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文佛教典籍
佛教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历程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摘要：佛教是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就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教和道教相结合，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文化。
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古代历史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并形成了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三大支派。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经历了萌芽、发展、繁荣和衰落四个阶段。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古代佛教历史从汉代开始到清代总共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
但是佛教在这段时间的发展是可分为不同阶段的。
以下分别介绍之。
汉代佛教：佛教在汉代产生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首先在文化方面，东汉末年思想文化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
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显然为佛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汉代对外交通便利，对外交流频繁，打破了与西域和印度等国家的封闭状态。
那时汉与西域各国的交通线路分为南北两道。
南道是指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于阗而至莎车。
北道是指从敦煌北上到伊吾（今新疆哈密），然后西行，沿天山南麓，经龟兹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
以上两道都在天山南侧，因而又统称天山南路。
此外，还有一条天山北路，即从哈密出发沿天山北麓而行，中经乌孙、大宛，至康居。
这就为佛教传入中国提供交通上的可能。
佛教初传中国，应是在西汉末年的哀帝时期。
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开始受到汉代统治阶级的重视。
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汉明帝的“永平求法”，这表明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在阶级统治中的重要性了。
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开始信佛，其中东汉明帝的异母弟刘英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信仰佛教的人。
但是在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的一种，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还未在民间广泛产生影响。
因此汉代的佛教只是地主阶级精神文化消费，佛教的影响仅仅在汉代的上层统治阶级中。
佛教的发展还处于萌芽阶段。
三国、西晋佛教:三国、西晋时期的佛教在中国的佛教历史上起着承载的作用，这段时期的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经典被译成汉文，这就为佛教在社会上层和社会的下层的全面传播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中国佛教文化论文
论中国佛教文化摘要：国父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人，佛教是哲学之母，学习佛学可佐科学之偏。
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一代领袖毛泽东也曾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度众生，是代表受压迫的人讲话。
”近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提到“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关键词：佛教，文化，丰富性，影响，作用价值正文：一、佛教的简介：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
“佛”是一个理智、情感和能力都同时达到最圆满境地的人格。
佛教原产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中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历史。
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
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为两部分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
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转。
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
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
印度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的佛教。
二、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教派别繁多。
