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分析(1)
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摘
要：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 与实证分析相 结合的研 究方法 ， 从理论上 分析 了制度 变迁 、 融 结构调 金
整与经济增 长三者之 间的相 互作用机理 ； 实证上通过在金 融结构与经 济增长模 型 中引入 能够综 从
合反映制度 变迁的制度 变量 ， 验证 了国家制度 变迁对一 国金 融结构与经济 增长会起到促 进或制 约 的作 用。当制度供给 与金 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 的需求达到均衡 时 ， 国家制度安排会 优化金 融
收稿 日期 ：２０ －４１ ０６０ —０
基金项 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０ ７ ０ ３ ７３ ３０ ） 作者简介 ：杨晓敏 （９ ３一 ，女 ，黑 龙江哈尔滨人 ，硕士研究生 。 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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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变迁 、 融 结构 与 经 济增 长— — 基 于 中 国 的 实证 研 究 金
７ ｌ
效率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金融资产分布的合理性上却大相径庭 的原因。 为此 ，引出本： 艾的研究假设 ：国家制度的变迁会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起促进或制约的作用 。 本文将从国家制度变迁 的视角 ，从理论上分析制度变迁 、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 动机理，从实证上验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做出评价 和分析 ，以此给 出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路径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 二、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机理 Ｄ ＣＮ ｒ 在 《 ． ． ｏｈ ｔ 制度 、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中认为制度变迁就是制度 的替代 、转换和交易。在 Ｎ ｒ 制度变迁一般理论模型的两个假设条件下 （ ｏｈ ｔ 一是 “ 经济人”假设 ；二是制度变迁 的诱 因是追求 潜在收益） ，制度经济学中有两种制度变迁模型：其一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它是指个人 和组织追 求潜在收益 自 发倡导实行新的制度 的一种变迁 ，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有 三个基本特点 ：利益驱 动 、自发性和渐进性。其二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它是指由政府以命令和法令的形式实行 的制度变 迁 ，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无论属于哪种类型 ，制度变迁都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制度非均衡再到均
比较制度分析第10章制度变迁理论
讲义结构
制度变迁的含义 制度变迁的主体
制度变迁的原因
制度变迁的方式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如何制定一个良好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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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在政府主导性的制度变迁中，政府的作用是
至关重要的。 在非政府主导性的制度变迁中，政府不干预 也是至关重要的，不干预等于默认，等于间 接支持。 因此，在一个国家整体的或部分重要的制度 变迁中，离开了政府的支持、扶持都是难以 取得成功的，即使是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有 时也需要政府加以确认，使其合法化。 年九广vs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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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主体
政府（阿罗不可能定理）
– 政府的特点是垄断性（人们不能自由选择）、强制 性（人们必须接受）、非赢利性、公共性（面向全 体公民）、目标多元性（测量其绩效更为困难）， 这是许多一般组织所不具备的。 – 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并且更难以测度。 – 政府的作用是在人们之间合作难以进行，或者合作 难以长期保持的条件下会十分的明显（如囚徒困 境）。 – 政府在制定制度、监督制度的执行、惩罚不执行制 度者等方面有着其他组织难以替代的作用。 – 案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商鞅变法禁三代同居、 汉武帝的推恩令解决了国家分裂隐患。 – 政府在制度变迁中作用的两面性：积极性与消极性。 （诺斯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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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的含义
制度变迁的原因
–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节约交易费用， 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或提高 制度的成本与收益（直接的与间接的、物 质的与精神的、短期的与长期的）比。 – 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 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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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义结构
制度变迁的含义 制度变迁的主体
论历史制度主义解析制度变迁的逻辑框架
论 历 史 制 度 主 义 解 析 制 度 变 迁 的 逻 辑 框 架
董 琼 华
（ 中共 中央党 校 ，北京 １０ ９ ） ０ ０ １
摘
要 ：对 于历 史制 度 主 义 的 使 用 不 能 仅 仅 是 对 其语 言 系统 支 离破 碎 的 片 断性 源自 为 ，正 确把 握 其 逻 辑 体
系才 是 科 学 的 态度 。历 史制 度 主 义 的 制 度 变 迁理 论 典 型性 地 体 现 了历 史制 度 主 义 的 思 维逻 辑 与 分 析 方 法 ，历
史制度主 义用于解析 制度 变迁的框 架图的研 究有 着建设性的价值 。从历 史制度 主义解析 制度 变迁试 图解答的
过 程 、 宏 大 历 史 背 景 关 注及 制 度 变 迁 的 路 径 选 择 等 方 面 对 其逻 辑框 架 进 行 透 视 ，使 对 于历 史 制度 主 义 的 理 解
