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

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地评述了康德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并分析了其意义和影响。

作者认为，以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把上帝、灵魂和宇宙作为认知的对象，凭借理性的抽象思辩，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被奉为“科学之科学”。

康德从先验唯心论的立场，阐明了上帝、心灵和宇宙乃是经验领域之外的对象，揭露了理性抽象思辩的自身矛盾，论证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神圣地位，揭开了形而上学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康德在论述中提出了先验辩证法、理性的界限、理念的规范作用，可知的与不可知的原则区别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对于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复杂的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本体论幻相逻辑先验辩证法二律背反理性的理念思辩形而上学＊＊＊德国民主派诗人海涅，曾经把康德与罗伯斯比尔相比论，说他们两人都是“刽子手”。

罗伯斯比尔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而康德则把上帝送上了断头台。

“上帝”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是哲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信仰“上帝存在”，是西方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之道，因此，摧毁了“上帝”，也就摧毁了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由此而产生的“破坏性的”或“革命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西方社会历史的影响亦是深远的。

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中，源远流长，从哲学在古代希腊产生之时，最初就是探究世界的本源问题，即哲学中的本体论，此为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

自此以后，形而上学，一直是哲学家们热切争论和关心的重大课题，直到康德哲学问世，形而上学的命运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我们把康德之前的西方形而上学，称之为“传统的”或“思辩的”形而上学。

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并系统化；尤其是经过近代理性派哲学家的制作，则具备了更为严格的形式的理论形态。

按照德国理性派哲学家沃尔夫的做法，形而上学的原理和论题，可分门别类排列为：“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以及“理性神学”。

在沃尔夫派的哲学家看来，这几门学问，在人类知识的领域中，都具有科学的地位，甚至是科学知识的“皇后”。

康德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考察，就是在前人的这个基础上开始的。

在论述康德对于传统的形而上学所作的批判考察的具体内容时，首先我们要了解，康德对于形而上学的根本立场。

康德对于形而上学，在性质上作了区分。

一类是作为人类心灵的自然本性的形而上学，另一类是独断的理性派所主张的“伪科学的”形而上学。

他认为，追求形而上学的冲动，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本性，这也就是后来叔本华所说的“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

形而上学，作为人类本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它是可能的，也是有价值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先验辩证篇”中，康德正是要致力于为此作出论证，他考察了“纯粹理性”（Vernunft）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机能，它不同于“知性”（Verstand）。

纯粹理性提供的“先验理念”，虽然不能用来增加我们的关于对象（客体）的知识，然而，它却具有积极的规范性的功能要执行，由此，康德就对这种“先验理念”的起源与体系以及它们的正当的功用，作了系统的考察与论述，从而为作为人类心灵之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寻求理论根据。

但是，另一方面，康德则反对独断的理性派的哲学家所主张的“形而上学”，康德认为，这种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

因此，把以上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使我们全面地认识到，康德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是复杂的；他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真正地揭开了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新的一页。

在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中，康德之所以能作出这种划时代的贡献，这是因为他对于辩证法有着深刻的洞见。

辩证法与哲学一样的古老，但是，在古代希腊人那里，把辩证法看作是一种“诡辩的技艺”。

康德认为这种看法是极不恰当的。

他认为，一般说来，辩证法乃是一种“幻相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幻相”是指一种“先验的幻相”，其特征是在于，虽然明白揭露了它的无效性，但它仍不会终止，例如“世界必须在时间中有其开始”这个命题就给出了一种“先验的幻相”。

康德指出，这种“幻相”是不能防止的，“正如我们不能防止海面在地平线上比海岸显得更高一样，因为我们看海面是通过更高的光线的；”（《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B354，以下只注页码）。

“先验幻相”的产生乃是由于纯粹理性自身的辩证法，“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属于纯粹理性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并不是为技艺不够纯熟的人由于知识不足而陷入的混乱，也不是某个诡辩家有意编造出来的混乱以迷惑有思想的人，它是和人类的理性分不开的，即令在它的欺骗性已经暴露了之后，它仍然要捉弄理性，继续使理性断断续续地陷入一时的错乱，而常常需要矫正”（B355页）。

了解康德的辩证法是掌握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理论的关键，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康德在形而上学的理论探索中远远地超出了前人的成就。

二康德从他的辩证法中推导出“先验理念”，以此来矫正“先验幻相”给理性带来的迷乱，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分析。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中，康德从判断的逻辑形式演绎出知性的范畴，阐明了范畴是知识所以可能的先天条件。

在“先验辩证论”中，他则是从间接推理的逻辑形式演绎出纯粹理性的理念，由此进而展开论述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不可能。

对于康德，间接推理即是三段论推理。

知性是直接与感性的“现象”打交道，知性的功能是把现象统一在它的判断之中，理性则不是以这种方式直接与现象打交道，而是间接地或通过中介地作用到现象。

这就是说，理性是接受知性的概念与判断，并寻求用一个更高的原理为指导把它们统一起来。

这里用康德自己举出的一个三段论推理为例来加以说明。

“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所有的学者都是人；所以，所有的学者都是有死的。

”这个三段论的结论，被了解为是借助于或通过小前提而从大前提推得的。

然而，我们显然可以继续去寻求大前提的真理性所依赖的条件。

这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揭示大前提“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其自身乃是先前三段论的一个结论。