一在汉语系的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为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
另外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
合计约为一千万颂。
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块九百六十二部，为和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
二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
如地论师、摄论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密宗、净土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为七宗。
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入选的五部重要蒙古文文献
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入选的五部重要蒙古文文献李金花2008年3月1日，国务院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从全国参加申报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的5000余部古籍中遴选出来2392种古籍精品，其中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入选的蒙古文文献来自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等5个收藏单位的11种文献。
在2008年6月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中展出了7种蒙古文文献。
此次名录入选的蒙古文文献内容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儒家经典文献《孝经》；大藏经，包括《甘珠尔》、《丹珠尔》；历史文献《阿勒坦汗传》、《蒙古源流》、《必用之全义经》、《金轮千辐》、《十福善白史》；蒙古民俗文献《成吉思汗祭祀经》；军事法律文献《军律》等。
其中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文献，简单介绍如下：1.《孝经》，儒家经典，回鹘式蒙古文文献。
此次特展中由于藏书单位没有提供展品而未能展出。
但该书最值得介绍。
回鹘式蒙古文是蒙古族最早使用的文字，元版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留存下来的甚少，仅有20余种，包括手抄本、刻本、碑刻、官印等。
其中流传下来的典籍仅有《孝经》和《入菩提行注释》（残，现存12叶，原件藏于德国柏林）两种。
《孝经》是国内收藏的唯一一部元代汉蒙合璧刻本。
遗憾的是，书的封面及第一页残缺。
据《元史》第二十二章记载，本书为元大德十一年（1307）八月中书右丞孛罗铁木儿编译。
书内附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一月二十六日苏联使馆秘书潘克福赠”的说明。
回鹘式蒙古文《孝经》是研究十三世纪蒙古语言发展史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蒙古文翻译史的重要文献。
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2.《大藏经•甘珠尔》，印度大乘佛教经典，是大藏经的佛说部，亦称正藏，系佛祖圆寂后经弟子们六次结集而记录下来。
汉藏佛教文献编目特征对比研究
汉藏佛教文献编目特征对比研究摘要：汉藏文佛教文献浩如烟海，种类繁多，历史上多有各种形式的编纂和汇集，对比两种文本的文献，二者的编目特征也都不尽相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汉藏文《大藏经》的编目。
本文通过主要对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编目特征进行对比，同时兼顾两种文字其他藏外文献的编目比较，从而探究出汉藏佛教文献编目特征之间的相似和区别。
关键词：汉藏;佛教文献;编目特征;对比佛教创始以来，经过历史上数次经典结集，产生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同时也有了初步的编目汇总工作，例如将藏典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就是最初最简单的一种编目分类。
随着佛教传播进中原和西藏，汉藏两种文字的佛教文献也经过翻译而产生。
在佛教文献的数目与日俱增的同时，无论在印度，还是汉藏两地，不同的文献载体也相继出现。
从最初的贝叶树皮，到后来广泛使用流通的纸质本，还有记述于金、石等之上的文献，以及近代胶片、磁盘等新型文献承载方式，各不相同，而且从来源上又经历了讲诵、誊抄、刻印等不同途径，所以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局面，因此对于海量庞杂文献的编目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早期佛教的僧侣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分类、归纳和总结佛教文献的重要性。
如在第一次经典结集时，就先分出了经藏和律藏，随后的历史发展中在经藏之下又分成五个经集部类，即五阿含――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增一阿含、小阿含。
同时，论藏也逐渐的结集成形，从而初步奠定了佛教文献三藏的基本格局。
然而由于佛教内各个部派的分化与整合，以及最后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决裂，僧侣们对于不同佛教文献的理解与认识也发生了分歧，于是对佛教文献又在经、律、论三种基本分类上，开始区别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属性划分。
上座部佛教对于很多大众部佛典都不承认，而大众部佛教虽然对上座部多有批判，但却承认其大部分典籍，所以在大众部佛教文献分类中包含并保留了上座部的佛教文献。
大众部佛教也就是后来的大乘佛教，逐步发展壮大，广泛传播，并贬抑上座部称其为小乘。