深 化 了一 步 。 关 键 词 ：历 史制 度 主 义 ；制 度 变 迁 ；逻 辑 ；框 架 图
历史 制 度 主义是 ２ ０世 纪 七八 十 年代 政 治学 领 域 开 始 兴 起 的一 种 理 论模 式 ， 滥觞 至今 受 学 界 推 从 崇 。其用 于分 析制 度 相关 问题 的方 法 与 视 角 得 到 了广 泛 认 同。而 我 们 知 道 的 ， 历 史 制度 主义 最 为 典 “ 型 的观点 体 现在其 独 特 的制度 变迁 学说 中。 ［ 所 以历 史制 度 主义 解 析制 度 变 迁 的相 关 逻辑 影 响 到我 ”
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发展综述（张忠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2005212155）【内容提要】本文首先对制度变迁进行阶段性的划分，制度变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以凡勃伦为创始人的开创性历史时期，制度的概念得以创立并用“累积因果论”来解释制度的变迁。
第二个时期是以约•莫•克拉克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时期，涉及到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制度与技术相互作用等问题。
第三个历史时期是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科斯、诺思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蓬勃发展时期，研究成果卓著。
本文比较了各个阶段之间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并结合现阶段各理论发展的状况，看它们的融合和新的发展，本文还论述了包括马克思、博弈论者、混沌经济学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论解释。
【关键词】制度/ 制度变迁/ 旧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一、引言制度主义最初是处于异端的地位，但随着制度主义不断的演变与发展，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出现，其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90年代初科斯与诺斯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制度学派的影响达到了顶峰。
同样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新、老制度学派，为什么在经济思想史中会取得不同的地位，为什么老制度主义会昙花一现，而新制度经济学会成为“非主流中的主流”？本文就沿着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的主线来考察。
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演变的考察原因有二：1. 近年来，学界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论述颇多，但对其之前的制度主义已渐渐忘却，其实对整个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演变过程进行考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制度学派发展的规律；2.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叫法比较混杂，在这里有必要进行一下梳理。
综合两方面因素，以历史的观点分析事物，也是符合制度经济学的初衷的。
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二、制度经济学派的划分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制度学派产生于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替时期，其创始人是美国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
新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演变述论(1949-2024)
新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演变述论(1949-2024)第一篇范文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和市场关系经历了多次深刻的调整和变革。
本文试图梳理这一过程，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以期对当前和未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949-1978年，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调控。
在这个时期，政府扮演着决策者和主导者的角色，市场机制受到抑制。
然而，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生产积极性不高等，我国经济陷入了困境。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政府逐渐放权让利，激发市场活力。
特别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逐步实现良性互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职能逐步转变，从过去的直接调控向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同时，政府还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我国经济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到了2024年，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
政府职能更加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然而，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政府和市场关系仍需不断调整和完善。
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第二篇范文在探讨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从3W1H（What，Who，When，How）和BROKE（Background，Reason，Outcome，Knowledge，Evaluation）模型出发，以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视角来分析这一历史演变。
3W1H模型What（什么）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演变可以说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权力平衡和角色调整的过程。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视角
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投稿领域：经济史从租庸调到两税法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摘要：本文试图用新制度经济学范式重新解读这段土地赋役制度变迁史，在对均田制、租庸调制和两税法分析时，都是用经济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先列出初始约束条件，然后在此基础上求得制度均衡解。