例如，这个三段论的形式可以表述如下：“所有的动物都是有死的；所有的人都是动物；所以，所有的人都是有死的。

”显然，理性的推理还可以继续追究下去，以达到更大范围的统一，寻求必要而充足的理由，这就是理性的功能，它不同于知性。

现在，在举出的例证中，显然可见，理性并不从其自身中产生概念和判断。

理性只是与知性在其经验的使用中所提出的诸种判断之间的演绎关系打交道。

但是，理性有一个特殊的特征，即、它不满足于停止在这种统一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有条件的特殊的前提上；这就是说，这个特殊的有条件的前提，其自身能够被揭示为是一个前在的三段论推理的结论。

可见，理性的特殊功能就是：它是要寻求无条件的。

然而，这“无条件的”不是能在经验中给予的。

这里必须指出，以上所述对于康德先验辩证法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于前在的三段论推理的链锁系列中，一直向前追溯，这是纯粹理性自身的一条逻辑准则。

那就是说，理性的逻辑准则命令或迫使我们不断地去寻求更大的知识的统一性，愈来愈走向那“无条件的”，直至达到其自身不再是有条件的终极的条件。

但是，逻辑准则就其自身来说，并不断定推理的链锁系列曾经达到了一个“无条件的”，亦并不断言，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无条件的”它只不过是指示我们，要象存在着“无条件的”那样去行事，以此不断地促使我们的有条件的知识完善化。

当逻辑准则设定着有条件的系列趋向无条件的以及存在着一个“无条件的”，这时，逻辑准则就是纯粹理性的一条原理。

先验辩证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指明，这条原理是不是客观上有效准。

纯粹逻辑准则，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发生问题的。

但是，我们据此准则而设定，有条件的判断系列事实上是被统一在无条件的之中，这种设定得到了辩明吗？或者说，这种设定就是在形而上学之中产生幻相与谬误的根源吗？按照康德的看法，存在着三种可能的三段论推理的类型，即、直言的、假言的和选言的。

这三种类型的间接推理对应于三种关系范畴，即实体范畴、因果范畴与相互作用范畴。

对应于三种类型的推理，存在着三种无条件的“统一者”。

这些都是纯粹理性的原理提出的公设或设定。

在直言三段论推理的系列之中，一直向前追溯，理性达到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标志着一个事物，这个事物只唯一地是主辞（体），而不再成为宾辞（客体）。

在假言三段论推理的系列之中，一直向前追溯，理性要求一个以一个预设前提为形式的无条件的统一，这个预设前提自身不再以任何事物为前提，这就是说，它是最后的终极的预设前提。

在选言三段论推理的系列之中，一直向前追溯，理性则在众多选言支的集合的形式中要求一个无条件的统一，它使众多部分的集合达到绝对的完整。

康德为何要从三种类型的三段论推理中演绎出三种无条件的统一性，道理是很明显的。

我们知道，康德在从事知性范畴的演绎时，他是力图克服演绎的任意性，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范畴表的缺点，康德提出的是系统的完全的演绎。

康德希望指明，范畴正是并且如何正是这些数量而不多不少，所以，他力图从判断的逻辑形式演绎出这些范畴，他认为，这样制定的范畴分类是合乎法则的和完善的。

同样地，康德在演绎纯粹理性的理念时，也是希望指明，这些理念如何正是并且恰好正是这些数目而不多不少。

因此，康德试图从三种类型的间接推理中演绎出这些理念。

康德是从形式逻辑出发的，与形式逻辑相一致，只可能存在这三种类型的间接推理。

因此，也只可能存在这三种无条件的统一性。

然而，应当注意到，康德在演绎纯粹理性理念的历程中，他又引入了一条补充性的原则。

这就是说，他引入最一般的关系观念，我们的一切表象就是处在这最一般的关系之中。

这有三种情况：第一，表象对于主体的关系；第二，我们的表象对于作为现象的客体的关系；第三，我们的表象对于作为一般思维客体的关系。

实际上，康德是引入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来讨论现象间的逻辑联系，这样，就把纯粹理性的逻辑形式的演绎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从而把知识可能性的逻辑演绎与形而上学的理性思辩结合起来，从讨论知识的可能条件深化到批判形而上学的存在根据。

康德这样做，首先是由于经验可能性的需要。

如我们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分析论”中已经看到的，一切表象都必须与统觉的统一性相关联，这就是说，“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

现在，理性，借助于设定一个无条件者，趋向于完成这种系列的综合，此无条件者即为一个永恒的自我或思维的主体，它被设定为一个实体。

这就是说，理性趋向于完成内在生活的综合，借助于超越经验的有条件的自我，而达到无条件的思维的自我，此即为实体性的主辞（体），它决不会再成为宾辞（客体）。

第二，在对待我们的表象对于作为现象的客体的关系时，我们又需援用知性的因果范畴，凭借它对于感性直观的杂多进行综合的统一。

现在，理性是寻求使这种综合的统一达到最后的完成，凭借趋向一个无条件的统一，这被设想为是因果系列的完成。