因此随着大乘佛教传入中原与西藏，汉、藏两地的佛教文献编目自然也继承了之前的基本格局，即先区别大小乘，再划分经、律、论。
西游记中真经的内丹学含义
《西游记》中“真经”的内丹学含义郭健《西游记》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同时还是一部阐述“金丹大道”（即内丹术）的“丹经”，这在文坛上至今虽仍知之甚少，但对于道教内丹研究者来说，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不少研究者都公认：《西游记》是借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来阐述“金丹大道”的。
但作者具体是怎样把取经故事和“金丹大道”融为一体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却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西游记》是借故事中的一些角色或物品来指代内丹术语，因此比一般丹经更复杂、更隐晦，更难看懂。
在《西游记》中，有的角色或物品的内丹学含义作者有明确提示，如“孙悟空”这个角色主要是指代“人心”的，如书中第7回提示：“猿猴道体配人心，心即猿猴意思深”①。
而对于有的角色或物品，作者的提示就显得较为含糊，如第31回书中对“真经”的提示：“经乃修行之总径，佛配自己的元神”——从这一提示中我们虽可看出故事中的“佛”是指内丹术中的“元神”，但却看不出所谓的“经”有什么具体含义：什么是“修行之总径”呢？仔细考察佛教史我们发现，《西游记》中唐僧（玄奘）所取的“真经”与历史上唐僧所取的“真经”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据佛史记载，在唐朝以前，中国早已有了从印度传入的大乘佛经；唐太宗时期，唐玄奘历时十七年，又从印度带回大小乘经律共657部②。
而《西游记》则称唐僧取经前中国还没有大乘佛经，后来唐僧经历了14年零8天（5048天），才从西天取得大乘真经共5048卷，并称这正合“一藏之数”，是“大藏真经”③——“5048”这个“一藏之数”实际上是唐玄宗时期和尚智升撰的《开元释教录》中所记录的汉文“大藏经”的卷数（宋朝也沿用这一数字）。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总称，5048卷汉文“大藏经”绝不仅仅是唐僧所取回的佛经，而是指唐玄宗时期中国所收藏的汉文佛经，它包括汉代以来传人中国的大小乘经建论及圣贤集传共1076部，合5048卷。
可以肯定，历史上唐僧所取回的佛经绝不可能是“一藏之数”——5048卷。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PPT课件
4、格义佛教
格义佛教时期：
西晋前的中国汉译佛典，主要由一些古代西域僧人译出，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与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 有很大差距，不少人是用原有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些观念 来比附说明佛教。但这些观念不能准确表达佛教中有关 思想的本来含义。 佛教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之所以比较顺利，与佛教的某些 思想同中国原有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相似有关也与当时 许多佛教传播者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来解释佛教有关。 （也与动荡的历史有关）这些解释尽管不很符合印度佛 教的本义，却使中国人对佛教开始感兴趣，形成新的信 众，进而使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支谦
月氏国人，汉献帝时来中国，一 些重要大乘经典的较早翻译者， 《维摩诘所说经》、《阿弥陀 经》、《大明度无极经》等。 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 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之谓。 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 点，为安世高、支谶以后译经大 师。
康僧会
古代康居国人，247年到东吴 建业，译有《六度集经》； 康僧会秉承佛旨，来到中华弘 传佛法，广结善缘。他不仅精 通佛典，而且“天文图纬，多 所贯涉”。是继支谦之后在江 南传教的人
②佛典的翻译
此前：一些重要佛典在印度本土尚未出现， 或未传入中国，译成汉文的佛典还是有限， 尤其“论”著很少；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三藏大量传入汉地， 大小佛典均有，此时期佛典翻译较成系统。 代表人物：鸠摩罗什 官方译场、种类、数量；以般若类经 典为主，新译、重译，意译、修辞文采； 培养大批僧才
余论
“六家七宗”对印度佛教“空”的学说的理解明 显偏离大乘佛教的思想，但也恰恰表现了当时中 国人的般若观念特色。后来鸠摩罗什（约344414）的译籍和僧肇（384-414）等人的著作出现 后，中国佛学界基本纠正了这方面出现的认识偏 差。 六家七宗属于中国佛教学者独立研究佛学、建立 自己佛学体系的初步尝试。有了魏晋的六家七宗， 才会有南北朝的各家学派；有了南北朝的各家学 派，才会有隋唐的各种宗派。
古典文献
n 《文献通考》，元朝马端临撰，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将《通典》上之八门增扩为二十四门，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书。
全书348卷，附考证3卷，分为24考，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19考则多沿用《通典》旧有史料，并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
以《经籍考》最有成就。
n 在《通典》的基础上广泛地搜集史料，详细地加以考证，去伪存真，归类分目，按时代先后排列比较。
全书有“文”、“献”、“考”三种。
“文”是文献网罗与考订，“献”是指前人之议论，“考”主要是马端临的按语。
马端临的按语，贯串古今，折衷恰当，力求从历史事实出发，作出审慎的结论，尤其对于土地制度、兵役制度所发表的见解为前人所未有。