将一些经济史的问题内生到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去研究，从而用全新的视角加以审视和诠释。
揭示出均田制下的土地产权实质上是一种低效的残缺产权，随着人口、战争等外生变量的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出现了制度危机，此时必须引入新的两税法赋税制度，才能使制度结构重新恢复稳定均衡。
关键词：均田制租庸调两税法产权制度变迁引言新经济史代表人物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传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当代经济分析。
但在经济史领域，诺思的理论至今仍未能成功进入中国古代经济史殿堂。
大概因为学术传统的影响，许多原本学经济学而后从事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大多也恪守历史的方法而很少用到规范的经济学方法。
为了使经济史研究方法多元化，笔者试图用诺思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
唐代中期由租庸调转向两税法的制度变迁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大变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高度重视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还没有用新经济史范式研究过，故笔者觉得很有必要尝试一下，希望可以从一个全新视角加以诠释。
本文主要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去研究均田制、租庸调和两税法，全文结构如下：（一）对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作一概述，介绍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三大基石：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二）用产权理论分析北魏的均田制。
通过分析表明，均田制的实质是国家统治者从宗主手中接管了土地产权的界定权，统治者为了租金最大化不让土地自由转让，而这样的产权是一种低效的残缺产权。
（三）对唐朝初期的租庸调制进行了经济分析，并通过对两份性质不同契约的比较，证明了在授田不足的情况下，作为理性人的农户宁愿放弃自耕农身份转而去做佃户的经济动因。
二重结构与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一个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不 良债权时 ， 政府也一再表示此次注资是最后一次 ， 且 态度坚 决 。而 同样 在 ２０ ０７年 ｌ ２月 ７ 日结 束 的 “ ０７ ２０ 年农村金融论坛” ， 上 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也 同样强调“ 对农信社 ， 这是最后一次免费输血 ， 对于
收稿 １期 ：０ ９１ －９ 修 回 日期 ：０ ０ １１ ３ ２ ０ －１ ； ０ ２ １ － —０ ０
迁所取 代 。
关 键词 ： 重 结构 ； 融制 度 变迁 ； 二 金 国家能 力 ； 意识 形 态 中图分 类号 ：８ ０ ９ Ｆ ３ ． 文献标 识 码 ： Ａ 文章编 号 ：０ ０２ ３ （ ０ ０ ０ －０ ４０ １０ －７ １ ２ １ ）４０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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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注资一剥离一再 注资一再 剥离 的“ 输血 ” 改造工 程 。对 于 目前正 处 于改 革 紧要 关 头 的农 行 和农 信 社 的改 革 亦 是 如 此②。 而早 在 １９ ９ ８年 国家 对 国有 银行实施第一次大规模 注资时 ， 财政部就曾称之为
“ 后 的 晚餐 ” 到 了 １９ 最 ， ９９年 又 剥 离 了 １４万 亿 的 ．
摘
要 ： 中 国特 有 的“ 重结 构” 会 现 象为 分析 切 入 点 ， 为一 个扩 展 了的 国家能 力 即 包 以 二 社 认
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分析
我国农村经济转型的制度变迁分析作者：王覃刚熊晓慧张欢欢来源：《智富时代》2016年第09期【摘要】从制度变迁和转变的视角，探讨农村经济转型及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制度演化。
演化过程的竞争和自然选择成就了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进入新的阶段，农民收入发生显著变化。
但仍存在多种因素影响并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转型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农村经济；转型；制度变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制度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制度合理完备的国家，即使资源禀赋可能欠缺，国民经济也表现出好的发展状态。
而那些制度缺失或不合理的国家，却表现出了相反的发展状态。
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经济从此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时期。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体制转型不但没有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反而带来了即期的经济增长。
这期间的经济增长除了要归功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外，卓有成效的宏观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也功不可没。
一、制度变迁与经济转型所谓制度变迁是指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
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
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
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农村经济的演化历程纵观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不难发现，我国农村经济政策是在不断调整，不断改革，几经周折，循环往复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之后才有了现在的绩效。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了对于当时生产力的考量，一味地要求改变农村生产关系，追求所谓的“一大二公”，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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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演化逻辑分析摘要：中国的金融制度由于“国家悖论”、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以及政府偏好序列的约束，及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为获取制度租金而采取的博弈，使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金融制度变迁具有强势路径依赖的特征，锁定在低效状态。
