凌迟失败的危险去调整；在对小虫子施刑的场景中，对阎王闩的反复调整，都是听从于皇权。

因此每一次行刑对于刽子手来说都是一场较量，失败的刽子手就失去了工具的意义，与罪犯同罪。

对于施刑者的理解，莫言认为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

刽子手为了满足看客的需要而进行夸张的表演，受刑的人视死如归会为了看客表演，因此“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关系……在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背后，还站着一个集团，这些人，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共同的主人。

”[9]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莫言让施刑者成为重要角色，对于其由于权力产生的心理的扭曲、异化描写，是莫言文本中的独到之处。

《檀香刑》中，刽子手将自身视为权力的化身，国家法律的代表，哪怕就是在行刑的短暂瞬间，也对他们心理产生了极大的扭曲。

例如在余姥姥奉命用阎王闩处置小虫子之前，以鸡血抹遍全脸，余姥姥教育赵甲：“为了跟祖师爷保持一致，也为了让那些个冤魂厉鬼们知道，我们是皋陶爷爷的徒子徒孙，执刑杀人时，我们根本就不是人，我们是神，是国家的法。

”[10]值得注意的是《檀香刑》中写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余姥姥奉命处置小虫子时，皇上到刑场观看，此时众人皆跪，唯有余姥姥昂头站在柱子侧，这是行里的规矩，刽子手只要脸上涂了鸡血已经不是人，而是神圣国法的象征。

赵甲想到：“这无限的光荣，别说是小小的高密县，就是堂堂的山东省，就是泱泱的大清朝，也没有第三个人经历过。

”[11]赵甲享受这种由权力带来的荣耀，以自己行刑的精妙手法自夸，以自己对檀香刑的实施为傲，面对平日里威严的衙役的卑躬屈膝，赵甲心理的描写可谓独到：“他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仿佛咱家是一个大大的首长。

咱家自然也要把架子拿起来。

”[12]权力在行刑瞬间的转移足以让赵甲异化，因此赵甲醉心于每一场刑罚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享受占据中心的感觉，民众的害怕、罪犯的呼喊都让他更加欣喜与激动。

莫言不同于福柯的理解，细腻的展现了即使是权力的工具——刽子手，瞬间享受的权力，就足以使得刽子手扭曲异化。

三、酷刑书写的颠覆与重构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梳理了惩罚权力的演变过程，从直接施加肉体的酷刑，到普遍性的惩罚和规训，再到监狱的实施。

福柯认为刑罚看似减弱文明的背后，其实是施加于惩罚之上的权力越来越隐蔽，从来获得安全的合法性，建立惩罚的新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