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深知南宋政治腐败是导致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因此，他对宋代制度的研究功夫最深，对宋代的典章制度，记载也特别详细，对两宋政治的黑暗面进行了揭露，从而使书中有关宋代的记录较为真实可靠，史料价值超过了同类的其它著作。
n （五）元代文献学n 1.《藏经》：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缮写了一部金字《藏经》，耗金3244两。
n 2.中西文化交流：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意大利传教士孟特·戈维诺抵达元大都，即留居大都，先后兴建教堂两座，并用鞑靼文翻译《新约全书》和《旧约》。
n 3.突出的文献学家n 胡三省：代表作是《资治通鉴注》，《通鉴释文辨误》n 马端临：《文献通考》n 《文献通考》，元朝马端临撰，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将《通典》上之八门增扩为二十四门，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书。
全书348卷，附考证3卷，分为24考，其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舆地、四裔等19考则多沿用《通典》旧有史料，并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
中西翻译简史第12章
• 译文的最大特点是力图证明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其实和基督教的教义一致。 • 对启蒙时期的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颇有影响，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坦普尔、莱布
• 4、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主要西文译本有哪些？哪些译本影响较大，流传也较 为广泛？试列举几位代表性译者以及他们的主要翻译成就。
• 5、西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相对薄弱，这体现在哪些方面？目前西方译者对 中国文学的翻译体现出怎样的特点和趋势？
• 现代文学：鲁迅、老舍、矛盾、张天翼、曹禺、叶君健、王蒙、张贤亮、张洁、 张辛欣、莫言
• 1963年，陈荣捷译《老子之道》； • 1963年，刘殿爵译《中国经典：道德经》 • 1977年，林保罗译《老子<道德经>及王弼注译本》 • 1989年，陈爱琳译《道德经新译新注》 • 1989年，韩禄伯译《老子德道经：新出马王堆本的注译与评论》
• 在《道德经》译本中，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和韩禄伯译本在各自所处的历史 阶段都极具代表性。
• 1933年，冯友兰英译《庄子内篇》 • 1939年，韦利译《中国古代的三种思维方式》，讨论了先秦时期三种较有
影响的学派：儒家道家法家。 • 1942年，林语堂出版《中国与印度的智慧》 • 1942年，休斯出版《古典时代的中国哲学》 • 1960年，陈荣捷出版《中国传统资料》 • 1963年，威莱出版《庄子故事集》
• 亚瑟韦利：
• 译《诗经》《论语》《道德经》《一百七十首中国诗》《西游记》
• 《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为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学译为 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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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文佛教典籍
作者：魏道儒
来源：《百科知识》2009年第20期
佛教典籍就是人们常说的“佛经”。
“佛经”一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泛指佛教的所有典籍，包括经、律、论“三藏”以及各种佛教著述，我国古代称为“众经”、“一切经”，现在常用的名称是“大藏经”。
二是特指“三藏”中的“经藏”部分，被认为是释迦牟尼所说，并为后代记录整理的所有经典。
这些经典一般都以“如是我闻”形式开头，表明经典内容是亲自听闻的佛语言。
佛教典籍按文字划分，有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
其中的汉文典籍是我国佛教典籍的主体部分，现存的数量最庞大。
中国汉文佛教典籍包括翻译典籍和中国撰述两大部分。
翻译典籍
中国翻译域外传来的佛教典籍始于汉代，延续了将近千年。
到北宋末年，或由民间自发进行，或由官方出面主持的大规模译事基本结束。
宋代以后翻译的外来佛典数量极少，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
各代参与佛经翻译工作的，既有外来人士，也有汉地人士；既有出家僧侣，也有在家信徒。
在漫长的译经史上，后秦的鸠摩罗什、南陈的真谛、唐朝的玄奘和义净，被称为“四大译经家”。
中国佛教典籍翻译事业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众，译出经典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广泛，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文佛教典籍主要译自古印度的梵文本经典，也有译自中亚地区的各种文字经典，但数量有限。
汉文译籍一般分为小乘典籍和大乘典籍，就其中的“经藏”部分而言，小乘大多以“阿含”形式结集在一起，汉文中有4部《阿含经》。
唐代的《开元释教录》把大乘经典主要分为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5大部以及5大部以外诸经。
日本的《大正藏》把大小乘经典放在一起，划分为10类，即阿含、本缘、般若、法华、华严、宝积、涅槃、大集、经集、密教。
这部大藏经所收的大小乘经典，有1460部，4225卷。
虽然数量很多，仍然没有把汉文译籍收集完备。
汉文翻译的外来经律论典籍数量究竟有多少，是很难考证清楚的。