要退出中国金融制度锁定，必须引入新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从而达到高效的路径替代。
关键词：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路径替代中国在金融制度改革初期，政府扩张国有垄断金融的产权边界，建立支持国企资本性融资的股票市场，通过政府特有的制度偏好“父爱主义”来维持国有企业的生存，这不仅使中国基本确立起市场金融制度框架(从数量规模角度)，而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经济产出的不断增加和整体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稳定，同时也产生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银行、地方政府等现有金融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并形成他们对目前金融制度的“稳定需求偏好”和刚性依赖。
这种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便是金融制度的非均衡，并内生出金融垄断固化、金融资产质量低下、金融风险扩展、金融体系脆弱和边际金融效率递减等副产品，制度变迁陷入一种非效率的闭锁状态。
因此，需要从引入新的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进入金融核心制度变迁来实施对现有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一)路径依赖分析路径依赖，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且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
在诺斯看来，之所以存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及对此路径的依赖，不仅起因于制度的收益递增，而且也是因为制度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其因此而产生正的交易费用。
因此，分析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就不仅要考察制度的收益递增问题，还必须分析市场结构和正的交易费用对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所产生的影响。
诺斯在1990年出版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主要就是把技术性的自增强机制和交易费用因素结合起来，试图提供一种用于分析长期制度变迁过程的分析框架。
诺斯指出，在一个不存在制度报酬递增和可竞争性市场的世界里，制度是无关紧要的。
制度自增强机制的四个因素是：(1)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随着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这是制度创新中的规模经济。
(2)学习效应。
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
(3)协调效应。
一项制度的实施将会产生一些与此制度相适应的组织和制度，形成新的联接体，最终形成统一的，具有互补性的体制。
(4)适应性预期。
制度框架中正式规则的确立将会导致大量的与之相适应并兼容的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从面形成对正式规则的补充并且延伸到具体的应用，这自然会使人们产生适应性预期并强化制度本身。
总之，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
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完全的，制度变迁的轨迹将是有效的。
如果市场是非竞争性的、不完全的，信息的反馈又是分割的并且交易费用又是显著的，那么一项无效率的制度将会持续存在并把经济增长锁定在一个低水平陷阱之中，要脱离这一陷阱，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力，或从事宪政改革，重组整个政治制度。
因此，诺斯将路径依赖分为两种类型：诺斯路径依赖I：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会加强这一轨迹。
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
诺斯路径依赖Ⅱ：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
这种制度只会鼓励分配性努力，而不会激励生产性努力。
(二)路径替代分析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的变迁路径，实施路径替代，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1)如果该路径产出的递增强化机制来源于初始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导致的沉没成本很高，以及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引致的认知阻力很大；(2)如果自我强化机制来自系统中各种网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便有利于制度替代。
基于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约束和改革成本的递延化分摊以及初始固定成本和适应性学习效应，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兼具上述两个特点。
因此，鉴于“国家悖论o，’和改革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滞，在转轨经济中只考虑如何打破旧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制度变迁中既得利益集团博弈对制度变迁路径和绩效的影响，并利用政府效用函数结构的动态优化和改革路径的调整，适当引进制度外变量，从而从内生层面和外生层面对锁定状态的中国金融制度进行路径替代，实施制度变迁效率的阶段性跃升。
二、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路径依赖原理告诉我们“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制度变迁选择何种方式，主要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利结构和偏好结构。
回顾中国20余年的金融改革历程，无论是国有银行的改革还是源于对国企资本性融资支持的证券市场的建立，无不是从上而下的政府强制供给行为，这种变迁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往往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扭曲的博弈均衡，并不一定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
1.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初始禀赋。
直接控制下的单一国有银行体制是中国金融改革面对的初始体制禀赋，与这种金融体制禀赋相对应的是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