中国撰述
所谓“中国撰述”，是指中国人自己撰写的佛教著作。
中国人撰写佛教著作始于东汉末年，两晋以后数量急剧增加。
到唐代初年，根据《法苑珠林》的记载，中国佛教撰述已经达到3000卷左右，以后的数量更庞大。
中国撰述的数量有多少，很难得出确切的数字。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国撰述的数量要超过翻译经典。
中国撰述的种类很多，有经典注疏、史籍僧传、总集类书、经录音义、灯录语录等等。
总的说来，到隋唐时期，中国撰述以经典注疏数量最为庞大；从唐末五代开始，禅宗典籍逐渐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
以下主要介绍这两种典籍。
所谓“经典注疏”，是研究、阐发和弘扬外来经典的著作。
域外佛教经典自汉代开始翻译成汉文以后，就逐渐产生了各类注经解经的著作。
注解经典有不同的目的，或为阐发经义，或为另立新说，或为授徒传法，或为记录师言。
注解经典的形武多种多样，或随文释义，常称为“义疏”；或概括经典核心思想，常称为“悬谈”；或划分经典章节段落，常称为“科文”；或记录祖师讲解经典，常称为“述记”，或汇编已有的经典注释著作，常称为“集”等。
隋唐时期，以解经注经为主要形式的佛教理论创造达到后代无法企及的高峰，许多注疏著作成为建立宗派学说体系的基本典籍。
比如，智顗的《法华文句》、《法华玄义》等通过解释《法华经》，奠定了天台宗的教理基础。
智俨注释《华严经》的多种著作，基本完成了华严宗的核心教义。
道宣注解《四分律》的多种著作，构建了南山律宗的理论体系。
隋唐以后的各朝代，虽然也有大量经典注疏著作，种类也比较丰富，范围也比较广泛。
但是，各种解经注经著作都没有什么理论创新，基本以传播佛教基础知识和转述前人成果为主。
随着禅宗从唐末五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禅宗典籍大量涌现，逐步成为中国撰述的主体部分。
禅宗典籍的种类也很多，以语录和灯录为主。
禅宗语录是弟子辈对祖师说法内容、传禅机缘的记录。
编撰禅师语录起源于唐代，最盛行于宋代，流风所及，遍于元明清禅林。
不但名震一方的宗师有语录行世，无所影响的禅师也有语录流传。
“语录”一般只记录禅师个人及其与师友、弟子的言论，大同于《论语》记录孔子语的体裁。
编辑语录者，多为禅师的后学。
语录原本重于记言，轻于记行，尤其侧重记录禅师在开示后学过程中流传广泛的名言警句。
被称为禅宗“宗经”的《六祖坛经》，实际上就是惠能的“语录”。
在唐代以后，语录内容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一般“语录”本包括小参、法语、示众、茶话、机缘，勘辨等内容。
有些“语录”本加上了禅师的书信、诗文、各类著述等，成了禅师个人的著作全集。
还有些“语录”本更加上禅师的行状、塔铭，以及与禅师有关的他人著作。
这些语录往往称为“全录”、“广录”。
“灯录”是“传灯录”的简称，是禅宗创造的一种著作文体。
因以禅法历代相传如同灯火相续为譬喻，故名。
编撰灯录起源于唐代，以后历代都有仿效作品。
最著名的灯录是北宋时期编辑
的《景德传灯录》，这是禅宗历史上第一部官方参与编修的禅书，在宋代以后的禅宗历史上影响很大。
灯录的特点，是以禅宗派系的师承关系为标准收录人物，按历史顺序分别记载其传法机缘略传。
由于对人物派系分属有分歧，所以一些灯录著作常引起不同派系之间的法统之争，嫡庶之辩，聚讼纷纭。
从唐代到清代的众多灯录，记载范围不同，或通载禅宗五家法脉，或选录一家法系，或汇集某个地区的禅门师承。
有些著作虽不以“灯录”命名，其性质同于灯录，可视为同类史籍。
另有一些著作是集录历代祖师的重要语录，若干类作品，按世袭排列，也属于灯录性质。
禅宗之外的宗派，也有仿效“灯录”体裁，编辑本宗祖师的传记。
大藏经
“大藏经”简称“藏经”，原来指中国汉文佛教典籍的总集，现在也可以泛指一切文种的佛典总集。
刻印佛经起源于何时何地尚不清楚，现存最早的印刷佛经，是唐朝成通九年(868)四月十五日王玠为其双亲做功德而刻印的《金刚般若经》。
从有关资料的记载和实物发现来看，宋代以前，只有刻板印刷的单本经书和佛教僧人的注疏著作，还没有大规模刻印佛教经典总集性质的大藏经。
我国雕刻和印刷大藏经，是始于北宋的佛教文化事业。
宋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藏经雕刻始于宋太祖时，其印刷由印经院负责。
到北宋末年，民间刻印取代了官方刻印。
由朝廷资助并派人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官版”，由地方官吏、富豪或寺院主持刻印的藏经习称“私版”。
宋代300余年间，官私刻印的大藏经有5部，分别是《开宝藏》、《崇宁藏》、《昆卢藏》、《思溪藏》和《碛砂藏》。
其中，《开宝藏》最有影响。
《开宝藏》是由宋太祖提议雕印的官刻藏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
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遣内官张从信到益州(成都)雕造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完工，历时12年。
由于刻成于益州，也称“蜀版”。
《开宝藏》所收入的典籍依据《开元录》，计有5000余卷，刻版保存于汴京太平兴国寺内的印经院，并在那里刊印，印刷好之后颁发给各大寺院。
随着新经陆续译出，不断补刻加入，另外还增刻了东土撰述和《贞元录》入藏经典，并予以校勘，最后达到6620余卷。
《开宝藏》的印本为以后所有官私刻藏的样板，并曾印赠高丽，从而引起仿刻。
《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印刷大藏经开始取代手写大藏经。
我国刻印藏经规模之浩大，影响之久远，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对雕刻、造纸、印刷等手工艺的发展，对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沟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在《开宝藏》的带动下，历代刻印藏经一直延续。
辽代有官刻的《契丹藏》，金代有私刻的《赵城藏》，元代有《普宁藏》、《元官藏》和《毗卢藏》。
明代共刻过5部大藏经，分别是《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和《万历藏》。
清朝刻印有《乾隆版大藏经》，俗称《龙藏》。
清末民国时期刻印有《频伽藏》和《普慧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