这种国有金融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初始结构决定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特殊机理和轨迹，其庞大的初始资产的专用性引致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并由于国家悖论条件下的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和国有企业与国有金融的刚性依赖以及国有制度矩阵下相互依赖的构造所带来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自增强机制而导致目前的金融制度变迁陷入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2.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是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小，金融资源大量分散于民间部门并形成巨额“金融剩余”，中国金融完成了“财政主导型”到“银行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弱财政，强金融”的体制结构。
于是改革后金融资源分散化正好为国家通过扩展国有金融产权边界、控制金融剩余来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提供了制度需求，并以此来弥补伴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
因此政府作为推动金融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在决定金融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路径时，既有促进微观经济金融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制度效率最大化的动机，更有维护“公共金融产权”不变、通过金融替代部分财政职能、确保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获取政治支持、推动经济改革并实现政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动机。
因此，政府的偏好和意识形态刚性以及维护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约束，政府会选择维持现有的金融制度，只做一些增量型的边际改革。
3.具有适应性预期和学习效应的既得利益集团。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产权的同源性与“公共地悲剧”导致了国有金融体制与国有经济之间形成了一种刚性依赖，国有银行对国企的注资(替代财政功能)与救助，形成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并形成制约中国经济改革的不良债权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反面则正是中国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
现有两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因其在改革进程中形成刚性的体制依赖，维持目前低效的金融体制安排是各利益集团的理性选择，并通过博弈形成一个“纳什均衡”解。
因此，选择政府供给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内生的制度逻辑，并由于各利益集团的局部理性而衍生出目前的制度变迁路径。
(二)需求主导型金融制度变迁的弱势效应在目前的金融制度变迁框架内，各微观经济主体只是政府供给主导性金融制度变迁的被动接受者：1.初始条件下的国有垄断金融部门覆盖全社会，并且在改革过程中为了控制金融剩余而不断扩张其产权边界，其空间结构极为严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利益集团没有现实存在的可能。
2.从公有制经济内部来看，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都对目前的金融制度表现为一种“稳定需求”的偏好，特别是国有企业作为现存金融制度的最大利益集团，对国有金融制度形成一种强势的刚性依赖并由于“公共地悲剧”的产权基础而得到强化，对国企来说选择目前的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不会对透致性制度变迁产生内生需求；而对国有银行，由于产权模糊所致的收益内在化和成本外部化，使得国有银行及代理人在获取制度性租金和垄断性利润的同时不可能成为诱致性变迁的主体，因为市场化金融制度的成本内在化的预期不符合国有银行及代理人的理性预期。
3.惟一具有内生性诱致性制度变迁需求的主体便是高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主体。
但是国家对金融机构有着严格的进入标准，因此在国家对中小金融机构制度供给严重缺乏的约束条件下，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供给约束而无法变成现实，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民营金融机构缺乏便是这一问题的现实写照。
同时在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介入使得金融制度变迁演进成三元博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由于地方政府特殊的效用函数(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和租金最大化)，于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增强了企业群体的谈判能力，使得政府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演化为中间扩散型道路，含有了某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因素。
但由于类似于“国家悖论”的“地方政府悖论”，使得像城市商业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逐渐“31农中建化”而体制复归，体现了中国金融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强大向心力。
三、中国金融制度演化趋势：内生性和外生性路径替代路径依赖决不是历史决定论，只要通过相关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替代，实施动态的制度变迁，就能退出锁定的低效路径。
(一)改革进程中政府效用函数结构变迁与动态优化低货币化的初始状态使得政府扩张金融产权边界的收益在改革初期递增，但国有企业资金陷阱导致的大量不良债务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抵消了国家由于金融产权边界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并诱致巨大的潜在金融风险。
同时，国有金融规模的扩张导致委托代理成本剧增。
有关研究表明，在1979至1991年，国家控制金融的总收益一直大于成本，而从1992年开始，国家控制金融的成本迅速上升，1995至1996年控制金融的净成本高达16570.92亿元，其制度变迁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越来越有限，并且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非对称性因非国有金融制度供给严重滞后而更加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